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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曹植 古典文学 曹操 文学高峰 曹丕  曹操像 汉末曹魏时期的曹氏家族，能文者甚众。胡应麟曾说：“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煊赫，仅曹氏操、丕、睿耳。然白马名存钟《品》，则彪当亦能诗。又任城武力绝人，仓舒智慧出众。阿瞒何德，挺育多才。生子如此，孙仲谋辈讵足道哉！”[1] 胡氏此论，重在“魏氏三祖”，而兼及曹彪、曹彰、曹冲，这当然不是他不重视曹植，恰恰相反，胡氏是将曹植作为建安文人的最高标格来看待的。《诗薮》中论及曹植，时见“天才绝出”“自当独步”“绝世无双”[2]的赞誉之词。显然，胡氏是偏爱曹植的。他还说：“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3] 因此，“三曹”，即曹操、曹丕和曹植为建安文学的代表，是历代多数论者的共识。事实上，也正是他们领袖群伦，与“盖将百计”[4]的建安文人共同开创了一代文学新风。 “文章祖师”曹操 曹操不但是汉末建安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建安文学重要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他20岁举孝廉，入仕之初便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强烈热情。汉灵帝时，宦官弄权，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不成，反为所害。曹操为此曾上书进谏，指斥奸邪盈朝。据《曹瞒传》所述，曹操执法不避豪强，因此得罪了皇帝的近习宠臣，“迁为顿丘令”[5]，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操早年所作《对酒》一诗，称述自己所向往的太平景象，上至君臣关系，下至草木昆虫，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 据张可礼先生的考证，《对酒》很有可能是曹操30岁时任职济南期间所作。[6] 诗中“政教大行”的盛世图景，显露出曹操积极的政治态度，是曹操初期颇具代表性的诗作。曹操的性格不仅与当时重视人格修养的儒风有着较大距离，也与魏晋名士的标格自高不同，而更多地呈现出“尚通脱”、任性不羁的特点。杂言体诗《对酒》中所描述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大同世界以及诗句的口语化，与其性格相映成趣。据王粲撰《英雄记》记载，曹操击败袁谭之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7]。《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引《阿瞒传》云：“（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8] 曹操恣意放达和不拘小节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这也是曹操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9]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 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然皆畏惧莫敢先进。势单力孤的曹操在荥阳与董卓属下徐荣大战，结果是曹洪让出自己的坐骑，曹操才得以逃脱。曹操不得已又去扬州募兵，然而士卒多叛，处境甚为艰难。作于这一年的《薤露》，历叙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朝纲倾覆的混乱局面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薤露》很可能是现存曹操诗中创作年份最早的五言诗。[10] 此后，曹操败陶谦、迎献帝、破张绣、杀吕布。随着事业不断发展，其文学创作也日渐成熟，作于建安三年（198）的《蒿里行》，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写各地诸侯“军合力不齐”，反而“自相戕”，又有袁术称帝及频繁的内乱，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状，令人凄入肝脾，“念之断肠”。因其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故谭元春认为，此诗与《薤露》，“翻尽从来拟古门户”[11]，这一论断极为精辟。因为《蒿里》不仅对汉代挽歌做了重大改造，也在诗史式的叙事中，表达了诗人深沉的感慨，确有开一代新风的气概。 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城，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大骂曹操是“赘阉遗丑”的陈琳，得到了曹操的原谅和赏识，“建安七子”除王粲外皆已归曹，邺下文人集团开始形成。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安定，为邺下文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欢宴”[12]提供了条件，文人的书写内容触及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建安十一年（206），邯郸淳、梁鹄、杜夔以及“七子之冠冕”王粲归附曹操，邺下文人集团进一步壮大，他们悠游岁月、诗酒唱和，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这一年在曹操身上也发生了许多大事：荣升丞相，收复荆州，爱子曹冲夭亡，赤壁兵败，丧失了有生之年一统天下的机会，这注定是曹操一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赤壁兵败后，曹操更加意识到才士谋臣对一统大业的重要性。因此，他作《求贤令》以明自己唯才是举的决心。张可礼先生认为，《短歌行》（对酒当歌）“盖与《求贤令》作于同时”[13]，有关此诗的创作时间和主旨，学界众说纷纭。清人朱嘉徵有“魏公一生心事，吞吐往复，满口道不出”[14]之论；清人张玉榖所谓“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15]的评点，均颇具代表性。诗歌感叹人生短促，倾吐求贤若渴、胸怀天下的壮志，有一种雄浑开张与沉郁苍凉相交织的艺术美感。 