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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诗 古典文学 唐代诗人进入历史后，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两千多位唐代诗人，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们在曾经生活的时代创造的“唐音”，千年之后仍与我们的心灵相通，仿佛是我们自身情感的抒发。那些不朽的作品，构成了我们同感共情的故土家园，可思忆、尚友、明理、知世，其存在，给予我们不竭的精神滋养和庇护。诚然，唐代诗人并没有将“好诗”做尽，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其二》），康有为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就诗歌艺术创新而言不无道理，但在文学社会学意义上，唐诗的天地世界已足够广大，而在民族精神史层面上，唐诗表现出更为深广的内涵。这方面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本文仅从家国情怀书写、社会现实感发、日常生活表现三个角度略做叙述。 家国情怀 忧患意识 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诗歌不老的主题，是中华文脉中最基本的构成，也是其中最强劲的部分。先秦以来诗歌中家国情怀的表现，是沿着《诗经》和《楚辞》两条脉络发展的。明代薛暄在《传说汇纂》中说《诗·大雅·思齐》“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备焉”，而《周颂》表达家国一体、江山永固的愿望，为后代遗存范型。《离骚》以悲剧性的心理冲突铸成屈原的生命挽歌，充溢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塑造出伤时忧国的不朽经典。唐代诗人在作品中延续、弘广了这一文脉。 今人论唐人之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往往将初唐部分略过，直抵杜甫。客观来说，以杜甫为圭臬固然不错，但杜甫之前百年唐诗史上已有丰富的相关内容的写作，也不应忽视。初唐抒发家国情、忧患感的诗歌，远宗《雅》《颂》，近法曹、刘，而郊庙歌词似乎与《周颂》诸篇最为接近了。郊庙歌词是朝廷重大礼仪活动所用乐章，虽为典诰大语，艺术上缺少突出建树，但细绎部分作品，仍可体味某种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如《祀圜丘乐章·凯安》：“昔在炎运终，中华乱无象。酆郊赤乌见，邙山黑云上。大赉下周车，禁暴开殷网。幽明同叶赞，鼎祚齐天壤。”全诗写殷周至汉代由乱而治的历史，寄予幽明叶赞、国运昌盛的祈愿，这样的作品颇能为唐诗赢得一份礼赞。 唐代及五代十国帝王能诗者多，最可称者为太宗、玄宗、德宗和南唐后主，其中唐太宗的作品最具忧患感和道义性。就完整篇章来说，《饮马长城窟行》《经破薛举战地》《过旧宅（其一）》《赐萧瑀》等都无愧唐诗名篇，其中佳句迭现，为初唐诗坛增添了极大光彩。“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帝京篇其十》）；“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执契静三编》）；“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念劳愧逸己，居旷返劳神”（《登三台言志》）；“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出猎》）；“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冬狩》）；“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赋尚书》）……太宗书写之主旨在于立德修身，与《帝范篇》合读可知，这种立德修身乃建立在“弱冠之念，怀慷慨之志，思静大难，以济苍生”的思想基础上，而历史提供了太多覆亡鼎革的教训，“继宝箓之隆基”后能不“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 初唐开国朝臣之诗，文学史家首推魏征《述怀》，而《述怀》所激发的慷慨报国之情，是一代人的感怀，它属于一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虞世南“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从军行》）；“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轻赍不遑舍，惊策骛戎轩”（《出塞》）；“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结客少年场行》）等诗句与杨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这种发自社会底层的声音是同一种基调，其轻生为国的主旋律是时代之声。需要特别提出的倒是虞世南《赋得慎罚》这样的作品： 帝图光往册，上德表鸿名。道冠二仪始，风高三代英。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罚轻犹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无枉，哀矜在好生。