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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跃进 魏隐儒  1986年3月，本文作者与魏隐儒先生在云南滇池合影  魏隐儒先生手书“小室无忧” 一 魏隐儒先生不是文学圈里的人。我知道他的大名已是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以后的事。 1983年6月10日，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开会，老师们汇报近期工作。我主要谈了自己在读书上的困惑。那时，我作为图书馆联络人，几乎天天泡在书库，对那里的古籍收藏比较熟悉，可惜没有版本知识，面对着丰富的藏品，不知如何欣赏，更无从开展研究。我很诚恳地希望有老师给予指点。吕维老师当即表示说，她认识一位专家，是她过去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的同事，叫魏隐儒。吕老师还送了我一本内部印刷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作者正是魏老。 回到宿舍，我一个晚上就把那本小册子读完了。书里的很多知识，令我大开眼界。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灯塔，眼前为之一亮。我发现，自己对中国古籍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给魏老去信，表达从学的愿望。我说： 从吕维老师处借得您的大作《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拜读再三，玩味不已，深为您的学识所折服，私下甚渴望从学于您。又怕您见笑，不愿意收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昨天，吕老师转送您的这部著作，让我不胜感激之至，情难自已，读书中的很多疑团困惑，随之烟消云散。目前，我是一个“书盲”。虽然读了一些书，却对古书版本、目录、校勘之类的学问，知之甚少。我学的是文学专业，对古代文学兴趣尤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基础太差，就是上了大学，有四年的拼命苦读，也仅仅是粗知大概。我南开大学毕业以后，深感学殖浅薄，颇不自安，茫然不知所从。而此时，我的兴趣也越来越广，古今中外，文史哲各类知识都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最能叫我梦游神往的，还是古代先哲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此，我开始有目的地针对自己的弱点，广泛吸收先辈治学的经验，先从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知识入手。但这个领域太广泛了，真不知从何谈起。……我现在虽然还是一个“书盲”，但我相信，如果您能给我机会，我一定会踏踏实实地按照您的指点，逐渐摘掉这个沉重的帽子，一定能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那将是我最大的愿望。 魏老收到我的信，当天就写了回信，对我勉励有加： 跃进同学： 前几天到吕维同志家去，（她）曾（向我）介绍您的刻苦学习（情况），（称赞您）对文史哲各类书籍颇有研究，对于古籍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论著也颇有兴趣，是一位求知心切的有志青年。 今日顷接来信，拜读之后，了解到您对文史哲方面的版本、校勘、目录学的研究，下了很大功夫，读了许多名著，有不少收获，令人钦佩！您在学习各方面，既要求广度，又要求深度，几到“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学习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来信中提到，读了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目录、校勘都有启发，唯有版本方面的书，读后收效甚微。这个道理很简单，缺乏实践。过去一些名家论著，多是从理论到理论，广引博征。仅凭这些，遇到实际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 版本知识，是来自实践经验，凡钻研这门版本学的，大都有和您同样感到的问题。但仅凭工作经验，没有理论指导，有些问题就不能突破。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拙著《古籍版本鉴定丛谈》，谈不上什么著述，只不过是在工作实践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作为学习此道的初步参考。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提出的问题，也非常粗陋肤浅。惠赠您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请您提意见的。我对此道也是半路出家，虽然苦攻了些年，也是收效甚微。不过，我很幸运，多年来掌管古旧书价格研究工作，工作岗位给了我很大方便，得有机会在书海中游泳，过眼善本无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可以理论和实际互相验证。