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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宫立 现代文学 编者按：“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也是如此。”青年学者宫立新著《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一书中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影响非凡的19位学人的学术通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进行了富有深度的研究。《风骨》分为三辑，将单演义、任访秋、唐弢、王瑶、钱谷融、丁景唐等第一代学人，姜德明、陆耀东、樊骏、范伯群、王信等第二代学人，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赵园、温儒敏、钦鸿、陈子善、刘绪源等第三代学人分别列为一辑。宫立从研究视野、心态、观念、方法等方面总结学术思想、阐发学术贡献；又关注学人著作的版本，学人的日记、书信，他人的回忆，以及作者与学人接触中的观察与感悟，把重心放在通过“历史的细节”，为“学”术研究背后的“人”作“素描”。书稿中各篇文章所体现和透露的详实的、具体的历史资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记忆内涵。中国作家网特遴选《风骨》一书序言、后记推送，并在文末附本书目录，以飨读者。  《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宫立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 ——读宫立《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 钱理群 我和宫立交往不多，只在不同场合见过几面，春节前他和王富仁的儿子等人到养老院来看我和赵园、得后，也没有深谈。但我一直对他很关注，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只要看到了就会拿来翻阅。他是王富仁、陈子善的学生，樊骏、王信的“小朋友”，而樊、王、王、陈四位又都是我的良师或好友，这就自然产生了对他们多少有些宠爱的这位年轻人的好奇心。因此，当宫立提出，希望我为他的第二部专著作序，我毫不犹豫地就欣然同意了。书稿寄来，打开一看，封面写着书题：《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我就笑了：因为我刚刚编好一部新著，题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哪！宫立书中有一段话讲“学人研究”的意义，其实也是我们的共识：“中国现代文学科史正是由一代代的现代研究者共同书写的壮丽篇章。为了更好地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和历史传统进行认识和把握，我们需要对现代文学研究历代学者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作富有深度的学术研究”。（《从“纪念王瑶”到“王瑶研究”》）。我当年就是在樊骏先生的启发下，认识到这一点，而开始学人研究的；如今宫立又以同样的自觉继续作下去，我也就顿生“后继有人”之感。宫立在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后记”中说：“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那么，他也是自觉接班的。 但我认真一读，就发现，他对学人的研究、考察的方法、重心都和我不同：如果说我的研究偏重于历史的梳理与理论的概括提升，注重论述学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那么，宫立更关注学人著作的版本，学人日记、书信，他人的回忆，以及自己和学人接触中的观察与感悟，把重心放在通过“历史的细节”，为“学”术研究背后的“人”作“素描”。我细读本书以后，才知道他的方法与追求，也是自有传承的：樊骏就一再提倡“记录收集尚未成形文字，仅‘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史料”，强调书信和日记是“当事人亲笔写下的原始的直接的实录，包含着大量真实、具体、准确的史实”，更能从中“体味人的心态”（《略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观》）；而陈子善研读现代文学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陈子善：将“好玩”进行到底》）。那么，宫立也是自觉继承老师的传统的。 这又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宫立研究的这些学人，大都是我所熟悉的老师辈和同代学友，有的也是我的研究对象；那么，他的“学人素描”，都从哪里入手，抓住了什么，有什么我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够的新的发现？下面，就谈谈宫立笔下我印象最深的八位学人。 宫立对唐弢的描述，是从考察“唐弢《书话》的版本变迁”入手的。他通过1956年《读书月报》、1961年《人民日报》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书话”，和1962年结集出版的《书话》的校勘，发现了大量的删除、修改。