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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即上海与英、法、美、俄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一类是内嵌式，是通过租界而发生与相关国家的联系。这两类国际联系，造成上海城市两种不同的国际性，前者为正常国际性，后者为非正常国际性。近代上海大部分时间里，存在两个租界，市政管理呈一市三治局面，各行政实体在政治体制、司法制度、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导致上海存在诸多管理薄弱地带与缝隙。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都积极而巧妙地利用这一特点。共产国际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利用上海因租界而产生的管理缝隙进行革命斗争，与工农红军利用相关省份交界地区所形成的管理薄弱地带建立各种边区红色政权，事殊而理一，都是对于事物发展不平衡性与矛盾差异性的认识与利用。 关键词：上海国际性 租界 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中共创立 作者简介：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自鸦片战争列强压迫中国开关之后，上海便因其特殊的位置以及各种条件和机缘的汇合，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发展的过程，一方面由于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剥夺，上海的城市主权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人之手，呈现出半殖民地乃至租界内的殖民地特点；另一方面，则又为上海的发展拓出了相当的国际性，尽管这样的国际性是畸形的或被动的产物。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国际联系广泛、频繁而深刻。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起于欧洲，进而扩展到北美、亚洲、非洲等处，是一种国际性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创立的。共产国际相当看重上海城市在远东的地位，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并以上海为基地发起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诸多活动带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国际印记。所以，上海城市的国际性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本文讨论的中心主题。 一、上海城市的两种国际性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国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美、德、俄、日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一类是内嵌式国际联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 就第一类国际联系而言，20世纪初，上海与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已相当便捷，从上海可以直接到达亚洲的神户、新加坡，欧洲的伦敦、马赛、汉堡，太平洋上的檀香山，乃至北美西海岸的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等地，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经营。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城市的电报、电话更是顺畅无碍。近代上海还设有众多外国通讯社，办有多种外文报刊，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均有，著名的有《北华捷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中法新汇报》《德文新报》《上海日报》《上海俄文生活报》等，这些报刊广泛地报道世界各地信息。 就第二类国际联系而言，上海开埠以后，1845年开辟英租界，以后又相继辟设法租界（1848）、美租界（1849），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1920年的外侨近3万人，来自50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日本人最多，有万余人；英国人其次，6千余人；俄国人再次，约5千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各千余人；法国近千人；其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比利时等，多的数百人，少的数十人不等。这些外侨在上海时间长短不一，到1920年前后，一些年长外侨，来上海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与世界各地有错综复杂的联系。 对于近代上海的第二种国际联系，早在1931年至1932年，南非法官费唐（Richard Feetham，1874─1965）应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来沪调查上海问题，他在报告中便已指出，作为共管租界，居住众多外国侨民、且有众多外国领事参与管理的上海公共租界，与一般专管租界的国际影响很不一样。“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之租界，彼此分离，地相交错，而上海公共租界则为混合性质，成一单个之自治团体，界内多数各国人民，同受治于平民市制之下，并将有限制之监督权保留，而使属于享受治外法权并有其本国人民居住界内之各国领事团体，而非属于任何一国之领事”。这是上海公共租界较其他各个专管租界的特殊之处。众多国家侨民混处一处，遇事需要比较复杂的会商程序，环节较多，其效率常较专管租界为低，管理难度亦高。但是，另一方面，“联合之结果，可以增添实力，增加独立方法，而使外侨团体，非特对于市政之担承，其规模能比其他地点分别管理之区域为大，其活动之范围，亦较为广阔，并可发展一种国际合作之习惯。此种习惯，自有其特殊之价值”。上海外侨曾经想把上海公共租界变成“自由市”，上海公共租界曾被称为“袖珍共和国”，其源盖在于此。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论著对此均有细致剖析。 近代大部分时间里，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上海两租界各具特点。法租界是专管租界，事务管理归公董局，公董局董事会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但总董由法国领事担任，领事直接受制于远在巴黎的法国当局。公共租界是共管租界，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具体行政事务由工部局处理。工部局权力受到上海领事团制约，上海领事团由相关国家驻沪领事组成，包括英、美、日、德、俄、意、比等国。尽管英国人相当长时间里在公共租界占主导地位，但工部局并不是英国政府的下属机构，英国政府不能直接向公共租界下达指令。法租界实行的是领事独裁制度，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这样，在上海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华界与法租界的关系，常常反映中国与法国的关系；华界与公共租界的关系，则不但反映中国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关系，往往还反映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国家关系。