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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应昌是抗倭战争前期之明朝经略，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统帅，提督李如松亦受他节制。但他资历浅、经验少。平壤战事期间，他一直在辽东凤凰城筹集粮草，居中调度。他是南兵领袖，李如松是北兵领袖。平壤战后，李如松处事不公，引发明南北兵争斗，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宋应昌与李如松之争斗。兵部尚书石星与宋应昌、沈惟敬构成明军封贡和谈的主要力量。战事初期，封贡和谈对于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主战的李如松也改变态度，明、日封贡和谈正式开始，宋、李撤归，但受到多方弹劾，一年后方叙东征之功。宋应昌回乡闲住，直至去世。家居期间，他将东征之相关文书编辑成册，但只突出自己在战场上的作为。故此书中的资料，须与其他相关资料参照、比勘，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关键词:明代;万历年间;宋应昌;李如松;抗倭战争;平壤之役;《经略复国要编》 作者简介:孙卫国，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分为壬辰倭乱(1592年)和丁酉再乱(1597年)两个阶段。战争前期，明朝以文臣宋应昌为经略、武将李如松为提督，率领大军前往救援，很快取得平壤大捷。不久，碧蹄馆之役失利，明、日进入封贡和谈阶段，明朝撤兵，二人被召回。朝鲜君臣对李如松深表感激，对宋应昌则颇有微词。事实上，宋应昌自被任命为经略起，一直到他被召回，始终受人非议。召回之后，他被革职闲住。家居期间，他将在朝期间的文书编辑成册，取名《经略复国要编》，成为后人研究明代抗倭援朝战争的重要参考资料。然四库馆臣批评该书 是“自张其功而匿其短”，引起近人缪凤林(1899-1959) 的不满，他力求为此书正名，且为宋应昌鸣不平，认为宋应昌乃朝鲜战事上极力主战者，对于封贡之事极力反对。缪的说法既不同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亦与《朝鲜宣祖实录》和《明神宗实录》所论不同，孰是孰非，颇有探究之必要。当今学术界对于宋应昌虽有数篇论文，然所论多限于明朝史料，对于他在朝鲜战事上的作为以及他为何要编《经略复国要编》(以下简称《要编》)语焉不详。笔者试以中朝双方史料为据，梳理他在朝鲜战事上的所作所为，并就他与李如松、朝鲜君臣的关系及其背后因素略作探讨，试图窥测他编纂《要编》的初衷，并对此书的价值略加评判。 一、宋应昌被任命为经略及其赴朝日期 宋应昌，字思文(一说字时祥)，别号桐冈，浙江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初授山西绛州知州。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改户科员外郎，五年三月为户科给事中。对于“北虏”，他上疏论封贡互市事，“与总督王崇古八议互有异同”。此期参与“外虏”事务，或许为他出征朝鲜埋下了伏笔。五月，升刑科右给事中。次年二月，改左给事中。万历 三年(1575年)二月除原职，升山东济南知府。此后十余年间，宋应昌仕途顺适，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升福建左布政使，六月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抚山东。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日本侵朝前夕，宋应昌上疏:“倭奴情形已著，防御宜先，议选练精兵，搜罗谋勇。”但未引起朝中重视。同年四月，升大理寺卿。当时传来日本丰臣秀吉侵朝，朝鲜军队节节败退，国王北迁至鸭绿江边的消息。这使明朝方面朝野震动，朝中商议出兵事宜。六月宋应昌为工部右侍郎，八月改兵部右侍郎，“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万历野获编》对为何加宋应昌为经略有所说明: 近年朝鲜告急，廷遣侍郎宋应昌往援。时以总督为不足重，特加经略之号……当倭事起时，宋素无威望，物论无以阃外相许者，一旦特拔，议者猬起，且谓事权过隆……若宋所带赞画二主事，亦特赐四品服以示重。 可见，宋应昌当时人微言轻，朝中特命他为经略，以增强他的权威。宋应昌上疏，请求“乞赐专敕，便宜行事”。神宗下旨:“经略关系重大，应昌忠勇任事，督抚官毋得阻挠，将领以下一听节制，违者以军法行。”这样，宋应昌由于得到了神宗的尚方宝剑，成为明朝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统帅，提督李如松也须受他节制。 宋应昌被任命为东征经略，引起朝中不少人的反对。神宗赋予他如此大的权力，更是引得物议沸腾。但黄汝亨所撰《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应昌)公行状》(以下简称《宋公行状》)中却言:“朝廷悬赏格，有能复朝鲜者，赏银万两，封伯爵世袭。