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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区域研究的前身“殖民地研究”兴起的过程中，产生了古典人类学。在服务于殖民秩序的同时，基督文明影响下的殖民地研究亦表现出探寻人类社会与文明的世界秩序的诉求，由此呈现人文范式的取向并形塑了古典人类学的学科特征。二战后，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因着眼于世界版图的体系性及美国在其中的战略位置，区域研究与人类学的关系逐渐疏离。为此，人类学家们试图通过多种理论的发展，夺回区域研究中的话语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苏联解体、世界二元格局结束的背景下，受到后现代思潮冲击的区域研究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机。同样遭遇后现代冲击的人类学以其对文化多样性经验的发现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将区域研究从合法性的危机中拯救。人类学对多元性的强调，亦避免了政治学介入下的区域研究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窠臼中。当代人类学具备重构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的意义，这主要表现为：批判人类学对区域研究权力关系的批判自觉，超越本质主义的人类学对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复杂图景的呈现，本体论转向下人类学以“区域社会”的本体理解全球化的现实性，进而建立新的全球化的认知体系与发展格局。 关 键 词：人类学；区域研究；历史脉络；范式重构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困境研究”(项目编号：18CMZ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青仁(1987- )，男，苗族，湖南麻阳人，民俗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国家民委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拉美社会与文化、民俗学等。北京 100081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国的落地以及新一轮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大规模设立，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我国呈方兴未艾之势①。我国的区域研究多是由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史和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主导，甚少有人类学的参与②。然而，梳理区域研究的学科发展脉络可发现，无论是殖民者推动的作为区域研究前身的“殖民地研究”，还是二战期间美国学界推动的“区域研究”，人类学都是其中重要的支撑学科，在区域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于区域研究与人类学的关系，国内外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讨论。人类学家简·盖耶(Jane Guyer)基于1989年之后世界格局巨变的事实，论证了作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人类学在阐释世界复杂形势、参与世界各大区域研究等方面的可能与方向[1]。自2002年起，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开始力推对海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作为“凝视世界的行动”，对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是中国人类学表述世界的“写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2]，并具有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产基础性知识的意义[3]。周大鸣、詹虚致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传统入手，对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中国与世界人类学的意义进行了阐释[4]。此外，诸如“超社会体系”[5]“环南中国海”[6]等一系列概念与讨论的兴起亦显示出中国人类学研究试图超越本土社会，参与区域研究的愿景与努力。而事实上，人类学不仅是支撑区域研究的重要学科，更与区域研究有着共生性的历史，具有赋予区域研究合法性、重构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内涵属性的意义。 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区域研究学科发展史的基础上，阐释人类学在区域研究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对区域研究学科发展史的意义。在分析人类学与区域研究共生性关系流变的同时，本文亦从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出发，对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的诉求重构与路径实现进行探讨。本文不仅旨在为推动我国区域研究发展提供参考，还探讨了全球化的新路径以及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 一、作为区域研究前身的“殖民地研究”与人类学的产生 虽然作为学术概念的区域研究是在二战时期出现的，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区域研究可溯源至殖民时代。地理大发现后，为了掌握“新大陆”的情况，寻求满足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新大陆的研究成为西方殖民活动的重要组成，这可以被视为现代意义上“区域研究”的前身。1772年至1785年期间担任英属孟加拉总督的华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曾表示“所有知识都对国家有用。特别是在那些我们以征服而获得治权的土地上，通过与当地居民进行深入交流而获取的知识”[7]。从今天的学科分类来看，殖民者开创的殖民地研究，涉及从生物学、医学、地理学到人类学、历史学、法律等一系列学科领域。 为了更好地控制殖民地社会，需要对其人种、文化、社会制度和宗教等进行多维度的知识生产，人类学由此应运而生，并成为殖民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从18世纪“勘测(Survey)”一词的含义中得到佐证。当时，英国用“勘测”一词指称其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知识生产。“勘测”不仅包括对大地的测量与对地貌的描绘，还涉及对殖民地居民的人类学观测以及对该地区植物、动物种类的收集、整理和对当地文物古迹的历史调研等[8]。“勘测”的内涵反映出殖民地研究驱动下人类学学科产生的历史事实，也体现出作为方法论的人类学研究在殖民地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殖民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早期人类学的学科特征。