中国居民与租界内各国外侨的关系，有时也会上升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有时是单独发生的，如留学生赴美、赴日、赴法、赴俄，直接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与相关国家或城市之间；有时是交错或合并发生的，如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尼克尔斯基来上海，既有上海与俄罗斯相关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有他们到上海以后利用租界的因素。毛泽民来上海接收、兑换来自苏联的援助资金，既有中俄城市间直接联系的因素，也有利用租界特点的因素。 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造成了上海城市两种不同的国际性，前者可称为外接式国际性，是正常国际性或一般国际性，这是当时众多涉外城市共有的国际性，如北京、南京；后者可称为内嵌式国际性，是非正常国际性，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含有多国租界或公共租界的城市才有的。 这两种国际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国际重要事件，每每影响上海城市内部结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上海大批德侨回国，直接影响了上海外侨与外国资本的结构。1915年上海两租界有德国侨民1425人，到1920年只剩下289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少俄国人出走，相当一部分来到了上海，加大了上海与俄国的联系，也改变了上海外侨的结构，使得上海法租界成为俄侨集聚区。1915年以前，上海俄侨不到500人，到1921年前后，竟猛增到约5000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便看中上海，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很重要原因便是上海有众多俄侨，便于开展工作。其次，上海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会酿成国际事件，产生国际影响。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起因一是上海日商纱厂内劳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是负责治安的巡捕与游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后来相继演变为中日之间、中英之间的矛盾与斗争。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的华界地区，但因日本当时与英国、美国尚未进入正面敌对状态，所以，没有立即占领租界，这便使得租界成为众所周知的“孤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军队接管上海公共租界，却没有接管上海法租界，原因在于这时法国维希政府是德国的附庸，与日本处于同一阵营。这是外接式国际性影响内嵌式国际性的典型。 在这两种国际性综合影响下，上海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信息传播、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其活动方面，发挥了远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殊作用。 二、社会主义运动信息和思潮在上海的传播 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于欧美的有关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信息，几乎都是经由上海传入中国的。 1873年，《申报》刊载《泰西各国工人增值论》一文，述及欧洲社会日渐富裕，但雇主与工人不平等，工人为“增工值或减工时”而聚党立议。文称：各国日渐丰盈，但是只有雇主独得其益，而工人独不被其泽，“工人均起是念，遂宣于众，各业聚党立议，推举首事，均各为誓，必欲一心一力，不可二三其德，强使雇主或增其工值，或减其工时。”《申报》是英商安纳斯托·美查在上海所办中文报纸，所载关于欧美信息，均译自欧美有关报纸，这则关于欧洲工人运动的信息亦不例外。 清同治初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多次报道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党活动，包括1873年英国煤铁矿工人罢工情况，法国炼铁矿夫“停工”情况、西班牙工会会议和工人会议的情况等。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藉富室私产而公析之”“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之说”“贫富适均之愿”等。1877年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已出现“康密尼人”“康密尼党”，即“communist”（今译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原文为：“美国费拉特尔费亚省来信，谓美有数处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今以体恤工人为名，实即康密尼党唆令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美按察作色严谕曰：康密尼人乱种，非可行于美国，美国断不容也。”《西国近事汇编》由江南制造局出资译编，一年4册，类似于西国新闻摘译，主译者为当时寓沪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1836─1907)，信息亦来自欧美报刊。 “马克思”的大名，第一次以这三个中文字出现在中国，并述及《共产党宣言》学说的，是1899年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124册连载的《大同学》，同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大同学》单行本，主译者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笔述者为上海文人蔡尔康。原书为英国颉德（Benjamin Kidd，1858─1916）所著《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1894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万国公报》与广学会，都是以传教士为主的外侨在上海所办。 1900年以后，随着大批青年学生留学日本，有关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路径，增加了日本一途，但无论是从西文直接译述为中文，还是从日文转译为中文，上海依然占输入主导地位。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西川光次郎所著《社会党》，村井知至所著《社会主义》，福井准造所著《近世社会主义》，是清末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最成规模的部分，这些书都是由上海翻译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是主要出版机构，其底本均来自日本。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旋改中国社会党，出版《社会党月刊》等，广泛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享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社会主义，也介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自1920年8月至1922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读物18种，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全部在上海出版。自1919至1922年，中文世界共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89种，确知出版地点的凡78种，其中，北京出版9种、湖南4种、香港3种、湖北1种，加拿大、日本各1种，其余59种均在上海出版。