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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胡适 一 《胡适未刊日记》的校订注释终于完成，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卸下来了。有些话，不吐不快。 首先介绍一下《胡适未刊日记》的内容。这是胡适在1956年至1960年间的日记，至今没有出版发表过。不同于胡适同时期其它日记的是，这一部日记仅仅以极其简约的文字写下每日大事，不涉及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没有当事人的对话、感想等，看起来和“日程安排”差不多。例如： Oct.14，1956 (Sun.)[星期天] 1:00紀五來午飯 充和&Hans[傅汉思](Supper)[晚饭] 5:30 Hans Frankel[傅汉思]來接 (“茗談會”李徹之?) 这部日记所记，中英文夹杂，均为上午6：30—下午5：30的活动。晚上很少安排活动，这应该与胡适当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有关。 其次交代一下《胡适未刊日记》的来源。2005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克武接任胡适纪念馆主任。在清理馆藏时，发现若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迄六十年代初期逐日记载胡适活动的记事本。经慎重整理复印，暂拟名为《胡适未刊日记》。该馆请潘光哲担任整理工作。潘先生另有课题在身，转而推荐程巢父任整理之责。程巢父把整理稿命名为《胡适未刊行事历》，可惜因种种缘故，一直没有出版。几年前，程先生曾以其整理稿嘱托我校订出版，故而不揣浅陋担负此责。 二 接下来，我想回忆我和程巢父先生相识及他以书稿《胡适未刊行事历》相托的苦衷，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人对民间学者治学之难的关注。 程巢父（1934—2020），真名程朝富，笔名程巢父，书房名不降斋，出生于湖北汉口。早年在湖北沙市京剧团任编剧，后下岗，靠稿费维持生计。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20世纪思想与政治研究，主攻方向为陈寅恪诗笺证和胡适研究。代表作有《思想时代》《胡适的声音》《胡适论教育》《寻找储安平》等。一个人的一生，自然不是短短的两三行字可以概括。至少在我记忆里的程巢父，亲切而生动。我与程巢父先生初识于2009年7月召开的“储安平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会上，我见会议举办者谢泳对一个精瘦的老人恭敬有加，于是问谢泳，那是谁？谢泳说，程巢父。我立即想起读过程巢父的《思想时代》，这是一本让我颇有收获的书。于是走过去找他聊天，相谈甚欢，彼此留了联系电话。会议结束后，我和程先生时常有联系。有一段时间里，我的电子邮箱收到署名“不降斋”的“来函”，那些实际上是程先生搜集整理的一些资料，其中胡适研究资料居多。我知道他老先生以七八十岁高龄，用电脑打字和上网不易，可由他寄给我的电子邮件，三天一封、两天一封，几乎没有中断。有时也通电话。他曾邀请我去他在上海的家里住几天。“我家里人都去了海南，有空房。”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白天你去上海图书馆查资料，晚上住我家，我们谈胡适”。我那时有事要去广州，结果只能让他失望，可他热情的邀请，至今宛若在耳边。 程先生有个习惯，虽然经济不宽裕，却时常一页一页自费复印、装订各种文献资料，寄给他认为需要的人。大约在2009年冬，我突然收到程先生寄来的一包书。打开一看，有几本是中国现代史和文化方面的，另有几份打印稿，其中包括程先生研究胡适的两三篇文章，还有一本比较厚，封面印着“胡适未刊行事历（未定稿）”。程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受台北胡适纪念馆委托整理此胡适遗稿，也就是说，这份胡适未刊稿的来源绝对可靠。我建议他早日发表出版。“很难……”他叹气说，“托人问过几家出版社、杂志社，都不愿意。”我把程先生整理胡适未刊稿的事告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他那时刚接手更名后的《现代中文学刊》，对散佚的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格外有兴趣。征得程先生同意后，我把他联系方式给了陈子善。后面的事情，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没过多久，程先生在《现代中文学刊》发表了《胡适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讨论会”——<胡适未刊日记>整理记事》（《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一文。然而，《胡适未刊行事历》并未如程先生希望的那样得以连载刊发。我想，可能是因为主编陈子善认为它的文献史料价值不高吧。2010年某天，我在电话里提起《胡适未刊行事历》，问程先生出版了没有？他说：“还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自费出版，又没这个财力……你在大学，又是博士后，将来申请到经费，你来出吧，这事我就拜托你了，我给你的胡适稿子，你随便用。”我觉得由程先生自己出版这部书更合适，但听他言辞恳切，不忍拒绝，就答应了。