首先，由于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当时还并没有专业的学者从事“殖民地研究”。关于殖民地的知识生产是由包括古典学家、牧师、知识分子、派驻殖民地的官员等共同参与完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早期人类学“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特色现象。其次，在欧洲古典学传统的影响下，早期的殖民地研究带有一定的宗教诉求。其目的之一是在基督教的宇宙观中，探寻与解释人类社会与文明的世界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早期人类学的人文色彩。“学科先驱们致力于通过整理和分析或业余或专业的民族志资料及神话和历史文献，呈现人类史(包括精神史、制度史和物质文化史)的总体面貌。”[9]此类研究“大都以人性(心灵)的一致性以及知识(技术)的普遍性为假定前提，在对‘人’及其‘文化身份’的把握上，偏重于‘世界性’的同一性、普遍性、类似性的阐释和表述。”[10] 尽管如此，在认知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亦产生了通过他者认知甚至是批判自我的可能。如16世纪中叶，西班牙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先后出版了《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11]与《西印度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12]，以大量的史料与观察笔记批判了殖民主义的罪恶，表达了维护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立场。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1580年发表的那篇颇具人类学风格的《论食人族》(Of Cannibals)亦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我们可以根据理性的原则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则，把这些人称为野蛮人，但(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野蛮行为都超越了他们。”[13]此外，古典人类学家认为他们应该从整体上研究文化联系，以研究殖民地的方式研究殖民者本身[14]。这也意味着，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作为殖民工具的初衷。虽然这种背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觉，但对消解早期殖民地研究中殖民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原罪”以及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 上述殖民地研究的这一特征也形塑了其所催生的人类学研究的学科特征。殖民地研究的传统深刻影响着欧洲学者区域研究的发展，荷兰、德国和英国等至今仍继承了殖民地研究的学科传统，呈现出有别于美国学界的区域研究的人文范式。即使在美国，区域研究的人文范式也曾于二战前短暂出现过。 二、二战期间“区域研究”的兴起及其与人类学的复杂纠葛 （一）二战期间区域研究的兴起及其对人类学的疏离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推动的区域研究始于二战期间，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学界就开始了对世界的研究。承袭于殖民地研究的人文传统，早期美国学界对世界的研究亦呈现出多学科参与的特征。无论是东方学对亚洲和中东的研究，宗教学、哲学对南亚的研究，还是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多学科参与下的区域研究均致力于勾勒出世界文明的类型与特征[1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区域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轨迹。战争中的美国迫切需要关于世界各地的信息。然而，当时的美国社会与学界对欧洲以外地区的知识储备并不充分。由此，美国政府于1942年依托高校、学术团体和基金会，启动了包括“地区和语言”在内的多个海外区域研究的知识培训项目[16]。在大学之外，包括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简称ACLS)、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简称SSRC)、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NRC)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在内的学术团体组建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Ethnogeographic Board)，也参与到区域研究的行列中。 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兴起于美国，固然有战争时期为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搜集情报的功能，但更深层次上凸显的是美国国力的增长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二战期间的美国已经超越了欧洲多个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美国政府试图彻底驱除欧洲殖民主义的势力，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在增进对世界各地认知的同时，美国政府亦试图通过开展区域研究，将其自身的政治立场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向外输出，以此扩大美国对全球社会的影响力。就此而言，区域研究的实质已转化为建立于霸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射。现代区域研究的这一实质标志着其学术转型的发生，即旧时代殖民地研究人文范式正在衰落，区域研究的关注点从社会文化多样性转向了世界版图的体系性及美国在其中的战略位置。 区域研究的这次转型对其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美国政府前期推动的区域研究的对象，多是对其战略地位有着重要影响的区域。前期主要包括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非洲、苏联、东亚和南亚等区域；后期，南欧、东欧以及西欧也被纳入区域研究的范畴。各个区域在不同时期对美国而言战略地位的不同意义使其在区域研究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热度不一的特征。其次，基于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构建诉求，区域研究的议题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对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把握上。