朝臣举股战舌举，号号无应能者，乃稽首推公往，诏拜公兵部右侍郎，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似乎宋应昌乃应时而起之勇士，然与《明神宗实录》相对照，此言多奉承之意，并非事实。实际上，当时质疑、弹劾之疏甚多。九月初九日，宋应昌“以被言，辞经略防倭之命”。神宗却“嘉其忠信任事，不宜困言自阻，不允辞”。御史郭实上疏再“论经略不可者七”，宋应昌“再陈不任，乞议别简贤能”。尽管群臣反对，但依然获得神宗的支持，特下旨:“九卿科道官依违观望，不必会议。郭实逞私阻挠，降极边杂职用，再有渎扰并究。”因此，对于间之曲折，宋应昌最清楚，自言:“亡何，蜚语至 京师，而朝鲜且告急矣。二三巨公不以流言罪余，而讶余之识……力请于朝，圣天子特敕昌 经略四镇云。”所谓“二三巨公”，即首辅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之流。从宋应昌履历看，之前他主要在地方上为官，对于边务鲜有经验，却被委以如此重任，受到多方质疑，也在意料之中。宋应昌两次辞官，表明他底气不足。而提督李如松当时已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率领的军队也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朝廷却派宋应昌这样一位资历浅薄、不懂军事的文臣为经略，且赋予他“节制诸将”之大权，故朝中不服。从宋应昌就任时多方之反应，可见朝中党争涌动，预示着朝鲜战场上文臣武将之不和。 同时，明廷以兵部主事袁黄与兵部员外郎刘黄裳为赞画，协助宋应昌。袁黄，字坤仪，一字了凡,吴江人。刘黄裳，字玄子，河南光州人。袁、刘二人乃万历十四年(1586年)同科进士，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最重要的助手。万事俱备，只待启程。宋应昌何时前往朝鲜的?他与李如松何人先往?朝鲜史料《壬辰史草》称:“提督先起马，经略次行。”缪凤林据 《要编》考宋应昌出兵日期曰: 应昌进兵时日，《明纪》《明史纪事本末》及《明史》等都无可考，《行状》及钱世祯《征东实记》亦载焉不详。据是编，则应昌以九月二十六日受敕首途，一面布置各地防务，一面调将檄兵，搜集刍粮军火器械。十月终至山海关，十一月进驻辽阳，以倭奴畏寒，欲于十一月中旬发兵。而大将李如松尚羁宁夏，屡失事机。不得已于十二月 初三先发吴惟忠，初四又发钱世祯、王问所领兵渡江。初八，如松至军，大兵遂于十六日东进，二十五日誓师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鲜，二十一年新正初四至安定馆，六日抵平壤矣。 然《朝鲜宣祖实录》中则记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宋应昌万历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旨出征，大军二十九日出发前往朝鲜。一说宋应昌于九月初七日辞朝，率兵七万前来。此二说皆不可信。因为从朝鲜所派请兵使郑昆寿的行程看，郑昆寿一行九月十八日到达北京，则宋应昌之出兵不应早于九月十八日。而明廷最终决定出兵朝鲜及出兵时间，与宁夏战事密切相关。九月底，李如松方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明廷遂决定将宁夏战场上的明军调往朝鲜，故令经略宋应昌先行，因此缪凤林所论宋应昌出兵时间应该是可信的。十月十六日，李如松方被任命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兵援朝。缪凤林言辞之间对李如松颇多批评，说“大将李如松尚羁宁夏，屡失事机”，这样的批评 对李如松是不公平的，因为宁夏战事不平，李如松无法脱身。故对于援朝东征，明廷先于八月任命宋应昌为经略，十月中旬方任命李如松为提督。宋应昌早做准备，尽早出发，实乃先赴辽东筹集粮草，为东征做准备。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逃到义州的朝鲜国王宣祖首次获知“(明)兵马已调发，李 (如松)将军、宋(应昌)侍郎已出来”。 宋应昌所统之军以南兵为主，李如松所统之兵则是北兵。二人关系是否融洽，直接影响着南北兵之团结与否，也将直接影响到朝鲜战事。战事初期，宋应昌主要待在辽东从中调度，南北兵皆随李如松前往朝鲜征讨。 二、宋应昌的职责及其与李如松之关系 如果说提督李如松率军征战，冲锋陷阵，决胜千里之外，那么作为经略的宋应昌则是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调配粮草，保证供应，以确保前线无后顾之忧。但是平壤大捷之后，宋、李矛盾激化，南北兵势同水火，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战事。对于平壤大捷之功，缪凤林据《要编》论曰:“正月初八平壤之捷，《明史》及倭史多归功如松，观此编三、四、五诸卷，则战前之预备、临战之方略，皆出于应昌之计虑……而如松意气甚盛，尤须隐忍下之。”这段文字的观点是:平壤大捷，只归功李如松不妥，宋应昌运筹帷幄之功不能抹杀;李如松对宋应昌不服，宋应昌则多方忍让。由此看来，宋应昌似是以大局为重、以战事为先、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英明统帅。但是对照《明神宗实录》与《朝鲜宣祖实录》，所论则大有不同，那么二人的职掌与关系到底如何? 首先，宋应昌乃朝鲜战场上的明朝最高长官，提督李如松以下受其节制。对此，朝鲜君臣也很清楚。