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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彬彬 袁世凯 袁世凯是玩弄权术的大师，也是玩弄语言的高手。其实，善于使奸作诈者，通常都是善于玩弄语言者，因为使奸使诈，总是离不开语言的运用的。所以，在玩弄语言上，袁世凯也是后来各路军阀的祖师爷。 袁世凯一生以使奸作诈立世，成也因为使奸作诈，败也因为使奸作诈。使奸作诈不能全靠玩弄语言，但又不能没有对语言的玩弄。玩弄语言，贯穿着袁世凯的谋权、抢权和弄权生涯。这里，只说说两件事。一件，发生在袁世凯谋求从孙中山手里夺得中国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之时；另一件，则发生在袁世凯筹划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而自己从大总统变为大皇帝之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湖北军政府成立，而其他省份纷纷响应，宣布独立。12月2日，南京为江浙革命军攻占。南京光复，是革命党的重大胜利。南京光复后，革命党人立即在此地成立了临时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此时，清廷仍然存在，还在作垂死挣扎。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只得起用已被废弃的袁世凯。清廷先是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后则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实际上把国家的军政大权都交到了袁世凯手上。清廷如此重用袁世凯，当然是希望借袁世凯之手把革命军剿灭掉，把革命党人镇压下去。袁世凯却在心里噼里啪啦地打起了自己的“大算盘”。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对袁世凯此时的心态有精彩的分析。指挥北洋军队把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敉平，即便能做到，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最好的结局，是继续当这个内阁总理大臣，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可能性，也决不能说没有。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功劳越大，满清亲贵便越是对他忌惮。乱平之后，再度将袁世凯废弃，甚至干脆将其杀掉了事，这样的事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如此行事，十分符合满清亲贵的行为逻辑。机警过人的袁世凯，当然是想到了这一层的。于是，袁世凯便决定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来一番使奸作诈，而目的是攫取最高权力。袁世凯主动向南方临时政府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与南方革命党人和谈。袁世凯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明显强于南方的革命武装。如果以武力硬拼，南方失败的可能远远大于胜算。袁世凯能看到这一点，南方的革命党人当然也能看到这一点。既如此，南方临时政府就会接受袁世凯和谈的提议。但是，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国，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基本政治目标，如果袁世凯不能接受这一点，那“和平”就无从谈起。袁世凯当然也一开始就清楚南方革命党人的这条底线。袁世凯承诺让满清皇帝自动退位，在中国实现共和，但共和国的总统必须由他来当。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能“临时”到满清皇帝退位为止，接下来就应该由他袁某来“临时”。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临时政府，审时度势，接受了袁世凯的条件。孙中山表示，只要袁世凯成功地让满清皇帝退位、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国，就将共和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交给袁世凯。袁世凯挟手中的北洋军力，让南方临时政府接受了他的条件。转过身，又挟南方的革命力量令清廷顺从他的意志。在清廷面前，在满清亲贵面前，袁世凯极力渲染、夸大南方的军事力量，强调革命的烈焰正在迅速蔓延，并且日益熊熊。朝廷的军队没有必定扑灭这烈焰的把握。一旦革命的烈焰烧到北京，那整个皇室都将化为灰烬，当然连皇帝和太后的性命也难保。（1）而如果皇帝主动退位，朝廷将政权交出，袁世凯可保证皇室和皇族都受到新政权优待。只要清帝宣布退位，皇帝的尊号仍然保留，民国政府将以待遇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民国政府每年拨付四百万元作为皇室经费；宫中原有各种仆役奴婢，仍然留用，只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宫中原有的禁卫军仍然保留，编入中华民国陆军部，由陆军部承担俸饷。