这一研究取向或是强调对当地语言的掌握以及对地方社会已有知识积累和即时信息的跨文化翻译，或是集中于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描绘与分析。 虽然1947年美国第一次区域研究全国大会上提出区域研究必须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经验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有学者认为“跨学科”是美国区域研究的灵魂[17]，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当时的区域研究更多表现为由政治科学主导，人类学在其中的参与是有限的。人类学在区域研究中的边缘地位与美国人类学学科在当时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美国人类学的兴起始于对原住民社会的关注，最初由印第安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和史密森学会的“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的工作人员开创[18]。在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兴起的二战时期，美国人类学已由博厄斯学派(Boasian)掌握。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不仅将人类学引入大学殿堂，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美国人类学的学术定位和研究取向。 博厄斯对美国人类学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其对进化论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概念[19]。博厄斯认为文化并非由一个社群或部族人的生理特征决定，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具备自身的规律和意义，与人类共同的心理因素关系不大，这一观点实现了从文化的生理决定论到历史决定论的转变[20]278。在定义文化的基础上，博厄斯对人类学学科也给出了定义：作为一门研究文化的学科，人类学并非是对自然规律的挖掘，而是建立在田野民族志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的理解和描述。博厄斯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基于当前可以观察到的社会动态变化”[20]285的民族志方法，去发现“每个文化群体的独特历史。这一历史部分取决于社会群体自身的内部发展，部分取决于它所遭受的外来影响”[20]286。在这一命题下，当时美国人类学多集中在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中，研究诉求上倾向于对不同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分析，较少具备回应区域研究的世界体系与战略地位诉求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在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下，不仅那些不被传统人类学视为研究对象的欧洲、苏联、日本等现代社会为政治科学所主导，那些长期被视为人类学研究范畴的非洲、拉丁美洲等“非西方无文化社会”③也受到政治科学的显著影响。 表1中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发起的非洲研究会奖学金项目支持的选题，从中可读出当时区域研究的主要旨趣。彼时非洲的多个国家卷入了民族独立的浪潮，为了更好地控制非洲社会，确保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政府亟须掌握后殖民时期非洲社会的变迁情况。基于这一诉求，非洲基金会支持的学科出现从人类学到政治科学的转变，而政治制度、社会变迁与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议题也逐渐取代文化研究，成为当时非洲研究的热点[21]。  （二）人类学对区域研究话语权的争夺 对于区域研究中话语权的丧失，美国人类学界并未坐视不理，而是试图通过转变研究取向和提出新理论，回应区域研究中的战略诉求。其夺回人类学在区域研究中的话语权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博厄斯的学生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在继承其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将进化论推崇的文化特征观点与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融合，创造性地形成了“文化区”概念。威斯勒主张不同区域的物质行为和社会行为存在差异，社会与文化的进化是区域性的。可以通过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呈现区域社会的文化形态。在分析特定区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绘制文化区的空间分布地图，从而理解区域与整个世界的关系[22]。“文化区”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回应着区域研究的诉求。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有研究表明，早期美国学界对区域研究的边界划分并非由地理学家完成，而是人类学者在吸收了“文化区”概念后进行的版图划分[23]。第二，也是在吸收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同为博厄斯学生的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以“菊花与刀”为切入，对日本的国民性进行研究[24]。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自1953年起，对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地存在的“中美洲模式”社会文化范型开展持续的研究[25]。第三，本尼迪克特亦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合作，对中国经济合作、苏联社会等进行研究，试图揭示不同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26]。 2.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人类学研究范畴的拓展，即不再仅是关注于初民社会，现代文明社会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在这一转向的背景下，人类学迅速成为支撑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学科。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对东南亚的渗透，斩断欧洲的殖民力量，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康奈尔大学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在首任主任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的领导下，形成了以人类学为依托的学科格局。