由此而“联想到唐弢欲撰写一部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史的抱负，实际上，连书话都要删改，文学史怎么可能写出？”他也就因此懂得了“年轻时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批评家”唐弢，到建国后逐渐“变成小心谨慎的学者”背后，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人的历史尴尬处境。懂得了这一点，他也就发现并理解了唐弢尽管处于政治高压和只允许集体写作文学史的限制下，通过“书话”的个人写作，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曲折表达个人的某些现代文学观念，模模糊糊地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现代文学史”的一番苦心，进而描绘了“在严控下坚守学术”的现代文学第一代学人的形象。（《唐弢<书话>的版本变迁和学术价值》） 宫立写钱谷融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是介绍其“少作两篇”，从他在读高中时发表题为《给苦闷的青年》的一封信中，敏锐地发现一句话：“你还是努力的为自身创造趣味吧！”并立即联想起钱谷融晚年的一段“自白”：“我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我看书，是想从书本中去寻找乐趣，想作一次心灵的游戏”。宫立由此而感悟到“钱谷融的文学观”：“他关注的是作品对人类心灵的触动程度”，他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将直通你的心灵，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钱谷融先生的少作两篇》，《钱谷融主编<中华现代文选>》）。宫立对钱谷融的观察与感悟，也强调通过交往而“结缘”。他特别注意钱谷融在“即兴式聊天”时的神态：他“大多时候总是静静地听，默然不语”，但也会“爆发”，一开口，讲话就“简洁，切题，深刻，精炼”，把你深深吸引进去：这是一位陈平原先生说的“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与钱谷融先生结缘》）。 樊骏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学术警察”、“法官”。宫立在征得樊骏同意后公布了钱谷融先生1983年写给樊骏的信，其中就谈到：“你嫌自己太苛细，或者说太苛察，的确是你的一个毛病，但它同时也是你的一个优点，是由于认真而来，是由于一种精神上或说是心智上的洁癖而来，而一般说来，你心地还是宽容的”。这都是知人之言。宫立特别提到樊骏对一部《编撰史》的“苛评”，他严厉指责作者面对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常常出于人情、人事关系上的世俗考虑，采取“回避”、“缩小、淡化”的态度，“人为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空白，也放弃了总结历史教训的良好机会”，樊骏对此表示深深的“惋惜”，并引发出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原则问题：“史家的职责”、“史书的描述评判”的基本原则就是“全面、深入，客观、公正”，“首先就要求史家真正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如果说历史无情，史家和史书同样是应该无情的！”在樊骏看来，在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客观、公正、无情的史笔传统问题上是不容任何让步的：这才是樊骏的“苛察”的本质。（宫立：《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参看钱理群：《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最难能可贵的，是樊骏的“苛责”更指向自己。宫立特别提到樊骏经常对尊重他的意见的年轻人说，“我自己没有多大出息，如果谁完全听信我这一些，也不会有出息”。他对自己的文章的“苛刻”更超乎寻常。宫立提供了两个事实：他的研究论文《认识老舍》从写出发言稿到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历经15年之久。他从事学术工作接近40年，才肯出版一本《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搜录了他学术成果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都认为“不合格”而排除。樊骏说，“我把‘正业（按：指中国现代文学）看得很神圣，不能轻易写文章”。（宫立：《樊骏与中国现代学科队伍建设》）。但他又确实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其中，宫立为我们提供的最后一幅“樊骏相”是：“由于伏案写作，他的脊柱严重弯曲，以致在体检时很多动作都无法到位。他的右手明显变形，手掌无法完全展平，掌心下陷，拇指、食指和中指不写字时也保持握笔的姿势”（宫立：《“樊骏相”》）:这幅“素描”实在惊心动魄。 和樊骏同样“认真到苛刻程度”的，还有《文学评论》的编辑王信。宫立公布了他保存的王信写给樊骏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樊骏写的《论罗淑》，直截了当地说，“太缺少新鲜感了”，“这篇文章就给别的刊物吧”。如此毫不留情地拒绝同事、好友的文章，这在王信是常态：知名的专家，身居要职的领导文章达不到发表标准，他都会断然拒绝；无名之辈的文章只要有“新锐见解”，他都会想方设法让它出现在《文学评论》上，但质量不过关，他也同样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樊骏式的学者今安在》）。