现在学习此道，日渐困难，因为书都藏在国家书库，清规戒律很多。私人收藏，社会流传无几，看书不易，如何实践？我因工作关系，倒是增加了条件，有些稀见的书，为要征求我的意见，倒要让我看看，作出版本决定。 凡事“有志者事竟成”，如果有志于此道，不畏艰苦，时间长了，总会学出成绩的。我虽学陋不文，但绝不保守，愿将所知“竹筒倒豆子”，与同道共同研讨，共同进步。专此奉覆，祝您 进步 魏隐儒 83.8.8 魏老告诉我，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考入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李苦禅先生，对于书法绘画的历史以及纸张、印章等相关知识，颇有所得，为后来从事古籍版本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中华书局调入中国图书公司。1956年北京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时，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古旧图书，又参与了古旧图书的定价业务，遂对古籍版本产生兴趣。“文革”后期，魏老调到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古籍鉴定工作。由于有这样的工作和研究背景，魏老在1978年被聘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组织工作，主要负责集部的审核。在这期间，他到各地为古籍善本编目培训班讲授古籍版本鉴定的知识，吕维老师送我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就是1978年山西省图书馆印制的讲义。 幸运的是，与魏老结识不久，他再次受命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核对古籍版本，住在清华大学校内的静斋。那年的8月29日晚，我第一次去看望魏老，聊了一个多小时，晚上十一点多才告辞。老人家意犹未尽，又和我一起步行到文史教研组办公室，继续漫谈。他回忆起自己幼年苦读的情形，说只要永远保持一颗经久不衰的上进心，总能做出成绩。他特别强调知识面的重要性，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加以概括。魏老说，读书治学就像做菜，如果仅仅放香油，一定不会好吃。高明的厨子要用多种佐料调味，才能做出一道道好菜。他曾鉴定过一部手稿，印章是作者本人的，但字迹不是——魏老看过这位作者的字，因此能分辨出来。这种情况，或许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作者请人誊抄，要么是书商为了抬高书价有意作伪。这说明，古籍版本鉴定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 一次，魏老拿出清人梁显祖编《大呼集》八卷，告诉我说，这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初印本，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即遭禁毁。乾隆皇帝为什么对这部书如此忌讳？初印本可以为我们解读清代思想文化的某些细节，提供一些有趣的资料。 魏老与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是亲戚，经常到吴先生家做客，亲眼见到吴先生手写的戏曲小说目录，积稿盈尺，殊为感佩。他对我说，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 最有意思的是一次真实可感的现场教学。 清华大学藏宋人马括编《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有淳祐辛亥（1251）黄晷序，继之为马括记编刻此书经过。前集总目后“时景定甲子春栞于梅谿书院”长方墨印，比较醒目。景定系南宋理宗年号（1260—1264），据此可以著录为宋刻，但魏老怎么看都不像是宋刻本。首先，字体是仿赵体，是赵孟頫字体盛行之后的痕迹；其次，墨印的位置很独特，不合情理；第三，该书的行款、纸张等，都与元代后期（至少是大德之后）刻书风格相类似。魏老把我们叫到一起，把钤有墨印的那页纸单独翻开，举在光线下透视，这才发现破绽。原来，书商把“泰定”的“泰”字挖改为“景”字。泰定为元代年号（1324—1328）。景定甲子（1264）与泰定甲子（1324），一属宋，一属元，相差了60年。书商在挖改处盖印，反而欲盖弥彰，露出马脚。再查《书林清话》，知道梅谿书院确是大德年间才成立的。 1985年，魏老听说天津古籍书店有一批古籍要出售，替清华图书馆牵线搭桥，利用他的人脉，仅花费两万多元，就买了不少善本书。其中，有一部俞樾（号曲园）批校赵一清《水经注释》，才三千多元；还有一部鲍廷博（字以文）批校的《剑南诗稿》，用好几种颜色批校，非常精美，售归北京图书馆收藏。他为此惋惜地说：“北图控制得紧，归善本室收藏，不容易借出来。”还好，翌年2月，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此书的缩微胶卷，总算一饱眼福。 俞曲园批校赵一清《水经注释》藏在清华，我得以方便阅读。此书底本为光绪六年（1880）蛟川华雨楼张氏重锓板，凡四十卷、二十四册，每卷下有“俞樾”及“曲园叟”白文印。