五疵过亦察，二辟理弥精。幪巾示廉耻，嘉石务详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于张惩不滥，陈郭宪无倾。刑措谅斯在，欢然仰颂声。 法制的公正是社会公平的保证，重罚固然可以作为手段，但苛政往往导致民生惨凌，社会失序，故为政者深知“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诗中提倡的“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的治理观念，是传统文化“明德慎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那个时代极为可贵的高度理性。 无论从诗歌艺术上还是精神价值上来说，杜甫都达到了文学史的最高度。当我们仰望李白而觉得天纵奇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时候，杜甫却一直站在我们身边，与每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同在。杜甫的诗是用来诠释历史和人生的，它承担了人间的苦难，做出了对苦难之所以为苦难的反思，同时提供了理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历代诗家重视，便是看到其中忧患的人生和高贵的理想：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的悲辛具有普遍性，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却兼具了盛唐气象和个人气度。诗末“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高歌让历代读者能感受其激于苦难而奋起的热情。这样的诗歌作品当与动乱年代的《月夜》《春望》《羌村三首》《北征》《哀王孙》《悲陈陶》《悲青阪》《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诗同读，方能够体会诗人之忧患意识如何融于家国一体的情怀之中。动乱行将结束时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晚年所作《登高》，前者激动而感奋，后者沉郁而磊落，皆非一人之私的情感抒发，喜与悲俱与大地上的所有生灵相连，与国家的命运相通。杜甫诗号为“诗史”，这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诗史（尽管内涵了不少喜剧段落），其悲剧具有的崇高感为唐诗争得了无上光荣。 唐代自安史之乱结束后，人们始终面对着一统山河被分裂的可能，有思想、有情怀的诗人之忧患意识亦即在此。中晚唐诗歌从题材方面说，怀古诗、咏史诗代替了初盛唐的边塞诗成为抒发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而内容上反对藩镇割据的作品占有突出的地位，“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是近一个世纪的主旋律。试看李商隐的《韩碑》，全诗很长，兹节录部分内容：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韩愈《平淮西碑》与段（文昌）碑之争，是宪宗时代的公案，李商隐充分肯定韩碑的观点，其推奖裴度平叛淮西藩镇之功，实与藩镇叛逆“盗杀宰相武元衡，又击伤裴度，伤其首”（《通鉴》元和十年六月条）的重大事件有关，对韩愈《平淮西碑》的激赏可见感时忧国的拳拳之心。清人称道李商隐这首七古“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允当的。好的诗歌首先是立意与情怀之正大，然后是结撰与修辞之精美，即所谓“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文心雕龙·体性》）。 社会现实 生命体验 现实的世界不断发生着悲欢离合的故事，唐代诗人既是故事中的主人，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他们用诗歌写下的生命经历和体验、观察和思考，有“事”在，有“情”在。唐诗的叙事和抒情，有时可以截然区分，而绝大部分是熔铸胶合的，这种熔铸胶合固然与写作技巧有关，更重要的是缘于诗人与社会现实的体验、感发关系。 唐诗中有大量表现孤独感的作品。人类是否生来就具有孤独性，这是一个问题，而无论如何，在唐代诗人的孤独感中我们往往可以追寻到社会现实的因素；可知唐诗对孤独的表现，避离现实乃其外形，思考历史、自然、社会、人生为其内涵。王绩的《野望》是一首人们熟悉的作品：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由隋入唐，以秘书省正字待诏门下省，不久辞官，后出为太乐丞，旋又告归。这首诗当是晚年归隐家乡东皋（在今山西河津）时所作。经历了鼎革巨变，诗人对社会和人生有特殊的体验、感悟，诗中并没有抒写久在樊笼、复返自然的自在心态，而是描写四望无际、徙倚无依的孤独与寂寥。“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表现隔离于社会、归隐终老之愿，静谧黯淡的色调映照出的孤独者形象，有几分抑塞，几分兀傲，几分洒脱。王绩此诗可以与晚唐刘沧的《晚秋野望》并读：“秋尽郊原情自哀，菊花寂寞晚仍开。高风疏叶带霜落，一雁寒声背水来。荒垒几年经战后，故山终日望书回。归途休问从前事，独唱劳歌醉数杯。”这是典型的晚唐人的孤独感抒发，几年战乱，家信杳然，菊花晚开，劳歌独唱。作者用独酌忘怀来安慰孤寂，而孤寂愈深，其诗悲凉忧郁的美感也更加触人情怀。