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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彬彬 五四运动 摘要：多年来，有一种观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尖锐地批判孔子和儒家，是认错了敌人，因为法家才是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邪恶的东西。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对当时的历史语境不够了解造成的。民国成立未久即由袁世凯当国，而尊孔复古的狂潮随之兴起。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的狂潮，是为其帝制自为准备思想上的条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尊孔复古的潮流中扮演了主导角色。北洋军阀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既能为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服务，也能为张勋的复辟活动服务。实际上，尊孔复古的逆流，本身便是民国初年两次复辟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对于新文化人士来说，尊孔复古逆流，正是其时思想文化上最大的敌人。新文化人士批判所谓孔教、批判尊孔复古逆流，是在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也是在拯救和捍卫新生的中华民国。所以，他们并没有认错敌人。 关键词：北洋军阀；尊孔复古；五四新文化运动 多年以来，不止一位学者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批孔、反儒，是认错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才是最肮脏、最邪恶的传统文化。要批判传统文化，应该以法家为主要对象；要建设新的文化，必须彻底清算法家这笔最负面的遗产。而新文化人士，却几乎一致将枪口指向孔子、指向儒家，把法家轻轻放过了。更有甚者，还有新文化人士在尖锐地批孔反儒的同时，却向历史上的法家人物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好感、肯定。例如有的新文化人士，在批孔反儒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家，对孔孟，那真可谓毫不留情，但却对秦始皇、曹操这样的法家人物流露了一定的赞美。这实在是历史性的误会，对后世的思想观念、文化建设乃至于政治进程，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法家毫无疑问是肮脏和邪恶的传统，但儒家是否就是比法家更值得肯定、保留的遗产，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本文对此姑且不论，只想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孔子和儒家身上，是合乎历史的逻辑的；即使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种误会的产生，也有着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将一个实行了几千年帝制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虽然中华民国有各种不如人意处，虽然在鲁迅这样的人看来是“招牌虽换，货色依旧”，但建国伊始，还是有着浓重的新气象。新生的中华民国，虽然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沿袭着过往的旧习，但也毕竟在不少方面显示了涤瑕荡秽、除旧布新的面貌。民国初建时，辛亥革命影响尚存，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各种新观念、新思潮还颇为活跃。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站稳脚跟、握稳权柄后，便开始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倒行逆施。而文化方面的倒行逆施，往往在政治方面的后退之前。袁世凯在思想文化领域倒行逆施，是为政治方面的倒行逆施制造舆论。思想文化领域的倒行逆施，当然表现为狂热地复古；而复古的表现，几乎全部就是尊孔。思想文化方面的狂热尊孔，为两次帝制运动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袁世凯当国后，实际上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北洋军阀，无论大小，无不狂热尊孔，很难找到例外。而某种意义上，正是北洋军阀集团的狂热尊孔，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儒。所谓历史的必然，就是这个意思。 北洋军阀的狂热尊孔是新文化人士激烈反儒的一种重要原因，这其实早已是一种常识，许多相关论著都要提及此点。所以本文的基本观点并非新创，而是试图把这个问题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阐释，同时试图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提出一点新见。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儒，当然根本目标是为了摧毁僵固在国人头脑中的传统伦理体系，是要在国人头脑中代之以新思想新观念，是要在全社会代之以新的文化形态，是为了“再造文明”。然而，新文化运动激烈反儒，还有一个最切近、最急迫的目标，那就是拯救民国。中华民国是共和国，其主流文化形态、思想观念，如果被传统儒家的文化思想和价值体系所支配，那就意味着民国的灭亡。所以，新文化人士在激烈反儒时，是有着有意无意的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拯救民国的意图的。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喊错了口号、认错了敌人这种观点，商昌宝曾发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喊错口号批错对象了吗》（见《东岳论丛》2016年第8期）一文予以反驳，其中特别提及了“五四”前的政治复辟和文化复古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以孔教为敌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强调了新文化人士批孔反儒有着拯救民国的用意。这些都是很中肯的观点。本文则主要从北洋军阀一致尊孔的角度，谈谈新文化运动以孔教为最大敌人的合理性。 一 由于中华民国一建立便很快被袁世凯掌控，由于新文化人士对民国也总是只有批判而鲜有歌颂，还由于种种其他更多样更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一提到民国初年，就想到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就想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对民国初建时涤瑕荡秽、除旧布新的方面则知道得比较少。这其实也是一种偏颇。