据周云青所撰《俞曲园先生年谱》(载《民铎杂志》1927年第九卷第一号)，俞樾于同治十二年（1873）在苏州马医巷西头定居，始号曲园老人，时年53岁。而张氏于光绪六年刊刻本书时，俞樾60岁，则俞樾之批校此书，至少在60岁以后，可以说是其晚年所批校者。 关于这部批校本的流传情况，魏老指示我从伦明(字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叶恭绰（字裕甫，晚年别署矩园）《矩园余墨·纪书画绝句》等文献中查询资料，得知此书于1926年由广东著名藏书家徐绍棨（字信符）重价购进，庋藏“南州书楼”。徐绍棨曾著有《广东藏书纪事诗》行世。其子徐承瑛（字汤殷）校补并续作《广东藏书家生卒年表》，跋语中称其父“雅好藏书，节衣缩食，广求旁搜。公余课暇，日亲蟫蠹，手自丹铅，孜孜不怠”。可惜，南州书楼的藏书后来渐渐散出，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购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根据这些材料，我撰写了《俞曲园批校〈水经注释〉初读琐记》（载《书品》1999年第1期），作了扼要的介绍，姑且可以看作版本学研读的一点收获。 二 1983年11月，教育部决定在部分高校开设研究生班课程，学制两年，毕业后到单位写论文，然后回来参加答辩。高校来的考生，可以带工资上学，学成后回到原单位工作。 我赶紧查询专业目录，了解到杭州大学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知道这个消息到考试，时间只有三个月。就像时光的轮回，我当年报考大学，知道消息到考试，也是三个月。我最初很犹豫，想放弃报考。魏老不赞同放弃。在教研组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最终报考成功。 入学不久，我向魏老汇报学习情况，魏老回信说：“到杭大古籍所学习是大好事，……你们所长姜亮夫是名家学者，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叫崔富章，80年和我在北京一起搞善本目录，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今后如需到浙江图书馆看书借书，可以介绍几位同志，提起我来，可能给点方便。有两位负责人何槐昌、吴启寿，还有两位同志曾来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审工作，和我同搞集部（我可另信介绍）。”魏老的话，让我心里有点底了。 在杭州大学古籍所的课程中，版本学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当时，古籍所计划请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崔富章讲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我就向所里推荐了魏隐儒先生担任主讲老师。 1985年3月18日，魏老给我回信说：“今天接到研究所的（王荣初）邀请信，明确提出为16个硕士研究生讲授版本学20课时左右，着重讲辨识版本知识技术，也要涉及雕印发展史，安排在4月12日至27日。我认为时间合适，今已复函应允。现正准备教学资料和古书残叶及复制书影等。三五日内去北大推迟他们的讲课日期……” 4月11日，魏老乘火车来到杭州，我和张涌泉、颜洽茂等同学前去接站。那些天，我们白天听课，晚上陪同魏老聊天。我的同学周崇坚擅长书画，每次见面，所谈多是这方面的话题。魏老说，练字要从魏碑开始，不拘一家。学画先从《芥子园画谱》入手，最后师法自然。清代以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四人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叫我们特别注意他们的艺术成就。在讲学期间，魏老还为我们作画。他送了我两幅画：一是《苍鹰振臂，一击万里》，一是《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魏老在杭州大学讲学期间，正值《中国古籍印刷史》出版，他题赠给同学们人手一本。阅读之后，我撰写了《继往始能开来》评介此书，文章后来发表在《读书》1987年第8期，记录了我那时的学习心得： 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来看，我国雕版印刷约创始于七八世纪之交，迄今已逾千年之久了。虽经历代天灾人祸的厄劫，所存古籍仍复不少。若以最保守的数字来统计，当至少也在十万种左右。这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渊薮。琼浆玉液，荡流无垠，令观之者目随神往，移晷忘倦。数十年来，魏隐儒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沉浸乎艺苑之源，网罗放失旧闻，荟萃珍本秘籍，其新著《中国古籍印刷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乃是作者潜心研讨多年后的结晶。 本书作者曾在北京中国书店供职多年，饱览群籍。近年又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工作，所见愈广，所得日多。因此，慕湘先生在给是书作序时说：非作者这样识多见广之人，不能成其书；非中国书店这样曾大规模收购古书，客观上给作者提供深入研究的机缘，亦不能成此书；非五、六十年代古书一度繁荣的特定时代环境，亦不能成此书。