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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研究经历了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内容到作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转变，以此来透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现有研究虽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忽略日常生活中人的主体性实践、对城市日常生活研究不足以及缺乏对不同群体日常生活对比研究的困境。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客观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采取主体性视角，积极将日常生活研究方法拓展至城市社会，开展对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对比研究，是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理解当代社会生活、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的必然要求，也可以为社会服务和管理提供有力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日常生活；社会文化；群体 对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关注源自于西方哲学界，后逐渐成为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关注的重点议题。匈牙利女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在《日常生活》一书中从多方面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的特征。她认为：“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在我的读书视野中，人类学一早就将中国的日常生活作为主题话语来进行研究，学者们从日常生活史料中获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认知，通过社会调查来认识当下社会现状。中国哲学界的日常生活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衣俊卿在接受赫勒的日常生活人道化理论基础上，基于国内现实提出了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2]他认为，现代化意味着相应的文化转型，而文化正是以日常生活为根基和寓所[3]，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尤其应该关注日常生活领域。哲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也指引着众多学科积极入世，向日常生活回归，人类学也不例外。然而，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研究处于持续升温状态的同时，在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等层面也面临着困境。基于此，本文拟对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发展脉络、困境及当下可行的研究路径等进行评述，以增进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了解。 一、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发展脉络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人类学在中国一直面目不清，与历史学、语言学，特别是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相当复杂[4]，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学界持续已久，在此不做赘述。从古至今的学者们都热衷于将中国的日常生活作为主题话语来进行研究。《诗经》一书中记录的劳动、爱情、战争、劳役、风俗、天象、植物等，是周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对西南文化景观非常生活化的描述直到现在都有着具体的参考价值，“外国列传的记载与现代人类学的民族志记述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不少人类学家认为它是人类学思想的源头之一”[5]。事实上，在《山海经》《诗经》《礼记》《史记》《汉书》，及后来的种种诸番志中，无论是神话故事，还是诗歌传记，都有着关于各个时代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述，“是中国民族志、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原典”[6]。此后，国外的传教士乘坐航船来到中国，麦高温、明恩溥等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进行“西式描述”，记录了中国各阶层的社会生活状况[7]。虽然这些关于奇风异俗的研究所牵涉的问题，都牵涉到了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状况，但总体而言，这类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述，多是作者对自己见闻进行的记录，隐含着作者本人的文化倾向，且缺乏对资料进行理论探讨，因而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真正对日常生活进行学术研究的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对日常生活史料的关注。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类学对中国日常生活领域的关注并进行深入解读就是从日常生活史开始的，对此，国内外的学者都有一定的成果。 就国内来说，20世纪初，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一书标志着中国近代学者研究日常生活的开端，该书介绍了黄帝以前的浑朴时代至明代的风俗，并提出要了解古代的风俗才能理解当下的风俗。[8]傅崇矩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编撰而成的《成都通览》，堪称晚清成都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考察了上古时代至民国时期的妇女生活，其旨在揭露妇女所受的压迫，提倡妇女解放。[9]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在《汉书》《后汉书》等汉代著作中仔细研究婚丧的记录资料，剖析国家制度层面的“礼”与民间风俗层面的“俗”之间的关系。[10]进入21世纪后，台湾“中研院”研究明清史的学者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从明清社会与生活出发，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城市、物质文化、消费、旅游等，并延伸到其他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研究，相继出版了《中国的城市生活》[11]、《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12]、《宋代日常生活里的卜算与鬼怪》[13]、《蒋介石的日常生活》[14]等著作。近些年，我国大陆学者也逐渐将目光移至在历史文献中寻找日常生活，并注重探究其背后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社会变迁等话题。如陆汉文《现代性与社会生活世界的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结合史料和社会调查报告，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因子。[15]李长莉对清、明、民初人们生活用品、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方式等进行考察，勾勒了从传统到近代的社会变迁过程。[16]忻平考察1927年至1937年上海的人口、衣食住行、消费、人口变化和社会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描绘出了十年间上海的社会生活变迁。[17]与此同时，许多高校的博士论文也开始进行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如胡俊修对民国中后期（1927-1949）的武汉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梳理，揭示了武汉的文化与历史的独特性。[18]近年来，大量个人生活史、口述史的出版，丰富了日常生活的史料研究。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中国大门向西方学者打开，西方学者运用历史资料对中国日常生活进行研究的成果颇多。法国学者马伯乐利用20世纪初我国西北出土发现的汉简，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于1932年在法国出版了《关于汉代的某些物品》和《汉代中国人的私生活》两书。[19]同样以汉简入手研究汉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还有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他的《汉帝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以十五章的内容论述了汉朝生活的重要方面，当然，最终结论侧重于对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论述。