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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人交往 吴福辉 倪文尖 那天，早上醒来，依习惯看手机。看到一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群里：子善老师报告诸位不幸的消息，吴福辉先生今晨在加拿大突然逝世，享年82岁。 太突然了！怎么可能？心存一丝侥幸，赶紧去问。子善老师的回复却是证实了。 不久，收到李楠兄微信：倪老师，早上接到吴老师儿子信，“今天早上我爸在家突然去世，医生诊断为心脏病发作。”前天还在跟吴老师微信聊天。仿佛晴天霹雳！难以置信！ 唉，心里堵得慌。起床了，人也呆呆的。 做不了什么，只能在朋友圈表达沉痛的缅怀之情： “第一次见吴老师，是1992年，万寿寺。我拿着晓明老师的信去访学，吴老师客气得惊人，太温暖！当即签名送我《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一摞书。 后来见得挺多。却记不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了。以为总还会再见。 印象深刻的有，陪吴老师走淮海路，为了买他心仪的白裤子；陪吴老师去北外滩，访他小时候的旧居；2006年吴老师来上海，特地来看骨折卧床的我…… 这篇文章是2020年5月27吴老师微信发给我的。微信的通信定格在11月7 号： （子善老师在讲到您呢：“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吴先生，他小时候老家那儿要拆掉了。”） 看到子善近影，很亲切但也不免感慨：大家都老了！我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静安寺今北京西路，迪斯威路今溧阳路，东余杭路春阳里。子善说要拆的，定是东余杭路。看不到了！ 唯一的安慰是，吴老师走得突然，没遭罪吧。”  吴福辉先生与作者的最后微信对话（图：作者提供） 手足无措，就开始找起福辉老师题签送我的书来。家里书是乱得不能再乱。但还好，凭着有效虽也是有限的记忆，先是那本1987年版的“三十年”出来了，吴老师送我的是1991年10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接着，是他在上海亲手送我的最后一本书，《春润集》。这两本书，从“倪文尖同志雅正”变成了“文尖老友存之”，而时间是从“1992年6月”走到了“2012年11月”。最记得放在哪里，却搬了半天书才露脸的：先是《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该书是我读博期间用力最勤、收获最大的著作（几乎不用“之一”，吴老师的题签还提醒我回想起来，这书是烦劳他寄了第二次才收到的）；后是《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书应该也是吴老师寄过来的，我一直准备认真读而终于没来得及仔细读。颇有意味的是，这两本书，吴老师在扉页上写的都是“倪文尖存正”。大气的、熟悉的这五个字看着我，我看着它们，有些发愣，也若有所思，心里堵得更慌，就发狠试图找齐《带着枷锁的笑》《且换一种眼光》《深化中的变异》《游走双城》……但是这些书，有的应该是放在学校做教学之用，有的估计是借给学生写论文参考而不记得所踪了，反正，很难再有新的收获。当后来看到那本《梁遇春散文全编》，其实就在手边，其实前些天还正在用，却找了半天才想起来还有这本，我知道，我是心里乱得糊涂了，再找也无济于事，于是，又给子善老师写了条微信：“陈老师，学刊做一期纪念专栏吧，我想写一篇回忆兼谈老吴学术的文章，一早上很难过。”  《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书影 那天，是1月15号。 生死无情，时间更无情。现在，福辉老师“五七”都过了。按我们家乡的传统说法，老吴是彻底地到了另一个世界，与我们完全地阴阳两隔了。这一个多月里，我重新阅读了老师的一些著述，感觉有了点新的体会。可是，看过一些悼念文章后，更是发现，自己的那点体会，其实，相识或不相识的师友们已经谈得相当到位，而且，吴老师热情相待、倾心扶持的后辈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对福辉老师为人、为学的理解，尤其是对吴老晚年生活的了解，都超过我许多，也让我获益良多。我几乎都要后悔那天情之所至、主动要求写这篇文章了。 更后悔的是，福辉老师的集大成之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我竟然延宕拖拉，没有及时读，错过了跟老师汇报心得、交流思想的机会。事实上，老吴自己也非常看重这本书，他在《自序》介绍“这部书的完成，真可谓一波三折”时，就开宗明义地说过“试想此书假若早几年写出，或许它只是一种陈旧的文学史加插图、加地图的东西，一种非驴非马、非旧非新、或形新而实旧的东西而已。而现在的此书，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正文之外的插图、表格也不是什么不重要，却色色样样都归结到一部含了些新观念的，说得大胆一些，是身上可能包孕着一点未来因素的文学史上面去了。”谦逊之中，期待知音的意思也溢于言表，而且吴老师或许还私下给了我信号。前年5月24日，他主动发来王德威的该书英译本序。我却茫然不觉，没有及时回复，唉！真不知自己当时因为什么而忙昏了头。