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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胡风 晓风 梅志 近日，在整理我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用线订的手稿本，封面写着“传记材料”四个大字，里面第一页的题目是《不是一帆风顺》，约有一万字，中间还夹着几张写有片段文字的小纸片。从文末所题时间看，正是胡风一案平反一年之后，父亲还在病中，母亲虽迫切想要重返写作，但由于要照顾病人，这愿望一时还难以实现。本文虽说是“传记材料”，但实是详细回忆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和经验教训，对文学创作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由于是初稿，有些零乱。整理时，我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将那些纸片上的内容视情况“顺”了进去，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在文字上也做了少许修订。勉强算是替母亲来定稿吧，希望她能满意，更希望有心从事文学之路的读者们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晓风附记 2020年11月 一  1933年，梅志在上海 我生于1904年，原名屠玘华，笔名梅志，江苏常州人。父亲是小职员，教员终其一生。由于到处教馆（私塾），最后来到江西南昌，投靠表妹家，这才在江西住下来，并和被叔父留下当高级保姆的年已过三十的我母亲结婚（续弦）。我生在南昌，五、六岁时随父亲到了赣州，在那里一住就近十年。我的童年生活和学生生活基本上是在那小城里度过的。 我家在那里是所谓客籍，没有任何亲属，带我们去的舅父一家已回南昌继续开医院去了。所以我过的是很自由，没有封建关系的干扰，但也很孤寂，没有亲朋故旧的生活。而我父亲又是一个忠厚老实到无能的人，也是由于老实忠厚，在这小城里倒也被一些商人们所赏识，一直干着商会文牍的工作，有时还兼任中、小学教员。 我父亲的思想在当时也还是比较开明的，所以我在七岁时他就让我进了他在那儿教书的私立小学。那学校基本上都是男生，只有几个女生，我们常受欺负，我还得保护比我小两岁的二妹，后来学校因故关门了（私卖文凭，名誉不好）。 九岁时，父亲又送我去进当地师范学校的附小。我根本没学过算术，那一年小学只学唱了几个歌，什么也没有学到，在家时，父亲有时夜晚心情好，一边喝着酒一边教我念千家诗。念一遍，给一粒五香豆。为了想吃豆，我也就很高兴地念着诗。记得到附小考试时，我说：我做了一首诗，并且念给他们听：“十月天将冷，梅花斗雪开，日子容易过，学校未能来”（当地因天暖，一种黄蜡梅和狗尾花是初冬开的）。于是，老师就把我收下了，并且安排在四年级。 这个老师姓黄，我永远记得他。他对我很好，课后总叫我到办公室去，帮我补了算术，还教我国语拼音。在他那里我看到了当时出的《儿童世界》、《小朋友》等书刊，什么《十天鹅》呀，《人鱼公主》呀，使我沉醉在一个美丽的幻想的世界里。他还帮我用国语拼音写文给《儿童世界》投过稿。可惜我到了那邮局，只知按大人的吩咐将信投进了邮筒，可不知道还要贴邮票呢。 在那里只读了一年，考了一个第二名，但还是被校方提出异议，不让我再读下去了。一直到十一岁时，当地办起了省立女师，我考进了补习班，第二年才总算进了正式的女子师范学校。 我在家中闲住时，喜欢和房东家的老太太和她家的客人们做伴，听她们讲故事，听房东老太太叫来的瞎婆子唱莲花落。那都是传统的带迷信色彩的，什么公子落难，佳人爱才，最后团圆等故事。后来我自己找书看，看的也都是市面上廉价的说唱本。这样，我就从优美的童话世界，一下子落进了才子佳人等庸俗的小说中去了。虽然后来也看了许多中国好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但欣赏的兴趣总是提不高，一味追求故事情节，根本谈不上接受文学艺术方面的教养。 1925年，我们随父亲再去南昌。父亲本想，这里离家乡近些，再混上几年全家五口就可以回老家了（我下面有两个妹妹），谁知赶上北伐，南昌被北伐军围城三个月，父亲把我们带到救济会里，家里则被抢了三四次。国民革命成功了，我父亲的工作却没有了，他本是在北洋军阀的机关工作的，随着军阀的被打倒，他也就失业了。到1926年春，他只好又带我们回到赣州，仍干他的商会文牍工作，这样，至少每月能有三十元薪水，一家五口在那个小城里还不至于挨饥受冻。