其实，民国初建时，在不少方面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别的且不说，只说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方面，就颇有迥异于帝制时代处。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中，论及尊孔复古逆流的“泛滥”时，也说：“民国肇始，在民主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从孔孟之道的封建枷锁下得到了一定的解放”，并引用了1912年7月14日《大中华民报》上的记载：“湘鄂之野，吴越之区，百粤之地，蜀滇之中，秦晋之间，无工商，无士庶，莫不现一种自由之风，共和之气。”[1] 民国建立，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新的行政制度，其他制度也随之改变。教育制度也面目一新。中国的教育机构，明确颁布教育宗旨，是从清末的1906年开始的。1906年3月25日，清廷谕示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国家教育宗旨，着学部通饬遵行。[2]民国建立后，原有的教育宗旨当然改变。1912年9月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3]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论及1912年底开始的尊孔狂潮时，说： 辛亥革命并没有自觉地围剿孔子，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反封建性质，又使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孔子。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实际上具有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的意蕴。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还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学校不准读经，不准祀孔，从而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逐出了学校。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地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把孔庙改为学校或习艺所，停止了祀孔典礼。这种做法在孔子主义者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4] 陈旭麓是在解释尊孔复古狂潮为何在1912年兴起时说了这番话，并非特意陈说民国初建时的新面貌、新气象，但却客观上说明了民国初建时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新颜新貌。 李宗一、曾业英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也说，二次革命（1913年7月）以前，辛亥革命对旧制度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国内舆论方面，关于民权、法治的话语还一度占着优势。延续几千年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现在也受到质疑、攻击。在一些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眼里，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已经是非法的东西。人们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普遍承认了政治平等和言论、结社、通讯等方面的自由。孔子之言、儒家之义和等级观念，都受到挑战。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被废除，儒家经典在各级学校都丧失了神圣地位。社会上，特别是南方各省，反对孔孟礼教的气氛一度很是浓烈。[5] 在后来的反孔批儒运动中横刀立马、所向披靡的鲁迅，是在家乡绍兴见证了成立的。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总是反复强调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新生的民国的失望。这自然有鲁迅自己写下的话为证。在小说《阿Q正传》里，写到辛亥革命发生后的状况时，说：“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6]在回忆性散文《范爱农》里，鲁迅说绍兴光复的第二天，范爱农上城来，约鲁迅一起到街上看看光复后的情形，而情形颇令二人失望：“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成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7]这个匆忙拼凑的军政府也很快垮台：“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8]绍兴当然可以看作是全国的缩影。所以，学术界一向认为，对于辛亥革命，对于新生的民国，鲁迅“失望比希望来得还要迅速。”[9]革命成功、民国初建时的绍兴，同其他地方一样，在许多方面是换汤不换药。但是，也并非没有革故鼎新之处。朱仲华写于1981年9月的《辛亥革命以后的绍兴》一文，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经济交通、社会风俗、医疗卫生等方面叙说了辛亥革命以后绍兴的变化。这里只抄其一段： 辛亥革命以后，绍兴社会风气，有极大变化。男子剪辫，女子废除缠足，三跪九叩制改为三鞠躬制，男子服装废除马蹄袖、四方马挂（褂），改穿对襟马挂（褂）；旧式结婚六礼亲迎，也逐步以文明结婚代替。城内三埭街住民，旧称堕民，辛亥革命以后废去。民国二年绍兴布业会馆开始成立茶馆，觉民舞台，开始演戏。以后绍兴每逢集会，都在觉民舞台。照明方面，以前居户用香油灯，店家用煤油灯。民国二年由张荣堂发起开设华光电灯公司，即今营桥地址。消防方面，在辛亥革命以后，警察所开始设消防队，大路有七星洋龙局。[10] 鲁迅后来也谈论过绍兴“堕民”的事情。在写于1933年7月3日的《我谈“堕民”》一文中，鲁迅说了自己对浙东一带“堕民”来源的看法，又说堕民只能操贱业，男的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至于堕民家庭的妇女，则是每逢年节，到她认定的主人家里去贺喜，意在得到一点赏钱；主人家平时有婚丧一类事情，则去帮忙，当然也意在得到一笔赏钱。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认定了便祖祖辈辈不变的，作为遗产代代相传，婆婆死了，便由儿媳接班。这种认定的类似于主奴的关系，对于堕民来说，还是一种可以买卖的权利。如果堕民家庭贫穷到极点了，或者急需一点钱用，便可将往主人家走动的权利卖给他人，从此便断绝与旧主人的关系。鲁迅说： 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11] 鲁迅作此文，意在揭示堕民这类人身上的奴性何其深厚。这同时也解释了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和军事运动，为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问题。