直到去年3月11日，我才给吴老师转去了当天看到的李今大作《讲述现代中国文学场域的故事》,以作为某种迟到的回应。况且那时正值新冠疫情猖獗，我去信的重心是在“吴老师健康长寿啊！非常时期，您多保重！”因此，老师的回复也主要是，“很久没通音问了，我人在加拿大儿子这里，人老了，干不成什么事了，也不知何时能去上海见见大家。疫情终会过去，希望相识者都平安康健！”这段话，这个月来我读了多次，为了努力想象吴老师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情。一向开朗达观的吴老师，终于还是开朗达观的，可惜啊，我当时只想到这一点，却没有太关注老吴“人老了，干不成什么事了”的叹息，我更不敢想，假如我主动地谈起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描画，老吴是否就会像我记忆中的吴老师那样再次阔论高谈、神采飞扬。 这真是一部非福辉老师不能写出来的文学史。该书勒口上的作者简介写道，“吴福辉（1939-），浙江镇海县人（今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南上海，长于关外辽宁。”这是老吴开讲自己的标配。在吴老师去年5月发我、我与悲悼文字同时转发朋友圈的《百年翩跹》一文中，老吴更详尽、清晰而深情地梳理了他们家族的百年迁徙史：“据家谱说，我们的根子是在延陵（丹阳常州之间），以后辗转至浙江四明之地等”，“宁波就不一样了，它是我能见到祖屋的故乡呵。宁波的创业中坚是我曾祖父”，“曾祖父在眼见上海越发崛起的关键时刻（约上世纪二十年代），毅然决定了五个儿子的去向：三阿爷一家留守，二阿爷、小阿爷转移无锡，我阿爷和四阿爷奔赴上海”，“待我在黄浦江畔出生，家族的这次‘大转移’已然完成。我从小的感觉，宁波人融入上海求得立足，就像从这个市区搬到那个市区那么熟习、自然”，“1949年底，上海解放才半年，父亲即应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招考，录取后编入第18会计招聘团，携全家转赴辽宁”，“我们家已经扎根在鞍山、沈阳，五代人构成大大小小十几个家庭；一部分后代能听懂上海话，满口讲的都已是东北话；我母亲所做的拿手宁波菜、上海菜，被有的小辈继承。吃食与穿戴两项揉入的南北习惯，成了我们这个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家族特色”，“1978年我考上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研究生，来到北京。毕业后留京工作，开始了家族部分成员向又一个地域的转移”，“我这里又分出新的一脉，下一代和下两代的儿孙不断有考上北京学校而留京者，北京支脉有了雏形”。这之后，吴老师在文中很有自我意识地总结道，“在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挖掘了海派文学，触动了我对甬沪两地固有的‘情结’，调动起童年的生活记忆，写出了最早的海派小说研究专著。我从学术专业上仿佛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  《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书影 这也是我这个月想得很多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吴老师一家和他个人在中国走南闯北的经历——而且老吴喜欢旅游在圈内是出了名的，1998年的山西行中，我有幸和他一起登五台山、观壶口瀑布，更目睹他是如何一个兴致勃勃、熟知掌故和风土人情的最佳游伴，最近，又看吴老师河南大学的学生们回忆，老吴后来走遍了河南，也一直在很努力地走遍全国——使福辉老师对中国之大有特别深刻的感悟，国内各区域之间，各各不同，又各美其美，也正是这样一种空间感觉和空间意识，才可能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吴老师的思想中，将空间性的问题埋在时间性之下，而在他的笔下创生了“新的历史叙述空间，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 当然，吴老师一生的履历中，最具有决定性的还是一头一尾。“一尾”是老吴以39岁高龄赴京求学，拜在王瑶先生门下开始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也开始做一个北京学人，做一个“北京人”。“一头”则是老吴后来越来越自觉、也一直乐于强调的，“在上海受小学教育”，长到12岁才离开上海。对此，吴老师写了不少散文进行感性回忆，也在一些论文里加以理性回顾。在我看来，相当完整的上海童年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童年记忆，实在是吴老师一生的“底子”（张爱玲的一大关键词）。虽然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上海年代，他们吴家的“中产市民家庭的地位”也时有失落之虞，但是，作为上海根本底色的市民生活和市民文化，还是奠定了吴老师的“三观”尤其是趣味，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精神气质和文学审美上，老吴都“到底是上海人”。这在他的老同学赵园老师那里，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就有感觉了，而在吴老师早年的学术工作里，倒反而是潜伏在他对“讽刺文学”的津津乐道和对沙汀小说的深入剖析中。