此后七八年里，我和程先生没有联系。倒不是奉行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我从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来到广州工作、换了手机及号码，彼此没有了对方电话号码。虽然有时想起《胡适未刊行事历》以及对程先生的承诺，但琐事缠身，一直没有动手。2020年初，惊悉程先生因髋骨骨裂在上海卧病于床，生活陷入困顿。我原本打算去上海看望他，因新冠疫情未能成行，仅用微信给学界发起的援助程先生的账号转了点钱。心里惦记着他的病情，然而传来的是噩耗，他在9月16日病逝！程先生的病逝，当时在学术圈引起不小的轰动。不过，大家关心和讨论的似乎不是程先生的学问，而是他去世前的经济窘迫。很多人质问程先生的儿子为何没有尽到做子女的责任。他们甚至嘲笑说，程先生的儿子程汉也像他一样，自己连饭都吃不饱，还沉迷搞学术！这些人身处高校或者科研单位，是真不了解民间学者的夙愿和疾苦！ 程先生的去世，让我深感当年对他的承诺如磐石压身，于是丢下手头的课题，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校订、注释他的整理稿《胡适未刊行事历》。当年程先生寄给我的整理稿封面标注了“未定稿”三字。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说，2011年“6月、7月才将整理工作订为‘日课’，每天做几个小时”[1]，说明在“未定稿”之后，他手里有一个更全、更新的版本，然而我多方索取未果，只能依据“未定稿”。由于我依据的是“半成品”，有待校订、注释之处就比较多，几乎等同于重新整理。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更名为《胡适未刊日记》。程先生当年为何没有采用潘光哲等暂拟的书名《胡适未刊日记》，而是另拟题为《胡适未刊行事历》？现在已不可知。可我认为，“胡适未刊行事历”不如“胡适未刊日记”让人一目了然。并且，尽管这部书里头辑录的都是胡适那几年的“日程安排”，但仍是日记体式，胡适手稿第一页，也明确写着“Diary”（日记）。所以，我没有保留程先生的拟题，而是更名为《胡适未刊日记》。 二，梳理原文。《胡适未刊日记》逐年逐月逐日记事，本该条目清晰，由于撰写者仅以最节约的文字记述，且时常涂写、增删，页面变得凌乱。而程先生辑录时又秉持忠实原作的原则，以致不梳理原文，几乎难以卒读。 三，校正文字。虽说原稿（复印本）的字还算工整，但手写的字难免会认错。何况，多数用圆珠笔写成，墨迹很淡，辨读不易。尤其是英文，采用的是花式字体，极难辨认，在程巢父的整理稿中，此类错讹最多。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程先生送给我的整理稿，虽是打印本，但那是他请人在电脑上打的字。整理稿空白处，有几处程先生手写的提示，如“郑小姐注意：请将此条移在狮子会之前！”显然是提醒打字员郑小姐需要注意的事项。由于并非本人电脑打字，整理稿上出现了一些属于打字错误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是我必须校订的。 四，修改、增补注释。程先生对胡适日记里一些人名、地名、史实等做了详细注释。我只保留了极少数，因为绝大多数注释，在今天看来，要么过时，要么需要更正、补充。这是一个对程先生来说，有些残酷的事实，然而学术更新换代在所难免。另外一些日记中的人名、地名和史实，程先生未标注释，由我予以增补。比如前文所述1956年10月14日的日记，程巢父先生对“纪五”“充和”“汉思”做了注释，而没有解释何为“茗谈会”、“李彻之”是什么人，我在整理时增补了这两条注释，由此勾沉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日记全编》等没有提及的胡适与“茗谈会”的一段史实。 五，校对、修改翻译。胡适日记经常中英文夹杂，为此，胡适往往对其中的英文人名、地名等作了翻译，每个英文单词后面都用中括号包含了中译。我在校对时，发现有些中译或者过时，或者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不易看明白。比如，“Stanford Univ.”，胡适译为“史丹佛大学”，今通译“斯坦佛大学”。1956年9月的日记经常出现“Class”一词，胡适译为“课”。虽然是直译，但毕竟意思不明确。考虑到胡适此时被加州大学聘为资深教授（Regents Professor），做为期一年的讲学，胡适行程安排里的“Class”，我在注释里译为“上课”，并予以说明。 这一部看起来像“日程安排”或“备忘录”的日记，其价值确实不如《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全集·日记卷》，但是仍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献史料价值：一是记录了晚年胡适的每日行程；二是记录了晚年胡适的交游；三是程巢父所做注释和我修改增补的注释，不管对人还是对事，都只做客观陈述，可帮助读者了解胡适日记中提到的人和事。因为前两点，《胡适未刊日记》既可与坊间流布的胡适日记、年谱、年谱长编相关史实相互印证，有的也能填补史实空缺。如，查《胡适日记全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9年2月21日为空缺，而《胡适未刊日记》的这一天条目有：“10:00 Hochstaer来；10:00—11:00浦家麟来；24日下午三时给史语所‘学术讲论会’学术讲演（讲题？）”。不但记录了当天两个来访者姓名、来访时间，还透露了2月24日将在史语所做学术讲演，甚至据此可知，胡适在2月21日确定了这次学术讲演的时间，而讲题未定。