康奈尔大学之外，美国学界更有着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内诸多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者。倡导使用当地语言、进行规范的田野作业成为当时人类学主导下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特色。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侧重从宗教发展、少数族群、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多个层面回应如何摆脱殖民主义势力的核心议题[27]，而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概念成为影响美国东南亚研究的核心概念。 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理论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热点。在此基础上，以美国现代化道路为核心的现代化经验的输出亦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和区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人类学研究也试图通过参与现代化议题，贴近、回应区域研究的诉求。例如，在现代化理论的驱使下，格尔茨在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发现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并非经济基础而是文化系统，从而开始了对于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研究[28]。又如，南方邻国墨西哥为何呈现出与美国社会如此巨大的鸿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拉美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下，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对墨西哥城贫民区五个家庭调研基础上出版了《贫穷文化》(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29]和《桑切斯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Sanchez：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30]，其中指出了墨西哥底层民众自身持有的贫穷文化的抵抗性特征以及这一特征对墨西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阻滞作用。这一“责备弱者”观点虽然遭到墨西哥政府和美国学界的批判，但在当时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虽然美国人类学界试图通过多个方面的努力，贴近、回应区域研究的诉求，建立其在区域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但必须承认的是，人类学的这一努力并不成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美国政府推动的区域研究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对世界战略体系的布局与审视，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诉求。这一诉求使得区域研究更多表现为对同是关注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的依赖，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较其呈现出天然的偏离。即便是人类学有所参与的研究，也多是涉及与政治科学相关的现代化的议题，并未从根本上缓解人类学学术旨趣与区域研究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正因为如此，安德森坦言尽管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东南亚研究，但政治科学才是东南亚研究中的主流学科[31]58。20世纪70年代后，米德由于意识到人类学传统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也完全退出了政府主导的区域研究项目[26]。其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中的世界局势波澜动荡。非洲独立运动的持续发展、越南战争的爆发、古巴革命和解放神学运动等拉丁美洲左翼社会运动接二连三，全球社会的变化发展使得当时急于夺取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迫切需要对世界各地政治经济局势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输出其意识形态与发展路径。反映在学术界，能够及时回应社会状况和国家诉求的政治科学自然长时间占据着区域研究的主导地位。最后，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前，基于世界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的差异性特征，美国学术界已初步形成了相应的支撑学科、研究风格与研究特色。诸如东方学对日本、东亚和中东地区的研究，考古学、历史学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哲学、宗教学对南亚的人文研究。既有的学术积淀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人类学对于这些区域研究的参与。 三、20世纪80年代后区域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及人类学对其的拯救 （一）区域研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区域研究在美国日益兴起的同时，对区域研究的批判开始出现。1979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第一次对现代意义的区域研究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萨义德认为，所谓的“东方”是西方社会的东方学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建构起来的地理空间和认知对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就此而言，作为区域研究基础的认识论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不平等的权力格局中作为认知主体的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一种建构。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范式传播了一种种族主义、文化刻板印象，政治帝国主义和非人化的意识形态。进而，萨义德提出了“东方主义”概念，对权力支配下区域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刻反思。萨义德认为，应当从他者而非自我的立场，以一种全新的后殖民视角代替这一霸权关系模式[32]。