这背后其实还隐含着王信作为资深编辑的另一个难得的品质、素养：他认定，刊物的职责就是“推动学科的发展”，“务必站到学术的前沿”，而且他自己也特具“对学术突破性的专业敏感”，“发现新人，推举佳作”几乎成为他的编辑本能。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三代学人没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绝非偶然。（《作为编辑家的王信》） 宫立如何看待、描述他的老师王富仁，这本身就饶有兴味。我注意到，他一方面完全认同学术界对王富仁的评价，如“他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樊骏），他是学界的“勇猛”之士，“对‘时风众势’的抗拒始终顽强”（赵园）；他也高度评价王富仁“总是选择以鲁迅的眼光读人读史”，断定“时间将会证明，无论是鲁迅，还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都能‘经得起由理性和自由所做的公开审查’，并且也值得拥有‘理性的尊崇’”（《王富仁的“呐喊”：中国需要鲁迅》，《王富仁与<新国学研究>》）。另一方面，他更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在汕头大学读硕士生时，每天下午陪着老师和他的“三儿子”小狗胖胖一起在水库散步时，留下的“王富仁”印象。“先生是可爱的”：“每当胖胖看到要亲密的伙伴，风风火火去勇猛直追的时候，先生也会不顾年迈，与他的‘三儿子’共进退，直到胖胖乐了，先生也精疲力尽，但先生是快乐的”。“先生是多情的”，一次在开题现场谈到一位年轻朋友“为了建设学校，劝家人捐钱，给家人下跪”，先生情不自禁当着老师和学生“失声痛哭”。当听到上级主管部门下命令捐款时，先生又“拍案而起”，他绝不允许利用“人间真情”为政治需要服务。（《我与富仁师》）。 宫立对他的另一位老师陈子善的描述，也是抓住日常生活里的几个细节：“关于猫的那些事”，“最爱听的还是古典音乐”，“偏爱收藏毛边本和签名本”，“名为‘不日记’，实为‘日记的正宗嫡派’”，“热衷于对张爱玲文本的发掘研究”，“编书，编书，还是编书”等等。而他作为学人研究者，对陈子善的研究特点、贡献的体认和评价，也就自然流出：“他无意于构建新的文学史框架，他更乐于文学史的微观察，更乐于关注比较好玩的人、书、事，因此，他带着‘发现的愉悦’寻找‘遗落的明珠’，把自己的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上”，“为改写作家个人创作史和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足资参考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陈子善：将“好玩”进行到底》）。 宫立一再说，“赵园老师是我最喜爱的学者之一”，当年他和王富仁一起散步时，赵园也是他们的重要话题。（《我与富仁师》）。因此，他谈到赵园，首先引述的就是王富仁的评价：她“走的是自己的路，说的是自己的话，用的是自己头脑里自然呈现出来的概念”，“她不‘与时俱进’，但也不‘与时俱退’，是一个按别人的标准无法分类的人物”，她的文章“没法做内容摘要，没法提取关键词，勉强做出来、提取出来也无法说明她的文章的要义，无法概括她的文章的要点，但这恰恰是她的文章的魅力所在”。王富仁因此说，他是“很崇拜赵园的”。樊骏也说，在第三代学人中，“她可能是最富有学术个性的一位”。宫立还关注到赵园不大为人们所注意，而赵园自己却十分重视的一面。他说，“赵园老师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她追求“人生意境与学术境界的合致”，她的文字是那种带着生活的、文学的感性血肉，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批评、研究文字，不止是‘有情的批评’，而且是“饱含着批评者的人生体验，令人感到批评主体的生命力量的”。宫立还特别注意到赵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提出的“尽快出台《财产申报法》”、“关注农村养老问题，创造多元化养老模式”等议案，他由此看到的是赵园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书斋外的天地很大，值得关心的东西很多”（《寻求独立、原创的风格：赵园的学术追求》）。 宫立很赞赏赵园的一个判断：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虽然算不上最称辉煌的学术文化时代，也是一个其人物最富有魅力的时代”。在宫立的心目中，这样的“有魅力”的学人，还有吴福辉。他珍藏着吴福辉在其著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签名本上为自己写下的题辞：“读做梦者的文学史，做文学新梦！”这背后有一个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做梦”的故事：1983年，刚走上研究之路的吴福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史应提倡私人著述》，出版时改题为《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这其实是几代人的学术梦：前文谈到唐弢就深为没有写出自己的文学史遗憾终生。吴福辉这一代要实现这样的梦，也不容易：从1987年吴福辉和钱理群、温儒敏、王超冰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到2009年吴福辉独立完成《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间足足走了22年的艰苦历程。