总之是，清帝退位后，仍然保留一个皇室，这皇室暂时仍然留在紫禁城里，以后则可考虑移居颐和园。溥仪仍然可以在紫禁城或颐和园里维持一个小朝廷，而隆裕也仍可在小朝廷里当她的太后。至于皇族，也受到优待：原来的王公世爵仍然保留，并且仍可世袭；皇族的私产受民国政府保护；皇族享有民国国民的政治权利；皇族还可免除兵役。（2） 对皇室和皇族这样的不伦不类而又十分过分的优待条件，南方临时政府都认可了，可见，当时南方实在没有在军事上战胜袁世凯的自信。而其时在宫中当家作主的隆裕太后，除了接受这个条件也别无选择。清廷火速启用袁世凯并且把军国大权都交给他，就是因为只有袁世凯才可能指挥北洋军队扑灭南方的革命，既然袁世凯要与南方议和，既然袁世凯要让皇室退位，是否接受，就是一种生与死的选择了。隆裕悲咽着接受了袁世凯的“奏议”。 袁世凯终于把清廷和南方临时政府都搞定了。不过，搞定清廷比搞定南方临时政府容易得多。搞定南方临时政府，袁世凯是颇费了些心力的。袁世凯要从孙中山那里夺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并不难。难的，是袁世凯既要从孙中山那里夺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又要在名分上显示是从清室手中得到政权的。袁世凯特别不愿意他的临时大总统职位与南方革命政府有法统上的牵连。在与南方和谈时，袁世凯一心想着他当了临时大总统后，怎样显示他的新政府与清室的承袭关系，而最大限度地与南方临时政府切割。而对于南方临时政府来说，只要废除帝制，真正建立一个共和国，是可以把总统的职交给袁世凯的。当然，袁世凯要接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先与清室划清界限，必须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接过总统的职位，否则在法理上便说不通。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说，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与孙中山各有打算，南北和谈才多有波折。（3） 要让南方临时政府认可清室与袁世凯之间的“禅让”关系，要让南方革命力量承认是清室直接授权袁世凯建立新政权，当然不可能。于是，袁世凯便在清帝的退位诏书上动起了手脚，大耍其玩弄语言的手腕。清帝退位诏书，是由南方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张謇拟稿，经临时政府参议院讨论后，以电报的方式发给袁世凯的。（4）1912年2月12日，亦即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天下。全文曰：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义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5） 清室退位诏书是以宣统皇帝宣告隆裕太后懿旨的方式发布的，这诏书上盖了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二人的“御宝”，用今天的话说，是由二人共同签名发布的，意味着二人共同对这事负责。 南方临时政府不是决不认可清室与袁世凯之间的“禅让”关系吗？南方革命党人不是决不承认清廷还可任命袁世凯组织新政府吗？那由南方起草的这退位诏书中，为何却有这样的话语呢？问得没错。“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几句话，南方临时政府参议院审定的诏书中，并没有，是袁世凯擅自插入的，可谓苦心孤诣。有了这几句话，就意味着袁世凯的总统职位来自清室的“禅让”，与南方临时政府并无法统上的关系；而他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组建政府，也是受命于清室。总之是，袁世凯企图以玩弄语言的方式，摆脱南方革命力量的羁绊。 其实，完全可以认为，袁世凯这次在清室退位诏书中蓄意玩弄语言，已经迈出了走向帝制自为的第一步。 关于清室退位诏书的颁布，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有如此说法： 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发之，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作此狡狯也。先生见之，则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6） 唐绍仪本是南北和谈时北方的总代表。张謇起草了清室退位诏书，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审议通过后，交给唐绍仪，由唐绍仪以电报方式发给袁世凯。袁世凯接到电报后，加了那几句话，唐绍仪事先应该并不知道。而孙中山见到公布的退位诏书后，曾经“大怒”，并且责袁不当。但是，这退位诏书，就如一个死人留下的遗书一样，是无由更正的。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也只能徒唤奈何。台湾学者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引用了《梁士诒年谱》中对清室退位诏书的评说：“此诏实为有清一代之最后结束”，而“其插入诸语，于后发生不少影响，亦言民国掌故者所宜知也。”