我又回到了原学校，还在原班级。本来我的基础就差，耽误了一年，功课就更差了，全靠一点小聪明死记硬背应付了下来。而我真正的兴趣在于一心一意地看我的小说。 这时，学校里办起了图书馆，有许多毛边的新小说和一些刊物，我都一本本地借来看。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当然是看不懂的，可是印象却是顶深，顶喜欢。这时我也参加了一些国民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宣传工作。在一位同学叔父的帮助下（我们所住的房主家，是城里的太史第，我的同学一家是房主的亲戚，临时寄住在他家），也就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对当时那一批随着北伐胜利而升官发财的党棍子、军棍子非常的厌恶，不知不觉的就倾向了共产党，并且几乎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干社”（可能是共青团的对外名称），表都填好了，忽然刮来了国民党的清党妖风，我的领导人烧毁表格，连夜逃跑了。 随着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城，工会领袖陈赞贤被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诱去开会而枪杀，引起了全城的罢工游行。虽然仅是一些小手艺人，甚至还有一些钱庄布店的练习生，但士气旺盛，对工会主席陈赞贤是爱戴和敬佩的，这使我看到了党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但是，不久就开来了清党军，工会、农会被封了，没逃走的领导人被捕了，连我们女校也来搜捕过。一个党棍子，还往我的课桌上摔了一皮鞭，这可能是给我的示威吧。以后就是不加审判的枪杀共产党人的血腥统治了，老百姓噤若寒蝉。我宝贝的《呐喊》、《彷徨》，甚至一本红色封面的数学书，都让我父亲撕去了书皮。图书馆被封了，当然更看不到新书了。 革命曾给我们学校带来新气象，当时还买了一些乐器。本来我也喜欢音乐，那些二胡、箫、笛、大鼓、小鼓等，我一玩就会。校方从外地请来了音乐老师，还夸我有音乐天才，可以到上海或北平去学音乐呢。我怀抱着这梦想，天天拉着、吹着《梅花三弄》、《小桃红》等，安慰着自己。但是出去深造谈何容易，在这小城里又无法提高，我就带着这个梦想，直到好几年后才死了这条心！  梅志手稿 当时，学校里经常闹学潮，撵校长、轰老师，我也就更不爱学习功课了，专门找小说看。但是新书很难借到，能看到的是“礼拜六”派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和武侠小说等。我甚至产生了顶好能上名山学武艺，铲尽天下不平事的“豪情壮志”！ 不久，清党军又转为剿共军，赣州这个小城两次被围，造就了一大批发剿共财的军官，在这里筑下了安乐窝。我父亲想到我们姐妹越来越大了，客居在此实在孤单，还是回江苏吧。于是，就在赣江刚刚通航时，带领全家到上海投奔他的大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家了。 我嫂子一见这一大堆破烂家具，和几箱子破书，尤其是三个赔钱货小姑子，脸马上拉了下来，皮笑肉不笑地说，“三个妹妹长得还不错呀！”没住上两个月就下了逐客令，让我们另找房子住去。 这时，我父亲已年过六十，既无专长，又不善于吹拍，上哪儿去找工作呢？眼看着他忙了一辈子的几百元积蓄快用完了，我们将靠什么去生活呢？在这茫茫大上海，我感到真是举目无亲，投告无门！这一切都使得我这不到十六岁的小姑娘，由无忧无虑的温暖小家里走了出来，开始为全家的生活着急耽心。旧社会的势利、奸诈和人情冷暖的各种滋味都让我切身感受到了。我是大女儿，上有老父母，下有小弱妹，我一下子就成了大人，再也没有幻想没有欢乐了，有的是失望加上激愤的情绪。没有自杀，可能是还不知道走这条路。我明白，自己除了奋斗，是没有出路的。 “一·二八”之后，我的眼界由家庭的不幸扩大到了全国，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我订了一份《生活周报》，每星期六在门口等着看它，它使得我的心胸宽阔了。我要把高中的最后一年念完，同时，由江西熟人介绍到一家暴发户官僚家为两个小孩补习功课，月薪三十元。于是，我白天在麦根路的培明女子中学读书，晚上匆匆吃完晚饭，就去往静安寺路静安别墅教课。这一大段路我都是跑来跑去，舍不得花钱坐电车。