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已知出版机构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上海出版的占四分之三。 上述诸多书籍，涉及世界各地众多领域知识，其信息的掌握，书籍的获得，均与上海城市广泛的国际联系有关。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新闻与出版中心，《字林西报》《申报》等著名英文、中文报纸首先在上海创刊，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机构在上海创立。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每年所出新书，上海通常要占七成左右。1900年前出版的567种西书中，434种由上海出版，占77%；1902至1904年全国出版的529种西书中，有360种在上海出版，占68%。1936年全国出版新图书6185种，其中上海出版5721种，占比竟然超过92%。上海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恰与此比例相符。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信息的传播，为中共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动能，而这或多或少与上海城市的国际性特点有关。 三、共产国际对上海的垂青 共产国际自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两项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实现世界革命的理想；二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拥护反帝的俄国革命，从而达到保卫革命成果的目的。当共产国际将目光投向东方大国中国时，自始就高度重视上海。 1920年4月，负有指导筹建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一行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一决策，是基于其对东亚各大城市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所能发挥作用前景的综合研判，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显而易见的经验有五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具有严格纪律的政党领导，二是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三是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四是深入军队做政治思想工作，五是重视舆论宣传。共产国际考虑在东方国家建立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自然而然会虑及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拥有245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差不多是北京人口（85万）的3倍，天津人口（90万）的2.5倍，广州人口（160万）的1.5倍。还有一点，就是上海在城市品格方面，特别像俄国圣彼得堡，都是国内最大的港口城市，都是现代化程度最高、最为开放的城市，都是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城市，而圣彼得堡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城市。 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上海，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除前已述及的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外，具体表现还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未雨绸缪，在上海设立活动据点。这个据点就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社。 《上海俄文生活报》是一份俄文报纸，1919年由谢麦施科等倾向社会主义的俄侨在上海创办。共产国际在1919年3月成立以后，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组织决定成立一个情报宣传局，以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太平洋沿岸国家，组织情报交换并指导在这些国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有关人员与谢麦施科协商，以5000美元买断《上海俄文生活报》，并委派其继续担任主编。于是，《上海俄文生活报》就成为设在上海的布尔什维克报纸。 在《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正式任职和短期工作过的人员，以及与该报有密切关系的人，据研究有50多名。该报社成员及相关人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多为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俄侨，也有一些人是从俄国本土或西伯利亚直接派遣而来，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廷康，他1920年4月来到上海时，身份即是《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他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诚如李丹阳等人所指出：“《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创办、报社在上海的建立，实际上是为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和整个远东的工作建立了一个据点。有了这样一个立脚点，在苏俄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不能向中国合法派驻人员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就比较容易派遣一些从事革命工作的人以公开的记者或编辑身份前往中国内地，这些人于是也就有了合法的目的地和落脚之处。” 俄侨居住上海，始于19世纪60年代，不过人数一直不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上海的俄侨数量明显增加。据估计，1921年前后，上海有俄侨约5000人，1924年上海俄侨超过7000人，仅次于日本侨民的数量。他们之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俗称“白俄”，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俄侨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或者说只是对苏维埃政权不了解。上海俄侨的居处杂处华人当中，与华人社会有较为广泛的接触，与英美侨民颇为不同，而且俄侨的平均文化水准较高，相当一批人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在上海立稳脚跟以后，其文化特长很快显示出来。共产国际以《上海俄文生活报》为掩护，以报社为据点，吴廷康以报社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都是充分利用了俄侨在上海的生活特点。 其二，设立中俄通信社。 1920年6月至8月之间，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革命局。这是由吴廷康领导并有中国同志参加的机构。上海革命局由5人组成，包括吴廷康、陈独秀、李汉俊，还有另外两名中国革命者。东亚书记处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等城市也设有革命局，但上海革命局尤为重要。 上海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其主要工作是：1. 