浙东堕民面对身份变化的惊惶、愤然，不过是全国广大普通民众精神状貌的极端表现而已。从帝制时代的草民、臣民变为共和时代的国民、公民，心理的不适应是普遍性的。政治制度上从帝制变为共和，通过一场革命便可以实现，而广大民众的精神从“帝制”变为“共和”，那就是十分艰难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民国建立后在许多方面“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就是并不难理解的。鲁迅虽然多次表示对民国的不满、失望，但是又是非常理解民国的种种不如人意处必然出现的缘由的。鲁迅关于堕民的言说，也证明了民国建立后，“堕民”的准奴隶的身份彻底取缔了，他们与代代走动的主人家的那种准主奴关系，也彻底废除了。原先的“堕民”，成了与任何人一样的国民、公民，与原来的主人形成了完全平等的关系。这当然也是民国的一种新气象：虽然鲁迅本意并非强调这一点，但却客观上说明了这一点。 鲁迅最后写作的文章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没写完便辞世了，文章以未完稿的形式留给了后人。文章一开始便写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人们有了随便剪去辫子的自由，这让鲁迅因此而爱护民国： 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12] 自民国成立，鲁迅在见诸各种出版物的文字中，对“中华民国”都是批评的，都表达着对民国的失望和不满。然而，在即将告别人世、即将告别这“中华民国”时，鲁迅却明确地表达了对它的“爱”。当写下这样的文字时，鲁迅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走到了终点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民国成立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鲁迅总是表达着对民国的怨言，而在即将永久告别这民国的时候，鲁迅却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对民国的“爱”。我认为，鲁迅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借悼念章太炎之机表达对民国的深藏心底的“爱”，也是十分合适的。章太炎曾经为民国的到来而奋斗，当民国建立后也长期对这民国失望甚至憎恶。现在，章太炎已经永久地与他参与创建的民国告别。鲁迅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表达对民国的深沉的“爱”，也可认为有代表章太炎发言的意思。 鲁迅在临终前两天显露的对民国的这种态度，颇像一个严父对一个一向顽劣的儿子最后的感情表白。这个儿子因为顽劣成性而二十五年间总是受到父亲的责骂，现在，当父亲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时，却说出自己其实是深爱着这个儿子的。二十五年间不断地责骂，无非是希望他变得好一些，无非是担心他堕落得更严重。因爱之深所以责之切，用来解释鲁迅二十五年间对中华民国的态度，也是很合适的。 二 民国的新气象，令守旧者愤怒，这也是很好理解的。而守旧者掀起尊孔复古的狂潮，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民国新气象的对抗；而“五四”新文化人士激烈批孔反儒则又是对守旧者尊孔崇儒狂潮的对抗：这三者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而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则充当了那个时代守旧势力的代表。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北洋军阀集团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伙，很少有人把北洋军阀集团视作一种思想文化联合体。其实，北洋军阀在思想文化上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联合性。政治上，他们常常相互是对手、是政敌；军事上则动辄打成一团。只有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从来是一致：一致地尊孔崇儒，一致地痛恨新思想新文化，哪怕相互打得你死我活，也决不会导致思想文化上的分裂。 历史学家陈志让写过一本《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薄薄的一册，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界的名作。该书第十二章是《文化的趁势：守旧与现代化》，在薄薄的一本书中还专辟一章研究北洋军阀的思想文化，可谓慧眼独具。陈志让首先指出研究北洋军阀者的一种通病，即往往忽视北洋军阀所代表的文化，而之所以如此，是认为北洋军阀基本上是粗鄙野蛮之人，不学无术，与文化不沾边。北洋军阀中确实许多人连粗通文墨都谈不上，只能说略识之无，甚至目不识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信仰。外号“狗肉将军”和“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钱有多少，兵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的张宗昌，在山东督军任上时曾出资印行“十三经”；只能说是粗通文墨的孙传芳在江苏督军任上时曾大力提倡投壶古礼。何况，北洋军阀中也确有些人，接受过相当完备的传统教育，例如吴佩孚。再说，北洋军阀的幕僚中，都有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例如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吴佩孚的秘书张其锽，都擅长舞文弄墨。因此，陈志让强调，忽视对北洋军阀思想文化的研究，就等于放弃对他们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的研究，这样就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北洋军阀集团，也无法真正懂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权的理论基础。陈志让同时强调，承认北洋军阀也有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判断能力，并不意味着承认他们的文化思想宏伟精深，也不意味着承认他们的判断多么高明。北洋军阀具有自己的文化思想，但他们的文化思想往往陈腐不堪；北洋军阀具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但他们的判断经常前后矛盾。他们的文化思想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军权、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十分恶劣的，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陈志让说： 从袁世凯就任总统到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这十几年中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文化的传统。他们表现的第一个特点是几乎全都尊孔。