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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路遥 传记文学 原标题：传主形象塑造与传记疑点辨析 ——路遥传记研究 在对路遥研究进行考察时，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那就是路遥传记书写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截止目前，出版的路遥传记著作包括张艳茜的《路遥传》、厚夫的《路遥传》等17部。另有大量纪念路遥的文章散见于各类报刊。它们一方面可以作为广义上的路遥本体论汇入到路遥研究之中，但它们更为突出的意义是为路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增加了开拓研究空间的可能性。 依我之见，路遥作品研究的空间在经历了“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影响下的“路遥研究热”之后，有渐趋枯竭的趋势。比较而言，有关路遥本体的研究却挖掘的不够充分。有鉴于此，从路遥本体出发也许是开拓路遥研究新空间的一个有效路径。在此情况下，传记的史料价值也就逐渐凸显出来了，梁向阳在研讨会上指出“如何发现新的史料是打开路遥的一个方式”[1]，而“发现新史料”这项工作也需得在熟悉了已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如果说梁向阳还只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倡导，程光炜则已经开始了挖掘新史料、作出新阐释的实践，《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因新材料的获得对“路遥1971年转让招工指标给林虹”这一“文学史结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后，又对几乎被公认的“林虹主观上的移情别恋导致了路遥和林虹关系的破裂”这一“史实”产生了疑问，并结合其他事例分析林路二人分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反对[2]。另有研究者在无法获得新史料的情况下，细读已有传记材料尝试开拓路遥研究的空间，譬如：程旸的《在延川、延安两份书单之间的路遥》、朱明伟的《路遥延川时期的文学交往（1969-1973）》等，无不是通过对路遥传记材料中的某一个特定方面的考察与辨析展开的研究。受此启发，本文拟对已有的路遥传记材料进行全面考察与辨析，于“疑”处发问，希冀为今后路遥史料收集提供方向，促进知情人士将“疑”史变“信”史，为路遥研究提供坚实的材料基础。 史料解读与路遥形象塑造 对于一个强调生活体验重要性的作家而言，其作品免不了自传的色彩。透过路遥的诸多作品，我们可以从作品主人公身上捕捉到他自身的影子，窥探他生活的印迹。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因其浓厚的自传色彩，经常被研究者当做了解路遥初中时期和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期的关键史料来用。因此，关于路遥形象的塑造其实有个自我建构的阶段，在建构阶段，“苦”与“累”成为了叙述关键词。 他的“苦”，一是与物质的贫乏有关，一是与精神的创伤有关，《在困难的日子里》对此有较为细致的描写，“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3]……“他竟然当着周围几个女同学的面，把他啃了一口的一个混合面馒头硬往我手里塞，那神情就像一个阔佬耍弄一个贫儿。这侮辱太放肆了。”[4]“饥肠辘辘这也许可以熬过去，但精神上所受的这些创伤却折磨死人了。”[5]…… 他的“累”，一是与写作强度大有关，一是与精神压力大有关，这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在写作《人生》时，“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6]；《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7]身体上的疲累病痛，又使得他背负了“能否写完”的心理负担。“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按当时的文学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8]。 路遥对“苦”与“累”的自诉并不仅见于这两部“自传型”的作品之中，另外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等作品中也有所提及。暂且不论路遥在这些作品中对“苦”与“累”的自诉有无夸大的成分，但通过对这一系列文与言的接受与传播，“苦”与“累”的路遥形象已经让读者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路遥的早逝更是让原本感性化的“苦”与“累”变成了具象化的“苦”与“累”（死亡），在很多人看来，路遥就是苦死的、累死的。因此，路遥逝世后，大量的传记无不是围绕路遥的“苦”与“累”展开叙述。他们在路遥所诉的“苦”与“累”的基础上丰富细节、扩充容量，对“苦”与“累”的路遥形象进行了重构。 高歌在《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一文中用几个细节具化了童年路遥的苦难。亲生父母因家里人口多难以抚养将其过继给延川的大伯；在延川县城关小学念书作为“半灶生”只能“吃糠咽菜”；图画课买不起道林纸和水彩颜料……王天乐的《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则对写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路遥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了描述，“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了桌子上。”[9]“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10]……这些描述与转述“苦难”路遥的文字，加深了读者对“苦”与“累”的路遥形象的认同。 但话又说回来，那个时候哪个普通人不穷不苦不累呢？路遥的好友海波秉着还原真实的路遥的心态，在一片替路遥“唱穷唱累”的悲戚声中唱起了“反调”。他认为路遥的“快乐总比苦难多”，“路遥的童年（特指过继给大伯后）虽然有苦难的记忆，但更多的是奋斗的快乐”[11]。在“自产萝卜赛蜜糖”一节中，海波记叙了路遥面临失学之际，村领导刘俊宽借豆并出力，帮他解决了问题。在“有风送他上半空”一节中，海波记录了路遥在“文革”中的辉煌经历。即使在遭遇人生危机之时，路遥也总有贵人帮扶，在停职反省、返乡务农之际，能够被安排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后又获得曹谷溪的赏识与培育，一步步走上文学的康庄大道，也是在曹谷溪的撮合之下，终于如愿以偿与“北京女知青”结为伴侣。在上大学面临困难之际，县委书记亲自出面替他与延安大学协商，终于将他送进大学，上大学的生活花销则有林达贴补，毕业分配时如愿以偿进入《陕西文艺》编辑部。