还有一批学者通过研究日常生活史考察更加具体的事项，比如韩森关于中古契约和南宋民间信仰的研究[20]，韩书瑞对北京寺庙的研究[21]，也有一些对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医疗、身体、信仰、性别、消费、艺术等研究，已有学者对此做过梳理，在此不再赘述[22]。美国学者查尔斯·本（C.Benn）于200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是作者为夏威夷大学课程“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编写的教材，该书分19章论述唐朝简史、社会阶级、城市与生活、房屋与庭院、服饰与卫生等。[23]西方学界对中国日常生活研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是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该书展现了南宋都城杭州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更进一步提出了“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进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24]。到20世纪90年代，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研究逐步增多。如叶文心（Wen-hsin Yeh的音译）关于上海西式企业白领阶层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所间关系的研究[25]，吴厚声（Mau-Sang Ng的音译）通过对秦瘦鸥的通俗小说《秋海棠》的分析来看40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26]。旅美大陆学者卢汉超（Hanchao Lu)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描述了上海小市民及其日常生活[27]，被美国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28]。王笛以中国内陆城市四川成都为田野点，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观察入口，主要关注晚清和民国时期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生活，考察这一时期市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的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并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并以详细的资料为辅助，出版了一系列著作。[29] 第二，关于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调查研究。在西方人类学看来，中国从一开始就是西方学者视为“他者”的研究对象。即使是最早接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起初也是面向西方读者的。民国以降，中国第一代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系统训练的学者开始在中国大学开办社会学专业，他们将西方理论带入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产生了一批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研究相结合的开创性成果，如陶孟和《中国城镇与乡村生活》、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以及我们所熟知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政府及各机构主持下的大量社会调查，产生了一批关于中国社会日常生活方面的资料汇编。20世纪上半期日本设在中国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的调查报告, 后经由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铁调查报告》是迄今为止研究20世纪前半期，乃至中国近代基层经济社会史和农村发展史的直接、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文献。[30]其中的调查方式对中国人类学研究影响很大，如翁乃群、吴兴旺、纳日碧力戈等对20世纪末南昆铁路建设及其沿线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后集结出版《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31]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云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整理出了包括《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被称为《云南三村》的调查报告，展示了80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32]从1956年到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多个调查小组赴我国东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对少数民族相关情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这一批材料详细的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与此同时，关于调查研究的报告也不断出现在高校学生的硕、博论文中，对呈现不同时期的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考察日常生活来反映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转型阶段。自中国哲学界开始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研究以来，日常生活以其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过去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将日常生活置于社会大目标的控制之下，即强行将日常的每一时间、每一行动与社会总体目标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发现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非但没有使他们接近那个伟大目标，反而越来越远时，自然抛弃了这种组织方式”[33]。日常生活成为了各学科研究者们关注不同时期社会历史进程和个人生活状态的最佳视角，并影响了国内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转向。人类学界开始大量借助日常生活来反映我国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趋势以及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新逻辑。阎云翔回到曾经工作和生活的下岬村，通过对村民日常生活中礼物交换的观察和描述，分析了村落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络的模式。[34]同时，在其《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一书中，阎云翔通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集中描述，考察了农村私人生活的变革，作者在书中说“我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变化中又是如何参与创造了那地方的历史”[3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百村调查丛书》中的部分村落调查和“改革开放30年广东农村村落变迁案例研究”丛书以社会变迁的视角来展示日常生活各方面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变迁。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关于文化变迁的社会调查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如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深入细致地描述了21世纪初白族人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文化艺术、传统信仰、自然崇拜等。[36] 以杨善华教授、谢立中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近年来出版了《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和《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两本著作，借用了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对城市和乡村的生活进行了研究，还关照到了特殊群体，如妇女、儿童等研究对象。杨建华的《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一文将日常生活作为专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选取了浙江的6个村落为研究个案，在研究村落内部结构的同时，重点讨论了村落中居民与社区、市场、城市、国家的互动以及这些日常生活事实之间的关联，透视了什么是现代化、中国农村50年的变迁路径、发展进程、发展机制等。[37]萧楼的著作《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在“差序场”的分析框架下对夏村的时间结构、社会流动、公共生活、家庭关系、生计方式、土地问题、权力斗争、性史等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以此来阐释30年来社会整合的内容和趋势。