[13] 北洋军阀文化程度不同，政治见解常常有异，为抢地盘混战不休，但是，全都尊崇孔子。陈志让指出，从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到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祀孔，可以说尊孔贯穿了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这期间，不断有军阀呼吁、要求以所谓孔教为国教，在他们统治的地区，强令读儒家经典，并且开办特别的学校来发扬儒家文化。“在他们的幕府，政府之中雇用了许多受过传统教育的官僚学者，帮他们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发表通电。通电中振振有辞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标准为根据的理论。”[14] “电战”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两军正式交战前，往往先进行一场电报战，即互相发表谴责、辱骂对方的通电，而谴责、辱骂对方的理论根据，却都是儒家经典，孔孟之言。陈志让举例说，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打出的理论旗号是维护儒家纲纪；而段祺瑞打败张勋、恢复民国，也是以维护儒家纲纪为号召。1922年6月，徐世昌的大总统当不下去了，宣布下野，直系将领拥黎元洪复任总统，黎元洪复任前发表长篇通电，谴责民国成立以来的政治乱象，其中说：“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5]陈志让评说道：“黎元洪了解的乱七八糟的根源也还是纲纪不振。”[16] 陈志让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都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都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西方侵入中国后，儒家理论的权威性、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稳固性，都受到挑战。一部分人开始对儒家理论产生怀疑。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力量的冲击下，儒家的理论学说其实节节败退。而在败退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卫道的学说。一种是“西学源出中国说”；另一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两者的共同处是都强调儒家传统不可替代，而“中国的道德天下第一”。关于“西学源出中国说”，陈志让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西学源出中国说”简单得可笑，不必多说，只举编《湘军志》的王闿运为例子。他认为墨子见逐于圣门，往西边走，外国人把他的名字读错了，变成了“摩西”（Moses），他带的矩就演变成了十字架。这样可笑的推论方法，在军阀时代还有人一本正经地在那里用。吴佩孚上将就说：“中国既为世界最古而又最大之国，则世界文化渊源于中国，实为事理之当然。”甚至科学技术的发明，吴大将也认为先出自中国。伏羲时的奇肱氏和春秋时的公输子不是造过飞车和飞鸢么？据他说那就是飞机。诸葛孔明不是用过木牛流马么？那就是汽车。吴大将军竟不耐烦地说人类要那么多种语言干什么，还不如都说中国话方便得多。[17] 这样的推论一百多年后仍没有过时，仍然有人在用。实在无法用一句“简单得可笑”便将其打发。 比“西学源出中国说”更能征服人、更有生命力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陈志让称其为“文化公式”。明确提出此说者，是张之洞。当张之洞提出这样一种体用学说时，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的普遍性认识是：西方有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自身无所谓好坏优劣，因此要用中国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之、鉴别之，然后方能好好地利用之。西方也有各种不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但自身也无所谓好坏，必须也用中国固有的价值标准去衡鉴之、判别之，才能好好地利用之。西方的宗教，当然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但中国决不能认可之。认可之后则一定“人伦大乱”“纲纪不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核心观念便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能改变、不能动摇，这价值体系是千秋万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的东西，只能在用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加以分辨、判别后方可为我所用。而孙传芳、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则十分信奉张之洞的学说。孙传芳自己也提出了“中学为精神，西学为辅助”的“学说”。吴佩孚则把张之洞的“体用理论”用到极致，强调治国者要“内圣为体，外王为用”；军人则应“忠孝为体，顺逆为用”。甚至孔子的基本道德范畴“忠”与“恕”也有了体用之分，变成“忠者恕之体，恕者忠之用”。[18] 陈志让的专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基本观点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各级政权，实质上是一种“军——绅政权”。1912年以后，军人的势力异常强大，于是军人与绅士共同执掌政权而由军人主导，成为中国各级行政机构的普遍状态。在北京，中枢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由军人操纵；在地方，省一级不必说，就是县长，甚至乡长，都在军人掌控之中。“这种政权我们叫作‘军——绅政权’”。[19]而北洋军阀之所以狂热尊孔崇儒，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意识到孔子学说、儒家理论，是有利于维护这种“军——绅政权”的。陈志让说，一般的旧官僚、军阀，对西方文化所知甚少，但“深深了解儒家学说与军——绅政权的关系，于是以卫道君子的身份，由卫孔子之道来卫军——绅政权。”[20] 原来，根本目的是保卫“军——绅政权”，而卫道、卫孔子，不过是捍卫他们的政权的手段。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也论述了北洋军阀怎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是北洋军阀的起源，或者说，那天津附近的小站，是北洋军阀的摇篮。而袁世凯就是以“中体西用”为练兵的指导思想。袁世凯明确把“训”与“练”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所谓“训”，是对兵士进行思想教育、心灵重塑，而这必须完全以传统的纲常伦理为轨范，为圭臬。而“练”则是对兵士进行军事技能、武器使用方面的教育，这方面不涉及价值判断，因而可以采用西法。亦即“训”为体，而“练”为用。