吴福辉在他的总结性集子《春润集》里说，“掩卷想来，从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里禁不住发了一声叹”，真正是百味杂陈。但这一代人还要继续“做新梦”：“终点还没有达到，也许永远不会到达”。（《<春润集>：吴福辉先生三十年的文学梦》） 这篇越写越长、欲罢不能的《序言》，也该结束了。但最后还要谈谈宫立在《樊骏式的学者今安在》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严峻事实：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大多数硕士、博士和年轻教师来说，“樊骏这名字已经生疏”，“樊骏的影响力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大”。这当然不只是樊骏一人，我们所讨论这三代学人大概都难逃日渐“生疏”的命运。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多方面、多角度的专门讨论。这里只想提出一点：不可否认，现代文学研究界（扩大了说，是整个中国当代学术界）受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太大，其经得起历史检验，能够流传后代的研究成果是十分有限的。樊骏对自己的学术的苛评，在编选文集时，一再删除所写的文章，其实是一种难得的“自知之明”。钱谷融先生的少写，不写，不仅是个性所致，也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学术生存环境的一种清醒。樊骏早说过这样的话：“上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他已经看到，自己这一代和上、下两代的“疏忽”（历史局限）已经不可避免，与其胡乱装点，“不如就老老实实地留下历史的遗憾”，也为后代留下较大的发展余地。（参看宫立：《樊骏与中国现代我内心学科队伍建设》，钱理群：《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讨论到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对本书研究对象：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非常可爱，十分努力，却成就有限。可爱而努力，就为后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神遗产；成就有限，就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也留下了较为广阔的学术发展的空间。今天、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青年学人，正应该从总结前三代学人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在他们“疏忽”之处开始，探索新的学术研究之路。这大概就是宫立写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的初衷所在，意义所在。 还要再啰嗦一句：“上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并不意味着下一辈人一定能很好完成自己的“任务”。在我看来，造成上几代人的“疏忽”的主客观条件在当今的中国有变化，却没有根本改变。而且随着时代的巨变，又出现了层出不穷、应接不暇，一时又难以破解的新问题。这可能提供了历史的新机遇，但真正要变成学术的新动力，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因此，用我经常说的话，这不是一个在学术和其它各方面“大有作为”的时代，而是“小有作为”至多“中有作为”的时代。这就难免给人以绝望之感。但按我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我们这几代的一个历史经验，我还是希望新一辈当代学人，尽管绝望，还要坚守，努力，我们的学科也还会发展，前进。—仅以此语，寄赠宫立和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中国学界的年轻朋友们。 2020年3月1日—2日 写于封城、封院中 读宫立：关于求师访学的路径 殷国明 宫立不久前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现在又要出新书了，这着实令人高兴。前一本书出版后，宫立请我写一点文字加以评论，我答应了，也写了，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这一次，《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即将出版，宫立请我写个序，这可着实有点犯难。宫立请我写个序，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确实相熟，我对于他的研究课题，思考的问题，写作状态都比较了解，过去交流也很多，更何况自他北上工作后，我已经收到几次他从河北寄来的家乡特产了。而我感到犯难也自有理由。首先我觉得有点底气不足，我在文学史料研究方面实在没有什么见识，好好的一本书，我写了序，恐怕不能增色反会减值，那就大可不必的。我在这方面还是很现实的。第二是我心里已经有了推荐人选，认为由其他人写这个序最为合适。