|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文化基因，都是在几千年前已经出现并延续至今，中华五千年文明血脉的探索需要考古学积极介入和深入阐释。游牧聚落考古作为考古学科的新兴研究门类，运用有别于农耕文明研究范式的理论业态对游牧遗址进行深入解读，进而为考古调查发现的游牧遗迹和遗物进行综合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阐发中华多元一体文明的形成机理。为深入了解考古学特别是游牧聚落考古的研究成果、现存问题及未来发展路径，记者采访了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结合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简要介绍下您或您的学术团队近年来所做的考古研究工作。 王建新：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明。与对农耕文明的研究相比，针对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并不是特别多，也缺少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从2000年开始，我带领的考古学术团队在甘肃河西走廊到新疆东天山的广阔区域内，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在考古实践中发现，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说法是片面的，冬季定居是古今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游牧聚落遗址的存在是普遍的。通过多年的工作，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数百处游牧聚落遗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居住遗迹、墓葬、岩画作为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要素，极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内容。新疆巴里坤东黑沟（石人子沟）遗址是一处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该遗址的考古成果在2007年度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国内外首次肯定了游牧聚落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这些田野发掘工作及学术研究对揭示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路径及中国历史研究有何作用？ 王建新：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出，改变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过去在游牧考古研究领域的落后局面。这一理论方法体系在实践中提出，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丰富和完善。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新疆北部、蒙古草原、中亚地区的考古工作中，特别是在国外考古学家多年工作的区域内，不断新发现大批游牧聚落遗址，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学术团队深入探讨游牧经济起源、游牧聚落与农业和半农半牧聚落的不同特征、游牧聚落季节性分布的规律、古代游牧经济特征、古代游牧人群社会组织特征、古代农牧关系的不同模式等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重大问题，使我们在游牧考古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游牧考古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和进展表明，近代考古学从国外传入中国后，中国考古学学科在100年来的实践中，不但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而且可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例如，近20年来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保护实践中，考古学界围绕大遗址保护开展的考古工作，逐渐形成了大遗址考古的理念与方法。这包括，重视对大遗址开展整体性、系统性的考古研究，在考古工作过程中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为大遗址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等。我国考古学界将大遗址考古的理念与方法带到国外考古工作中后，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和好评，展现了考古学科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未来中国考古如何在加强学科体系建设、完善理论方法及认识历史和东西方比较研究等方面展开探索？ 王建新：中国考古学科应在充分了解国外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界需要继续广泛开展国外考古工作，并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方面继续努力，取得突破和进展。比如，从东方视角出发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改变西方学术界在西方视角下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话语权的垄断地位。 在中国文明特质与形成发展过程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世界各大文明的特征和形成发展过程，特别需要了解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古代文明的特征及与中国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交往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揭示中国文明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和文明形成发展的不同道路，从根本上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和特色。 (记者 张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