《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虽然历经波折，一经发表就荣获了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一跃‘龙门’天地宽”，《人生》更是不得了，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不仅再度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迅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受到全国观众的追捧。虽然沉默六年写作的《平凡的世界》没能即刻引发评论热潮，却也荣获国家级最高荣誉奖——茅盾文学奖[12]……这样一路的“贵人相助”、“顺风顺水”，实难将其与“苦”与“累”的形象紧密相连。 贾平凹则直言，“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13] 他们一个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了路遥曾有过的“欢乐”与“幸运”，对路遥传记中大量充斥着的“苦”与“累”的说辞进行了无声的反驳；一个以直接拆解的方式，对路遥是“累死”和“穷死”的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地解构。经路遥自我建构，后又经纪念者和研究者重构的“苦”与“累”的路遥形象在海波和贾平凹这里遭到了解构。另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如海波和贾平凹这样集中笔力针对“苦”与“累”进行反驳与解构，但也零星涉及到了诸多类似解构的叙述，譬如：对路遥疾病的叙述，对路遥“穷”与“大方”奇特组合生活方式的描述，等等。 不可否认，在那样一个普遍贫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路遥确实遭过苦、受过累，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有过这样经历的绝不止路遥一人，路遥也并不是以哭穷卖惨折服人的，而是“以其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14]。路遥及其作品长久的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并不是因为他受过苦难、写过苦难，而是他及其作品主人公克服苦难、超越苦难的抗争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也即路遥作品的魅力所在。因此，为路遥写传记不必揪着“苦”与“累”来说事，即便为了史料的完整性必须对“苦”与“累”的事迹进行叙述也应该对其进行升华，要揭示“苦难”对于路遥及其作品的意义。 史料辨析与路遥人际关系之“谜” 很多人在路遥传记中说到，路遥是一个复杂的人、充满矛盾的人，可惜他来不及将自己敞开，就带着这些“复杂的”、“矛盾的”秘密走了，留给人们诸多的“谜”。这不免给那些为路遥写传记的作者带来了困难，再者由于传记作者们“出发点不同、站的角度不同、对路遥的了解程度不同，难免有些缺漏甚至错讹，有的错讹甚至得到了普遍认同，进而成为‘定论’”[15]，当出现与“定论”有出入的材料，这时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析。 不同的传记作品呈现出来的面相肯定不同，我着力找寻的是不同的传记作者面对同一史实的不同表述，于“疑”处发问。譬如：关于路遥与大妈（养母）的关系。很多传记倾向于认为大妈对路遥疼爱有加，积极支持路遥读书等。高歌、曹谷溪、刘凤梅、白描等人都在文著中对此有过描述。高歌最早对大妈如何支持路遥读书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晚上睡下，寒冷难耐，慈眉善目的大妈，将他拉进自己的被窝，捂热他冰冷的双脚片子，不知怎的，大妈觉着卫儿久久不能入睡，布被在轻轻地抖动。 “卫儿，你做什么？” “我练习写字。” 大妈这才摸见卫儿，用小手指头在肚皮上划着，滚烫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泣不成声地念叨：“过了年，大妈给你买本子，买铅笔，送你也上学。” “大妈，我不逃学。” 母子俩紧紧地搂在一起。[16] 王卫国在完小和初中阶段，备尝艰辛，家里粮食不够吃，公家每月救济二十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唯独苦了大妈，只得提上筐子，拄着打狗棍，沿门乞讨。……[17] 之后的研究者谈及大妈对路遥上学的支持多是以这则材料为底本进行加工的，但也不免同中有异，让人生“疑”。张艳茜在《路遥传》中除了描述这些之外，加上了大妈带着路遥去报名的细节，“大妈带着儿子去了本大队的马家店小学报了名。课本发下来，王卫国感觉太简单了，想跳过第一册和第二册，直接从第三册读起。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大妈，大妈找到老师刘振安商量。”[18]但是，在厚夫的《路遥传》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却不同， “大妈有一次小心翼翼地试探卫儿：‘从今后你就叫我妈，郭家沟就是你的新家。不料，警惕的卫儿却说：‘我妈说我只能叫你大妈，让你们供念书才到你家。’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出卖了王家堡村那里亲妈的如意打算。大妈听到此话打了个冷怔，心里自然不舒服。’她也给丈夫偷偷地诉说，结果遭到丈夫的谴责。” “1958年的新学期开学，王玉德领着卫儿到村小学报名。……当时，马家店小学只有一位叫刘正安的男老师。王玉德告诉他，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侄儿，要在村里上学。”[19] 是大伯还是大妈领着路遥去报名上学，说来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为了史料的准确性，还是有必要对其予以辨析确认。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下文谈到的问题。 路遥在随笔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及过大妈，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中也出现了母亲形象缺失的现象，譬如：《青松与小红花》的主人公吴月琴（二老双亡，无亲无故，孑然一身）、《姐姐》的主人公姐姐（母亲在前年病故）、《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主人公卢若琴（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马建强（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为什么母亲形象会在路遥早期的很多小说中处于缺失的状态呢？如果大妈如众多传记者描述的那样，对路遥疼爱有加，积极支持他上学，即便不能完全取代亲生母亲在路遥心中的位置，至少也不至于一无是处，不屑谈及。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巧合或是艺术创作，别的篇目暂且不说，“自传型”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则基本是按照路遥在延川的生活体验来构思的，也出现母亲形象的缺失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莫非是路遥与养母的关系也并非十分和谐？