如朝鲜史料载:“都督佥事杨元以下诸将总兵、游击等，各统其师，皆听宋侍 郎节制，合势讨贼。” 朝鲜君臣深知“我国存亡，系于此人”，“经略，文武大臣专阃外之任”。可见，宋应 昌大权在握，左右着朝鲜战事。平壤之役，朝鲜对宋、李之功的认识也相当明确:“攻拔平 壤，李提督之功也;运粮、调兵，宋经略之功也。”可见，宋应昌除节制前方诸将外，还负责后勤事务，并协调前线与明廷之关系，是前线最有力的后勤保障。从《要编》中看，宋应昌给李如松的命令很多，都采用《檄李提督》或《檄平倭李提督》的形式，是指令李如松应当执行某种命令。私下给李如松的信函，则称《与平倭李提督书》等。给其他将领，都是用“檄”，如《檄三协副将杨元张世爵李如柏》《檄刘袁二赞画》《檄王通判》等等。这充分说明，李如松实受宋应昌指挥。 但是对于这样的安排，李如松内心不平。宋应昌与李如松尚未踏入朝鲜境内，朝鲜君臣就已感知二人不和。请兵使郑昆寿说:“大抵宋与李似不和协矣。”国王问其故，李恒福答道:“新立大功，且多气，必轻视侍郎矣。”《明史》亦言:“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宋、李不和，并非秘密。李如松刚从宁夏平叛归来，对于文臣出身的经略宋应昌有所藐视，却被他节制，自然不服，甚至面对朝鲜诸臣，也毫不隐讳内心的不满。他对朝鲜通译洪纯彦直言:“武官受制于人，而不能自擅，故累请于经略。”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但又毫无办法。朝鲜重臣郑琢谈及初次前往义州拜谒李如松时言:“其(李如松)所言多有怨愤慷慨之辞，指意大概为人所掣肘，此行不得成大功而去，且国王厚意多谢云。”当时战事尚未展开，李如松就感到被牵制，颇不自在。朝鲜备边司亦言:“中朝文官，但为弄笔。如刘员外、袁主事、宋经略，不见一倭之面，而束缚武将太甚，使不得措手，甚为痛愤。” 可见，这并非个人原因，文臣制约武将，乃明代定制，也因此决定了宋、李地位之高下。 其次，李如松冲锋在前，宋应昌调度在后。事实上，在整个平壤战事过程中，宋应昌一直呆在辽东，他在给李如松的信函中提及滞留辽东的原因:“不佞所以暂憩辽阳者，因兵马、火器、粮饷等事，非不佞亲促之，未免濡迟。”平壤战后，宋应昌还在辽东，他在给石星的函中自我辩白曰:“某今所以迟 迟未渡鸭绿江者，因平壤战后军中火具殆尽，陈璘、刘应兵未至，故住辽阳凤凰城，一面制造，一面催督。今略有次第，已于二月廿六日赴开城亲督将兵攻取也。”这封信已是碧蹄馆败后所书，此时宋应昌尚在辽阳凤凰城。可见，最重要的战事阶段，宋应昌一直在辽东遥控，一面给在朝鲜前线的将士发号施令，一面与朝中联络，成为沟通明廷与朝鲜战场的关键人物。 朝鲜国王认识到“大概节制在经略”，深知宋应昌的影响力，所以总想拜见他，甚至想前往义州亲迎:“经略乃天朝重臣，为救我国以来，予乃近在数日之程，而不为迎谒，宁能 免怠慢之责乎? ”但宋应昌并不急于见国王。因为兵戎倥偬，宋应昌行期不定，一会儿说来会见国王，一会儿又说不来，弄得国王坐卧不安。国王与群臣商议:“宋侍郎，卿等以为何如人?乃天朝元帅也。当此之时,予以山海为家，何可以国王自处?在近地不见，而经略自前进乎?前进之议，予未晓也。”于是备边司给国王议定三策:一则国王在定州等宋应昌相见;二则看看宋应昌如何回答，再作决定;三则如宋应昌所言，自行前往平壤。三策各不相同，故而给宋应昌之答复亦异。可见，为了跟宋应昌见面，朝鲜君臣想尽了办法，而宋应昌总是不见，引得朝鲜君臣不满。 平壤战事结束后，宋应昌仍滞留辽东，朝鲜国王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宣祖二十六年(1593年)正月二十四日，宋应昌才过鸭绿江，但依然不想与国王见面，反而催促国王前往平壤，并表示他将前往开城督战。但国王还是不放弃与他见面的努力，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初，兵曹判书李恒福受命前往传达相见之意，而“经略招通事及王通判，极陈不欲相会之意”。大体意思是说，以前明廷所派使臣皆品级很低的官员，朝鲜国王甚少见明朝大臣，故不知采用何种礼仪，故不如不见。后来终于见面了,但国王对他印象极坏，国王谈及见面情形时说:“李提督，大将也，而幅巾相见，应昌则盛陈兵威，然后入我。然而不许侍臣同入，其凶险可知。”可见，平壤大捷前后，宋应昌一直在辽东，对于战事遥加控制。国王深知宋应昌的重要性，总试图与他见面，后来好不容易见了面，印象却极坏，并由此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最后，南兵服膺宋应昌，北兵受命于李如松，宋、李不和，也酿成了南北兵不睦。尤其是在平壤大捷后，彼此争功，矛盾激化。宋应昌是浙江仁和人，南兵主要是浙兵，受命于他。在前线的南兵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应昌在给南兵将领钱世桢的信函中说:“将军不佞所知也，东行较之诸将，私心更为悬切。”给另一南兵将领戚金的信函则曰:“执事为不佞知，举昨东行，鄙心悬念，视诸将特甚。幸执事奋勇当先，一鼓遂下平壤，此稀世功也。不佞闻之，喜不自制，今将题叙，以表殊勋。”言辞间推心置腹。南兵将领也及时向他汇报前方战事状况，故他对前方事务了如指掌，也加强了他对提督李如松的牵制。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率三路大军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次年正月初，围攻平壤，迅速击败日军，日军撤出平壤，取得了平壤大捷。