（7）沈云龙也说：“是袁左右加入之语，要在示其政权乃取之于清廷，而非得之于民军，为南方政府万一不履行推任总统之诺言，预留一伏笔，意至狡猾而老辣”，而“此为清民递嬗之际，世凯运用文字技巧以玩弄南方政府之初步胜利，所影响于后来实际政局者关系殊巨，不可以寻常文字视之也。”（8）清室退位诏书中插入那几句对后来政局影响深远的话，当然未必是袁世凯亲自动手。《梁士诒年谱》暗示出自梁士诒之手，沈云龙则认为可能出自徐世昌之手。其实，无论是谁动的手，都必定是遵从袁世凯的旨意。干系如此重大的语言表达，没有袁的授意，是不可想象的。 南京临时政府，本来规定中华民国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岂肯离开他的北方巢穴。袁世凯用卑劣手段，迫使孙中山同意其在北京就职，于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也就只能在北京。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并且自己当皇帝，不能一蹴而就。这一点，老奸巨猾又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是十分清楚的。要成为皇帝，先要把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从临时大总统直接成为大皇帝，名不正、言不顺。通过一番使奸作诈，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原清宫太和殿举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太和殿是清代皇帝举行登基大典之地。袁世凯在此处就任正式大总统，应该也并非无意为之。上午举行就职典礼，下午则进行声势浩大的阅兵。下午三时，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袁世凯登上天安门：不是亲自走上去，而是乘二人肩舆登上天安门城楼。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北洋军界要人陪同检阅。拱卫军、京卫队等二万余官兵接受了检阅： 袁世凯还颁发各种勋章，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获勋一位，以此表明民国总统的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室禅让的。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三位。（9) 袁世凯之所以敢于在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上，以如此方式表明民国总统与清室的法统关系，当然因为在清室退位诏书上插入了那几句至关重要的话。有了那几句话，袁世凯如此行事就有了合法性。所以，清室退位诏书中插入那几句话，实在具有战略意义。 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下一步，便要踢开那碍手碍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3月11日，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相当程度上构成对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的制约。袁世凯要走向皇帝的宝座，这个《临时约法》是必须废除的。通过一番使奸作诈，袁世凯以一部《中华民国约法》（史称“袁记约法”）取代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年前，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谨守《临时约法》，骗得了临时大总统职位，而今他却毫不留情地将《临时约法》撕毁，并公然说：他的地位和权力与《临时约法》毫不相干，而是清帝禅让给他的，现在是他恩赐给人民一部约法。”（10）在正式总统就职典礼上刻意表明与清室的继承关系，废除作为民国的基石和象征的《临时约法》，都是赤裸裸地背叛民国的行径。然而，在袁世凯看来，他本没有忠实于民国的义务。因为他的总统权位，来自于清室的畀予，这是在清室退位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的。 “袁记约法”炮制出来后，袁世凯便“依法”对政府机构的设置进行重大改革，而所谓改革，就是向前清回归。袁世凯在自己称帝前，先期恢复前清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立方式，更重要的是，先期恢复前清时代的一些官称。这其实也是在玩弄文字技巧。以这种方式，能够让社会大众不知不觉间接受帝制的重现。 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指出，北洋政府建立后，国务院表面上是国家政务中枢，但实际上总统府秘书处才是政权核心所在。袁世凯也对这种名实乖离的现象深为不满，决定彻底改变之。1914年5月1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和秘书处，而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干脆把徒有门面的国务院裁撤，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政事堂于是成为国家权力中心，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政事堂议决施行。