直到晚上十点多，我才精疲力竭地走回学校。有了这笔薪水，我读完了高中师范科，拿到了一张教育局盖了大印的文凭。 1932年6月，发生了一件对我一生起很大作用的事。一天，我匆匆地从黄家沙下电车，忽然看到我在赣州时的领导人钟某正要上电车，他停了下来。我仍是急急地穿过马路，回头一望，他跟着也穿过马路向我走来了。他本是一个大学生，却没有穿西装革履，而是一身蓝布制服，像个普通工人。我放慢了脚步，他便过来和我谈了起来。我对他一直很尊重，加上满腹的辛酸和许多弄不清的问题，这时便破天荒地向他大胆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他给了我解释和鼓励，并说“想不到你成长得这样快！”我惊奇地瞪着眼望着他，因为我实在不懂他的意思。几天后，他给我送来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和《屠场》，还有几本小册子（我忘记了书名）。 钟某来学校看过我几次。一次，他说要介绍我参加一个组织，可以懂得更多的道理。于是，我就由他的朋友韩起介绍进了左联。第一次和我谈话的是一位陌生的同志，记得是在静安寺路一处僻静的街边石椅上。我虽到上海已有两年多，但我听上海话和说上海话都不太行，而这位同志的浙江官话，我更是听不懂，只能报以尊敬的点头和简单的回答。后来，韩起告诉我，此人是左翼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这不但使我感到大吃一惊，也很感光荣。我这样渺小，这样幼稚无知，能被吸收吗，他不会说“孺子不可教”吗？ 我被吸收进了左联，分配在沪西区。这期间，我读了不少进步的文艺刊物，韩起还送给我他译的《苏联大观 》、《列宁回忆录》（列宁夫人著）及张天翼的《鬼土日记》、《三天半的梦》等书（这些书除《苏联大观》外，都是他工作的正午书店出版的）。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追求的目标，对生活中所遭受的不平也能处之泰然了。 钟某对我还真是尽心培养，和我讲辩证法，讲无产阶级革命……后来才知，原来他是想帮助我入党。但当他突然拿出入党申请表来要我填写的时候，我犹豫了。我说，我愿意干你交给我的任何工作，但我不敢填这表。有了这正式名义，万一被捕，我上有老父母，下有弱小的妹妹，怎么办呢？我现在还不能下决心牺牲生命，但我也绝对不会当叛徒……这时，另一位准备当我介绍人的同志说，那就算了吧，她说得对。这一来，钟某对我可不满意了，他说，他已向组织上说好介绍三个人入党的，我的两个同学都经他手入了党，反倒是他精心培养的我，却打了退堂鼓，这很出他意外。 至今我回想起来，还认为我是对的。自己当时既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决心，入党虽容易，要真正的为党干点什么事情，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那两个同学，不久就在“五一”游行时被捕了，钟某也在领导罢工时暴露了，随即被捕，后来也就不能为党再做什么工作了！ 同学和领导人相继被捕，他们都从监狱里托人带条子来，向我求助。一来二去，就被我做家教并兼高级保姆的主人家知道了，客气地辞退了我。我虽有一张教育局发的高中师范毕业的文凭，但在上海想找一个小学教员做，真是难于上青天，加之，我父亲也没有稳定工作，只是给人做代理老师，经常失业，家里生活真是困难。在我走投无路时，曾想写点什么来换几个稿费糊口。我觉得有些报纸副刊上的小文章，我也写得了。可是，投去的稿都被退了回来，没能采用。 左联的一位叫“老王”的同志常和我联系，要我为他办的工人小报（？）写点稿。材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我写了揭发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虐待工人的小通讯报告。用了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没有看到过。 1933年7月的一天，我去韩起家，见到了刚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谷非（即后来的胡风）。他是韩起夫妇的朋友，对我很热情，还拿出钱来买菜，留我在那里吃晚饭。后来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也是有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不久便成了左联的领导人。