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柳宗元的《江雪》表明唐人能够将孤独意识表现得多么伟大而崇高，历史的深邃、江山的寥廓、宇宙的无穷与诗人的“独在”相比照，孤独感具有了哲学的意义、美学的价值。李白更堪称以真情表现孤独感的圣手。《静夜思》《春思》《把酒问月》将独在时的思念兴寄于明月、春风，本应忧郁的心境向自然界敞开，色调变得明亮。“独在”似乎从现实抽离出来了，其实不然。李白诗可以系年的不在少数，作品的本事往往可考。而涵括具体事境意象进行孤独感抒发，其意境更别开生面。“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天地的静谧映照着诗人的孤寂，一经炉锤，便成太白佳境。 唐代诗人有大量直面现实的作品，即事抒情，淋漓尽致。在初唐诗坛，骆宾王的创作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在初唐四杰中殿后的这位诗人，其实际成就也许可以压倒唐代初期太多的诗人。以骆宾王为基点，到达盛唐诗坛的道路已经很近。对骆宾王的低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实在不能通透地了解他平生遭遇的各种事件，甚至至今仍无法知其所终。幸而“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这首诗，借助自序和相关史料（〔清〕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知其乃因上书议事触忤武后而“遭时徽纆”，缘此诗人以蝉譬喻自清的杰作进入了唐诗的深度记忆层。如果与他的《畴昔篇》《幽絷书情通简知己》《秋蝉》《于易水送人》通读，可知骆宾王是如何的“英侠豪荡”，又是如何的“老不晓事”。他的为人及其诗歌，都有一种肇自血气的个性，有一种天才般的自负和纯真，这造成其不幸的命运，却照亮了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期。 中晚唐诗坛上具有肇自血气个性的诗人不在少数，刘禹锡、杜牧是足可推举者。相比较而言，杜牧更为自负。他以“天外凤凰谁得髓”（《读韩杜集》）的姿态俯瞰诗坛，不但对元白施以白眼，对实可与之并驾的李商隐更等闲视之。杜牧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丰富的史学知识，且一生有相当长的“僻佐小郡”的经历，故诗歌创作的根深深扎在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其最具有思想力量的是以对历史深刻体悟写作的怀古、咏史（包括唐代历史）之作，《赤壁》《泊秦淮》《金谷园》《过华清宫》《河湟》等，无不渗透着对社会走向和历史命运的深度思考。刘禹锡是一位具有抱负的哲学家，也是政治改革的实践者。受改革失败坐累后，真率与执着的心性使之愈挫弥坚，两首“玄都观”诗可以成为其人格形象的确证：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百亩田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 永贞革新失败后，诗人被贬谪连州，再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召还，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对当政者做尖锐讽刺，风骨凛然。此后再次被贬，十四年后方得回京任主客郎中。此番重游玄都观，不是感慨，而是感愤；没有妥协，只有坚持。这是一个基于真实经历的故事，其感动人心处在于，政治变革理想破灭后伟大灵魂的不屈不挠，压抑已久后血性真情的磅礴喷发。刘禹锡的好诗很多，这两首诗在艺术上难称最佳，但有此两首诗流传，诗人已具有了永存的精神价值。 唐人诗题不少直接标明“即事”，其实从本质上说，诗歌往往都是即于“事”而发乎“情”，没有对社会现实的亲历体验，情则无源无根。“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韦承庆：《南行别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固然可以从字面理解，但优秀的作品，都是因现实生活感发复经艺术想象世界精心构造而成，故对作品产生的现实背景了解越深，越能体会到诗人真性情之缘起，体会到诗美之所在。 日常生活 人情物性 日常生活是唐诗表现的主要内容。何谓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天然成为人的自我世界内容的重复性生活，即“生活的平均状态”。唐代历史上，文人介入了很多事件，更受到诸多重大事件的影响，如初唐人经历的隋唐易代，盛唐人遭逢的安史之乱，中唐人参与的平藩安邦，晚唐人面对的党争和内乱。关于这些事件的诗歌创作，不妨看作文学上的“大叙事”，这些大叙事成为唐代文学史、诗歌史的坐标，划分出文脉演进的阶段性。但，诗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自然人，有自然人的日用之道、日常生活。面对事件，他们以“大叙事”的态度和笔法创作作品；回归生活的平均状态后，他们更多的是记录和抒发日常的状况和体悟。这类写作，不妨看作文学的“小叙事”。尽管“生活的平均状态”有时并不那么“平均”，“大叙事”与“小叙事”在某种情况下也难以绝对区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日常生活书写与事件性书写大致区分开来。 一般来说，读书写作、山中静居、送往迎来、过门访客、莳花植木、灌水锄田、渔猎放犊、采莲洗茧、烹茶煎药、饮食酌酒、登高闲步、疗病养疴、庆生悼亡以及与应时节俗有关的活动等，皆可以看作日常生活内容，唐代诗人在这片天地中创作了很多传诵千古的佳构。