这个政事堂就与前清的军机处差不多了。过去，国务院虽然不过是门面，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门面，袁世凯要推行自己的主张，还得经过一下这个门面，多少有些烦人。现在，国务院没有了，政事堂主宰一切。而袁世凯当然会把政事堂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过去国家发布政令，只钤用大总统印，袁世凯命令往后加上“政事堂奉策令”一类文字，并钤政事堂印。此种做法，也是在恢复前清时代“内阁奉上谕”的文牍格式。政事堂的最高首长称“国务卿”，其职责是“赞襄大总统政务”。这就表明，政事堂虽然是国家权力中心，但却不过是大总统的幕僚机构。与袁世凯少年时代即为“布衣昆弟”之交的徐世昌被任命为政事堂国务卿。政事堂在国务卿以下，设左右丞二人，其职责是“赞助国务卿，预闻政务”。1914年3月设立平政院，担负行政裁决之责，举凡行政官吏的违法犯规，皆由平政院调查审理。平政院之外，设立肃政厅，也是对行政官吏进行监督、纠弹的机构。平政院和肃政厅职责近似，却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类似于前清的都察院和御史台。但两个机构都由大总统直接掌控。肃政厅最高首长称都肃政史，由大总统直接任命，另有肃政史多人。都肃政史与肃政史与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很相似，于是，前清的“都老爷”之称又在北京官场复活。（11） 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和官称向前清回归，当然意味深长。这些官称中，“国务卿”一职特别耐人寻味。这不完全是恢复前清官称，因为前清并无“国务卿”一职。但“卿”字却与历史上的帝制相伴相随。实际上，袁世凯采用的“国务卿”称名，是亦中亦西、土洋结合的东西。袁世凯是从美国借来了这个官称。而将美国政府中的“Secretary of State”译为“国务卿”，是日本人干下的勾当。虽然是日本人的译名，但日本人也是从汉语中借取了这个“卿”字。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说，袁世凯对日本人这个译名很喜欢，于是将这三个字轻轻地、悄悄地插入新约法中，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袁世凯当然是看中了这个“卿”字在汉语中的含义： 原来中国的所谓“卿”是与天子诸侯为因缘的；这是所谓“烘云托月”的法子，预先把一个“卿”字，隐射上面的总统同于“帝”。又在新约法的第二十七条，给予总统一种颁给爵位的权，也是一种“烘云托月”的法子……有了“卿”，有了五等封爵，皇帝安有不出现之理。（12） 所谓“烘云托月”，玩的是文字技巧、语言把戏。其时的中国人，知道“国务卿”这个官称来自美国者很少，但人们都知道“卿”是与天子、皇帝相连的称谓，正如儿子是与父亲相连的称谓一样。如果“儿子”的称谓合法化，那“父亲”的称谓又焉能不合法？同样，如果人们能够接受“卿”这种中央政府里的官称，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皇帝”的称谓呢？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说到袁世凯废“国务总理”而置“国务卿”时，也用了“烘云托月”这个成语： 熊希龄内阁瓦解之后，继任者为徐世昌，并且把国务总理的名称，改为国务卿。此国务卿的“卿”字，就很奇怪。袁世凯说：“我是根据美国的总统制”，实际上，此“国务卿”三字，是日本人的译名，是完全不正确的。美国制度所谓国务卿者，乃是一个外交部长而已。袁世凯既用国务卿的名称，于是上卿、中卿、少卿的官衔，相继发生，我不卿卿，谁复卿卿，这都是筹备帝制烘云托月的技术。（13） 在正式地、公开地称帝前，先弄出“卿”这个官衔，是袁世凯筹备帝制过程中的一种语言战略。 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则用“移花接木”形容袁世凯称帝前的语言把戏： 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使代替内阁总理的国务卿成为附属于总统府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还具有移花接木的另一作用。“国务卿”这个名称是从美国官制中搬过来的。这是一个日本人翻译出来词不达意的名称。袁正要利用这个名称来进行“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因为“卿”之上必有皇帝，先把“卿”规定在官制里，将来出现“皇帝”就不感到突然了。总统有封爵之权也是一个玩弄手腕的规定。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沿袭清朝的旧制度，对满蒙各族首脑仍然颁授爵位，但对汉族是不适用的。新约法对此没有加以解释。如果封爵范围推广到汉族，那么出现“皇帝”，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14） “烘云托月”也好，“移花接木”也好，都准确地说明了袁世凯玩弄文字技巧的真实用心。说袁世凯挪用“卿”这种官称是蓄意为之，是为自己称帝而进行的语言战略，并非纯是推断。