这本是一场应该大书特书的胜利，但叙功迟迟未举行，直到次年九月明廷才宣捷叙功。拖延如此之久，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关键因素，则是宋应昌与李如松不和，二人争功，引发南北兵互相攻讦，以至于朝中科道官纷纷弹劾，难以论定。 平壤大捷，却难以叙功，首先与提督李如松处事不公有关。明军攻城之际，李如松大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南兵诸将遂奋勇争先，先登上城墙，拔掉日军旗帜。朝鲜人亦知:“是战也，南兵轻勇敢战，故得捷赖此辈。”但李如松在奏功疏中，反将首功归诸部将张世爵，北兵居上，南兵居次。朝鲜国王为此亦感到不公，说:“张世爵与提督同乡人耶?谓有功则可矣，至录于首功，则未可也。”他认为南兵将领吴惟忠功最高。朝鲜大臣柳成龙亦曰:“提督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北军居上。以此军情，似为乖张。若但以一胜为功，无必进之意，则臣等之区区寸力，势难挽回，尤为痛闷矣。”对于先登城的南兵，李如松既未赏银，奏功又不力，引起南兵将士普遍不满，也引发朝鲜君臣的忧虑。《朝鲜宣祖实录》即言:“李提督如松世居北边，凡用军议功之际，右北军而退南兵，由是南、北军不和。”朝鲜大臣曾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曰: 大抵宋侍郎为元帅，而所率炮手，皆是南人。李提督北方武夫，而所率骑兵，亦皆北人也。南军善于放炮杀贼，北军善于斩馘。北军所斩，多是南兵之所杀。而上功之际，首级为先，南兵居后，故元帅颇怀不平。公论亦以李公为贪功。而两将之间，不相和协，有逗挠之弊，此实我国之不幸也。 因为记功以所获敌人首级为准，谁得首级最多，谁的功就最高。之所以会出现南兵功高不得赏、北兵反而得赏的情况，因南兵用火炮击毙敌人，行动不如北兵迅捷，敌人虽被击毙，首级却被北兵得到，致使南兵所获首级不如北兵多。这或许是一客观原因，但其背后则是经略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不和，而 且双方矛盾也因此进一步加深。 因李如松对南兵不公，平壤大捷后，遂有流言，“提督攻平壤时，多取朝鲜人民，削发斩级，以为贼首”。流言传到朝中，山东巡按周维翰、吏科给事中杨廷兰等即上本弹劾:“李如松平壤之役，所斩首级，半皆朝鲜之民，焚溺万余，尽皆朝鲜之民。”明廷因此令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韩取善、山东巡按周维翰等至平壤查核真伪，且指令朝鲜据实以闻。朝鲜国王则谁也不敢得罪，只能为两人开脱，主张都叙功。李如松被迫上疏自辩，其中有言:“朝鲜国王，焚香祝天，而移咨谢臣;朝鲜人臣，焚香满道，而叩首谢臣。假使臣杀其子弟，戮其父兄，彼将以仇关白其仇之矣，尚肯感臣而谢耶?”一席流言，就让李如松忙于应付。实际上，这是宋应昌与南兵之暗中报复行为。 事实上，平壤大捷之后，宋应昌亦蠢蠢欲动，朝鲜君臣获知宋应昌“欲得首级甚切”，颇觉奇怪，以为“侍郎以天朝大将，岂有如是求索耶”?被告知:“侍郎有二子，而非文非武，欲官其子甚切，侍郎岂无其意也!”李德馨则传言:“提督怒经略所为如此，愤骂曰:‘如是 而反谓我论功不均乎?’”他身在辽东，却因为为儿子着想，需要前线的敌军首级之数，希望荫得军功。对此，朝鲜国王颇为不平，曰:“宋侍郎所为，甚不好也。足不践朝鲜地方，而欲参平壤之功。受天下重寄，处事如此，未知其可也。”直指其争功。四月二十一日，朝鲜国王“令收聚各阵所献首级，具咨送于宋经略营下”。尽管他既未渡江，也未直接参战，却左右着前方战事，甚至对李如松上奏的疏文不予理睬;平壤大捷之后，筹集粮草也不尽力，致使前方粮饷不济，从而影响了明军的进攻;对李如松处事不公，他更是极尽个人之影响力，到处为南兵申冤，直接影响了明廷对于平壤大捷的封赏。 宋、李二人，一文一武，一前一后，一南一北，理应彼此扶持，同舟共济，共同抗敌，实际上却处处拆台，各为一己之私而争斗不已。平壤大捷带来的不是团结一致，反而是彼此变本加厉的争斗，既影响了朝鲜战事的展开，更影响了彼此以及战场上南北兵的关系。李如松原本对以石星、宋应昌与沈惟敬为代表的文人主和之策不屑一顾，碧蹄馆之役失败后，时局不利，粮草不济，李如松也不得不附和封贡之策，从而使朝鲜战事转入封贡和谈阶段。 三、宋应昌主战还是主和 宋应昌在朝鲜战事上主战还是主和，本不应有异议，但缪凤林据《要编》论曰:“当时石星(兵部尚书)计无所出，欲倚沈惟敬以成和议，不悦应昌之主战……按应昌自始主战，与封事始终不涉。”黄汝亨《宋公行状》中也说:“石大司马 (即石星)又计且缓师，俟西事定，遣沈惟敬以封贡议往。有旨:惟敬以游击职衔，著经略军前听用。至是，道谒公，公呼惟敬前回倭，倭求封贡，第宜卑辞向阙，全军退釜山听命，何敢蹂朝鲜要我，而计缓我!我奉命讨贼，有战而已!汝毋以身尝法!惟敬缩舌去……会惟敬至自倭营，执款议如初。公瞋目大怒曰:天兵来如泰山压卵，贼亡无日，尚敢以谩词侮我，汝怯辱国，罪当斩。命力士缚惟敬军 中，而议讨贼益急。”《宋公行状》将宋描写成坚定的主战派，更论曰:“而议者犹以请封撤防为公罪，不知公受命经略在二十年九月，而遣沈惟敬始封议入倭在二十年七月;继定封 在二十三年秋，而公归田在二十二年春。则公于封事始终不涉。而部下撤防之议，自公得代后，公所留刘兵万六千，守全庆而争言不可撤。疏具在，则安得移而訾公!嗟乎!中山交阯之谤，古今同慨，奈何!”颇为宋应昌抱不平。《宋公行状》是缪凤林立论的重要依据。