帮助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劳动界》，将《新青年》改成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2. 在经费上支持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印刷厂，即又新印刷厂。3. 直接到工厂、学生中，甚至到军队中进行宣传。4. 在上海成立中俄通信社。5. 出版部输送、印刷宣传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 中俄通信社即是按上海革命局的计划于1920年7月2日设立的，由吴廷康的翻译和助手杨明斋负责，设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它是中共第一家通讯社，又是苏俄中央新闻通讯社罗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从俄罗斯通讯社北京机构、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处寄来的苏俄报刊以及其他欧美多种报刊中搜集信息，“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中俄通信社提供给中国报刊的稿件内容庞杂，其中不乏有关苏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信息。1920年12月中旬，该社因杨明斋离开中国去了苏俄而暂停运行。该社1920年7-12月，在上海《民国日报》《新青年》上发的新闻稿，便有66条，诸如《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劳农俄国此新制度》《最近红军方面此捷报》《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列宁小史》等。 其三，设立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 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总部在莫斯科，其上海办事处设在公共租界九江路14号。这是苏俄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构，也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并且，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亚洲其他部分国家的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便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如1923年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给维经斯基（吴廷康）的信中，就曾提到转给日本共产党经费一事。 前述四个机构，以上海为基地，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为经费周转站，以《上海俄文生活报》为信息载体，还有日夜不息的电波，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运动的信息传递到上海，扩散到全中国，又将中国的信息传递到苏俄，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苏俄之间，架起了信息通道。那么多外国人，不时地来往于上海与北京、上海与哈尔滨、上海与广州等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及建党初期，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显然，没有上海这一独特的城市，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从这四个机构地理位置看，分处三个地方。《上海俄文生活报》与东亚书记处在苏州河北，同处于一幢楼内，其地属于公共租界（原属美租界，故亦称美租界），靠近上海客运码头，进出比较方便，距离俄国驻沪领事馆也很近；中俄通信社设在法租界，是俄侨比较集中的区域；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设在九江路，此处属于公共租界商业区、金融区，从事货币兑换、商品进出比较方便。从这些机构所在地点的选择，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相关人员既考虑到隐蔽性，也考虑到方便性。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920年得以成立；中共一大在1921年得以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同样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1920年秋，中共发起组开办了外国语学社，吴廷康的助手兼翻译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吴廷康及其夫人教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沈雁冰与袁振英教英语。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干部，输送他们赴苏俄深造。学员包括湖南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李启汉、彭述之、许之桢，浙江的王一飞、俞秀松、梁柏台、何今亮（汪寿华），安徽的蒋侠僧(光慈)、柯庆施、韦素园、吴葆萼、章人功，河南的曹靖华，等等，累计有五六十名，他们留学归国后，大多成为中共早期重要干部。 需要指出的是，这所学校是公开招生的。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上的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言明学社拟分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授课地点、学费等一一载明。吴廷康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在这里堂而皇之地教授俄语，同时秘密为共产国际工作，推动中共的建党，正是利用了上海国际化程度很高这一特点。 四、中共对租界管理缝隙的利用 上海两租界管理方式的差异，实质是英美文化与法国文化差异的某种缩影。两租界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管理方面颇不相同。例如，当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开始运作时，工部局决定向那些交得起费用的人供应自来水，交不出的免谈，而法租界则是由公董局出面向英商购水，然后通过公共水龙头向租界内居民免费供水。在社会管治方面，法租界工商业不及公共租界发达，税收不及公共租界充裕，管治运作时常捉襟见肘。于是，法租界在治安方面，便要倚重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人物，这些帮会人物走私贩毒的行为，也就无法遏止。同时，受所谓法式浪漫主义文化和自由、人权价值观的影响，政治管控相对较松。寓居上海的日本人在1922年时已经明显感受到：“在法租界，从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宗旨出发，与其说对政治犯采取极其宽容的政策，不如说是有庇护的倾向。反之，担任公共租界警察首脑的英国人，受爱尔兰问题以及印度问题等刺激，对政治运动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对于不满社会现状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法租界较之公共租界，更适合其工作与生活的需求。 一市三治，本来就会造成诸多管理死角，再加上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差异，以及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管理方式的差异，导致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效地利用了这些缝隙进行革命活动。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均选择的是行政控制的缝隙地段或管理薄弱地带。