我们为此互相讲了很久，最后还是我败北，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提到王富仁先生，他的硕士生导师也曾是我好友；第二他说可以“随便写写”—这好像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做了大半辈子学问仍薄浅无知，所能、所会做的也就是“随便写写”—当然，这也意味着宫立是真心想让我写几句的。 关于宫立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前面有钱理群教授的序，我不说也罢，倒是想说说宫立求学问和做学问的门径。自宫立来华东师大跟随陈子善教授读博士，我就发现，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求学问做学问的路数也和别人不同。一般博士研究生大多是按照导师的意见和培养方案读书写文章，但是他不一样，他也听从导师的意见，完成规定的学业内容，但是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求师访道，去向各位学术前辈学习求教，不断从他们身上吸取做学问的精神和经验。而与一般的访学求师不同，宫立去拜访老先生，见教于各方名师大家，不但是为了求知识，得资料和获信息，而是以一种山东人特有的朴实和热诚，去关心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进入他们的学术生涯，感悟他们的思想脉搏和生命意识，从中获取对于文学和学术的真切理解。由此他也赢得很多前辈学人的友情和关切，后者也愿意偶尔敞开肺腑，抛开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向宫立透露出一些真正的历史的、心灵的信息——在我看来，这才是文学和文学史的真正秘密存在，尤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其秘密往往并非显示在作品和研究论著之中，而就深藏于这些当事人的生活境遇和生命意识中，文学研究的魅力就是触及和敞开这些秘密。 我欣赏宫立的这种求学问的精神和路径，它有点像中国古人的求仙访道和寻师求学，也有点武坛学艺的味道，与时下流行的所谓“现代”方式有很大差别；因为其所重不在于制定各种条例和考核标准，导师与学生犹如老板与职工，老师在意的是成果，学生关注的仅仅是如何获得学术知识和信息，至于深一层的交流和交集不仅越来越少，而且内在隔阂有加深的趋势。这在文科人才培养方面留下的不仅是学术传承的断裂，还有人文精神和情怀传承方面的缺失。 其实，就在读宫立这本书稿时，我每每感到有所汗颜。正如宫立让我写个序时所说一个理由，他在书中所写到的人物，我大多都认识，甚至比较熟悉；这是不错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会感到汗颜，因为对比宫立与他们的交流和交往，尤其是从他们身上所获得的感悟，我会深感自己的粗糙、薄浅和懒钝，远达不到宫立那种倾心尽情、善解人意的程度，由此也失去了很多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的机会。 就拿与樊骏先生交往来说，就明显看出这一点。我和宫立都是樊骏先生的学生，我算是老学生。1982年我跟钱谷融先生读研究生期间，就听过樊骏先生的课，那是钱先生特意请来的，后来又请樊骏先生参加了我们的论文答辩。看得出来，钱先生与樊骏先生很投缘，而且有意让自己的学生多向这位温雅、细致和缜密的学者学习。其实，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所缺乏的正是樊骏先生的这种品质。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自觉，尽管从钱先生的言谈中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一点。当然，我是非常喜欢樊骏先生的，印象最深的是答辩之后的闲谈，他对我说：“殷国明啊，你在论文中用到的那些新理论，我还有点看不懂呢。”说着，他微微耸了耸肩，然后给了我一个略带腼腆的笑意——也许就是这个动作和笑意，给我留下了一种永驻的亲近感，一直难忘樊骏先生的音容笑貌。 但是，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什么呢？几乎没有。所以，读了宫立的文章，我会加倍感到自己的粗鄙和毛糙。宫立和我不同，他求师于樊骏老师是贴近人生，深入人心的，他不仅研读樊骏先生的文章，而且了解、关注和关心樊骏先生的生活状况和学术境遇；在樊骏先生身体并不很好的时候，宫立还在其家住过一段时期，深度感受和体验一个学者活生生的生命状态，从中感悟和理解做学问的精诚细微之道，也使得宫立的文字凝结着生命意识，充盈着满满的人文情怀：“樊骏老师的去世，使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任凭我们多么苦楚地哀悼他的离世，多么迫切的希冀仍然能够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许更改，而他再也不会为我们这些哀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 其实，正如钱谷融先生曾经常教导我的：“读书贵在读人”，这个“读人”当然首先从作品开始，通过其所表现的生活去了解人，理解人，增多对于人的关爱和同情，从而更深刻、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人；但是，就文学研究来说，这个“读人”绝不仅仅局限于作品，而应该扩展到更多方面去“读”，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读法，莫过于深入到研究对象生活之中，甚至生命意识之中，从其具体的生活境遇和心灵深处找到和发现其真正的意义。而这，或许就得像宫立一样，用自己的真诚和朴实去关注和研究学术，把对于人的关心和关爱化入到寻师访学之中。 