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一系列社会思潮已经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对区域研究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直接导致区域研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首先，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冷战和二元世界格局下的产物，是美国政府在世界格局巨变的背景下获取敌方情报、为决策提供支持的一种手段。从这一角度上说，区域研究是服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治运动的产物。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作为区域研究出发点的世界对抗格局的消失，从而导致区域研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备受质疑[33]。其次，立足区域研究产生的历史背景，在把握全球格局并承继萨义德东方学观点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批判了区域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话语霸权，并对这一桎梏及其导致的本质主义困境予以剖析。所谓的“区域”是西方社会基于自身利益格局与诉求对世界所进行的切分。这一对世界版图先验的、自外而内的划分必然存在忽视区域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弊端④。第三，区域研究将世界各地切分、固化为分离存在的实体，忽视了区域作为全球社会整体组成部分及各区域之间具有流动性的事实。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显示着边界本身的流动性，即边界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权力体系的转移、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变化。正因认识到既有区域研究中本质主义的弊病，自由主义者认为溯源历史、讲究边界的区域研究存在视野狭窄、目光短浅等问题，亦缺乏对于全球社会的深度认知[34]。第四，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研究范式是将丰富多样的区域社会简化为强调边界与区隔的“地区主义”。这一狭隘的“地区主义”无法解释区域社会内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无法把握区域和世界体系的流动性与交融性，亦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区域研究的批判属性和理论思辨能力，使之成为单纯的低质量的资料搜集和事实呈现的过程。 对于区域研究的批判亦与政治科学发展和全球化的事实密切相关。如前所述，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形成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政治科学所支配。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受到行为主义革命影响的比较政治学注重研究的科学化，推崇理性选择的理论演绎和形式理论化与建模，无法构建理论模型的区域研究成为他们鄙夷的对象[33]。一些批评者认为，区域研究只是一个低等级的二手资料的搜集过程，并不具备较高的学术意义[35]。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兴起与自由市场的构建，全球一体化达到了新的高度。一些批评者认为，随着全球化普遍渗透至世界各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上，人类社会都会步入同质化的阶段。强调对地方社会特殊性的区域研究所关注的只是一些正在消逝的“过去”。 事实上，对于区域研究的诸多批判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全球秩序结构的巨变及其在思想界的动荡密切相关，甚至于这一批判指向的亦是全球秩序本身。梳理与区域研究相关的诸多批评可发现，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社会动荡的分析还是1968年对欧洲社会的思考，西方学界对全球社会的认知很少能够超越西方社会自身的疆界。20世纪70年代，萨义德最先注意到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权力格局对知识生产的桎梏。随着苏联解体，两极化的世界格局被一个多元的全球体系取代后，美国及西方世界的霸权、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进一步凸显为一项重要议题。正是因为基于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作为西方权力中心主义支配下知识生产的区域研究才会遭到一系列批判，进而遭遇合法性危机。 对于区域研究的诸多批判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话语霸权的实质。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些批判本身也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首先，受到行为主义革命影响的实证主义者批判区域研究缺少理论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排他性偏见，其背后隐含的论点是一切与西方理论范式偏离的分析都不具备理论价值。进而，实证主义者对区域研究批判的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社会科学范式对偏离于此的区域研究的标签化建构。其次，认为全球化导致均质化和一致性，由此使得强调特殊和边界的区域研究“已经过时了”的论点也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以及对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化的盲目自信。一方面，全球化并非西方化，世界文明、社会的复杂基调意味着全球化必然有着多种不同于西方化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诸如难民危机、宗教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族群运动和移民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反映出正是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发生加剧了区域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第三，即便是对区域研究最为直接的批判也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无论是萨义德批判区域研究的西方权力中心主义进而形成后殖民转向，抑或是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研究本质主义困境的剖析，这些论述多强调其是从非西方的、边缘的立场出发批判区域研究。然而，这些观点却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二元对立格局观念，其仍然把以西方社会为范本的全球化及西方社会科学视为其基本的思想疆域。