总之，《胡适未刊日记》不但为“胡全人全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可提供关键事件的线索，解开一些谜团。 三 抄录、整理这份胡适日记遗稿，不是容易的事。先别说因年代久远，原稿的字迹颜色变淡，光那些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字，就远不如其它用毛笔钢笔写的黑色的字工整、清晰。程巢父对此颇有体会：“原件多以圆珠笔手写，有时因匆忙记录，部分中英文字迹均极潦草，且时有涂改，加以圆珠笔油墨年久漫漶，故极难辨读之处颇多。”[2]更何况，撰写者还时常在日记本上勾画、涂改，辨认不易。其中，英文写得很潦草，往往需要结合上下文、查阅胡适这时期的书信日记和年谱，才能推断出是哪几个字母组合的单词。由于这部日记对人名、地名，都只作最简略的记录，如英文的人名大多是缩写，注释的难度很大。程巢父先生曾撰文讲过，他为了追究一个《胡适未刊日记》里的缺笔字，求助于多位友人，几经辗转，事隔两年，最后才弄清楚。[3]我在为这部日记做补注时，也常有类似经历。记得，为了补正一条程先生所做注释，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检索、查阅资料。我在当下信息时代，可以利用互联网快捷地检索资料，尚需如此费时费力，想当年程先生完全凭手工查资料，该是何等的困难！个中辛劳，可窥见一斑。 抄录、整理不易，与程巢父经受的其他困难相比，显然要容易解决得多。作为民间学者，他的研究工作没有经费资助，成果出来后又很可能出版发表无望。这种无助和无望，才是往往让民间学者束手无策的“拦路虎”。确实如记者采访民间学者时所发现：“知识上的缺陷，他们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向前辈及同行请教来弥补，而来自精神上的压力令他们备受煎熬。”[4]再想起去世前贫病交加的程先生对人说自己“无法生活”，我不禁潸然泪下，这让我思考“学在民间”的传统和民间学者的处境。 中国素有“学在民间”的传统。进入近代以后，治学问者有“民间派”和“学院派”的分野。很多人都熟悉钱钟书笔下的这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人们以此证明“学在民间”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历史经验上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在民间萌生的。”“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大致说来，只能出自民间甚至‘荒江野老屋中’，不大可能来自热闹的庙堂或市场。”[5]这些话，说得铿锵有力，也对“学在民间”的传统做了凝练的概括。然而，时至今日，还有多少“原创性的思想与学术”来自民间？还有多少学者在民间？传统既然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学在学府”——当代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学者，都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应地，民间学者及其研究，一般不符合“学院派”的规范和话语体系，以致边缘化。其结果是，民间学者很难有正常申请科研经费和获得出版发表的机会。君不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申请，都要求以高校和科研单位为依托？君不见重要学术期刊的作者，几乎都是“学院派”？ 2013年10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曾经报道，当代中国“民间学者”处境艰难：“没有受过学术训练，没有经费资助，没有学术交流平台，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背后都是数倍的付出和艰辛。”被采访的民间学者“说起这些年的辛酸，眼泪都哗哗的”[6]。年龄比较大的民间学者比如程巢父如此，年青一辈同样如此。四川成都的青年学者肖伊绯，供职于报社，多年默默从事胡适史料辑佚。据我粗略统计，经他之手发掘的胡适佚作不下二十篇，其中包括发现并整理出版了具有重大价值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7]。可就是这么一个在胡适佚作发掘整理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至今鲜为人知。“学院派”的重要学术期刊，直到2020年才开始发表他的研究成果。[8] 当然，我们现在提出要找回“学在民间”的传统，倒不是仅仅因为民间学者的处境堪忧。光呼吁大家同情民间学者，众筹援助，如同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如果我们不把“学在民间”的传统找回来，如果我们只承认“学在学府”，那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不良风气：谁的学术地位越高，谁掌握的学术资源就越多；谁的公开成果越多，谁就是越有学问。在这样的流风之下，“学院派”少有原创性的重要成果。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这些年凡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多数是个人做出来的，和体制性项目无关。这个评价大体是准确的。 是时候反思这个现象了：为什么高校学报的学术品质普遍下降，反而有些不在高校评价体系中的学术期刊，水平却能得到学界的公认？