1921年时的中共一大会址，处于法租界新辟区域的边缘地带，会场南面不远处便是农田；中共二大会址，正好处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线上；中共四大会址，则是典型的越界筑路区域。中共领导的地下斗争，也机智灵活地利用了这些缝隙。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周恩来遭到追捕。根据党组织决定，他与邓颖超一度住进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这是上海公共租界最高级饭店之一，也是国民党政府权力无法施展之处。周恩来在这里隐藏了一段时间，于5月下旬去了武汉。1931年5月，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面临严重风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在安顿好中央机关和其他同志转移以后，就潜藏到了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这里是周恩来堂弟周恩霔夫妇的住所，处于越界筑路地段，弄堂内归中国警察管，弄堂外归租界巡捕管，弄堂内五条支弄并行，腾挪空间较大，此前在党内也极少为人知晓，所以比较安全。 从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累计138个月中，中共中央机关有126个月累计10年半是设在上海的，其间三度离开，又三度返回。那么长时间里，如果不是出了顾顺章那样的叛徒，中央机关总体上是安全的。考其缘由，就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利用了上海城市管理的缝隙，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利用统治者的统治缝隙，将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这条路是两租界分界线，南面是法租界，北面是公共租界。中央机关设在此地带，可以灵活地利用不同租界管理上的差异，规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这比设在华界或某一租界当中，安全系数更高。 其二，分散设立党的各级机关，多分布在商店、民宅、医院、写字间等较隐蔽处。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联络点，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后来设在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设在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中央军委联络点，一度设在浙江路清河坊(今浙江中路112号)，其楼上为机关，楼下是一个杂货铺。重要机关，散点分布，容易隐蔽，即使出事，也不至于全军覆没，还便于利用不同租界的不同处置方式，增加营救的可能性。 其三，人员社会化。地下党组织规定，住留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穿着、言语、活动等，务必符合公开身份，与普通市民无异。住家要夫妻二人，或假扮为夫妇，进出人员不能太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点，对外是一家古董店，这样外国人进出就不易引起怀疑。 上海两租界内都设有会审公廨，名义上由中国主管，但因为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治外法权体系，许多案件发生在租界内或与租界有关，所以，自晚清开始便实行外国领事陪审制度，所施行的法律也不完全是中国法律，而是中西兼采、不中不西的混合法律。这种制度的实施，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侵犯，但由于这种司法制度不受中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与租界以外那些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法院便有所不同。这为共产党人因为革命活动而被捕时利用法律“缝隙”开展抗争活动提供了可能性。这方面有三个特别的例子。 其一，陈独秀被捕案。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都以罚款了事，一次罚款100元，另一次罚款400元。斡旋的关键点，是请外国律师出庭为陈独秀作无罪辩护，加上社会各界制造舆论，对陈独秀进行声援。 其二，任弼时被捕案。1929年11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后，在法庭上坚称自己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最后被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40天拘禁，后减刑释放。任弼时是作为共产党的嫌疑犯被拘捕的，但因为没有其他凭据，没有暴露身份。于是，中共地下党便聘请律师行业中敢于伸张正义的潘震亚律师出庭，为任弼时做无罪辩护，最后取得了胜利。 其三，关向应被捕案。1931年4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房逮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审讯时，关向应自称李世珍，职业教员，是从东北来上海探亲访友的，现在被抓实属无辜和冤枉。关向应被捕的时候，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文件。这批文件非常重要，不但会使关向应的身份暴露，而且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中共地下党设法摸清情况，通过内线人物，利用公共租界捕房英国人对于查抄去的那一大箱文件识别能力极低的特点，巧妙周旋，辗转营救，关向应终被无罪释放。 这三个案件中，陈独秀、任弼时、关向应能够化险为夷，与狱外组织、同志的大力营救有关，但与租界审理这一缓冲地带也有关系。 民国时期上海金融高度国际化，美元等各种外币在这里都可以便利地汇兑为中国通用货币。中共地下党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部队给养成为最大难题。1937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处书记处来电告知，苏联已决定一次性提供8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将由巴黎汇至上海。毛泽民奉中央之命，率钱之光等人来到上海，负责接收、兑换与使用援款事宜。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毛泽民等在公共租界泥城桥（西藏中路）附近开了一家申庄货栈，名义上专营批发业务。他们将一部分美元兑换为法币，送往西安红军联络处，将另一部分购买汽车、大米等物，辗转运往根据地。 上海外侨众多，与世界各国联系广泛。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的政治斗争，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例如，1927年8月，宋庆龄秘密前往莫斯科，其手续是由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美国人普罗梅帮助办理的，也是在其护送下离开上海的。8月22日早上3时30分，宋庆龄由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利爱路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她们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外交官、汽车、机动舢板，诸多元素集合在一起，这在其他城市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城市国际联系的特点，从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与“牛兰案”的抗争更可凸显。 左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是德国人，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一名国际红色情报工作者。