从这个角度看，作者是幸运的。然而，作者的勤奋也是惊人的。仅从该书所涉及的广博内容，就足以证实这一点。既然是勾稽古代雕版印刷史，当然总要讲到于敦煌发现的唐人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总要讲到五代时冯道校刻《九经》以及毕昇发明的泥活字，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和明清以来盛行的铜活字。但除了讲述这些雕版与活字印刷发明与流变外，该书还上溯甲骨文、金文、竹帛、石刻等，以探寻古籍印刷的渊源。不仅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历代刻书的得失以及饾版、拱花、套印等印刷技术的发明，还广泛涉猎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乃至艺林掌故、刻书工匠和历代藏书家生平事略，等等。确实，这部书从书籍印刷史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极为光彩夺目的侧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如此丰富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由作者逐一经眼过录的，因而翔实可信。作者在占有这些资料时，尽可能做到广采博收，不轻易放过任何有意义的新材料。 其次，这部书史论结合，识见精审，从中可以寻绎古代文化嬗递之迹。作者总是尽可能紧密结合每一时代的历史背景、学术源流来论述雕版印刷情况。譬如明代刻书字体的变化，就与当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正德年间，一些文坛盟主诸如前后七子等倡导复古，一时成为风气。于是，佞古泥宋，翻刻了很多宋版书。字体也由元末明初的赵体字（孟頫）变为规规矩矩的宋体字。这当然是时代风尚使然。至于清代朴学的兴起，刻书之蔚然成风，这也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该书也有不少精到的论述。 难能可贵的是，在结合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还能以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考镜版本，匡谬补阙。先生早年追随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研习书画，数十年如一日，未曾中辍，因而对历代书画源流、纸张墨迹等烂熟于心。这些扎实的功夫极有助于版本鉴定。先生每每能在“观风望气”之余，力辟众惑，使很多疑难问题涣然冰释。如元代刘廷幹刻北周卢辩撰《大戴礼记注》和元代丁思敬刻曾巩《元丰类稿》，《楹书隅录》均著录为宋版。作者根据字体、版式、纸张等“帮手”，反复检讨，正确地划定了刻书时代。一九五七年中国书店访得蓝印活字本《毛诗》四卷，查《天禄琳琅书目》据避宋讳，定为宋泥活字本。作者深不以为然，从笔墨、字体风格等多方审查，确定这部书应当是明正德嘉靖年间所排印的铜活字本。这类精审的论断在书中随处可见，足以发蒙解惑，启迪来学。作者另撰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书林掇英》等专书，于此问题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本书个别论述似有待斟酌。如介绍清代学者顾千里的校勘成就，却只字未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校雠理论“不校之校”，即只是考求正确的字句，而不主观地轻易改动古书，似有遗珠之憾。另外，本书校对也有欠精审。 后来考虑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又向魏老求教，他回信说：“到杭大古籍研究所学习是大好事，确实增长学问，最后取得学位。您风华正茂，又爱好文史古籍，付出点力气是值得的，也应当。……关于毕业论文的两种方式，我同意选第二种，即点校古书，它实用，现正在进行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的大量工作是点校，写文章则是诗文评。”他不赞成写空洞的诗文评类的文章。 在那期间，魏老还介绍我与同行联系。他在1985年11月3日的信中说：“前几天接上海方承（字任之）来信，提到和您取得联系，他说给您去信之后不曾接到回音，但愿和您经常联系。方承很用功，写了不少东西，现正忙于他的《中西回历对照表》（原信如此——编者注）的编写。为人很诚实，待人很热情。我这次由杭、甬去沪，一家人为我忙碌，许多事由他替我代办了。”按照我的习惯，对于所有来信，应是有信必复。方承没有接到我的复信，可能是寄丢了。这种情形在当时并非少见。 三 魏老晚年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参加各种书画活动，帮助出版社审阅相关书稿，还要到各地讲课。老人家每次来信，常常描述自己“近来也忙得乱了套”。 他在1984年11月1日信中说：“没有金刚钻，却揽了许多瓷器活。我有个想法：研究学问和书画，不但要读书，还要走路，到各处见识见识，大有好处。可是外出多了，就影响正常的安排。为印刷工业出版社编的《印刷词典》的古籍词条，四月作了决定，至今不曾坐下来写，总觉得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所以就拖下来了。书画的外债又很多，我还在准备年底年初在天津举行一次画展。