也是难怪，在八十年代早、中期，虽也不是没有汪曾祺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等显得另类的文学，但当年的时代精神和文化风尚，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一个合适的阐释框架来予以接受和安置，以至于阿城的《棋王》出世了，大家都还在一起或认真或忽悠地谈“道家”论“文化”。是要等到1987年，用我很多年来习惯了的一个说法，是随着大众、欲望和市场的崛起，以“新写实小说”风行文坛特别是王朔的作品风行全国为标志，世俗生活和市民文化的逻辑才终于“上得了台面”。1989年，吴老师果然领风气之先地，也责无旁贷地连发二文，《为海派文学正名》和《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这两篇著名论文，对于吴老师个人来说，是不仅发展出了学术代表作《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也在事实上构成了老吴独到的现代文学史观念与图景的滥觞，而对我们这个学科来说，则开启了一个研究海派和上海文学的潮流。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作家钱钟书，但与风行一时的“钱学”文章多少不同，我希望是把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放在二十世纪中国乃至更具体的四十年代上海的历史语境里进行解读，所以，吴老师的大局观和接地气我是非常喜欢的，而万寿寺初次见面待我这个后学又是那样大气、和气、爽气，这让我对老吴既绝对佩服，又感到无比亲切，甚至还隐隐有点得意，因为吴老师渐渐地很把我看作他的忘年交了。记得，我在入了钱（谷融先生）门而又被安排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的一年间，吴老师跟我有不少书信往复。当时，我的具体岗位是《每周文艺节目》报的记者和编辑，老吴对这份工作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我自己。印象中他说，你这是踩在了上海开始恢复都市小报传统的好节点，你是中国大陆新一轮小报热的先驱者啊，好好干！你应该专心做好记者，借此深入接触社会、认识上海，在读博之前有这么一年、有这么一份好差事，要是我还求之不得呢。我也感觉到了，吴老师这么说，不只是为了劝我调整心态、安心工作，他的那种兴奋感也的确是真实的。所以多年之后，老吴和他的学生们投入那么大的热情进行小报研究，在我看来是一点也不吃惊。让我多少有点吃惊的是，当我越来越投入小报的工作，一度以巨大热情搞了个野心勃勃的改版设想，并汇报给吴老师之后，老吴在回信里竟然说，假如这样的设想有可能实现，假如你愿意有滋有味地去落实自己的设想，那么，你不再读博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我是一个纠结的人，好在我的设想当然地没有可行性，因此，1993年秋季我又按计划回校继续读书了。 现在，我在这个学校呆了已经超过35年，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从当学生变成做老师，我的年龄，也已经超过我初次见到吴老师时他的年龄。一般都会说、也应该说，我作为文革中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接受了正规完整的中学教育而后读大学、进入学术圈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总是比福辉老师以及他们的老师一辈要幸运得多，像吴老师在辽宁做了19年中学教员，像钱谷融先生在大学当了38年讲师，而我们，只要自己努力，时代、社会给了多少好机会让你成长发达啊。可是，为什么新世纪以来我会时或想起吴老师那封信里的话，以致悬想自己的人生假如是另外一种选择？有的时候，我的回答是，那是因为我缺乏吴老师及他们一代人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更缺乏他们那种刻苦勤奋的毅力，还既缺乏他们那样的才华又很可能是眼高手低；还有的时候，我的回答又是，那是因为我还是想向吴老师们学习，无论做或者不做什么事，都得是发自本心的热爱，都得是出自公心的使命感，无论做或者不做什么学问，也都得是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里长出来的。当然，我并没有将自己今日之所是（所非）归因到吴老师或者谁那儿的意思，每个有选择可能的人，其实最终都活成了自己心底愿意、自己也舒服的样子，虽然恐怕他并不愿意承认而自己也固然有不那么舒服的时候。而且吴老师的优势和魅力，有许多是我想学也学不了的，不必说魁梧的身躯，超强的行政能力，也不必说广博的学识，广大的朋友圈，单是吴老师的那种潇洒，潇洒地做人，潇洒地做事，潇洒地做学问，就是我不能望其项背的。 比如这篇文章，我竟然写得如此之难，如此之纠结，不就是为了表达对吴老师的怀念之情吗？我对自己说，可另一个我又会说，怎么可以写得如此没有新意，这对得起吴老师吗？如此艰难地纠结之中写到了这里，我倒像是忽然明白了，就像当年吴老师说，只要你乐意怎么都是对的一样，此刻远在天国的吴老师，还是会以他习惯的爽声大笑劝我潇洒一点：可以啦文尖，赶紧打下句号不就成了吗？这又不是那年在淮海路…… 此文不足以怀念我心中的吴老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