台湾学者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引用《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的说法，指出在袁世凯指使人炮制“袁记约法”的过程中，独有梁士诒（号燕孙，广东三水人）不赞成袁世凯的主张。《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中，记录了一次梁士诒与袁世凯（项城）的对话。1914年2月间，袁世凯与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谈论机构改革问题，表示要在新的约法中将内阁制变为总统制，而梁士诒没有附和： 先生谓内阁制一时似未便更易，若欲扩张府制，网罗人才，可将秘书厅扩大组织，以容纳之。项城曰：“我欲取美国制，设国务卿一人，隶于总统府，撤销院制，君谓如何？”先生曰：“美国有国务官长（Secretary of State），日本误译为国务卿，字义已属错误。若夫我国，在共和政制之下，谁复卿卿者！”项城目不转瞬，瞠视先生者久之，先生乃悟袁氏微旨。（15） 梁士诒是袁世凯最亲信者之一。他之所以一开始不同意设置“国务卿”这个官职，是因为没有懂得袁世凯如此行事的良苦用心，而“国务卿”这个官称又实在不伦不类。袁世凯眼睛眨都不一眨地长久瞪着他，他肯定怵然心惊，而刹那间明白了袁的用意。梁士诒并不反对袁世凯称帝，只是先前没有领会袁世凯有称帝之意而已。待到明白了袁世凯的心思，梁士诒便成为袁世凯筹备帝制的干将了，以至于后来被称为帝制祸首。而当梁士诒对设置“国务卿”表示异议，袁世凯便“目不转瞬，瞠视”梁士诒“久之”，则表明袁世凯抛出“国务卿”这种官职，确实是在为自己称帝而进行语言上的铺垫。 刘厚生所谓设置“国务卿”之后，上卿、中卿、少卿的官衔相继出现，也是实指。政事堂成立、徐世昌当了所谓国务卿后，由大总统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当然，都经徐世昌副署。1914年7月28日，申令公布文官秩令。文官被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九秩；另设同中卿、同上大夫、同少大夫、同中士、同少士，秩同本官。上卿、中卿、少卿可以任特任官；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可以任简任官；中大夫、少大夫、上士可以任荐任官；上士、中士、少士可以任委任官等等。1915年元旦发布授卿令。授上卿者仅徐世昌一人；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等人为中卿加上卿衔；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谟、汪大燮等则为中卿；章宗祥、汤化龙等人被授少卿加中卿衔；少卿则有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等。被袁世凯杀害了的宋教仁、赵秉钧则被追赠上卿。沈云龙在历数了这些之后，说： 以民主共和时代，竟出现如许古色古香之官秩，识者已疑其不伦。矧明为对旧骸骨之迷恋，偏以官与职分刷新政治为借口，实则袁氏之僭谋帝制，已不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16) 袁世凯称帝虽然失败了，但决不能归咎于准备得不细致、不充分。袁世凯在数年间是在方方面面为称帝做了十分细致、十分充分的准备的。黄金和白刃之外，袁世凯还特别重视语言的运用：以玩弄语言的方式烘云托月、移花接木，以运用文字的技巧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但，还是失败了。 不是世间所有的事，准备得细致、充分了，就一定能成功的。 2020年5月27日 注释： （1）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9-20页。 （2）（3）（12）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63—264页，第257页，第318页。 （4）《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册，李新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835页。 （5）见蔡东藩《民国演义》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5页。 （6）胡汉民：《胡汉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52页。 （7）（8）（15）（16）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15—216页，第215页，第259页，第283页。 （9）(10)（11）《中华民国史》第二卷下册，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34—435页，第455页，第459—463页。 （13）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4月影印出版，第218页。 （1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240—24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