可能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没有人明确地谈及此事。海波在《人生路遥》中只是说到：“1963年夏天，路遥高小毕业并顺利地考上了延川中学。当他兴冲冲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迎接他的却是‘一盆冷水’：大伯大妈不让他上学了，要他回家来好好‘过光景’。”[20]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也说，“刚到延川后，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冲突。路遥在考上初中后完全走出了这个家庭。到延川县中学后，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同学撑扶的。”[21]从这几则叙述来看，大妈积极支持路遥上学的说法是有待证实的。中年无子、老年丧（养）子的老人固然让人不忍中伤，但如果有知情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关于路遥与大妈相处的真实细节，用以建构符合实际的史料，这对深刻剖析路遥的创作心理应该会有帮助。 不仅不同传记作者呈现的史料有别，同一作者的传记前后不同的版本也会有所变异或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海波2019年出版的《人生路遥》和2014年出版的《我所认识的路遥》相比，只有极少量的修订。航宇则几乎是进行了“重建”，航宇2019年版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与1993年版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相比，几乎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相。首先，著作的叙述笔调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前一版中的路遥是被“洁净化”了的，后一版中的路遥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真实的路遥”。其次，增补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如《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为什么没能在《花城》杂志上继续发表（最为可贵的是附上了小说室廖文同志在1988年4月15日写给路遥的一封信），路遥回清涧的情景，等等。航宇新版著作中对史料的增补对拓宽路遥的研究空间有着积极的意义；叙述笔调的前后变化，也能够理解；但是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对同一史实的叙述进行较大的变动就值得警惕了，需要予以辨析和确认。这里仅举一例：对于路遥从延安转院到西安，西安站台接站搀扶人员这一事件的描述，《路遥在最后的日子》简要记载为“路遥由晓雷和王天乐搀扶着艰难地走下了火车”。[22]但是，《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叙述为：路遥“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晓雷和林达搀扶着。”[23]而且，后面对这一细节又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路遥觉得天乐对他不像原来，怨气越来越大，……就在路遥从火车站广场往停车场走时，他宁愿让林达去搀扶，也不让天乐靠近他身边，几次甩开天乐搀扶他的胳膊。我知道，这是路遥故意让天乐在众人面前难堪。”[24]无论这一事件的真相是前者还是后者，作为事情亲历者的作者至少在一次叙述中说了谎。这里举例说明只是希望以后为路遥写传记的作者要尽量叙述事实，不能过度地受主观情感所左右，篡改史实，造成叙述的自相矛盾。 总体来说，通过对路遥传记的辨析，有“疑”之处很多，仅与《平凡的世界》获奖一事相关的，就出现了路遥“没有路费去北京领奖”、“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过”等说法。关于路遥“没有路费去北京领奖”的说法大概出自于2001年王天乐所写的《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文章写道，“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领奖去还是没有钱，……让我再想一下办法。”“我拿着5000元赶到西安，这时路遥已到火车站。……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25]这一说法在很多路遥传记和路遥研究文章中被引述。而航宇在《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一书中详述了他和远村在西安火车站送路遥去北京领奖的过程，“我和远村一直没有离开，静静地站在站台上，看着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地驶出西安火车站”[26]，这一叙述虽没有直接否认王天乐的说法，但通篇没有提及王天乐去火车站送钱的情景，因此关于“借钱领奖”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关于路遥“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过”的说法尚没有找到原始出处，2007年周昌义发表的《记得当年毁路遥》一文最早正式将这一说法作为批驳的对象，“我知道有一种传说，说路遥得到的奖金远不够到北京的活动支出。……路遥在世的时候，所得稿费可以忽略不计，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动经费。”[27]厚夫在《路遥传》中对这一说法也进行了批驳，“说路遥花钱活动，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但后面附上了路遥给白烨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谈及了评奖事宜，“评奖一事，我尽量不使自己抱太大希望，……加之我这人不好交往人，只能靠作品本身去争取。……在北京方面，我主要靠雷达和您‘活动’了。另外，望兄考虑一下，见了阎纲和周明以及炳银、抒雁等老陕，也请他们也能帮做点工作。”[28]综合这些材料来看，路遥可能确实通过写信打招呼的方式“活动”过，至于“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的说法则言过其实，《平凡的世界》最终能获奖最终是靠作品本身争取而来，如周昌义所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评价最低的一届茅盾文学奖。……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还是获奖作品中最好的。”[29] 在这些有“疑”之处中，最难以辨别真伪的是对路遥人际关系的描述。