试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和司空曙的《田家》： 故人具鸡黎，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田家喜雨足，邻老相招携。泉溢沟塍坏，麦高桑柘低。呼儿催放犊，宿客待烹鸡。搔首蓬门下，如将轩冕齐。 这两首诗的共同特点是，诗人将视点回归到社会的底层，落眼于生活的最基本层面，字里行间洋溢着乡村田家的气息。语言朴素到极致，生动表现出主客、邻里间的亲近相惬，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淳朴交往，是乡村自然环境中形成的风尚。在这里，社会隔离消失了，故人似亲朋，蓬门如轩冕。这样的日常生活的诗性表现，具有浓烈的亲和感、深度的感染力。 乡村田园中的日常生活场景，王维笔下写得最为真切。如《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田家》“柴车驾羸牸，草屩牧豪豨。夕雨红榴拆，新秋绿芋肥”。摩诘以后的诗人诗作中这类描写时时可见，如祖咏《田家即事》“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崔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里巷鸣春鸠，田园引流水”；崔道融《田上》“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司空图《独坐》“幽径入桑麻，坞西逢一家。编篱薪带茧，补屋草和花”。乡村的日常生活在唐代诗人笔下显得相当纯净，一派泥土气息，一种家常语调，诗意流淌在卵石洗净的清溪，并不耀眼，却充满生机。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歌作品提供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朴素的诗意，还有人情物理的启迪。即以唐人大量表现乡村田园生活的作品来说，虽然本身诗中有画，具有审美意义，但其价值不止于此。深入一层看去，他们用淳朴的诗境与混沌的社会现实相形比照，同时将时间长河中短暂的人生置于永恒的天地自然之中，使乡野、田园都具有了特定的空间意义，是身心的安顿处，是精神的庇护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唐代诗人何以倾力于乡村、田园题材的写作，何以在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归去”情结。 唐人常常将身体本身作为表现对象，白居易《浩歌行》云：“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这是从时间维度上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张籍《卧疾》云：“身病多思虑，亦读神农经。空堂留灯烛，四壁青荧荧。羁旅随人欢，贫贱还自轻。今来问良医，乃知病所生。僮仆各忧愁，杵臼无停声。见我形憔悴，劝药语丁宁。春雨枕席冷，窗前新禽鸣。开门起无力，遥爱鸡犬行。服药察耳目，渐如醉者醒。顾非达性命，犹为忧患生。”这里，将时间感转变为卧疾在室的空间感，“身病多思虑”“渐如醉者醒”，已经进入关于人生、性命的哲学思考了。戴叔伦《卧病》更有“病多知药性，客久见人心”的感悟，将张籍“犹为忧患生”的内蕴道出，揭出真实的世道人情。 观照日常生活之种种，必涉咏物创作，而唐诗中咏物取意多在寄托情感。“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孟浩然：《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杜甫：《后游》），是对咏物诗的最好诠释了。唐人眼中往往“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物有物性，恰可作为托物寓怀、抒发感慨的凭借。“远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司空曙：《题鲜于秋林园》），其字面义简单明了，而内涵意味颇可思量。“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西门城楼晚眺》），诗人敏感于自然景物的动态变化，进行生动凝练的涵括，成为对晚唐历史事变即将发生的哲理性预言。再看一些关涉水的诗句，杜淹《寄赠齐公》：“结交澹如水，履道直如弦”；骆宾王《观水》：“终当挹上善，属意澹交人”；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刘禹锡《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前两句关涉人格取向，后两句写自然界现象，有与无、新与旧的比照中暗喻某种自然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人生的、历史的规律。 唐诗，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它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具有丰富的当代性。故读唐诗可臻于“日日新，又日新”之境，而唐代诗人也足可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的良师，我们的朋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