由此可见，虽然对区域研究的批判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但其并没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全球化框架和知识体系。事实上，这不仅是区域研究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根源，亦是困扰着区域研究批判的根本性矛盾。 （二）人类学对区域研究合法性危机的拯救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反战与反殖民的运动后，20世纪80年代，在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下，人类学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动和酝酿了区域研究危机的发生，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开始探索性地尝试解决区域研究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在后现代思潮的渗透下，经典人类学遭遇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民族志写作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被揭露，人类学研究中的权力支配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被摆上台面。民族志文本究竟是人类学研究者权力意识形态的构建还是真实世界的再现受到热议。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的权威属性遭到解构，民族志文本的效度和信度也备受质疑。作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人类学对经典民族志权力关系的批判同样适应于对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区域研究。诸如《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和《时间与他者》等颇具后现代人类学研究对跨文化研究中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揭露，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后现代人类学对区域研究的质疑态度。 在酝酿、推动区域研究危机的同时，人类学也对区域研究危机的解决有所贡献。首先，人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积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研究话语霸权和本质主义的危机。如前所述，在认识论层面上，早期的古典人类学研究就显示出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旨趣和意图。美国人类学研究对异域社会的实地田野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非西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呈现和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的提出，亦缓解了区域研究中本质主义的困境，消解了区域研究中权力霸权的可能。例如，大量基于深度田野调查的东南亚研究呈现出世界格局巨变中东南亚地方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走向。20世纪60年代，对越战争的发动更是激起了美国学界的强烈批判[31]64-65。在超越经验的层次上，诸如“想象的共同体”[36]“弱者的武器”[37]“剧场国家”[38]等基于人类学研究生成的概念亦呈现出强烈的批判性与反思性。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学的参与，使得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虽然始于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以社会科学为主要支撑，但后来在方向上变得非常“文化性”[39]。人类学对于东南亚研究的参与和批判，亦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区域研究的实质：所谓的“区域”并非真实存在的实体，而是研究者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 其次，在对区域研究的重塑和反思中，受到行为主义革命影响的比较政治学者试图通过引入全球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赋予区域研究西方式的抽象理论立场。具体而言，全球化理论主张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会经历政治经济同质化的过程。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引入经济科学中的工具理性观点，主张政治行为是人们为了利益制度化而理性选择的结果，其无关种族、文化、阶级和性别差异[40]。由此，人们可以以此为依据预测一切的政治行为，最为突出的案例便是对于苏联解体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41]。然而，人类学对于多元性的强调以及在此基础上从普适性向多元性的转变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无论全球化路径抑或是理性选择，其都只是具体情境中的一种，都是为了避免比较政治学视域下对区域研究批判的回应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格局中。 四、当代人类学与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的重构 当前，随着全球化席卷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非西方社会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西方社会对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作为国际关系重建的重要维度，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全球化政治的主要危险[42]。在这一背景下，如果沿袭旧时代区域研究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诉求，区域研究很可能重蹈旧时代的覆辙。此外，学术层面上对区域研究的诸多批判虽已使当代研究者对传统区域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了如指掌，却仍面临着如何避免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研究陷入权力窠臼的问题。既有的区域研究因采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性框架而遭到批评，人类学也的确揭示出全球化理论的西方地方性特质，但全球化还是一个现实的宏观结构，区域研究如何理解这种全球化的现实性，重建全球化的框架体系，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解答。在全球现实与学术批判的双重压力下，区域研究面临着范式重建的迫切需求。