他对狱中的钟某很关心，常要我从他那里拿钱或书给钟，这使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钟某当时的亲戚们都不理他更不关心他，只靠着我为他奔走，弄点钱寄他零用。 这时，我的左联组织关系也断了，谷非准备让我参加法南区的左联，但对我更重要的是找一个职业，我需要赚钱帮助家里，而现在为了跑工作还得从家里拿车钱，我感到很不安。我查看报上所有的招聘广告，应聘各类抄写、家庭教师等工作，都毫无结果。我知道，没有靠山无人举荐，是找不到工作的。我曾跑到一个什么歌舞团去报名，他们不但要了，还让我留下来排练。但我一看他们那样乱糟糟的，一派江湖气，吓得径直往楼下跑掉了。 按我的亲戚的意思，尤其是兄嫂的意思，我已经十八九岁了，最好是找个婆家。但他们给我找的不是小康之家的少爷，就是不学无术的大学生，我都不屑一顾。我决心走个人奋斗的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谁知偌大一个上海竟无我能挣一口饭的地方，无人肯对我加以援手！我想到南洋去，但一时又筹不出这笔路费。那里有我的一位老师，他是大革命时的进步老师，曾送我《语丝》合订本，还有苏曼殊的著作。我想，他会帮助我，在他教书的华侨中学给我找一个工作的。 这时，我常去谷非那里，接受他的领导。他给我看最新出的刊物等，我常忍不住向他诉诉苦。渐渐地，他对我产生了感情，并向我表白了。说实话，最初我真吓了一跳，我一直是把他当长者、领导者尊重的，怎能当作“爱人”关系平等相处呢？我想逃离！但最终还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我被说服了！我们在1933年底同居了。这事我家里是不同意的，因为年龄相差太大了（十二岁），但终究还是无可奈何地答允了。 二 我的新生活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我学习写作的新阶段。 刚开始，我们双方都很失望。这并不是我欺骗了他，或是他欺骗了我，原因是双方都被爱情弄得盲目了。他以为我很懂得处世之道，很有文艺修养；我认为他年龄比我大，有生活阅历，会安排好生活。谁知他对日常生活什么也不会，我一直把他当兄长看待，这时，一切的家务事只好由我一个人担负了起来。 他了解到我看了不少的书，细谈起来，结果却是一声长叹。他说，你的脑子简直是一团糟，坏作品看得太多了，真难清理呀！他向我一再推荐多读鲁迅的书，和高尔基的以及其他的古典名著。我看书很快，他要我看的，几天就看完了，可是一问我，说到故事内容头头是道，很少落下的，但一问人物、中心内容、自己的感受和认识等，我就瞠目结舌，再也说不出一句确切的话来了。就这样，我还不虚心。在听了他们小组会上讨论作品主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容易，我也能写出来的。因为，在江西我听过不少有关红军的故事和传说，我也有旧社会的痛苦生活。我跃跃欲试，很快就写出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自以为一定能得到他的赞许，但他看后先是笑笑，后来就大摇其头，说我白看了这多好书，编了一个荒唐的故事，叫人物说了一些空话。这能成为作品吗？差得太远了！我却还不死心。就这样，在婚后的第一年里，我不知写过多少篇，都被否决了，终于有一篇只三四千字的散文被他认可了，给介绍到《自由谈》上发表了出来，记得题目是《受伤之夜》。这是我用“梅志”笔名开始写的第一篇发表了出来的作品（这里，作者记忆有误，《受伤之夜》并非发表在《自由谈》，而是发表于1936年3月6日的《申报·文艺周刊》第70期上——晓风注）。 书越看越多，自己倒是产生了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水平差。当时，我所接近的都是文艺界的人，尤其是写小说的。不过，我不敢和他们谈任何有关文艺方面的话题，只是用耳朵听和用眼睛观察，在私下里和胡风说说我的看法，有时他也认为还中肯。当时，有两位进步的女作家——萧红和草明，常把作品拿来给胡风看，基本上他都认为是成功之作，很是赏识。有时，我也拿来看看。在听到他对她们的作品的分析时，我不得不想，这生活我也有，为什么我写不出来呢？真是自己无才能？干脆不写了吧！于是，便只一心沉浸在读书中了。同时，我也有了孩子，再也没有时间和这份闲心去动笔了。 此时，胡风失业了，要靠卖文为生，我得抽时间来为他抄稿子。我读了鲁迅先生送的《两地书》，也到先生家里去过。看到许广平先生一心为鲁迅先生的工作和孩子的教养操劳，毫无怨言，我感触很多。