袁世凯的建军思想是“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北洋军阀史》说，北洋军阀集团所谓的“西用”，所指比较清楚，就是指西方的技术性的东西。而他们所谓的“中体”虽然内容颇为含混，但基本是指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伦理体系。[21] 三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变成了卫道的一支独立的势力！”[22]其实，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不仅仅是成为了一支卫道的独立势力，甚至充当了卫道的先锋队、排头兵。这也是极具时代特色的现象。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尊孔复古狂潮中的人物，当然并非全都是军阀，也有康有为、陈焕章这样的学者、文人。但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级政权都控制在军人手里。没有大大小小的军阀的提倡、支持，大大小小的非军阀的人物，也是不可能掀起尊孔复古狂潮的。所以，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尊孔复古等同于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也是无大差错的。 北洋军阀的祖师爷是袁世凯，也正是袁世凯在执掌了最高权力后，亲自掀起了尊孔复古的狂潮。1912年9月，袁世凯还是临时大总统时，便发布《通令全国尊崇伦常文》，痛心疾首地说：“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驰，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民国建立才九个月，袁世凯便如此出语，说明在他看来民国最严重的问题是造成了人心的败坏。而人心败坏的表现，当然首先是传统的纲纪伦常遭怀疑、被否弃了。因此，袁世凯极力强调：“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政体虽然从帝制变为共和，但传统的纲纪伦常却不能变易。所以，“中华民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传统儒家的纲纪伦常依然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基。到了1913年6月，袁世凯又抛出了《通令尊崇孔圣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发动了尊孔运动。于是，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尊孔团体，而以孔教会最为引人注目。《孔教会杂说》《不忍》等乌烟瘴气的出版物争相问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辫帅”张勋充当了孔教会的总干事。[23]于此亦可见北洋军阀与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狂潮的关系何其密切。 李宗一、曾业英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也论述了袁世凯掀起的“封建复古逆流”。在这浊浪滔天的复古逆流中，孔教会的表现特别突出。孔教会于1912年10月7日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他们仇视新思想、新文化，认为民国建立后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如不及时挽救，“人类将灭”，“相率而为禽兽”。如何挽救呢？答曰：尊孔读经。可以说，这里表现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与袁世凯别无二致。1913年8月，当国会正进行制宪工作时，陈焕章等人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而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一干军阀则发表通电，支持此种主张。虽然在宪法上明定所谓孔教为国教的提议最终被否定，但袁世凯政府对尊孔读经的提倡却劲头不减。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于9月3日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大会，袁世凯派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自己参加，以示对活动的支持。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衍圣公孔令贻应邀到北京参加典礼，并向政府呈现孔氏家谱及前代冠服等物。“袁世凯则批令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继续享受前代荣典祀典”。1914年1月24日，政治会议议决祀孔，一切礼仪沿用前清制度，并要求各地方将所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每县设奉祀官，专管庙务和祭祀。袁世凯政府又公布了崇圣典例，宣布了衍圣公的荣典和岁俸，“孔氏祀田由地方官清厘升科”，等等。“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布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24]1914年9月28日，是仲秋上丁日，这一天，袁世凯在孔庙隆重祭孔。早晨六点半，袁世凯即在全副武装的侍从前呼后拥下到达孔庙。袁身穿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上戴着平天冠，“在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引导下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报纸报道，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同一日，在各省省垣，最高军政长官也在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祀孔活动。”[25] 这一时期，袁世凯还发布了数道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告令。1914年3月11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参政院通过的《褒扬条例》，规定凡是所谓的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概由政府官吏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0月27日，在参议院会议上，参政严复提出了《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有二十名名流政要连署。这个提案的主旨，是要将“忠孝节义”四端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26]袁世凯当国后，以尊孔为主潮的复古逆流，汹涌澎湃。而各级军阀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妨以吴佩孚为例说说北洋军阀的文化观念。吴佩孚不仅是一个军人，还一心想当一个文人。