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放在一起研究，是不多见的，因为它们分属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两个学科面貌完全不同，各自有不同的话语系统，至于其间的关系、如何转折、如何衔接等问题，较少有人关注。而这处关节其实恰恰是非常关键的，是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一点，其实并非我们独家发现。一两年前，我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参加过有关于1949年及时间空间变动的讨论会。2017年，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我们也策划召开了“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个题目要求分别邀请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领域的学者参加，仅此还不够，我们又加上了一向鲜少被注意的台港澳华文文学领域的学者，以及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欧洲等地的外国学者。另外，我们在邀请专业学者的时候，尽量注意年轻化，如此就使得我们这次会议活力十足。不同的历史经验在这里浮现，不同的学术视野在这里碰撞，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冷川从纸张供应的角度讨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过程，这一“经济基础”的角度非常独特。张泉打破了以1949年截然划分共和国新文学的方法，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仍然保持了几份延续着旧文人写作的小报，如《晶报》和《大报》，由此探讨新旧文化秩序之间的转换。熊鹰以叶君健等人的活动为线索，探讨1950年代对于1940年代以来“反殖民主义”主题的延伸和发展，这是从前较少为学界所注意的主题。李哲由1956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的摄制过程，分析彼时新中国“美学”的诸种构建过程。祝鹏程则以“十七年”（1949—1966）的对口相声为中心，探讨新中国政治文化及美学观念对于相声这一体裁的重塑。伴随着一系列运动，新中国文学出现了政治化的新特征。胡景敏从巴金《随想录》的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反胡风运动”等对于文学的冲击，反省作家主体在政治中的选择。张鸿声透过1950年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个人空间日益为政治话语所侵占的趋势。 不多见的是，翻译文学研究也出现于会议中。晚清、五四以来翻译文学一直是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1949年后被归到外国文学学科，翻译文学从此与中国新文学脱离了关系，这是不幸的事情，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李今的发言来自她近年出版的多卷本《汉译文学序跋集》，她主要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学的翻译与新政权下的社会主义新认同的关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崔峰指出，在苏联文学得到张扬的同时，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却受到了限制，美国文学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重构的过程。 左翼文学之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有怀抱，金浪《不合时宜的“政治美学”—朱光潜1948年前后的书生议政及其失败》和黄科安《中国舞台的歧途—萧乾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构想》等文，揭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类政治想象。李斌《论沈从文土改期间的创作矛盾》、冷霜《废名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与创作意愿的升沉》、叶诚生《〈春城纪事〉建国前后的常任侠》等文，则探讨了这些留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旧文人在新政权中的冲突和彷徨。 1978 年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新时期文化界以五四启蒙主义为导向，重新引进西方文化，“走向世界”。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经济，不过在此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启蒙主义”的问题逐渐浮现，左翼文学的遗产亟须重新整理。程凯的《“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等文， 重新反思启蒙和革命的关系，将知识者置于革命实践中加以考察，发现被忽略的左翼革命实践的历史遗产。 迄今为止，我们的探讨都是从大陆出发的，这其实远远不够。一旦将台港及海外纳入了会议，我们便获得了新的历史视野。1949年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得以延伸，但右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至于通俗文学都分流到了海外，离开了这些部分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无疑是非常片面的。王钰婷以台港两地《纯文学》杂志为考察对象，讨论五四女性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转化。黄万华提到，《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原由洪子诚承担，他在大陆部分只选了6首诗，剩下的全是台港诗，后来由谢冕编的时候，则选了大陆诗139首，台湾诗只选了32首，香港诗缺席，显然前者较为注意五四新诗传统的延续，而后者较为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诗歌的发生。黄万华认为， 解放区文学进而扩展为共和国文学，国统区文学则分流为台港及海外文学， 前者是“人民的文学”，后者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这两者应该都是不可或缺的。朱寿桐对于1949年后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提出了根本质疑。在他看来，1950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尚有可能让人们在“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找到联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出现倒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然而这一新的学科概念完全是非历史的。号称中国现代文学，却忽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又放弃了现代的文言文学，并且又不能涵盖台港澳海外汉语文学。 对于台湾来说，转折与其说是1949年，不如说是1945年。作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其历史脉络与大陆有相当不同。就文学而言，其中一个不同就是语言的转换，即光复后台湾作家从日语到中文写作的转换。刘俊《从“日语”到“中文”——论吕赫若小说中的认同与背离及语言转变的意义》和李育霖《历史的皱褶——论陈千武的翻译书写》等文，从语言和翻译的角度，讨论了在历史转折期间台湾作家的主体转换过程。台湾的历史转折，其过程恰恰与大陆相反。如果说大陆是左翼合法化与体制化，那么台湾当局则是清除和斩断左翼。陈美霞以赖和的遭遇为例，讨论1950年代冷战格局下“去殖民”被“反共肃清”所代替，乃至导致分离主义的过程。李娜则对于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与左翼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讨论。张俐璇以上官鼎为对象，考察了19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对武侠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香港的情形与大陆和台湾都不一样。虽然美新处支配下的绿背文学占据文坛主流，但左翼仍然存在，以《文艺新潮》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以新派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都在繁荣发展。赵稀方在《冷战结构下的香港文学》一文中，甚至断言香港文坛才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坛结构的真正继承者。作为华语文坛的重要部分，香港文坛引起了相当注意，凌逾在《1949前后——香港文艺横切面考察》一文中考察了1949年前后香港文坛多元并存的局面。李婉薇在《香港作为场域——方言文学运动与〈虾球传〉的生产》一文中讨论了1940年代后期左翼文艺政策对香港文学的影响。杜英《〈文艺新潮〉——文学理想乐园与自由民主精神之重建》一文则分析了1950年代中期《文艺新潮》与两岸三地的空间关系。 如果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让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从中国大陆分流出来，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的补充，那么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而言，意义又有所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中国文学转变为所在国文学的过程。正如朱文斌所说，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之争，发生在“二战” 之后的历史背景下，而1957年马来西亚建国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朱崇科《论“马共”题材小说再现的类型化》和金进的《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殖历史再现——汉素音与〈餐风饮露〉中的人道主义情怀》的“马共”及“左派”题目就可以看出，马华文学与中国之间有深刻的历史联系。 我们这次特地邀请波兰罗兹大学学者马里乌斯·格沃布（Mariusz Gołąb） 参会，他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及文学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也介绍了波兰文学的时代性际遇，这与中国的历史际遇形成了呼应的关系。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张诵圣教授则不满足于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文坛的影响，她从台湾出发，试图从理论上讨论“世界文化体系”与东亚文坛的关系。 这让我们知道，中国乃至东亚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与世界具有同构性，1950年代香港、台湾文坛所受到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正来自欧洲，而中国大陆对苏联文学的引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聚集。从中国大陆到台湾、香港，再到欧美，随着空间的推移，我们的视野在一步一步扩大，终于能够在世界性的冷战结构中观察自己的位置。 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会议论文专辑，《文学评论》等权威核心刊也发表了相关会议论文，这可以说明会议论文的高质量。现在将这些论文集中起来出版，为的是更加集中和系统，便于研究和参考。此次会议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学者都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的确，这一话题显然远未完结，需要我们在未来进一步探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