她的学识和才华不知比我高出多少倍，还甘愿放弃自己的写作；而我，因为写的东西被胡风否决，常和他吵架，不知流过多少眼泪！现在，我安心了，决心就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吧！ 尽管如此，我有时还是抽空写点东西，这不仅是因为有写作的欲望，还可说是为了“利”。因为，光靠胡风一人的稿费，家用常常很拮据。他惜墨如金，不愿也不能随便乱写乱发表。我就想，自己如能发表一两篇文章，也能换一点稿费，贴补一下家用。终于被我争取到发出了两篇，一篇《牺牲者》发表在《中华月报》上，一篇《人兽之间》，记不得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了。既没引起注意，也没有听到任何意见。 抗战初期，我住在胡风家乡时，给他办的《七月》写了一篇稿，他倒是很高兴地给我发表了。这就是登在《七月》第12期上的《香烟的故事》，他在题后还加了“童话”二字。后来，他在《希望》上也发表过我的一篇传说故事《张天师的同学和水鬼》。 其实在那时，我一心想参加抗战实际工作，不愿庸庸碌碌地过日子，但被两个孩子拖着，我就只能在家务之暇写点什么，算是安慰自己，没有浪费时间虚度时光吧！但是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给我刺激太大，非常伤心，几乎下决心不再动笔了！ 我写了一个一万多字，自以为成功之作，是写一个雇农孩子和他私下喂的一只小狗的故事。我亲眼看着这孩子受欺凌受剥削，我同情他，所以我写时很兴奋，连自己都被感动了。好不容易，胡风抽出时间来看了，却冷冷的说道“没有写好”，连具体意见都没提，就匆匆进城去了。那时正是皖南事变后不久，许多友人都在离去，我也想趁此机会到延安去，参加工作，虽然我干不了什么，但自信还能做一个好教师。如留在重庆，那我也要走出家庭，绝不能再这样呆下去，过着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寂寞贫穷的生活了！听了他对我作品的判词，我是又失望又气愤，就哗的一下把那稿子撕了，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了一场。他回来后倒问起了这稿子，我说已经撕了，烧了！他吃了一惊，并表示十分惋惜，说那个孩子和狗还是写得不错的，修改一下可以成为一篇好作品。这话说得太晚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可怜的孩子！ 我常常见到他给读者的来稿提意见，斟酌修改，设法采用或介绍出去，我真是有点忌妒，也很为他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惋惜，有时也会以小人之心说他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其实，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支持他的，给读者寄信寄刊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落在我头上的。他对我要求严，我虽然不好受，甚至发生争吵，不过每次他给我一具体分析，我不得不承认还是自己没有写好。实际上，由于我看书往往追求故事情节，对理论性的文章不爱看，对胡风的文艺理论也不感兴趣，有的也看不懂。难怪胡风有时会笑着对友人说，“我的文章，读者很重视，收到过不少热情的信，但我老婆却对它们冷淡，甚至不看……”如果说胡风选用稿子严厉，恐怕对我是要数第一位的；如果说他坚决反公式化概念化，对我也是数第一位的。但我没有半点可以责怪他的地方，我只能怪自己一是无才华，一是受坏作品的影响太深，中毒太深了。总之，这件事以后，我有几年都没有再动笔。 三 皖南事变后，我们为了抗议国民党的迫害新四军，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举家来到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我们又逃离香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桂林。这时只有大孩子在我身边，我比较清闲些了。过去，孩子要听故事，我只好找一些自己知道的讲给他听，现在，孩子大了，能自己看书，我再讲故事已不能满足他,有时我们就共同编起故事来。 一次，不记得是去哪里旅游了回来，走在郊外的大路上，太阳正在徐徐地下落，天空一片橙黄，很快就要暗下来了。