[38]黄哲的博士论文《喧嚣与躁动——当代C寨侗族的日常生活研究》采用“主题式描写”，用民族志的叙述方式，讲述了C寨中房子与修路、做活路、经商、老人、村委会等日常生活故事，可取的是作者不仅描写了城镇化进程中日常生活的变迁，还对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各种生活知识交汇杂糅下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了反思，最后，作者提出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视角、关注个体行动层面的研究方法，回应了民族社会文化的整体观。[39]以日常生活作为方法论的研究丰富了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 二、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困境 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研究经历了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内容到作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转变，以此来透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人们生活的变迁，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若将这些研究成果放在一定的时间维度来看，似乎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中国哲学界引入日常生活理论并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研究以来，人类学开始大量借助日常生活来反映我国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趋势以及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新逻辑，日常生活成为了研究者们关注不同时期社会历史进程和个人生活状态的最佳视角，但研究目的仍在于通过个体的生活状态探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们生活的情景、状态、质量始终没有成为人类学对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一个关注点。虽然一部分研究关注到了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但并没有突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使我们无法较好感受到研究对象在此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和行动逻辑，也无法看到他们与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互动情境。 第二，近些年，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国内学者开创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语境下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度切入，探索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了日常生活空间、时间、生计、交往等，看似关注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各类活动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联，很少有研究者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应，也就无法揭示日常生活的整体场景。从中国期刊网（CNKI）检索来看，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对中国日常生活进行描写的论文不过几篇，且几乎是硕、博士论文，这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丰富多元，有许多的故事可以去书写，日常生活涉及到了衣、食、住、行等各种活动，若将各个活动之间的关联进行展示和思考，似乎更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现状。 第三，现有研究缺乏对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比较研究。人的行为模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日常现象的重复，指向的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集合。通常情况下，同一个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也有着不同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日常生活。有着相同日常生活的群体往往能够反映出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及社会定位，通过对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描绘和比较，能反映出真实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 三、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路径 现代生活把多种文明置于密切的关联之中，在全球化的世界浪潮中，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受到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财政、资源及其区情所特有的限制，共存着多元的社会样态和生活方式，真正能够反映当下各个区域现状的社会文化，被区分为社会关系、经济、政治、宗教信仰等方面，而“日常生活受到这些制度的铸模之后，成为‘生活方式’，弥散地分布在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实践中，从中得到具体表现”[40]。因此，日常生活理应成为人类学研究关注点。在总结现有研究成绩并分析其不足的基础上，需要探索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研究的现实路径。 第一，以主体性作为视角，通过对具体现象的细微刻画来展现人的现实状态与生存状况。人类学记录人类文化的角度和方法，经常会因研究者的研究视角而异。人类学的日常生活研究是碎片化的，有时需要关注到研究对象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研究者有时会步入一种混乱的境地，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视角是什么，既不是书本上所说的亲属制度，也不是前人研究所用到的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而没有研究视角，在学术研究中相当于没了方向。而这恰恰正是日常生活研究的特征和魅力所在，它要求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主体性视角上，观察他们的经历，并在此过程中得出一些关于文化、民族、社会等各种理论。研究对象怎样安排每日、每月、每年的生活，怎样进行生产活动，怎样与人交往等，这些看似零散、琐碎、具体的日常生活活动，不仅展示了研究对象生活的轨迹和图景，还可以生动呈现他们与社会的互动。正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常常不为人注意到的细节引导着人类学家去发现对于社会、文化和人类的真知灼见，这对于中国当下的中国人类学研究非常有益。 第二，一般情况下，日常生活被认为是琐碎的、普通的，受到日常生活概念特点的限制，现有的人类学、民族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的研究普遍解释性话语不足。社会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不是单方面各个文化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各个文化事项相互协调、共同运作，从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整体观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对社会研究的一大贡献。[41]现有人类学关于中国日常生活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展示多过于学理阐释，当下需要做的是“发挥人类学专长，采用整体观进行的民族志写作与田野调查、文化书写（批评）等具有密切关联，只有处理好田野调查与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以文化比较作为书写动力，民族志才能达到至真至善的效果”[42]。 第三，加强对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描绘，通过分类来揭示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状态，通过对比展示中国社会真实现状。今后的研究应该根据不同群体的具体情况开展更具现实针对性的研究，以改变现有研究成果细微描述不足、缺乏对比研究的现状，从而避免对中国日常生活研究出现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倾向。例如，可以对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进行对比，如对回族、维吾尔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进行描绘，展示中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也可以对不同职业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对比研究，如对城市清洁工、建筑工人、城市白领等的日常生活进行记录和展示；还可以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群体日常生活进行对比研究。