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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八扣书”之战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新文化书社与大达图书供应社之间的竞争。此后不久，战势进一步“升级”。而第二阶段的战幕是从平襟亚等人的一次酒宴拉开的。 据平襟亚先生《上海滩的“一折八扣书”》（以下简称“平文”）记述，当时，他与新文化书社掌门人樊春霖、广益书局经理魏炳荣以及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等人时常一起吃饭。一次酒席上，平襟亚向樊魏建议将他们的书“改进一下”。具体的意见主要是：“第一，全部删除标点符号，不分段落，不另行排列，只须断句加点，还它传统小说的本来面貌。第二，书中首附每回插图，封面改用彩色图画。第三，精校，减少错字。第四，全部用仿宋体五号字排印。”不过，樊春霖、魏炳荣对于平的建议似乎不甚以为然，樊托词以重新改版成本高昂，魏更是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闲话”，末了还不无讥讽地回敬道：“老兄如有改革精神，急起直追，请来革我们的命吧。”坐中的沈知方在书业中素以精明著称，之前世界书局也已经涉足了这块市场，他从这番对话里嗅出了商机。 沈非常赞同平的分析，评价他的改革方案“对症下药”。沈认为，新文化和大达两家已“积重难返”，谁都没有大牺牲的勇气。他鼓动平“来革他们的命，另出一套新书”，并鼓励他“说做就做，不可气馁”，承诺“会在后方全力支援”。沈进而对书业的经营策略和盈利模式作了分析。他说：“书业的经营方式，向来有两种：一种是属于保守的，只图厚利，例如印一千本书，造本只有六百元，他竟要卖两块钱一本，只要销去三百本，已捞回成本，留下七百本，便是滞销，也不在乎。这叫做‘两死主义’，买主上门来，买主该死；买主不上门来，老板该死。另一种方式是‘薄利多卖主义’，只消从一本书上赚五分钱，销去一万本，就赚了五百元。这就是他们行销标点书的经营方式。”沈认为，目前他们的利润空间还比较大，现在“入场”依旧有利可图，“万无一失”。平向他讨教如何筹措启动资金。沈则给出了十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资金不妨取诸外埠同业，号召他们预约定货，先付十分之五，到交货时付讫，这个办法亦行得通的。你只要看商务与中华，他们正在出版大部头旧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定价几百元一部，何尝自己动用资金，还不是借买主的钱在造货，你取法于他们就是。”沈的这番话令平感到“胜读十年书”。之前，平襟亚创办有中央书店，早在上世纪20年代即与沈知方建立了合作关系，两人关系十分密切，用沈的话说“书业中谁都知晓你是我的助手，你取得了胜利，也就是我的胜利”。在得到了沈的充分肯定与支持后，平即开始着手准备。此时正是1936年。 首先，平襟亚按照他的设想，印制了《三国演义》样本：“用仿宋体五号排的，只用断句，不分段落，附加同文石印原本的分回插图，及人物绣像，都是极工细生动的，使读者看了内容，再从图画引证，取得对故事与情节留下的深刻印象。又请上海名画家张光宇精绘了一幅彩色封面图画：‘三战虎牢关’，十分精美。用一百磅木造纸橡皮版印成七套彩色，从这册样板看来，已使人爱不释手。”样本与书目和广告广为散发。第二，发起预约：承诺书目中确定的一百种书三个月内出齐。这些书基本上新文化和大达都已经出过，中央书店版定价即与两家的相同。“凡预约定印者作为基本户依照各书定价一折计算，定印时先付七成，余待出书时全数付清，各书随出随寄，以资周转。非预约户，批价二折，出书时先尽预约邮寄，得享优先的权利。”第三，个性化定制：每种书预定印满一千部者，即在书上印上他们的牌号，于是更受欢迎，各地汇款纷纷不绝，订单数额每种总在一两千部。 “平文”回忆：“当时把样本分寄给外地各同业，约有七百多家，接到的书店老板看得呆了，都认为空前未有之奇迹！既精美、又价廉，与他们两家的出版物一比较，有天渊之别。大家认为中央书店这套书，在标点书中独树一帜！于是各地同业争先恐后地大量向中央书店预约定印。”在最初的一个月内汇款总数就在十万元以上。这样，中央书店的启动资金就解决了，平襟亚聘请了四位“通人”，专心精校旧小说文字的错讹，同时绘图制版，创作封面彩色画，又包了一家印刷所“日夜赶排赶印”，竟然如期在三个月内出版了一百多种，以后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又继续出版了二百多种，合计印造的成本在二十万元以上。而中央书店却没有动用分文自有资金。平襟亚自己都感叹“这真是个异数”。 与中央书店后来居上、应接不暇形成对比的是，新文化书社和大达图书供应社的营业大受影响，为了保住市场，“不得不再跌价至一折、八扣”，但是于事无补，最终不得不照着中央书店的“新风格”全部改版。“魏炳荣与樊春霖都说这是受到意外的打击，出了冷门。”此后市面上即用“花面子书”来指称这类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