曹操的形象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沉淀，进入到我们熟知的文学世界，一步步演化成了“奸雄”。有人说他直率纯真，有人说他虚情假意；有人说他赏识英才，有人说他嫉贤妒能；有人说他一生以匡扶汉室为抱负，有人说他一生都想篡汉自立。但在文学领域，对于曹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历代文论家几乎无人有异议。清人吴淇云：“武帝制作，无不精妙，故铜雀台，后世得其片瓦，犹值百金。”[16] 足可见曹操在后世文人心中的地位。曹操的文学成就，对建安文学起到了“导夫先路”的奠基作用，同时也为中国诗歌打开了新局面。刘熙载称：“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17] 曹操诗虽仅存二十余首乐府古题，但内容丰富，涉及山水、时事、游仙、述志等，风格或“慷慨悲凉”，或“精能老健”，或“格调古朴”。其中，令后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他表现“沉雄”风格的诗篇，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沈德潜评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18]，全诗通篇写景，无一字议论抒情，而诗人却将万丈豪情融于沧海之壮景，句句可见其坚定的信念和博大的胸怀，吞吐日月，磅礴壮烈。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诗歌的“沉雄”之美，不全由语言生发，与高超的艺术技法也是分不开的。比如，此诗的写景视角不断转换，先是由水流延至两岸的山川和小岛，视野刚刚聚焦到岛上的树木百草，又以“秋风萧瑟”的感受回到诗人本身。方东树曾赞曰：“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意满。后惟杜公有之。”[19] 放眼文学史，当得起如此评价的文人，其实不多。 “文人帝王”曹丕 曹丕的历史功过与其父相比，可能更为复杂。仅据《世说新语》记载，他就有逼令曹植“七步成诗”、收用曹操群妾、毒杀曹彰等多件残忍歹毒、鲜仁寡耻之事[20]，这与其在位期间提倡节俭、改革弊政、促进国家统一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曹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帝王”，在文学走向自觉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宁稼雨先生认为，曹丕“拉开了士人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舞台上主角的大幕”，是一位“负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21]。 曹丕在建安二年（197）便随父出征，他说：“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22] 官渡之战后，曹操攻袁谭、袁尚，军至黎阳，年仅17岁的曹丕作《黎阳作》四首，表达了“救民涂炭”、拯时救世的大志。当面临曹魏集团的日益壮大、曹操被封魏公并偏爱曹植等新变化时，曹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曹植的权力争夺上。从建安十六年（211）至二十二年（217），曹丕历经残酷的政治角逐，终于被立为太子。据《三国志》卷二十五裴松之注引《魏晋世语》记载，曹丕被立为太子后喜不自胜，竟抱着辛毗的脖子说：“辛君知我喜否？”[23] 也正是在这一年，徐幹、陈琳、应玚、刘祯皆死于瘟疫，这场瘟疫与魏晋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丕在之后所作的《与吴质书》中，痛悼文友离世：“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之后便着手编纂这四人的文集。 影响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也发生在这令曹丕喜悲交加的建安二十二年（217），这就是《典论·论文》的创作。[24] 《典论·论文》中的作家及作品论、“文气”说、文体之辨，都为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榜样，成为后代文学批评家学习的典范。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典论·论文》将文学的自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仅抬高了文学的地位，还对邺下文人予以安抚，鼓励他们潜心翰墨。这或许缘于曹丕深沉的政治用心，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士们的自我内省。如“建安七子”多有政治抱负，陈琳《游览诗》中所谓“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颇能代表他们共同的人生志向。但事实上，零落在各地的文士归附曹操后却很少得到重用。刘祯在作于建安二十年（215）的《赠五官中郎将》（其一）中有“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尚不乏凌厉风云的壮志，而徐幹《室思》（其一）中的“端坐而无为”，则显得有些许落寞。“七子”尚且如此，其他邺下文人的境遇也可见一斑。出自曹丕之手的《典论·论文》，具有“钦定”的特殊性质，其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断，潜移默化地使邺下文人认同了寄心篇翰的“不朽”价值，堪称是文学新变的理论号角。 说到曹丕的文学成就，不能不提现存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燕歌行》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元人刘履在《选诗补注》卷二中推测，此诗可能是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北征在外，代述闺中之意而作”[25]。从胡应麟“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26]的评价，到近年来学者们对《燕歌行》多视角的研究，足可见其美学价值。曹丕可以说是七言诗体的祖师，真正将七言诗体带入了文学殿堂。 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27] 这一导源于胡应麟的汉、魏异同之论，将曹丕作为汉魏两代诗歌发展的转折点。具体而言，这是诗歌从配合音乐到追求辞藻、从言志到抒情、从直抒胸臆到含蓄宛转、从粗犷到细腻等一系列变化的转折点。