不仅如此，宫立的这本书还有可能成为我们检索和观照当前文学史写作、甚至我们文学记忆的一面镜子。至少对我来说，文学史实际上就是我的文学记忆的来源；而这个记忆库中到底存储了什么，记录了什么，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文学记忆的质量和品位。 可以说，如果回顾一下文学史建构和编撰就会看出，由于学术界热衷于追随新概念和新话语，正在不断侵蚀和消解对于人的生存和心灵的关注，淡化、甚至泯灭着艺术活动中的生命意识，使之成为了某种纯粹工具理性的符号和象征，理论的狂妄和话语的狂欢，结果导致了文学史建构中的过度阐释现象。尤其在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和编撰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一种宏大叙述占上风。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谬误和缺失，但是其如果没有详实的、具体的历史资料来支撑，就会造成一种文学记忆的空洞化，形成一种大而无当、大而无有的“宏大记忆”现象—我们似乎更多记得现当代文学的伟大、丰富、多样、革命、进步、光荣、甚至很多经典作家作品的的特点，但是不知道它们的具体内涵和所包含的活生生的生活和生命信息，而且反过来又会用这种“宏大记忆”的框架去解释和认知所有的文学现象。 这或许也正是当下现当代文学的薄弱、甚至令人生厌之处。我相信，任何一个读到宫立这本书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宫立是如何试图摆脱这种空洞的“宏大记忆”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先是对于形式和语言的崇拜，继而是理论观念的不断出新状态，去寻求一种日常但是充实、细小然而生动的文学记忆的；这些记忆在以往很长时间内被忽略了，甚至被淹没和遮蔽了，而且很快就可能完全逝去了，而宫立不辞劳苦地去寻找和发现它们，细细地去琢磨和研究它们，实际上是在弥补一种巨大的文学史建构的空洞，填补我们文学记忆中的空白。 文学的坚韧、甚至其终极价值，就在其细节里，因为人的存在，尤其是情感意志的存在，都依仗这种具体的细节而留存，即便是大浪淘沙的大江大河，还是巍峨高耸的群山峻岭，滴水微尘永远是它们的源头。而宫立的大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不能不倾慕他，也会不断向他学习。 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于上海 《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后记 宫立 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也应当是一种接力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的研究者不断地参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需要就学人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进行富有深度的研究，从研究视野、观念、心态、方法等方面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和阐发他们的学术贡献。不过，如钱理群老师所言，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更“关注学人著作的版本，学人日记、书信，他人的回忆，以及自己和学人接触中的观察与感悟，把重心放在通过‘历史的细节’，为‘学’术研究背后的‘人’作‘素描’”。 本书所涉及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共计19人，其中单演义、任访秋、唐弢、王瑶、钱谷融、丁景唐是第一代学人，姜德明、陆耀东、樊骏、范伯群、王信是第二代学人，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赵园、温儒敏、钦鸿、陈子善、刘绪源是第三代学人，每代学人列为一辑。在这19位学人中，我见过的有13位：钱谷融、丁景唐、樊骏、范伯群、王信、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赵园、温儒敏、钦鸿、陈子善、刘绪源。 在这些学人中，接触最多的当属我的硕士导师王富仁老师和博士导师陈子善老师。王老师引领我走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陈老师引领我走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无论是硕士论文（《“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是博士论文（《“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打印稿上都被老师画满了各种修改字符。两位恩师的严谨治学与悉心教导，使我受益良多。 2007年9月我考入汕头大学跟随王富仁老师读书，不久就确定了以研究樊骏老师为硕士论文选题。2008年元旦过后几天，我就带着王富仁老师写给樊骏老师、王信老师的信，一路向北，第一次到了北京的安贞里，见到了康复中的樊骏老师和热情而严谨的王信老师。