他于1930年来到上海，很快建立起一个情报网，其成员不仅有张文秋、王学文、陈翰笙、蔡叔厚等中共党员，还有来自爱沙尼亚、德国、波兰、美国等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到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已发展至近百人。由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组成庞大的情报网，如果不是在上海这个华洋混处的移民社会，是很难想象的。在上海期间，左尔格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内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他曾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知晓了这种武器及其特性。其中对中共至关重要的一份情报是，1932年夏，蒋介石策划第四次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德国顾问魏策尔同国民党军方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获得该信息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陈翰笙通过宋庆龄及时把它送到了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作了战术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 牛兰(Noulens Ruegg，1894─1963)是乌克兰人，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联络部，1927年11月被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牛兰夫人（Gertrude Ruegg，1891─1964）是俄罗斯人，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3家公司的老板身份做掩护，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挂号，租用了10处住所。1931年6月，因事机泄露，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后被引渡到南京。由于牛兰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演变为一次世界性事件。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先后有几十名中外记者到庭旁听。中外媒体作了大量连续报道。爱因斯坦、肖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虽然在1932年8月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后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为无期徒刑。中日战争开始后，牛兰夫妇在1937年8月寻机逃出监狱，到上海躲藏起来，并得到宋庆龄的帮助，1939年返回苏联。 左尔格情报网与“牛兰案”，牵连到如此多国家、各类人物及繁杂多样的事件和信息，都与上海城市复杂的国际性有关。 结语 近代上海城市的国际性，尤其是内嵌式国际性，是以上海两租界特别是国际公共租界的存在为前提的。租界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清政府在战败以后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通过租界的设立与不断扩展，列强排斥了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的行政权、驻军权与大部分司法权，从而使得租界成为中国政府权力难以行使之处，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但是，正像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论述“恶”的历史作用那样，列强对租界各项权利的侵夺，也使近代上海城市在与其他中国被迫开放的城市那样具有半殖民地性乃至殖民地性的同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国际性特点，出现诸多管理缝隙，这先为反抗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的革命者如孙中山及同盟会等的活动，后为反抗南京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如上文提及的共产党力量的活动，都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间。 在上述两种既有不同又相互交叉的国际性的综合作用下，上海便在中共创立及其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远不同于一般城市的作用。从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的第一、第二、第四次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另有六次中央全会也是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累计有10年半设在这里；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立三、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都在这里进行过英勇的奋斗；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罗亦农、彭湃等中共领导人也慷慨就义于此。《新青年》《共产党》《向导》等革命报刊在这里创办，《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这里翻译出版，《国际歌》在这里翻译，《义勇军进行曲》（后被定为国歌）在这里诞生。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这里，吴廷康、尼克尔斯基、马林、越飞等曾在这里活动，共产国际与苏联援助的款项在这里接收、兑换，苏区所急需的通信器材、医疗设备等从这里购买，红色间谍左尔格能够从这里获取那么多重要情报，等等。这些都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两种国际性的清醒认识与巧妙利用有关。 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利用上海因租界而产生的管理缝隙，进行各种革命斗争，与工农红军利用相关省份交界地区所形成的管理薄弱地带，建立各种红色政权，如湘赣边区、湘鄂西边区、鄂豫皖边区等，其事殊而其理一，都是利用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矛盾差异性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半殖民地的政治特点，指出：“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及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上文所论，表明上海恰恰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某种程度上，还是这些特点的集中表现。过去我们比较关注中国的农村革命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与特点，但是，上海作为大都市在中国革命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共中央曾经长期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说明中国革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样的革命遗产和传统同样值得我们珍惜传承、发扬光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党在上海的奋斗史及其经验，也是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历史研究者应尽的职责。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