曹丕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建安之杰”曹植 钟嵘《诗品序》称曹植为“建安之杰”，已给予了曹植极高的评价。曹植《白马篇》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与杨德祖书》曰：“勠力上国，流惠下民”；《求自试表》也有“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这都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热切之志，但渴求“自试”的他，却终其一生不得“自试”。在曹丕继位后，他更是如履薄冰，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诗成亦可危”[28]，无论是曹植借放浪形骸以“自污”，还是“谄媚君主”以自保，都流露出他内心深重的无奈和痛苦，这也是后世文人对他寄予深切同情，以及“扬植而抑丕”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已指出，文帝因“位尊减才”，曹植则是“势窘益价”，但后世仍不乏为曹丕翻案者，如王夫之便是“扬丕抑植”论的代表，他在《姜斋诗话》中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29] 不过，清人吴淇所谓曹植“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30]的观点，仍可视为后世主流话语的代表。 学界常以曹操死、曹丕继位的建安二十五年（220）为界，将曹植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或将建安、黄初、太和三期作为他创作的不同阶段，这充分地考虑到了曹植创作的连续性与时代背景。需要注意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曹植的心态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的《与杨德祖书》中追求不朽功名的蓬勃之气简直要从字里行间溢出，那么作于建安二十三年（218）的《赠丁仪》《当欲游南山行》中则不乏怨愤之情，“仪有文才，子建赠以此诗，有怨刺之意”[31]。吴汝纶论《当欲游南山行》则更为直白：“此诗怨魏帝之不能容己也。”[32] 建安二十三年（218），于禁、曹仁等与关羽战于樊城，关羽水淹七军俘虏于禁，威震华夏。战事正危，曹操遣曹植率军驰援曹仁，而曹植却在此时喝得酩酊大醉，这令曹操对他失望之极。《赠丁仪》《当欲游南山行》或许正是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后，曹植心底怨愤的宣泄。故以建安二十二年（217）为界来确定曹植创作的分期，也许更接近实际。 曹植的悲剧并非简单的怀才不遇，其平定天下、救民水火的鸿鹄之志，与一生未能如愿、备受压抑的巨大反差，令人不胜唏嘘。曹丕代汉后对曹植的政治迫害，使曹植本就春冰虎尾的处境更加恶劣。曹植在一次返回自己封国途中，经过洛川，写下了流芳千古的《洛神赋》[33]。有人认为《洛神赋》写的是叔嫂之恋，洛神即甄后；有人认为曹植是借洛神以宣泄自己的苦闷；也有人认为洛神即曹丕，曹植对洛神的感情实际上是自剖心迹。对此赋的多维解读，也证明了其文学价值。美轮美奂的语言、想象世界的构建及洛神形象的塑造，不仅使此赋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也为曹植增添了耀眼的文学光彩。从继承的角度说，曹植的赋作在强化抒情性的同时也采取了汉大赋的结构方式，在表情达意上却跳过两汉赋作的“讽颂”功能而有回归屈骚的倾向。从后世接受的角度来说，曹植的赋作虽然在明清之前并未像他的诗歌一样得到充分重视，其对后世骈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与《洛神赋》的缥缈多姿相比，曹植临终前一年所作的《怨歌行》更是其真情的流露：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此诗借周公辅佐成王之事委婉寄托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周公最后能够得到成王的理解，周公辅成王也成为君臣相知的佳话，而他自己在曹丕死后，仍然得不到魏明帝曹睿的信任。两相对照，更突出了此诗浓厚的悲剧色彩。清人丁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34] 施补华《岘傭说诗》也说：“五言古诗，厥体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浑为正宗。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后，唯陈思诸作及阮公《咏怀》、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35] 从五言诗的萌发到建安“五言腾踊”再到曹植，五言诗体最终定型，在这一诗歌史发展过程中，曹植的典范意义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建安十七年（202），三曹登铜雀台，曹植作《登台赋》，最得曹操激赏。清人丁晏《魏陈思王年谱序》说：“初王（曹植）以仁孝智达，魏祖特见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36] 这说明曹植原本有自己的优势，并曾在夺嫡之争中一度占据上风。然而相对单纯善良的他，终究不敌心机深重的曹丕。《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晋世语》曰：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而诚心不及也。[37] 《魏晋世语》全书已佚，裴注所保存的这个故事，是曹氏兄弟争嫡斗争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它以典型细节形象地反映了曹植炫材扬己、不擅伪饰，因而终于失败的事实。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38] 曹植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志向高远，却始终“不得施于世”；他才华超群，加之后半生郁积了太多的“忧思感愤”，有着种种“人情之难言”，因而能取得非凡的成就，将一代文学推向高峰。正如清人严可均在《曹子建集校辑叙录》中所说：“子建之精光浩气长留天地间者，在文辞不在风节。”[39] “三曹”均历经世乱。曹操、曹丕的军旅生涯和高居上位的经历；曹植人生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尤其是他后期饱尝政治迫害之煎熬与怀才不遇之苦闷的体验，与一般文人相比，其人生和情感都具有极不平凡的一面。