我催孩子快点走，他可说走不动了，要不你讲个故事给我听。我想讲《木偶奇遇记》的匹诺曹，他却抢在我前面说，那不行，要新的。于是，我就边走边说边编，讲了一个小面人的故事。和我们走在一起的木刻家温涛同志听得很高兴，有时也加进几句。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已经万家灯火的城里，故事也就在这时结束了。可是，这故事给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一再地问起它，逼着我再讲下去。我怕忘了，又怕重复了，就将它一行一行地写了下来，被孩子的爸爸看见了，看得还顶有味，就说，你就这样写下去吧，是很别致的童话诗呢。 话讲起来很容易，但真要把它写成诗，在我就不那么容易了。花了好些功夫修改，誊清，当时根本没想到投稿，虽然胡风说可以拿出去，我还是怕碰壁，仍放在书桌上。来我家的朋友看到了，并且传了出去。正好，葛琴同志在编《青年文艺》，胡风就说再改一改投给她吧。不久，当期就用上了，连老作家穆木天都逢人就介绍说，《青年文艺》上有一篇好童话诗。后来得到印刷厂和出版社的帮助，自费印了三千册，很快也销完了。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也算是我为大后方的孩子们尽了一点力，向他们说了一个故事，希望他们不要听信花言巧语，上狐狸的当！那时，我的小女儿留在了沦陷区上海，我日夜思念她，为她的命运耽心，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心的仙女帮助她呵！封面是温涛同志刻的，他刻上了那个仙女，封面的书名是要我讲这故事的大孩子题写的。  1945年10月，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后，胡风夫妇和儿子晓谷在重庆张家花园抗敌文协门口 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虽然得到不少朋友们的鼓励，希望我继续走这条路，为孩子们多写点作品。但在那乌烟瘴气的国民党统治区，天天为柴米油盐操心，哪来这份单纯的童心来写童话诗呵！只写了几篇小说。一篇《中元夜》由胡风交给了冯雪峰同志接编的《抗战文艺》，发表了。还有一篇《元宵节的夜晚》，本来葛琴的杂志要用的，不记得是因为她的刊物停刊了还是文章没能通过，总之是没有发表。这次公安部发还抄家之物时，也将它发还给了我。这篇文写的是国民党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的行为，但用童话的形式写的，为了让孩子们知道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特务们的无法无天，在当时也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 有一篇小说却是个例外。它描写了一个逃难到四川的家庭妇女，在一次病中发高烧的情况下出现的幻觉和她的生活遭遇。写时很随意，给胡风看后，他却觉得还可以，修改后我没有让他替我拿出去。复员回到上海后，我自作主张投给了女作家凤子主编的杂志《人世间》，居然发表了，记得还得到了她的来信，说想不到我还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夸奖了一番。后来，路翎看了后还对我说，有某英国女作家的风格，弄得我真是受宠若惊，哭笑不得！ 四 就这样，有五六年之久，我都没有写童话，直到上海临近解放时。由于白色恐怖，胡风早就离开了上海绕道香港到了东北解放区，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和老母亲厮守在一起，焦急地期盼着亲人的归来，盼望着早日解放。这时，忽然有了想写一首童话诗来迎接全国解放的强烈愿望。 深更半夜给孩子喂过奶，睡不着时，构思过它。一天，看着我那刚学会说话的小儿子头戴小红帽，正在嬉笑拍手，呀呀地叫唤着“外婆，爸爸，妈妈……”那些不太清楚的话语。我想，就要解放了，可是这时的上海乱得很，马路当中停着国民党的坦克，特务抓人的警车拖着长音在街头飞跑，在这天亮未亮之际，孩子们会经历一些什么艰难困苦呢？于是，《小红帽》的腹稿就有了雏形。 在为了一日三餐，挤平价米，为不值钱的法币奔跑在街头时，我想抽出时间来完成它可真是不大容易呢，但我还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写了一些。直到上海解放了，我的心也解放了，才给它来了个全部的整理抄写，又加上了许多新内容，寄给了胡风。