在王信老师的支持下，分别拜访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老师，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老师、高远东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德宽老师，清华大学的解志熙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卓如老师、张大明老师、赵园老师、张中良老师、刘福春老师，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张建勇副馆长，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不但向我讲述他（她）们与樊骏老师的往事，还回答我的相关问题，并且赠予他（她）们的学术著作。这些带回的著作也就成为了我那几年随时翻阅的学术书籍。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解志熙老师与我畅谈达三个多小时，可惜由于自己大意，访谈录音没有录下，甚是遗憾。访谈结束后，我不但收到了解老师赠予的近乎全部著作，还吃到了解老师亲自煮的面。在寻找樊骏老师的一些文章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胡博老师给予了我很大支持。胡老师是我的山东老乡，她数次陪我去社科院图书馆十层的文学所资料室，在布满尘埃的书架上取下一本本旧期刊。如果没有她，我没有那样容易找齐樊骏老师的资料。 2010年4月22日下午2时2分我在硕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今年樊骏老师八十岁了，这篇论文算作我送给樊骏老师八十岁的生日礼物，祝愿他老人家身体安康！”。谁曾想到，2011年1月15日14时50分，樊骏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樊老师逝世后，《现代中文学刊》拟刊文悼念，陈子善老师希望我将硕士论文的部分章节略加修订交他发表，同年4月《学刊》第2期“纪念樊骏先生特辑”刊出我的小文章《略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观》以及由我整理的《樊骏著作年表（1949-2006）》和樊骏先生的遗稿《何其芳，一个仍然值得研究的对象—1997年10月6日在何其芳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这应是我正式发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文章之始。从那时至今，整整九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本书就是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的文章最初得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编辑学刊》《云梦学刊》《传记文学》《出版广角》《名作欣赏》《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天津日报》《藏书报》等报刊发表，感谢陈子善老师、解志熙老师、姚丹红老师、张燕玲老师、齐晓虹老师、杨年保老师、斯日老师、王洪波老师、蒋楚婷老师、斛建军老师、项江涛老师、张涛兄、张铮兄、刘云云师妹等师友的大力支持。 感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胡景敏教授、曾智安教授等师友的大力支持，本书稿才得以出版。感谢钱理群教授、殷国明教授百忙之中为本书赐序。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尤其是感谢郭晓鸿老师 为本书所付出的辛苦努力。 感谢父母以及妻子房言言和儿子宫之奇对我默默的支持。 2020年3月23日 附：《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目录 “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读宫立《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钱理群 读宫立：关于求师访学的路径/殷国明 第一辑 单演义为编选《纪念茅盾》致信刁汝钧、宋建元 论任访秋的现代文学史三部曲 唐弢《书话》的版本变迁和学术价值 王瑶佚简六封释读 王瑶致信王永昌、李文兵谈《鲁迅作品论集》的出版 从“纪念王瑶”到“王瑶研究” 钱谷融先生的少作两篇 “如见肺腑、如共痛痒”——从《中国现代文学讲义》看钱谷融的曹禺研究 钱谷融主编«中华现代文选» 钱谷融致吴宏聪函 钱谷融说通俗文学 钱谷融的“闲斋外集” 与钱谷融先生结缘 丁景唐书简三通释读 第二辑 编辑家的言与行——姜德明致信苏晨谈“花城文库” 陆耀东致信冯姚平谈《冯至全集》的编选 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 略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观 “樊骏像” 樊骏式的学者今安在 从范伯群给牛汉的一封信说起 作为编辑家的王信 第三辑 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自觉承担 与鲁迅“心灵”的相遇——读钱理群的《鲁迅与当代中国》 《春润集》：吴福辉先生三十年的文学梦 王富仁的“呐喊”：中国需要鲁迅 王富仁笔下的“作家印象” 王富仁与《新国学研究》 我与富仁师 寻求独立、原创的风格：赵园的学术追求 燕园的陈年佳酿——读温儒敏《燕园困学记》 一封信中的笔名往事：钦鸿写给黄裳的一封信 一个人的编辑史：陈子善十九通书信释读 陈子善与《现代中文学刊》 陈子善：将“好玩”进行到底 多才多趣的刘绪源老师 附录 钱谷融著译年表 樊骏著作年表 唐弢书话原刊一览 后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