……因能力有限，顾此失彼，只能是尽力而为。” 魏老忙，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讲学。 他在1985年9月25日信中说：“自暑假一面之后，我即忙于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审阅一本书稿，至今尚未交卷。……9月5日至20日举行了书画展览，本来筹备时间仓促，一切从简，万未想到有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于9月6日为我拍摄了会场实况，于当日晚间新闻播放；7日中午又重播一次。《北京晚报》为我刊发消息，《石家庄日报》也发表了《隐儒与苦禅》的文章，《西安铁道报》也刊载了我书写的字条，并委托北京铁道报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 在那封信中，魏老再次提到《书林掇英》一书：“下半年本想坐下来整理我历年积累的资料，成为《书林掇英》一书，但还要去北大图书馆系为几个硕士研究生授课，图书馆同志们列席旁听，将安排在10-12月。”同年11月13日，魏老又来信说：“北大郑如斯教授也来邀请，最后决定去北大图书馆系，为研究生讲授版本学，暂安排一个月，由十一月第一周开始，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去北大讲课。北京市文史馆也送来聘书，聘为特约研究员，希望每周去一次。这些社会活动把我的时间占去不少，弄得每天很紧张。” 每次参加活动回来，魏老还要回复大量的来信，也占去很多时间。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书桌上有一摞信件，至少二三十封，他说都必须一一回复。他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原则，来信必复，而且争取及时回复。如果对方有事，总愿及时得到答复，这是一般常情。即便是无事，仅仅是问候，也是为了了解近况。我常对人说，我有个处世原则：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似春风（待人），肃若秋霜（对己）。给人办事，受人之托，要有始有终。办不成的要有个交待。几十年来如此，所以朋友们都待我很好，我有了问题，也都帮助我。” 四 最叫魏老念念不忘的，还是那部凝聚他多年心血的《书林掇英》的整理工作。 数十年来，魏老到各地访书，随身总带着笔记本，随时记录一些有用的资料，包括序跋、刻工人名、藏书主人、款式、装订等相关信息，积累了数十本笔记。我到魏老家求教，有些问题记不确切，他就翻出这些笔记，给我具体的解答。我多次听他说正在整理这些笔记，书名也想好了，就叫《书林掇英》。 可是魏老总是忙，停不下脚步。在昆明，我们还有一次不期而遇。 1986年3月28日，我应清华大学赵立生老师的邀请，直接从杭州飞到昆明，在昆明工学院参加《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统稿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为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学生组织编写了一套教材，由赵立生老师主编。他请老同学廖仲安主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请刘世德主审《中国文学简史》。会后，赵立生、廖仲安、李思永等一起参观大观楼、筇竹寺等地，后来在海埂公园，居然遇到魏老，叫我喜出望外。原来，他正和另外一位书画家代表首都美术界在云南慰问边防战士。 那天，阳光灿烂，朵朵白云像棉花团一样，似乎触手可及。魏老站在碧蓝的滇池边，清癯的身影、飘散的白发，还有那身不变的蓝咔叽中山装，定格成一幅难忘的画面…… 但是魏老依然步履匆匆。 从云南回来后，他给我回信说：“时光匆匆，昆明一别，弹指间，又是一个多月。我于4月12日飞返北京。回来后，积压信件待复，琐事繁扰，一连串开了几个会，还要重看上海科技出版社为我改订了的《出版史话》书稿，为几个单位和学校作慰问老山前线边防战士的报告。5月15日到清华大学附小作报告，便中去看望吕维同志，赵立生老师将我们在昆明的合影转送给我，我已函谢。……我将于6月9日去济南，参加李苦禅先生纪念馆开幕典礼。又接青海图书馆馆长来信，邀去为之审定馆藏书画，约于6月下旬前往，去半月至廿天。8月份要去承德为河北省图书馆举办的培训班讲课，我的生活仍在忙乱中度过。因此，‘不用扬鞭自奋蹄’。虽然退休，从无寂寞之感。” 那年8月初，我去魏老家看望他，见书房悬挂着“小室无忧”的字幅，我表达了羡慕之情。魏老于9月4日复信给我，还随信寄来一幅字。他说： 那天来舍下，天气正闷热，匆匆即去。顷接印刷工业出版社给我一张复印件，一看是北大图书馆系（留校硕士研究生）姚伯岳同学写的评《中国古籍印刷史》的文章，复印一份寄您作参考。嘱写“小室无忧”寄上补壁。 前几天有两位记者到舍下采访，不约而同的分别在8月26日的《冶金报》《中国旅游报》发表文章。《冶金报》题为《苦禅门人魏隐儒》（撰文郭学文），《中国旅游报》为记者刘江，题为《小室无忧笔意新：魏隐儒其书其画其人》，同时刊出画作《幽篁清韵》（竹子麻雀），还报导了《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我为（中国）台湾《中外杂志》写了一篇《吾师李苦禅其人其画》，他们用括弧注（大陆著名书画家、古籍版本学家）标题，影响很大。这些，为我作了有益的宣传。收到信后，告知我，免挂记。祝 近好。 魏隐儒 1989.9.4 这是我和魏老的最后一次通信。