我将它作为给从东北刚到北京的胡风的礼物，算是向他汇报我这一年的生活，并没有想到发表。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胡风来信夸奖了它，并向我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还说一定要争取发表，这是你应该赠送给新中国小朋友们的礼物。于是我一改再改，他也帮我一改再改，最后完成了数千行的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得到当时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的李亚群同志的赞许，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连载了。 可能由于当时这方面的作品较少，电台也将它广播了，团中央少儿组（？）还将它编成歌舞剧上演了，也有人编成连环画。总之，它受到了当时少儿工作者们的重视和小朋友们的欢迎。这些情况，我住在上海自然无法知晓，只能从在京的胡风给我的信中了解一些情形，遥领这些未见面的青年朋友们的好意。可惜这些信，公安部至今未发还给我，要不，可以从中看到这篇作品问世的整个过程（后来，这些信还是发还给了我们，并收入了《胡风家书》——晓风注）。 本想请求国家出版社出版，却遭到了拒绝，最后还是我自费印了三千册。这之后，少年儿童刊物多了起来，我就经常写点宣传“五爱”的小诗和小故事，在《儿童时代》和《新少年报》上发表。 早在从桂林回重庆后，我就由梅林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会员。全国解放后，转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有了组织关系，就有机会去工厂、农村参加工作，体验生活，改造世界观。 我曾短时间在农村参加土改。在开完会回住所的路上，漫步在田坎上，望着水田里一粒粒黑豆似的小蝌蚪，想着它将长大，它将在稻田里发挥的作用，一个有关小青蛙的故事就这样形成了。写它是比较顺利的，写得也很快，没有做什么大的修改就被胡风肯定了，他甚至说，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作品。它就是《小青蛙苦斗记》。 我投给了《解放日报》副刊，副刊编辑愿意发表，可是送到了总编辑那里就被打回来了。当时的总编辑是张春桥。后来在《文汇报》的副刊《文艺界》上发表了。胡风又想让它在国家出版社出版，仍是未能成功。邵荃麟同志对胡风说，不如交“老天”（张天翼），他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关系好。不过，胡风知道，这多半还是会吃闭门羹的，不愿由此打击我的情绪，最后还是给老朋友葛一虹办的天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我后来还把《小青蛙苦斗记》和《小红帽脱险记》编成了连环画出版，同时还编了一本讲一个黑人在美国的故事，都出版了。同时，冯雪峰同志也记起了我，提名让我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作协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 以上就是我的三本童话诗从产生到出版的全部命运！ 五 1955年5月，我成了“胡风分子”，不但失去了写作的自由，更是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七十个月后，由于老母去世，我回到家中。据我所知，我的作品并没有受到批判，只是有一封信收入了“三批材料”之中，挨了骂。不过，我为胡风办刊物出过力，跑过腿，后来在上海办“希望社”，更是几乎所有的事务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解放前夜，我又和朋友们在上海办过地下文艺刊物，这一切可能就是我被定为“胡风分子”关押了那么长时间的原因吧。 1966年2月，我们被送到四川省成都市，胡风是作为判处十四年徒刑的“监外执行”，而政府是给了我工作的（省文化局资料室工作），但我没有去上班。所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身份只是家庭妇女，没有挨批斗。在最紧张的时候，公安部门把我们送到位于雪山脚下的劳改茶场。