在已有的传记中，涉及了很多他与同学、朋友、同事相处的零星史料，有说他争强好胜、难以相处，不乐于提携新秀的，也有说他坦荡豁达、直率真切，善于激励后进的……。而他与大妈、妻子林达、弟弟王天乐的尴尬关系，也经过不同传记的描述，疑窦丛生，而这又因为当事人的去世或保持沉默，成为了暂时无法解开的“谜”。 指出这些有“疑”之处是希望研究者和读者在阅读这些材料时会对其进行辨析，做出基本的判断。同时，也希望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是将“疑”史变“信”史，确保史料的真实性；二是从“疑”处发问，实现路遥史料搜集的新突破，解开这些谜团，为拓宽路遥的研究空间打下坚实的材料基础。 史料拓展与路遥的毛泽东情结 已有的传记对路遥在60年代后期的“辉煌”经历往往闪烁其词，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强调路遥介入到60年代后期的时事政治中是被时代潮流的裹挟，要么着重强调路遥对这一段经历的及时反省，以为这样就是对路遥形象的维护。但也有人揪着路遥的“红卫兵”经历批判其强烈的“造反精神”、浓厚的“政治情结”、狭隘的“个人私欲”等。但我以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路遥对那场运动的热衷应该有着更为内在的硬核，并不仅仅是因为年少无知的瞎胡闹和吃肉当官的假风光。路遥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也对这段经历所谈不多，被人问起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是咧！咱是贫下中农嘛！毛主席一声令下，咱穷人家的娃娃能不听嘛！”[30]很多研究者对这一说辞不以为然，并未进行深入地探析。本人通过对路遥作品的阅读，发现有两个人是路遥提及较多的，一个是柳青，一个是毛泽东。如果说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毛泽东则可以称得上是路遥的“人生导师”。路遥的人生经历与毛泽东密切相关，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情结”也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多方面的彰显。 路遥出生和成长于留下了毛泽东足迹和文化印记的陕北，从小就在各种传说和想象中建构毛泽东形象。1966年11月，路遥串联到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亲眼见到了毛泽东的真容，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教导。路遥“刚从外地串联回来，独自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名为‘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31]，“誓卫东”顾名思义就是誓死捍卫毛泽东的意思。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路遥带着“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带头返乡，回到刘家圪崂大队，打坝修水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又给路遥提供了与北京知青接触的机会，打开了他的视野，并为他与北京女知青的爱情和婚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970年，路遥又在曹谷溪的帮助下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身份”，进入了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跟随曹谷溪学采访、照相，从事文艺创作工作。1973年，路遥在多方力量的周旋之下，进入了延安大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延安大学是一所与毛泽东有着特殊渊源的学校，它是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路遥青年时期的关键几步和“好运气”，都与毛泽东有着隐秘的联系，毛泽东思想无形之中对路遥起到了型塑作用，由此积淀下的“毛泽东情结”也在路遥之后的人生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路遥多次在作品中提及毛泽东或谈及毛泽东对其的影响，60-70年代自不必说，2013年版《路遥全集》收录了路遥写于70年代的11首诗歌，其中《塞上柳》等8首诗歌提及了毛主席；路遥写于1976年之前的3篇小说，其中《基石》和《优胜红旗》2篇中提及了毛主席。此外，1972年，路遥与闻频共同创作的大型歌剧《第九支队》将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述诸笔端。稍后，路遥与曹谷溪共同创作诗歌《赞歌唱给毛主席》。1973年，由路遥作词的歌曲《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更是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感恩之情。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很多60-70年代受毛泽东影响较大的人都“聪明”地对此保持沉默，或是通过诉说自己的身不由己“反省”自己的错误，以弃绝历史的姿态快速融入新时代。但路遥仍固执地在不同场合表明自己的“毛泽东情结”。1982年，路遥参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作了《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财产》的发言，文中认为， “《讲话》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它不仅在过去的时代指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在今后，它仍然要在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中起巨大的作用。对于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我们应该用严肃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继承《讲话》中那些宝贵的遗产，学习和继承老一辈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优良革命传统。” “我们必须遵照《讲话》的精神，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去，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永远和人民群众的心一起搏动，永远做普通劳动者中间的一员，书写他们可歌可泣可敬的历史——这是我们艺术生命的根。”[32] 路遥对待《讲话》的严肃态度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路遥对生活体验的重视、对人民性和历史性的强调也都是其通过对《讲话》精神的领悟总结出来的文学创作经验。 