魏老的豁达、通透，充分体现在这四个字中。 此后，我曾多次到魏老家看望他。那时，电话不普及，没有办法事先约定，除非提前写信。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不好意思写信约定时间，往往随意前往，结果常常不遇。魏老的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一次到魏老家，大约是在1993年7月。 记得是魏老的女儿给我开门，我说明了来意，她含糊地说：“他走了。” 那一瞬间，我还以为他又一次外出了。魏老的身体很棒，很少听他说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事，总是风尘仆仆，精力旺盛，怎么会说走就真的“走了”呢？ 我知道他还有很多研究计划没有完成，那些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数十本笔记更需要整理。于是，我赶紧追问他的那些笔记的下落。他女儿说，前些日子，有一家河南出版社的编辑把笔记拿走了，说是要整理成书。我当时心里一惊，觉得这批宝贵资料，很可能会散佚。很多文化名人的资料，就是这样消失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果然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我心想，这批资料很难问世了。 直到2010年春夏之交，我到琉璃厂逛书店，意外看到了熟悉的书名《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由李雄飞整理，八十多万字，大开本印刷。我喜出望外，赶紧买下来，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展读开来。 书前有著名学者黄裳和杨殿珣的序。杨序作于1993年9月3日，黄序作于1993年12月15日。看来，当年已有整理出版此书的计划。两序后，是魏老信中提到的那位“姚伯岳同学”的序，题作《丹青凝风骨，绝学傲书林》。 杨殿珣先生的序言说，《书林掇英》所记录的古籍善本，除明清之外，有宋刻本一百四十种、辽刻本五种、金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百一十种、明饾版印本一种、清磁版印本二种、清钤印本一种、太平天国刻本一种、高丽刻本四种、日本刻本二种。这些版本，放在大图书馆中也许算不上镇馆之宝。但是，《书林掇英》的著录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版本叙录，写法不同。藏书家的写法，通常著录刊刻时代、行格版式、刻工姓名、刻书牌记、纸质印章等，经眼实录，确然可据。学问家的叙录多是历代著录，辗转征引，纸上谈兵，难以落实。魏老的著录，有藏书家的特点，都亲自目验，且关注的范围更宽，注意到一些藏书家忽略的细节，再查阅相关资料，推断作者的生活年代，考察书籍的流传经过以及相关的掌故，意味隽永，兼有藏书家和学问家叙录之长，避免了匠气和空疏。 从贾文忠的跋和李雄飞的后记中知道，此稿命运多舛，辗转各处，屡遭弃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廖生训先生慧眼识珠，2007年与魏老家人联系，确定了出版意向，并约请李雄飞先生整理此稿。李雄飞先生虽未见过魏隐儒先生，但出于对古籍整理事业的热爱，放下手头的工作，悉心整理。又是三年过去，在魏老谢世17年后，此书终于得以问世。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书林掇英·魏隐儒近现代文献资料所见录》，与上书合为姊妹篇。作为魏老的追随者和一个普通读者，我要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李雄飞先生表达诚挚的谢意。 当然，这是一部未经作者系统整理的笔记，体例尚不统一，文字长短各异。有些内容，魏老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记录。例如，我曾亲自陪同魏老查阅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曾查阅郑若曾《筹海图编》，前有胡宗宪的序，后来很多著录将胡宗宪误成作者。这本书有嘉靖版、隆庆版、天启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是隆庆本的唯一全本，魏老因此非常推崇；还有前面提到的俞曲园批校本《水经注释》等，也未曾著录。 魏隐儒先生1916年出生，1993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8岁。1983年，我第一次拜见魏隐儒先生时，他68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位古稀老人忙碌的身影。我想，如果不是那样奔波，凭他老人家的身体条件，加之琴棋书画的颐养，他在家里安享晚年，健康长寿是可以期待的，《书林掇英》的整理工作也一定会做得更加圆满。可惜，这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在1993年6月2日那天戛然而止了。 作者简介：刘跃进（缓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汉魏六朝文学和秦汉文学等，出版学术著作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