比如像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陈平原主编的《现代中国》。有一些出版物，不以学术标榜，反而为学术界看重，比如《书屋》、《随笔》、《万象》、《上海书评》、《历史学家茶座》等等。还有一些不属于CSSCI期刊、核心期刊，甚至连刊号也没有的内部期刊，也有相当水准，如《胡适研究通讯》。当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宏观发展的角度对此作出反思，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在‘学在民间’这一路向上的发展,有力地促成、推动、明确了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界分，更是对‘主流官学’或其他场域的‘进步’意识形态构成了反思和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在‘学在民间’这一路向上的努力，实在是中国学人对‘学术’的一种自觉自省的行动，它担当着极为严肃的学术使命，即如何建构并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性，以及如何建构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的问题。”[9]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学在学府”主导下高校的学术体制日趋僵化。教学科研和个人绩效奖励的不当结合，日益荒诞的数字化管理，导致急功近利之下时有学术道德沦落、师德行为失范事例发生，高校因此受到一些来自社会舆论的负面评价。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的学术界似乎是过于成熟了。熟得研究任何问题都成为一个套路，熟得大家都没有了学术的个性。”[10]破解之法也许有千万条，就目前而言，最切实际、最为迫切的，很可能是以民间力量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文化活动良性发展。一言以蔽之，要恢复和助长“学在民间”这个传统。今天的中国尚不具备私学的强大传统，但我们至少可以让“学在民间”作为一种精神和理念普遍存在。一方面，营造有利于民间学者成长和发展的学术体制，通过“学在民间”的继承发展，通过“学院派”与“民间派”之间的交融碰撞和竞争，扭转当前中国学术思想衰微的状况，改善民间学者的处境。比如，为民间学者设立专门的科研项目申报通道、学术期刊专栏等。另一方面，把“学在民间”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供职于高等学校、研究院所等体制内的学者，也可以心存“学在民间”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独立自主探索学术的精神空间。 当代民间学者大多供职于出版发表机构，例如：以鲁迅研究负有盛名的朱正，供职于湖南人民出版社；以搜集整理知识分子史料闻名学界的陈徒手，供职于《北京青年报》；谢泳在受聘厦门大学教授以前，长期任职于《黄河》杂志社。这是“民间派”的特征。同理，普遍供职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这是“学院派”的特征。两派不必为了交融而泯灭各自特征。我们期待的是，“学在民间”和“学在学府”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两大主脉，并行不悖。 行笔至此，突然想到，假如“学在民间”早些年得到恢复发展，或许程巢父整理的《胡适未刊行事历》能在他生前出版，或许他的经济状况不再窘迫，可以多活几年、多整理一些胡适研究资料。然而，斯人已去，此念茫茫。 注释： [1]程巢父：《胡适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讨论会”——<胡适未刊日记>整理记事》，《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 [2][3]程巢父：《<胡适未刊日记>整理记事》，《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9月26日。 [4] [6]唐红丽：《“走”在学术边上的民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4日。 [5]喻中：《为“学在民间”招魂》，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12.html，2005年8月26日更新，2020年10月5日检索。 [7]参见胡适著、肖伊绯整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8]参见肖伊绯：《新见平津沦陷期间报刊所载周作人“佚文”及相关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9]邓正来：《“学在民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的分析》，《学术界》2006年第5期。 [10]葛晓音：《我和<文学遗产>》，《文学遗产》编辑部主编《<文学遗产>六十年纪念文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第164页。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