这一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类学的支撑。 首先，诸多批判者指出了西方权力中心主义的支配导致区域研究危机出现的事实。只有形成对知识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批判自觉，才能从真正意义上避免经历危机之后的区域研究再次陷入新的权力关系的桎梏。批判人类学研究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如前所述，正是在对文本“间隙”权力话语的批判中，文化相对论成为人类学的共识，进而形成了批判人类学通过对异文化的阐释实现本土文化批评的诉求，及其对西方本土知识论和权力意志批判的自觉[43]。只有吸收批判人类学的基本主张，形成对权力关系的批判自觉，区域研究才能真正摆脱欧美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建构，挣脱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资本的支配，避免再次陷入权力桎梏的束缚，从真正意义上恢复其作为一种公正、严谨的元叙事的知识生产的意义。 其次，对区域研究依托的全球化框架的重建路径，当代人类学同样给出了重要参考。本体论转型的人类学将“社会建构视为一种构成其研究的人类实在的特殊分类”[44]。在此基础上，其“主体即是世界”的主张更将对主体性的认可从研究对象拓展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存在，以此实现对个人中心主义的彻底超越[45]。可以借鉴人类学主体论的转向对实现区域研究宏观结构性框架的重建。即对于这一宏观结构与全球化框架的重建要基于区域社会，但这种“基于”不是通过对多个区域社会的观察去归纳一般性的规范理论，而是以“区域社会”的多层次的本体论去理解全球化的现实性，在构建新的全球化理论的同时实现认识论上的修正。 正因为意识到了人类学在区域研究重构中的重要意义，政治学家马歇尔·贝尔(Marshall Beier)主张人类学是理解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与之紧密融合[46]91。在人类学的参与重构下，作为批判、反思既有全球化体系的区域研究应该具备如下诉求。 首先，对区域社会主体性与多元性的确认是新时代区域研究需要先解决的问题。全球化带来了身份与文化的复杂化与多元化。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参与的区域研究应当关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多重面向，在对多元地方与主体关注的基础上呈现世界的秩序与图景。这一工作包括如下四点。第一，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是区域研究知识生产的基础。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的落脚点应该体现在对人的关注上，从人的生存境遇出发理解全球化的现实性与多样性。尤其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作为主体的人随时处于流动性的状态之中，形成了一种去领土化的身份政治。内与外、新与旧之间的张力关系时刻加剧着人的身份焦虑与紧张，人的困境、张力问题更为突出。第二，在把握人的基础上，将对主体性的强调拓展到区域社会的多元构成上。在把握区域社会人、自然、社会多重主体交互关系的基础上，将包括集体遭遇在内的全球化进程中无法把握的、隐藏的、甚至是被侮辱的和被诅咒的事实予以呈现，将全球社会纳入现代性的实践之中，在区域社会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呈现区域社会的日常景观与权力生态。第三，在全球化的网络格局中重新把握区域与世界的关系，在纵深性格局中深化对区域社会的理解。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多元性，难民危机、宗教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族群运动和移民问题等的出现丰富了区域研究的议题。随全球化而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协作和共同体建立，在相当程度上显示着区域社会的复杂走向，这是区域研究应该持续关注的、基础性的研究内容。第四，不同区域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发展经验及其应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路径，区域研究应该在此基础上确立区域社会与文明多元发展路径的合法性与主体性，为人类社会多元发展路径的探讨提供事实基础。 其次，在呈现区域社会地方性与主体性的基础上，人类学的区域研究将知识生产与历史经验、权力体系连接，在重振对世界知识实证性生产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强调这一知识生产对权力话语的批判自觉，重构区域研究的批判属性，进而致力于寻求更为合理的全球秩序，探寻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具体而言，第一，人类学支配下区域研究批判属性的重构首先包括对殖民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殖民时代，殖民主义及其扩张掠夺了第三世界的财富，在繁荣欧美文明的同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在独立运动浪潮后，“现代民族国家”被政治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出发点，它不加区分地把国家与国际的二元对立视为一种以分割线为特征的分析形式[47]。这种“嵌入许多范式中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Nation-State Centrism)阻碍了对全球化变革的动力机制的理解”[48]。吸收批判人类学精神的区域研究，在确认区域社会多层次主体的基础上，应当强化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嵌入性关系的认知，形成对殖民秩序及其遗留以及国家中心主义批判的自觉。第二，区域研究批判属性的重构亦包括对全球化本身的批判。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渗透对权力、财富格局甚至于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是不均质的。事实上，正是全球化的兴起造就了欧美与包括拉美、非洲在内的“中心-边缘”的权力模式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全球化对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非洲、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迅速衰落；拉丁美洲形成了混合文化的特征；东亚诸国或是吸收西方文明进行本土化改良，如日本，或是继续坚持本国文化的特征，如中国。在呈现不同区域多层次主体遭遇全球化的过程与现状的基础上，人类学支配下的区域研究应该从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并反思既有全球化路径与机制。在承认和借鉴不同区域文明景观与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作为新景观的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与呈现形式，为一种更为合理的全球秩序的生成提供可能。 