他一生写下过数种阐释儒家要义、维护纲常名教的著作，如《循分新书》《春秋正义》《易经新解》《正一道诠》《明德讲义》等；由他人辑录者则有《蓬莱讲话录》。[27]吴佩孚也是陈志让所说的“西学源出中国说”的信奉者。吴佩孚驻节洛阳时，经常这样表达自己的人类文化观： 关于中国历史之渊源，世人往往满足于一万八千载之说，然余则宁采四万八千载之论，视天干地支阴阳循环之理为荒唐无稽者，无谈中国古代史实庄严之资格。余非怀疑晚近欧西科学之真价，然不能信其为万能，中国古代文化之发达，往往有与现代文化暗相符合者。如所传黄帝骑龙升天著陆希腊之说，可解为今日之飞机，欧西有女尊男卑之风，东方留男尊女卑之俗。伏羲率三男而经略东方，女娲携三女而开拓西土之神话，可说中国为旧邦而有余也。据现在来洛访余之英国文学博士兰顿氏之言，证实女娲坟犹存于土耳其领土之内，而伏羲坟则留于中国郑州商埠地之中，中国既为世界最古而又最大之国，则世界文化之渊源于中国，实为事理之当然，号称世界三大发明之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均出于中国人之智慧，自无足惊异也。[28] 吴佩孚的见识、思想，令人瞠目，然而如果想到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发表类似言论，那就不应该惊讶，而只应该深思了。这里说到了英国那个文学博士兰顿。此人于1924年6月5日跑到洛阳，拜见吴佩孚。在席间，吴佩孚大唱“西学源出中国说”、大谈伏羲女娲“各奔东西”，“赴西方者形成欧洲之风俗，往东方者则熔铸东方之习性，世界人类之分布，不外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而分派于东西”，兰顿博士便说自己曾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附近河岸“发见女娲之古坟”，且“至今尚保持原状”。吴佩孚当然兴奋极了，便问左右伏羲墓在何处，有幕僚说在郑州，吴佩孚更兴奋了。[29] 这个英国的文学博士兰顿，当然是为了迎合吴佩孚而编造了那个故事。来新夏等人所著《北洋军阀史》中，说在民国初年的复古浪潮中，有一批外国文化掮客在其间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美国的传教士他佳白公开撰文，宣称孔孟之道是“人类共通之原理”；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提议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俄国人盖沙令发表了《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等文章，鼓吹孔教乃“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更有甚者，此人还公开宣称，要拯救“皆为革命所颠倒”之人心，唯有将孔教发扬光大。[30]这批外国的文化掮客当然在尊孔复古逆流中起了一定的恶劣作用。而这个跑到洛阳拜见吴佩孚的英国人兰顿，只是其中之一。 信奉“西学源出中国说”，认为中国历史有四万八千年，坚信伏羲女娲各奔东西分别开创了东西文化的吴佩孚，又必然是尊孔的。1916年，吴佩孚尚驻节保定时，便在那里成立了孔教会，“公推圣裔孔泗坛为会长”，“民国十五年准韩昌黎裔孙韩绶荣之请豁免文公祭田滩地升科”，也就是免征这祭田滩地的赋税。其原批云：“查圣贤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非文公无以传圣贤之道，非昌黎无以宣孔孟之德，故历代圣主明君赐田设祭以彰德，所请祭田免予升科一节，应予照准，以表崇儒重道之意”。[31]尊孔崇儒，是北洋军阀共同的德性。“狗肉将军”张宗昌曾出资精印十三经，而“贿选总统”曹锟曾出资精印《孝经》。郑逸梅曾发表一则《曹锟精印孝经》短文，说： 贿选总统曹锟，为当时清议所不容，但其人却喜提倡旧道德，以孝经一书，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乃天经地义之著述，昔魏文侯从子贡受孝经，汉文帝时，置孝经博士，盖孝经为学子必读之书，伦理学之基础在焉，锟遂斥资雕版精印孝经一巨册，以贻戚友及僚属。予曾于吴中某宦家见之，首冠蓬莱吴佩孚一序，末附跋语，则出齐燮元手笔也。[32] 继冯国璋后成为直系军阀头子的曹锟，斥资精印《孝经》，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之作序，而另一个直系军阀齐燮元则为之作跋。三个直系军阀共同推出了这版精印的《孝经》。其实，北洋军阀，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辈也好，段祺瑞、徐树铮辈也好，黎元洪、张作霖也好，都是尊孔崇儒的，在文化思想上，没有派系之分。 四 袁世凯当政后，以其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疯狂尊孔；袁世凯死后，尊孔的狂潮依然继续。正因为北洋军阀的疯狂尊孔崇儒，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批孔反儒。这种因果关系，一般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都会论及。例如，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便说，北洋军阀的尊孔，实际上是在践踏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特别腐朽、肮脏的东西被他们发扬光大，“以致‘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类近乎绝对化的口号与此不无关系。”[33]北洋军阀的疯狂尊孔崇儒是五四新文化人士激烈批孔反儒的原因，所以，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孔反儒，有着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孔孟之道、儒家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负面的作用，那仍然不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反儒没有认错敌人。相关的历史著作，都会从新文化人士的言论中归纳出他们批孔反儒的理由。中国学者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在论及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反儒时，首先说到陈独秀。1916年10至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对康有为这个“孔教教主”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陈独秀的基本观点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当然还要说到鲁迅、吴虞等人，而他们主要严厉批判了“封建礼教”、父权主义等儒家的纲常观念。[34]美国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在论及“五四”新文化人士的“打倒孔家店”时，首先提到了易白沙的《孔子评议》对统治者尊孔缘由的揭示，接着介绍了陈独秀的反孔思想。陈独秀强调孔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具有封建性是必然的事情，而在二千多年后民主共和时代仍然要求人们崇奉这一套封建时代的教条，岂不荒谬？周策纵高度肯定吴虞在反对孔教中的作用，称其揭露了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伦理的全部谬误，是真正的英雄。