然此说法极为可疑，因为无论是《明史》《明神宗实录》，还是《朝鲜宣祖实录》，皆载录有宋应 昌之所作所为，宋氏是具体贯彻石星封贡和谈策略的核心人物，沈惟敬前往日军沟通，则直接受宋应昌指挥。二者孰是孰非，试论之如次。 事实上，从最初的备战阶段，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就采取了战、和互相配合的策略。出兵之前，石星招募浙江人沈惟敬前往朝鲜与日军接洽，商谈封贡之事。万历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沈惟敬首次前往朝鲜。随后数年间，他频繁往来于朝、日之间，还前往日本，面见丰臣秀吉。宋应昌以经略身份到辽东后，沈惟敬就直接听命于宋，《宋公行状》亦言:“惟敬以 游击职衔，著经略军前听用。”也就是说，从最初就未摒弃封贡和谈的可能，而是相辅而行，宋应昌一方面与李如松配合，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指令沈惟敬与日军接洽，试探和谈的可 能，以致《明史》言:“经略宋应昌惑沈惟敬，力请封贡。” 战、和两策并用，在战争前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一直受人诟病。平壤之役后，山东巡抚周维翰受命前往朝鲜查勘，回国后疏曰:“盖军士自抚贡之说渐起，而战斗之心渐弛，及湿暑交浸，疫瘟大作，亡殁多人，军中泣声震野，一经物故，尸辄烧焚，诸军悲且怨矣……王京之退，以讲贡退也;二王子之回，以讲贡回也;徐一贯等受彼八百两之贿，以讲贡贿也;故平行长屯西生浦挟觊贡约，今其将小西飞入王京促之，臣因诘东征诸臣曰:明旨森严，固 昭然在也，乃小西飞之请，何为耶!” 面对质疑之声，宋应昌上疏详细解释议和封贡之前因后果。从其疏中可见两点。 第一，从最初开始，宋应昌就贯彻兵部尚书石星的意见，在朝鲜战场上战、和两策并用。石星是幕后的指挥者，宋应昌是主要的执行者，沈惟敬则是联络日军、封贡之策的具体实施者，他们乃明朝推行封贡之策的中坚人物。石星亦上疏附和且直言:“其遣使往探，行间捐金，则臣星实与之谋焉。”前已提及，宋应昌人微言轻，而能被任命为经略，实石星等人大力扶植之结果，故宋应昌对于石星言听计从。而沈惟敬与日军沟通和谈，一切皆听命于宋应昌，疏中细数了他所指派之任务。 《要编》中收录有多封宋应昌与石星的书信，明白显示二人关系密切，宋应昌可谓是石星在朝鲜战场上的代言人。如关于是否给沈惟敬以游击官衔，宋应昌致函石星曰:“屡接手札，台下以吃紧数事为某指授，感戢感戢!内已启者，不敢复赘。外承谕沈惟敬给与马价一千两，俾行反间，此妙画也。谨领悉矣。第给授游击一节，兵法云用而示之，以不用若经具题，不免昭著，何不暗给札付，加以游击职衔，如其建功，何止此职?此机密之事，望台下细酌之。”宋应昌给石星的建议，完全是心腹之臣的口吻。后沈惟敬果真被给予游击之衔，听宋应昌指挥。沈惟敬乃石星通过宋应昌派往朝鲜前线与日军议和的主要人物，《要编》中这样的信函不少，焉能说他完全与议和无涉呢!在上报平壤大捷之功时，宋应昌特别提及沈惟敬之功，说:“游击沈惟敬数入倭曹，建功属国。纳贡之说，虽出无凭，缓兵之计的有可 处，相应并叙，应加参将职衔者也。”由此可见，他们三人彼此依靠、互相扶持 。 平壤战事期间，宋应昌一直待在辽东，次年正月二十四日方渡江，之后就传出议和之说，令朝鲜君臣非常紧张。尽管之前沈惟敬一直在说议和封贡，但当时只是作为一种策略，朝鲜君臣并未过多关注。宋应昌一到朝鲜境内，就有议和传言，朝鲜君臣以为是宋应昌之说法，遂派人多方打听，希图弄清情况，并百般劝说，力图阻止和谈。宣祖二十六年 (1593年)三月初十日，宋应昌派遣同知郑文彬、知县赵汝梅、参军吕应钟前往定州，拜见朝鲜国王。国王直言传闻议和之事，深表不安，明使答曰:“宋经略言之，非讲和也……贼自平壤之败，心胆俱落，愿自宁波府入贡中原。若借其归路，而使之入贡，则必不敢加兵于贵国。今若以兵从事，则不二三年，贵国当复被兵矣。”明使的回答并没有否认国王之猜测，而是委婉地解释议和封贡之事以及封贡之必要性。国王则明确表示:“夷狄可以威服，不可与之讲和。”此乃宋应昌派人直接向国王解释封贡事宜，尽管国王明确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可见，朝鲜君臣早就察知宋应昌乃封贡和谈的主要决策者，他上通石星，下统沈惟敬，乃明朝封贡议和的关键人物之一，黄汝亨《宋公行状》所言，乃明显袒护宋应昌的不实之词。 援朝战争前期，宋应昌直接听命于兵部尚书石星，负责兵力调度与后勤供应，又跟朝中接触，向明廷进言献策，从而左右着战事的进程。石星之所以力排众议，让宋应昌这样一位资历浅薄的兵部侍郎前往朝鲜为经略，很大程度上就是看重了宋应昌能贯彻他的思想，从而实现操控朝鲜战事的目的。但是这种战、和两手策略，在朝中引起极大反感，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提督李如松更是恼火。本来提督李如松信心百倍，誓将倭寇赶回日本，但因为宋应昌在身边加以“节制”，首鼠两端，使得他无法尽心备战，矛盾更加激化。 第二，战争初期，战、和两策并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疏中提到四次“讲贡”策 略:“始事讲贡，计破平壤之说”;“再事讲贡，计出王京之说”；“目前讲贡，计退釜山之 说”；“善后讲贡，消弭祸萌之说”。这实际上是战事的四个重要阶段，即收复平壤、倭寇退出王京汉城、敦促倭寇退出釜山以及明朝撤兵的善后工作。