在对人类学学科史进行回顾时，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曾指出，虽然在传统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中存在不足，经典人类学仍然以世界民族志档案的方式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支撑。这一民族志档案分为不同的文化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着独特的人类学话语的历史[49]。事实上，马库斯主张以一种温和的态度，突破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关系，以一种连续的方式理解不同时期的人类学对区域研究的意义。本文对人类学参与区域研究历史图景的梳理也表明，虽然后现代思潮对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中权力话语有过深刻批判，但无论是早期的殖民地研究，抑或是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人类学都为其生产了大量基础性的知识。在后现代思潮的洗礼后，批判人类学的基本主张能够使区域研究形成对权力关系的批判自觉，超越本质主义的人类学更具备呈现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复杂图景的可能，本体论转向下的人类学亦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以“区域社会”的本体理解全球化的现实性，进而建立新的全球化的认知体系与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地方主义、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依然存在，且在局部地区呈愈演愈烈之势，但不能因此否认全球社会紧密相连的事实。2020年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在这场全球性危机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再次得到了确认。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一种超越各个层级的中心主义、关注全球社会与人类命运的世界主义的认同已呼之欲出。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学对区域研究的重构以及在这一重构下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和对区域社会主体性的确认，是以一种交互凝视与反思的方式对世界社会共同命运与福祉的关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具有推动全球社会转型的意义。 ①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区域研究有着特定内涵。阿兰·坦斯曼(Alan Tansman)认为，区域研究是指一种谋求通过一个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述外国文化的事业。大卫·桑顿(David Szanton)认为，在美国，区域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一直并将持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等核心学科中、在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中，去除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唐世平等认为，区域研究是综合了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个研究角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研究。笔者赞同前述学者的定义，认为区域研究一般是指对本国之外区域和国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国民性的规律性认知的研究。参见SZANTON D L.Introduction:The origin,nature,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C]//SZANTON D L.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2-3；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1)：9-17+6。 ②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正式建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有42个，非正式的备案研究中心有395个，数量总计437个，基本做到全球范围区域国别研究的地域全覆盖。这些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多以政治学、世界史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支撑。参见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J].国际政治研究，2020，41(1)：134-160。 ③在现代学科形成后，西方社会形成对于世界不同区域的学科体系。具体表现为以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参与的“西方社会”，东方学参与的对“有文化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以及人类学对“非西方无文化社会”的研究。参见GUYER J I.Anthropology in area studie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4,33(1):499-523. ④以亨廷顿对世界七大文明的处理为例，其将世界分为由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西方”，“拉丁美洲”，主要由撒哈拉以南非洲组成的“非洲”，“伊斯兰”，包括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的“中华”，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印度”和“日本”。这一划分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本质主义问题。以东南亚为例，东南亚的概念是在原宗主国的推动下，在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形成的背景下形成的。亨廷顿这一区域性的标签并没有注意到东南亚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同样，殖民历史、人种、语言和意识形态亦使得拉丁美洲表现出强烈的多样性。南部亚洲和非洲亦非区域研究中的“伊斯兰世界”。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29-33。 参考文献： [1]GUYER J I.Anthropology in area studies[J].Annual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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