同时，加强对城市中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考察。随着中国进入到了人口大流动时代，少数民族群体走出家乡来到异地生活，对他们在特定区域中日常生活的关注，毋庸置疑是一个观察少数民族群体如何与自己、他人以及整个城市社会互动的新视角。当前的多民族共居城市的建设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依然有一些问题存在。现代生活把多种文化置于密切的关联之中，同一地区共存着多元的社会样态和生活方式，此时，不同民族的居民面临着如何去理解和解决个人、群体、各民族之间利益的关系。可以发现，不同群体在日常生活呈现出不同之处，对他们的需求和文化特征各异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提供窗口，对推动形成求同存异、共生共荣的有利局面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结语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研究制度、习俗和信条，或是研究行为和心理，而不理会这些人赖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愿望，这在我看来，将失去我们在人的研究中可望获得的最大报偿。”[43]长期以来，研究对象的情感、生活方式、对生命的体验、对世界的看法等总是被我们疏于观察，但这正应该是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所展示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政治是不可缺少的。”[44]我们当下面临的社会现实已经与人类学作为现代学科起源时候完全不同。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独感”“焦虑感”“无家可归感”与日俱增，而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倍速的现代化过程中，那么，如何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同时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当下人类学要去思考和回应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采用主体性视角，对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境，同时，将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运用到城市研究中，呈现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发现他们的真实需要，为城市服务和管理提供有力的现实依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路径研究”（15AMZ010）；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羌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羌族地区文化景观与旅游发展研究”（QXY1410）；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新时代城市民族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区广都社区为个案”（CX2018BS10）阶段性成果。】 （陈丁漫系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生；蒋彬系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 [2] 衣俊卿：《日常生活批判刍议》，《哲学动态》1989年第4期。 [3] 衣俊卿：《人的现代化：走出日常生活的世界》，《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1期。 [4] 黄剑波、赵亚川：《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5]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6]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 [7]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倪静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 [8]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年。 [9]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10]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11] 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 [12] 胡晓真、王鸿泰：《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11年。 [13] 刘祥光：《宋代日常生活里的卜算与鬼怪》，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年。 [14] 吕芳上：《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2年。 [15] 陆汉文：《现代性与社会生活世界的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6] 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17]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8] 胡俊修：《“东方芝加哥”：背后的庸常——民国中后期（1927-1949）武汉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9] 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0] [美]韩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鲁西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1] [美]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朱修春译，台北：稻香出版社，2014年。 [22] 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3] 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4]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25]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26]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27] [美]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8] 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9]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王笛：《显微镜下的成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王笛：《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30] 黑龙江省档案馆：《满铁调查报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1] 翁乃群主编，吴兴旺、纳日碧力戈等著：《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32]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3] 陶格斯：《多重力量作用下的乡村日常生活——关于内蒙古一个偏远小山村社会变迁的实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34]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35]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6页。 [36] 王以志、范建华、邓启耀、朱庆主编，杨丽娟、赵靓、范霁雯等著：《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 [37] 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38] 萧楼：《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39] 黄哲：《喧嚣与躁动——当代C寨侗族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40]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41] 黄哲：《喧嚣与躁动——当代C寨侗族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93页。 [42] 李银兵、甘代军：《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43]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 [44] 王笛：《显微镜下的成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