在这中间，封贡和谈之策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宋应昌于疏中详细解释四次封贡和谈之缘由、经过、效果，力图说明，指派沈惟敬前往日营封贡和谈并非真和,“实是借贡以退倭，未曾轻许而误国”。同时又说明前期明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实则是他主持封贡和谈所带来的战绩，若无借贡和谈，战事不可能如此顺利。在他看来，东征朝鲜，武力征讨与封贡和谈两手并用，不可偏废; “讲贡”之策很好地配合了军事行动，十分必要。石星也对宋应昌的做法予以称颂。他说:“利以诱之者，兵家之胜算;假以便宜者，御将之微权……大抵以挞伐为威，以许贡为权，惟冀成功，无嫌诈计……倭奴已尽遁归，朝鲜已尽收复，东征之役至此，应昌之心诚苦，而绩亦 已著。” 对于封贡和谈之事，虽然宋应昌解释于前，石星附论于后，但未能说服朝臣，亦未消弭朝臣的质疑。其所谓“借贡退倭”之说，再次受到兵科给事中张辅之的攻讦: 借贡退倭之说，至今月初八日始见应昌疏中，而同谋借贡之说至今月十八日再见本兵石星疏中。夫绝贡之旨屡下，两人胡以擅许也!彼托之兵道尚诡，非真许也，许贡之谋已久，而诸臣胡以不闻也!彼托之兵事贵密难轻泄也，譬如养疽而不虞腹心之将溃乎?倭之乞贡，志在内窥，果徒抱尺一之纸，处穷海之外耶?倭之屯聚，志在劫盟，能使小西飞之出王京、平行长之离西浦耶?拥众而挟，则我弗可许也;浮海而去，则我弗能驱也。不封不贡，则倭必螫毒于朝鲜，而祸在今日;许封许贡，则倭且垂涎于中国，而祸贻将来!毋论阶祸，试使诸臣比德度力，何如祖宗朝?乃欲臣二百年来不可臣之倭哉!此皆沈惟敬倡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误阁部。石星素号忠诚，不加深察，而谬欲以身担之，脱或有误，虽百身奚赎! 张辅之此论极有见地，直言所谓以封贡退倭，实乃宋应昌与石星两人暗中所为，并未得到朝中诸臣赞同，所以他们要反复解释，以便让群臣相信封贡的原委和效果，但这是有违神宗禁令的。实际上，所谓的“借贡退倭”之说，乃“沈惟敬倡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 误阁部”，进而对石星“谬欲以身担之”的做法表示深深的担忧。 可见，宋应昌并非一味主战，而是积极贯彻石星所制订之策略，战和并用，黄汝亨所言乃一面之词，故意为宋应昌辩白。碧蹄馆之役失利后，原本极力反对封贡和谈的提督李如松也改变了态度:“会如松奉征倭之命，先胜于平壤道，后败于碧蹄馆，久戍朝鲜，而封贡议起。如松颇附会文帅宋应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结东征之局。”为了尽快结束东征战事，李如松也只得附和封贡之议。但封贡和谈终至失败，石星下狱，最终死在狱中。张辅之所论，不幸言中。宋应昌编辑《要编》正当其时，故而他极力撇清与石星的关系，也因此衍生出《宋公行状》中极力“主战”的说法，但其疏文俱在，中朝史籍皆载其所作所为，《宋公行状》所论不攻自破也。 四 宋应昌之晚年境遇与《经略复国要编》之编 明、日封贡和谈正式展开不久，宋应昌与李如松二人皆被召回，大致于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八月底九月初回国。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载:“(八月)二十二日，宋应昌、李如 松领兵马还辽东。”《朝鲜宣祖改修实录》载录他们过鸭绿江回国的时间为九月初一日。回国之时，朝中弹劾宋应昌之疏连番上陈。十一月初一日，宋应昌上《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其中言:“只缘封贡一节，臣先因借此以退倭，今欲假此以修守，申明前疏，颇为明悉。乃在廷诸臣，指臣为误国。”十二月初四日，宋应昌引疾乞归，神宗不准，令其回朝调理。初七日，命他为兵部左侍郎，以示安慰。次年正月十七日，广东道御史唐一鹏“劾总兵李如松贪功、掩败、衅祸三罪……因言经略宋应昌过信不明”;二月十二日，河南道御史黄一龙奏称:“倭不可与通贡。因言宋应昌失利罪小，欺君辱国罪大。”三月初十日，宋应昌被斥回籍闲住。四月十八日，唐一鹏再“劾如松及宋应昌、石星、顾养谦、刘黄裳争相欺罔，乞下法司速鞫，分别典刑”。几乎每月都有朝臣上疏弹劾，要求追究宋应昌等人的责任。七月十五日，山东巡按御史周维翰勘复东征功次，以为“经略宋应昌、总督李如松、赞画刘黄裳及王京功罪，事完另议”。从朝鲜征战归来，不但无功，反而落得被勘的地步。好在神宗以为“功可嘉尚”，无需再勘。八月初一日，石星请叙东征功次，兵科都给事中吴文梓争之，竟然不得叙功。初十日，“直隶巡按李尧民直陈告庙宣捷之舛，谓宋应昌之东也……惟听沈惟敬以和媚倭，区区一捷，宁足掩和亲之丑”? 也反对宣庙叙功之议。 直至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兵部方叙复东征之功:“乃若擘画机宜，措调兵饷，办器械，明赏罚，则应昌任之，卒成兹捷，其劳最著。至统领官军，奋扬威武，与诸将分道并攻，一鼓登城，则如松之劳，当与应昌从优升赏。”经过多方查勘，明廷议定东征功次，宋应昌“著升都察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还赏银一百两，大红纻丝四表里。李如松力战取胜，忠勇超群，加太子太保，于世袭伯爵加给禄米一百石”。石星为他们辩白曰:“应昌、如松所以不免众议……封贡之议，为时所未与;而封拜之约，为人所最忌。以兹之故，争者盈庭……夫蒙皇上略其细过，录其微功，应昌升职起用，如松加禄进衔……惟应昌则区划难有未尽，而劳瘁则有足矜。”