但不久，胡风再次被押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一个小山沟里。也许是为了聊解寂寞，我动手写了一个中篇，以一个知识分子想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为题材，这也是我那几年的生活和思想认识。本是想将来给胡风看的，已写了有二三万字了，却被成都来的红卫兵抄家时给抄走了。还有一些准备将来写童话，尤其是写小动物时所做的观察笔记，也一同被抄走，至今无法追回，看来是早已石沉大海，不会再见到它们了，想起来就感到十分痛惜！ 1973年1月，由于胡风在狱中精神错乱，公安部门将我送到他身边照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初，胡风恢复了自由，我也随之结束了陪他坐牢的生活。四川省组织部门分配我到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只是由于胡风身体不好需要照料，同时还得帮他抄一些史料稿子，我又一次没能上班。  1978年4月11日，梅志摄于四川大竹 1980年春，中央关怀胡风的病体，送我们到北京来就医，9月正式下达了对“胡风反革命”一案的第一次平反文件。10月1日，公安部正式撤消了1965年11月11日将我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结论和处理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平反后，我被安排到中国作家协会任驻会作家，从此我归队了！ 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写的是交代材料、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那真是人云亦云，未敢越雷池一步，只要领导能高抬贵手通过，不找我的麻烦就是天大幸事，哪里想到创作，写一点表达自己感情的文字呵！就这样，还是提心吊胆，不知他们会怎样上纲上线呢！ 长长的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文艺方面更是百花齐放。人们说，过去的年华一去不复返，我想，创作的青春应该是可以重返的。我虽不敢存太大奢望，但我还是很依恋这支笔，我想在有生的余年，为孩子们再写几本书，甚至还想写点别的。我现在不是没有生活，而是酸甜苦辣的生活感受太多了；不是没有人物，而是九流三教、五花八门的人物都时时在我脑中涌现。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将尽力将它们写出来，算是为“四化”做点贡献吧！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还想多说上几句。 时间已走过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我以为，早已被人们忘却了，自己也不愿去回想过去，何必引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自找苦吃呢！但是，今天忽然来了一群小姑娘，访问起我这阿姨来了，要我谈谈自己的创作经验，也居然有人来约我写小传。我除了感到惶恐之外，还真不知从何说起呢。我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呢，尤其是对祖国的年青一代！ 我的创作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真诚地向想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们说几句忠言。 看书千万不要为了追求个人兴趣，去看那些故事情节离奇、庸俗的传奇小说，那只能作为消遣品（而一些低级趣味的描写，作为消遣都最好不去看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是要下苦功读一些好的有分量的书。鲁迅先生的作品，就应该一读再读。我由于沾染了先入为主的坏文风，真是花了不小的气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直至今天，我都不能和那些未走过弯路的作家们一样，写出好的像样的作品来。希望我这一告白，能使你们从中吸取教训！ 1981年5月4日初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