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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许多中外思想家、学术大家都强调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学术发展的基础性意义。例如，梁启超说：“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伥伥然不解其云何。”胡适说：“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底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历史研究也许是适合于组织全部人类知识的唯一学科。”马克思也曾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尤其是201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论断的提出，引起了史学界的热烈讨论，并围绕历史学家如何肩负起其“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重任，提出了诸多建议。但在实践层面，当下学术界有哪些具体经验可以总结借鉴，大家的关注似乎并不多。近读历史学家张海鹏的著作《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以下简称《张论》），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深以为该书正是践行“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之代表。因此，尽管该书出版以来，已得到学界的认可，但窃以为不以此为切入点，作进一步的系统梳理，则其学术意义、社会意义就不能得到充分彰显。 一 《张论》在如何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和科学的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一是该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和定位分析。例如，有关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张论》在梳理相关学术争论后指出，更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解释应该是：“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沉沦’也不是中国社会的唯一标志”，“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个谷底就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个光明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张论》指出，它“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并进一步分析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国内基本条件主要是中共倡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抗战面貌和结局的关键是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同时存在，抗日战争实现了国共两种力量的相互消长，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张论》指出，它实现了国家高度统一，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确立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使中华民族复兴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经济基础，“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不可能实现的”。诸如此类的总结分析，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和重大历史节点的深远影响，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二是该书针对近年来史学界存在的一些矫枉过正现象，通过系统的研究辨析，从思想方法上进行引导。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受各方面影响，个别学者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颇有微词，对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给予过高评价。《张论》通过对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关于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开关”问题，《张论》指出，正确认识该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英国“并不是为了传播资本主义文明而侵略中国的”，以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为由否定落后国家的反抗权利，在逻辑和情感上都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张论》指出，研究历史需要从历史时期，而不是今天的国情出发，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以生产力的发展衡量社会的发展和政党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它应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且以其为“唯一的衡量”，就无法解释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发生。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评价问题，《张论》指出，帝国主义在华兴办的近代性事业“并不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而是以此为手段，强化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是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那些看上去有些“过分”甚至是幼稚可笑的思想行为，正表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其斗争还属于初级阶段，但也是发展中的必经阶段。此外，有关民国史的研究，《张论》也有许多关注和原则性思考，如战后中国国际地位评价问题、民国人物评价问题，等等。 二 历史学家要真正承担起“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角色，仅仅停留在专业内的学术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突破自我壁垒，高度关注其他学科的动态与走向”，“对其热点与敏感话题给予历史视野下的梳理分析与回应引领”。在这方面，《张论》呈现了作者的许多探索和独特思路，举其要者如下。 一是有关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领域产生了一些多元化倾向乃至对中国道路的怀疑与争论。《张论》作者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努力宣传正确的历史观。例如，针对人们的疑惑，他指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得到了工农大众的支持，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理解，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拥护，工商界也不反对”。针对有人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会发展得很好”“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等假设性问题，他指出：“假设不以任何历史事实为根据”，也缺乏“任何有益于假设的有价值的证明”，并通过与日、印、俄，以及拉美、非洲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后指出，中国道路更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他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及时纠正错误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判断。例如，针对个别学者曲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原因，作者指出，当代人俯视历史自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列强之强与封建中国之弱，但在鸦片战争的年代，又有谁能看清这个问题呢？认识到自身之弱，难道就不应该反抗侵略？他强调，把史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而不能任意解释。 二是对“台独”势力错误历史观的批驳。近年来，“台独”分子以曲解篡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台湾史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受此蒙蔽的民众不在少数。对此，《张论》作者也进行了持续关注，并以史学研究为基础，给予不同层次的回应。特别是对台湾当局的错误史观，他公开进行批驳。例如，1994年台湾当局发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将“两岸分裂分治”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意图为其加入联合国造势。