对鲁迅，周策纵更为赞赏有加。周策纵认为鲁迅从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出发，最后延展到对整个传统社会与生活的审视、否定。[35]周策纵说： 无疑，鲁迅是最具影响和最有力地批判中国传统的人之一。一位曾经与鲁迅论战的中国作家后来认为，“鲁迅在中国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就如同伏尔泰在法兰西启蒙运动中的地位。”一位西方作家也将鲁迅的《阿Q正传》比作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36] 在鲁迅看来，孔孟之道、儒家的那一套伦理观念之所以必须舍弃，并非仅仅因为其不适应民主共和的现代社会，而是从来便是扼杀人性、剥夺人的幸福的东西；并非仅仅因为在现代社会不合理，而是从来就没有合理过。 新文化人士批孔反儒，基本的目的是改造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是在进行思想启蒙。这当然是很艰难的事业，是任重道远的事情。但是，新文化人士如此激烈地批孔反儒，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目的，即拯救和捍卫民国。[37]当他们强调孔孟之道、儒家思想不适应民主共和的现代生活时，其实已经指出了尊孔崇儒便是背叛民国了。只不过他们一般不从拯救和捍卫民国的角度立论罢了。但是，应该把拯救和捍卫民国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孔反儒的目的之一。 陈旭麓指出：“康有为怀念孔子，寄托的是厌恶共和的感情。”“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情，又掺杂着对民初弊政信而有据的指责，他要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失落感引向复古之途。”[38]康有为的态度应该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袁世凯恢复帝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尊孔复古，是为恢复帝制做舆论上的准备。而在尊孔复古思潮兴起的同时，也就开始了对民国的枝枝节节的否定。陈旭麓也指出，蔡元培的教育总长由汤化龙接替后，汤便要求中小学“配置经学钟点”，“蔡元培在南京把孔子逐出了学校，汤化龙在北京又把孔子请回了学校。”[39]在另一处，陈旭麓也指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曾经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清末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既然已经是共和国，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国的国民宗旨，小学读经一律废止。可是到了1913年炮制《天坛宪法》时，由于尊孔复古狂潮已兴起，终于在“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到了191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又规定“各学校均应拜古圣贤，以为师法”，并且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尊孔复古思潮不仅意味着思想上的倒退，同时也成为摧毁民国的物质力量。洪宪帝制失败后，虽然“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被删除了，但代之以“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40]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也明确指出了尊孔与两次复辟活动的关系。当袁世凯的称帝活动进入实质性阶段后，“社会上已到处涌动着一股以尊孔、祀孔为表现形式的复辟逆流”。实际上，尊孔本身便是帝制活动的一部分。“不言而喻，这些尊孔复古活动是袁世凯实施帝制的准备，但也不可避免地为一切复辟势力提供了思想武器。”[41]尊孔复古，既能够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服务，当然也能为张勋的拥溥仪复辟服务。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虽然短命而亡，但尊孔复古思潮并未消歇，它又在为另一次复辟做准备。洪宪帝制刚败灭，前清遗老、王公贵族、腐朽文人组成的复辟集团，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尊孔读经的浊浪，而北洋军阀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复辟派掀起新一轮的尊孔读经浊浪，是为了抵抗护国运动后出现的新一轮的“共和浪潮”。在张勋复辟活动中，尊孔读经的文化思潮与政治上的复辟帝制的关系，比洪宪帝制时期更紧密。洪宪帝制时期，主张尊孔读经者与恢复帝制的实际运作者，还不是同一班人，在这时期，主张尊孔读经者，一般还不参与实际的帝制活动。而在张勋复辟时期，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之滔天浊浪者，同时又是复辟活动的实际策划者、组织者。[42]张勋本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张勋既是孔教会总干事，又是一手策划、实施了溥仪复辟者。 对于尊孔运动与摧毁民国之间的关系，新文化人士是看得很清楚的。稍有政治常识和文化常识者都能看得清楚。1935年4月，鲁迅为日本的刊物《改造》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其中有这样一番广被引用的话： 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43] 尊孔与帝制是不可分割的。尊孔与民国是不相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重创了尊孔复古思潮，但不可能从此让尊孔复古思潮偃旗息鼓。1923年10月，曹锟以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只要国家还由北洋军阀统治，尊孔复古的浊浪就仍会拍岸滔天。1925年1月12日，鲁迅写下了这样的感叹：“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44]民国的名存实亡，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尊孔复古逆流的浊浪滔天，但在鲁迅眼里，尊孔复古逆流的浊浪滔天无疑是民国灭亡的表征之一。所以，哪怕仅仅为了拯救、捍卫民国这最切近的目的，新文化人士也必须以尊孔崇儒思潮为敌。 当尊孔崇儒思潮甚嚣尘上，当尊孔崇儒直接为恢复帝制服务，甚至本身就是帝制运动的一部分时，当尊孔崇儒严重威胁着民国的安全时，新文化人士如果对之视而不见，却去大力批判传统的法家，那才真是滑稽透顶的事。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孔孟之道、儒家伦理体系为敌，没有认错真正的敌人。 注释： [1]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329页，第21—22页，第329页，第329—330页，第23页，第330页，第458—460页。 [2]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卷（1905—1915），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22页，第381页。 [3]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一卷（1905—1915），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22页，第381页。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361页，第364页，第365页。 [5]李宗一、曾业英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83页，第484—486页，第486页，第487页。 [6]鲁迅：《阿Q正传》，见《鲁迅全集要》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 [7]鲁迅《范爱农》，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14页，第313—314页。 [8]鲁迅《范爱农》，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14页，第313—314页。 [9]李侃：《鲁迅与辛亥革命》，见《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册，三联书店1981年6月版，第1252页。 [10]朱仲华：《辛亥革命以后的绍兴》，见《辛亥革命绍兴史料》，第32页。 [11]鲁迅：《我谈“堕民”》，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 [12]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557页。 [13]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14]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15]沈云龙：《黎元洪评传》（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3年版，第132页。 [16]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17]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18]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19]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20]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21]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329页，第21—22页，第329页，第329—330页，第23页，第330页，第458—460页。 [22]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2—143页，第4页，第144页，第144页。 [23]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329页，第21—22页，第329页，第329—330页，第23页，第330页，第458—460页。 [24]李宗一、曾业英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83页，第484—486页，第486页，第487页。 [25]李宗一、曾业英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83页，第484—486页，第486页，第487页。 [26]李宗一、曾业英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83页，第484—486页，第486页，第487页。 [27]见《吴佩孚先生集》下册，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9年版，第304页，第311—312页，第310页，第305—306页。 [28]见《吴佩孚先生集》下册，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9年版，第304页，第311—312页，第310页，第305—306页。 [29]见《吴佩孚先生集》下册，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9年版，第304页，第311—312页，第310页，第305—306页。D [30]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329页，第21—22页，第329页，第329—330页，第23页，第330页，第458—460页。 [31]见《吴佩孚先生集》下册，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59年版，第304页，第311—312页，第310页，第305—306页。B [32]郑逸梅：《曹锟精印孝经》，见《四十年来之北京》第一、二辑合刊，1949年12月—1950年2月原刊，1978年12月重刊，第14页。C [33]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329页，第21—22页，第329页，第329—330页，第23页，第330页，第458—460页。 [34]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49—154页。 [35]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305—314页，第314页。 [3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305—314页，第314页。 [37]参见商昌宝《五四新文化运动喊错口号批错对象了吗——与秦晖先生商榷》，见《东岳论丛》2016年第8期） [3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361页，第364页，第365页。 [3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361页，第364页，第365页。 [40]陈旭麓：《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见《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1—182页。 [41]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329页，第21—22页，第329页，第329—330页，第23页，第330页，第458—460页。 [42]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329页，第21—22页，第329页，第329—330页，第23页，第330页，第458—460页。 [43]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44]鲁迅：《忽然想到（一至四）》，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