路遥的“毛泽东情结”还体现在其对毛泽东诗词作品的喜爱和对毛泽东生活方式的模仿。其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对此有过描述，“记得唱的最多的是一首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沁园春.雪》。”[33]这是路遥惟一一次谈及对毛泽东诗词作品的接受与再创作，《沁园春.雪》所流露出的毛泽东伟大的胸怀和抱负与路遥在创作上的远大追求具有某种同构性。 路遥对毛泽东生活方式的模仿则有这样一处记载，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下山回到宿舍，用先备好的一桶凉水冲洗完身子，再开始工作。……如此极端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过去从少年毛泽东那里受到的启发。记得十几岁时，就曾在暴雨雷电中一个人爬上山让瓢泼大雨淋过自己，……没想到十几年后竟然又做了这样一次类似的‘少年狂’。”[34] 路遥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对毛泽东行为的模仿，也说明了“毛泽东情结”在路遥心中的较早根植，路遥投身于60年代后期的那场运动最为内在的原因也许正源于此。此外，路遥对辨证思维的热衷，对战胜苦难的抗争精神、理想主义的推崇，对劳动观念的朴素阐释等，都与毛泽东有着类似的地方。目前，对于这些联系的建构尚缺乏有效史料的支撑，这是否是挖掘路遥史料的一个“富矿”，则需要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结语 关于路遥的传记作品除了以上讨论的这些较为“常规化”的文章或著作，还有其他一些影像化资料，譬如：郑文华的摄影集《作家路遥》，何志铭、毛秦安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路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15分钟），王天笑、尚飞鹏等人拍摄的纪录片《路遥》（八集），路遥纪念馆展出的与路遥相关的物件和资料，等等。它们以更为直观化的方式记录、呈现了路遥生活、写作的点滴瞬间，也表达了作者对路遥的崇敬与纪念之情。在这些资料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路遥的苦与累、快乐与愉悦、柔软与坚强。一个立体、丰满的路遥形象就在众多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的交相辉映中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注释： [1]白姣：《“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路遥诞辰7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榆林学院学报》2019第5期。 [2]程光炜：《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3]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全集.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281页。 [4]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全集.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 [5]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全集.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275页。 [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9]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10]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11]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12]文中对路遥“幸运”成长轨迹的叙述，均参见海波所著的《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48页。 [13]贾平凹：《怀念路遥》，见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14]贾平凹：《怀念路遥》，见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15]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16]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7]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18]张艳茜：《路遥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50页。 [19]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20]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21]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22]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23]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2页。 [24]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4页。 [25]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26]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27]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28]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 [29]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30]申晓：《兄弟情深》，见申晓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31]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0页。 [32]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40页。 [3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3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