加之父子三人都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故能以生花妙笔，对他们别样的现实人生和情感世界，做出精美的艺术表现。因此，他们在乐府、诗、赋、文论等多个方面为后世文学开启了诸多法门，也赢得了历代文人的衷心景仰和高度肯定。在清人方东树眼中，曹操是“千古诗人第一之祖”[40]。王世贞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41] 目空一世的谢灵运更是宣称：“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继之。”[42] 父子三人均得如此赞誉者，在三千年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王世贞有诗曰：“崛起三曹后，横行七子前。预知千载下，重数建安年。”[43] 这是对他的友人胡应麟的称赞，其中以“三曹”“七子”作为诗美理想的标格，实际也是自唐代以来中国历代文士逐渐形成的共识。 注释： [1][2][3][26][明] 胡应麟撰：《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131—132页，41页、149页、333页，131页，41页。 [4][梁] 钟嵘撰 ：《诗品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版，第1页。 [5][8][22][23][37][晋]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18页、30页、238页、206页。 [6][13] 张可礼编著：《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1页、111页。 [7] 吴云、唐绍忠注：《王粲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9] 鲁迅著：《鲁迅全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81页。 [10] 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11][明] 钟惺、谭元春辑：《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12]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14][清] 朱嘉徵撰：《乐府广序》卷九，清康熙十五年本。 [15][清] 张玉榖撰：《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16][30][清] 吴淇撰：《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145页。 [17][清] 刘熙载撰：《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18][27][清] 沈德潜辑：《古诗源》，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页、62页。 [19][40] [清] 方东树撰、汪绍盈校点：《昭昧詹言》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页。 [20]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669、895页。 [21] 宁稼雨：《曹丕：负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本色》，《文史知识》2020年第4期。 [24] 关于《典论·论文》的创作时间问题，目前学界有多种说法，郭绍虞先生认为《典论·论文》创作于建安二十二年，此从其说。 [25] [三国魏] 曹丕撰、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8][明] 冯梦龙撰：《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29][清] 王夫之撰、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6页。 [31][清] 曾国藩撰：《十八家诗钞》，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9页。 [32][明] 张溥编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33] 关于《洛神赋》的写作时间，主要有“黄初三年”与“黄初四年”两说，一直悬而未决，此处存而不论。 [34] 任清编选：《清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35] [清] 施补华撰：《施补华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70页。 [36] [清] 丁晏撰：《曹集诠评》，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9页。 [38] 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 [39]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3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页。 [41][明] 王世贞撰：《艺苑卮言》卷八，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42][唐] 李瀚撰、[宋] 徐子光补注：《蒙求集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3页。关于谢灵运此论的出处，参见张继定：《“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出处考辨》，《台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43][明] 王世贞撰：《曩余为胡元瑞序绿萝轩稿仅寓燕还越，数编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种至，则众体毕备，彬彬日新，富有矣。五言古上下建安十九首乐府等篇，遂直闯西京堂奥。余手之弗能释也，辄重叙其意，并寄答五言律二章》其一：“穆穆清风至，泠泠白雪传。登坛牛耳定，绝代凤毛鶱。崛起三曹后，横行七子前。预知千载下，重数建安年。”《弇州续稿》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