后来皇帝令宋应昌荫一子，为正千户，世袭。可见，所谓叙东征功次， 还只是以复平壤之功为准，以宋应昌为首，官升一级;李如松次之，加太子太保并 赐禄米百石而已。 宋应昌、李如松归国后，朝鲜君臣对他们仍很关注。宣祖二十七年(1594年)四月，朝鲜君臣闻知:“李提督、刘员外杜门不关事;宋侍郎上章告病;杨大将元、杨参将绍先、郑同知 文彬、赵知县以梅，方被拿问，科道封章踵起，甚为纷扰云。”东征将领不是被清算，就是 闲住，使得新任经略顾养谦也没有再战之心，一味主和封贡。有鉴于此，朝鲜备边司遂上书国王，请求为宋应昌、李如松辩白请功，但国王并不赞同，以为:“提督可为之，经略决不可为之。若如是，我国终未免党奸欺天之归，义理都丧矣 。”后来石星见到朝鲜使臣金睟，责备曰:“宋经略、李提督为尔国，多有功劳，不以为功……反以为非，此后将相，谁肯为尔国图……宋爷、李提督为尔国十分辛苦，多有功劳，尔国不知其功，以为分内事，反以为不足，殊无良心。”备边司遂上书国王曰:“我国所恃者，只石尚书一人，而其意如此，我国之事，更无所凭依，岂非可虞之甚乎?我国以恢复之计，专委于天朝，而石尚书、顾总督之言如此，则宋侍郎、李提督之意概可想矣……今者不为伸辨，殊似未安……若不为则已，只举提督，而不及于经略，则结怨尤深，反不如不为之为愈也。”即便说得如此严重，国王依然不同意为宋应昌辩护请功。《朝鲜宣祖改修实录》论曰:“石、李有大造于我，而连被按劾，怨我国不肯附会。柳成龙等恐此后中朝将相无 为我国致力者，欲姑徇其意，而上每愤宋经略主和坏事，尤憎沈惟敬，比之仇贼，群臣之言，不得入矣。”朝鲜国王最痛恨宋应昌和沈惟敬，因为他们二人主和，不能尽力征伐，对于石星与李如松则心存感激。 尽管最终未能为宋、李请功，但一有机会接见明使，朝鲜国王总会问及二人近况。宣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国王接见明游击陈云鸿，问:“宋侍郎、李提督安否何如?”被告知“宋、李两爷皆告病在家”，未曾被重用。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国王接见沈惟敬，再次问及“石尚书、孙经略、宋经略、李提督诸大人，皆平安否”? 沈惟敬答以“皆平安”且 说:“宋经略今已回家，奖荫一子，授锦衣卫千户。李提督亦受赏银矣。”此时已是明廷封功之后。同月二十八日，国王接见明使李宗城、杨方亨，再次问及宋、李近况 ，回曰:“宋、李之宣力贵邦，皆是皇上之恩也。应昌有病还家;李如松今为中府佥使;石、孙皆无恙矣。”此时宋应昌已退职还家。次年二月，朝鲜传闻，石星下狱之后，“披示《缙绅一览》，曰东征将士，无一人在朝”。可见，自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宋应昌被斥回乡后，一直隐居乡下，直至去世。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封贡议败，日本再犯朝鲜，朝中弹劾石星之人甚多，石 星下狱，词连宋应昌。九月，刑科都给事中侯廷佩“疏乞正枢臣今日误国之罪，并追大臣先日朋误之奸，参辅臣赵志皋与宋应昌、顾养谦等”;二十七年二月，吏科给事中赵完璧、河南道掌道事监察御史赵士登等“纠拾”原任经略宋应昌等“各溺职”。其时，宋应昌已闲居乡里多年，早已不问朝政。缪凤林曰:应昌“万历二十一年召还后，翌年三月归隐孤山，绝口不谈东事……在稽留峰下冷泉亭侧，率妻子而躬耕南亩，抱弱孙而徜徉北牅”。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宋应昌卒。次年四月，其子宋守一“以父功未白，改荫未定。会朝鲜遣使入 京，上疏乞问陪臣以定前功，不报”。四十六年(1618 年)十月十二日，准宋应昌孙宋楚望 改荫，此时宋应昌已逝12年。“应昌殁后十七年，时应昌犹未葬，盖守一念其父功，终必 不泯，故留以有待，然应昌之功终不得白”。其后人总为他鸣不平，但终无结果。 宋应昌归隐乡下12年(1594-1606年)，绝口不提东事， 举朝大臣弹劾他时，亦不再 答言，因为他知道这毫无用处。朝鲜使臣亦知:“宋被参，故不得复命，住在山海关近处云。宋侍郎望轻，尚书、顾侍郎，虽被弹论，平时有重望云。”明确指出宋应昌没什么威望，答言辩护毫无用处。他只能将内心的愤怒埋藏起来，编辑到书中。这或许是他编辑《要编》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此书编辑的时间很短，目的乃为自我辩白。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宋应昌归隐故里，缪凤林推测，次年春他就编成了此书。其理由是:“末附兵部、礼部等章疏及日使小西飞禀帖礼部，最后一本议秀吉封爵，奉旨平秀吉准封日本国王。据谈迁 《国榷》及《明史》，乃 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事。《国榷》又载二月辛亥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诏，而是编无之，则其成书之时，犹未及见是诏，盖亦在是年春矣。”如此算来，编成此书仅用了一年时间。而此编只是编辑原有的各类文书、檄文、信函等，并不难，一年之内能够完成。沈一贯曾因贡市与否，跟宋应昌通过书信，表达了不同意见。尽管沈一贯自认为常常扶植宋应昌，但因意见不合，宋氏竟未送书给他，引得沈氏颇为不满，在书信后作跋云:“余发家日，石本兵定计封倭矣。余度封倭亦何害，而唯贡与市甚不可，未到京，先以书言之。