对此，作者指出，“说明书”是建立在常识性历史认知错误上的，某些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是阻碍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学术界同仁的不正确认识，他则进行学理性商榷。例如，针对台湾地区个别学者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不完全继承”的说法，作者致函台湾地区媒体指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和法理，“隐含了对国家主权的割裂”。对于普通民众，他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辨析说服。例如，针对“台独”势力曲解“二二八事件”性质、抹黑大陆、制造族群对立的错误，作者指出，它既不是“叛乱事件”，也不是“台独”事件，更不是“反抗中国人压迫的开端”，而是战后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陆，类似的事件“不止一桩”。 三是有关中日关系问题的讨论。21世纪以来，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推动下，围绕日本侵华史、钓鱼岛主权等问题，中日之间的争端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张论》作者曾发表多篇论文，以史学研究为基础矫正国内学界的不良声音，驳斥日本右翼的错误历史观。例如，针对“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主张，他指出：“‘搁置历史’不是解决中日关系的良策”，历史与现实是有距离的，但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只有处理好了历史问题，现实才能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不独中日关系是如此”。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原主席巴克曾强调：“史学家不只是进行考证工作，更应该向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样对社会发展提出看法，有所作为。”巴克的这一建议，为践行“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重任指出了努力方向。比照这一标准，《张论》作者显然是经世致用，“有所作为”。 一是开展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例如，关于大国兴衰问题，《张论》作者在分析600年来的国内外历史发展轨迹与特点后指出，大国兴盛的首要因素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大国衰败的首要原因是“体制呆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要借鉴大国兴盛的经验，更要汲取其教训，最主要的还是坚持走自己开辟的道路，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关于汲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问题，作者指出，关键是要“预防可能的战争策源地死灰复燃”，要牢固树立“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思想，才能“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某些具体事件的考辩上，他的分析也别具一格。例如，关于安庆战役中太平军的失败原因，《张论》并没有沿袭学界惯常的“同情式”分析，而是从其对立面入手，以湘军战略战术得失的分析来观察太平军的战略得失与经验教训，认为与绿营将领相比，以书生从戎的湘军将领们的最大优点就是“善于开动脑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指出只有摆脱感情羁绊，超然于二者之上，才会从中看出更多经验教训。换言之，学习能力的高低对个人、团体乃至国家都具有关键性意义。这样的分析总结，显然已经超越了史学方法论的讨论。 二是以学术研究引领政治话题。《张论》最精彩之笔就是“琉球再议”问题的提出。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后，该书作者在批驳日本外务省相关主张的基础上，强调依照国际法及日本战败后的承诺，不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等岛屿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2018年，作者又在台湾地区媒体刊文，进一步强调和分析了“琉球地位四大悬案必须再议”的理由。“琉球再议”问题的提出，震动了日本朝野，一时间成为国际外交界、国内外舆论界的热门话题。该话题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反戈一击、主动出击的特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日美对华主动挑衅、围攻，而中国不得不被动防守的外交局面，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三是重视对学术研究的政治引领。《张论》作者既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也常常基于政治责任感，敢于“亮剑”，撰文辨析、呼吁和敲警钟。例如，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普及教育问题，他强调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关系到我们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针对近年来影响广泛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指出，其根本错误“就在于站错了立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站到了人民对立面的立场，站在了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说话的立场”，其目的不在于总结历史教训，而在于“否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和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针对思想界有关宪政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它“当然是一场学术讨论，但这种学术讨论的政治指向性很明确”，尤其是个别政法学者提出的“宪政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宪政没有关系”的观点，“完全是望文生义”，“坐在书斋里著文章”，无意中配合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 四是就相关问题直接建言献策。《张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研究成果。例如，针对两岸统一久拖不决的局面，该书作者在2000年即向有关部门建言：“统一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和平统一，也只能是屯兵城下的结果，“未有武力不到而有和平的”，并建议必须继续增强国防实力和高度武力威慑。2007年底，他总结康熙收复台湾的历史经验后指出，“历史尚未提供和平方式的经验”，解决当下台湾问题的第一方案必须是“康熙—施琅模式”。联想到近期有关“北平方式”统一台湾的热议，不能不说作者上述建议的战略意义与先见之明。再如，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作者以其对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实地考察经验为基础，向相关部门建言，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应该有战略考虑”，“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引导世界与中国接轨”。联想到2020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和倡导的新发展战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述建议的前瞻性和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张论》的上述突出成就，缘于作者长期秉持的“研究旨趣”。对此，学术界已有较系统的梳理分析，兹不赘述。 当然，《张论》一书也并非完美无瑕。由于涉及内容丰富，单篇著作的篇幅有限，因此，它对部分问题的讨论未能充分展开。其中，最主要者有两点。一是从宏观层面看，该书讨论的话题大多基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自下而上的观察思考则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体系的完整性。例如，该书提出的“沉沦—上升”模式，对于理解民族国家层面的兴衰变迁，是十分形象贴切、极具启发性的，但在此理论下如何理解、呈现基层社会的主体意义，则有待更多的观察思考、更清晰的表述和更多的学术实践。二是从微观层面看，对个别问题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例如，对历史虚无主义发生根源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和思想精英阶层，还要加强对其“社会土壤”的深入分析。当下社会的中生代、新生代群体（包括专业历史学者在内），大部分生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中，对基层社会，特别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落后、苦难与艰辛的体验越来越少，与此相应，他们对中共早期革命合理性的体认，也会被不断削弱。应对这一社会巨变，既要重视自上而下的教育引导，更要建设强大的社会支撑体系。 尽管如此，《张论》仍为广大史学同仁践行“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提供了借鉴，值得大家重视和学习。上述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者提出了可以继续深耕的课题。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