在途闻小西飞已至，驱而入，即复言之，皆曰无许者。明年春宋经略忽于辞恩疏中请贡市，以书通余。无何，复极言。余曰再来非漫语也，今不言，后将噬脐，乃作此笺。笺止答宋，未尝泄。而顷之石尚书来谢不敏矣，然议亦竟从此止。后宋裒其朝鲜书疏，为《经略复国要编》，计八册，遍遗三阁，而不及余，盖憾矣。余谓其所亲曰:余为宋公造福，而犹外我耶?”可见，此书编成后，宋应昌遍送朝中阁臣，意在自我辩白，表明他东征之功劳。由此可以推断，此书编完后马上刊行，当时就得以流传，甚至朝鲜使臣亦见过此书。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六月，朝鲜君 臣议事时提到此书。 (李)德馨曰:“宋应昌著成一书，名曰《复高[国]要编》，有曰:‘倭贼逾全罗、庆尚、黄海、平安等路，然后抵中原地，终必无是理。’此则非但一时发诸口，至于书诸简策，将欲误天下也。”上曰:“应昌见其形貌，阴险人也。”德馨曰:“应昌曰:‘王京城子险峻，未易攻拔。故使査大受焚龙山仓，倭贼无粮饷，宵遁’云。当时城中粒米狼戾，何得云无粮饷乎?此则欺天矣。” 很显然，朝鲜君臣对于宋应昌书中所言极为愤恨，言其“将欲误天下”“欺天”也。从这段史料可知，宋应昌正是闲居之时，在朝臣纷纷弹劾的境况之下编辑此书的，为自己辩护之意极为明显;正因为是为了自我辩护，故而对于相关史实有故意曲解和篡改者，因而引起朝鲜君臣不满。 其二，书名有深意。书名之异，缪凤林考之曰:“其书则万历末王在晋之《海防纂要》，曾录其《华夷沿海图序》(《海防纂要》卷三作《华夷沿海经略序》)及奏疏数篇(见卷四皆 节录)，题曰《平倭复国编》，不著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别史类》著录曰:宋应昌《朝鲜复国经略要编》六卷，盖误册数为卷数。《明志杂史类》因之，省去‘要编’二字，皆与今名微异。乾隆时列为禁书，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盖书名复国，为满人所讳言，其内容实与建夷无关也)，四库馆臣遂亦未敢著录。”可见，虽然此书有《平倭复国编》《朝鲜复国经略要编》《朝鲜复国经略》《经略复国要编》四个不同的书名，然“复国”二字是关键，每个书名皆有此二字。所谓“复国”，乃恢复朝鲜，用朝鲜国王宣祖的话说，就是“再造藩邦”。从书名可见编者以“恢复朝鲜”“再造藩邦”为己功，这正是其自我表功之体 现 。 其三，本书内容主要是以宋应昌为核心的相关文书资料。缪凤林述其内容曰:“首列神宗敕谕及《华夷沿海图序》《沿海四镇朝鲜图》及图说。图与图说，即二十二年三月进呈底稿。序则述任事之终始与绘图为说之本末也。次附朝鲜乞援疏及部垣台谏条议疏略，略可考见朝鲜危急及廷臣论议之状次。正文十四卷，所载疏奏移檄等题目，下附记月日。卷一至卷七，自二十年九月讫二十一年三月，每卷一月;卷八至卷十二，自二十一年四月至闰十一月，除卷十为一月外，余皆二月;卷十三自十二月至 二十二年三月，卷十四自四月至十月，则辞职交代及当辞职前与辞职后之奏疏也。”书函、檄文皆是宋应昌发给对方的，而对方给宋应昌之书函等资料则未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侯继国《两浙兵志》时，批评《经略复国要编》道:“乃应昌力主和议，反斥李昖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叛，应昌罪无可辞。此书实可以曲证史事，而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于李昖之奏、许豫之侦、辽东巡按之讦，概不录入，则自张其功而匿其短也，此书又可以勘其谬矣。”但缪凤林对此不予认同，一叶障目，所论偏颇。《四库全书总目》所论甚是。 综上所述，宋应昌东征所为，颇受朝臣诟病，回国之后，即归家闲住，进而将东征期间之文书、信函、奏疏、檄文等编辑成册，名为《经略复国要编》，以彰其功。但因所论偏颇，亦多有删减篡改，意在突出其本人，故而不得其实。既受到朝鲜君臣之批评，亦被四库馆臣所指责，故而后人绝不可只依从此 书来评判他的东征功绩，必须多方比勘，方能得其真。美国学者柯文指出，历史认识有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层面，尽管三者的主体不同，但并非完全割 清了彼此的联系。历史亲历者所经历的层面，“包含人们的所有情感，我们与真实的经历越接近，人们的情感生活——使人们悲哀、愤怒、紧张或厌烦的事情，以及人们的 忧虑、仇恨、希望和担心——的地位就越突出”。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就是他所“经 历”的事情，但因个人情感过于强烈，给这种“经历”也涂上了“神话”的色彩，因而远离了历史的真实。他在原始文书的基础上，采取简单删减的手法，就呈现出一个新的历史景象，但只是呈现了历史偏颇的一面。黄汝亨的《宋公行状》，因为寄托着宋应昌子孙的愿望，真正体现了王世贞所谓“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的特点，缪凤林为其所惑，故有偏颇之论。在当今中国盛行的“从周边看中国”的新风之下，历史的多重性，史料的多元性，给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多重视角。多元史料互相对勘，多重史料互相比证，历史的真实也一定能无限地接近。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