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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真诚附汉的呼韩邪单于朝拜汉元帝，并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为了维持和巩固汉匈间难得的和平局面，汉元帝答应了呼韩邪单于的请求，选宫女随嫁。以良家子身份选秀入宫的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主动要求嫁于呼韩邪单于。来到漠北的王昭君，极力维护汉匈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北部边境出现了“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安定太平局面。昭君出塞的历史在《汉书》《后汉书》等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比较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创作了许多关于昭君的故事和以昭君为题材的诗词歌赋，将历史的昭君与艺术的昭君密切结合，借此抒发自己对家国命运、人生际遇、胸中愤懑的感怀。但总体来说，在封建社会，昭君题材的作品更多表达了人们对昭君的同情，并借吟咏昭君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控诉，昭君在古代社会被塑造成了悲怨的形象。新中国建立后，昭君出塞象征的民族和平友好的蕴意与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高度契合，昭君研究进入了全面、持久繁荣的时期。不仅研究的主题、观点有了巨大改变，研究的领域与深度也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一、从悲剧形象到正剧形象：昭君研究主题的转变 在封建社会，歌咏昭君的作品以怜其远嫁、愤其失节、苦其境遇、鸣其不平为主调，充满了浓厚的悲怨气息。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从历史唯物主义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需要出发，给予昭君出塞以充分的肯定与赞扬。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一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王昭君是对发展中华民族团结有贡献的人物”。1963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参观昭君墓时写下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的著名诗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历史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纷纷肯定昭君出塞对汉匈和平友好作出的贡献，赞扬昭君自愿出嫁呼韩邪单于、掌握自身命运和追求个人幸福的行为，昭君形象由悲剧人物变成了正剧人物。 1961年2月，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指出：“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希望文艺工作者 “应该替王昭君擦掉眼泪，让她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于舞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翦伯赞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及其他报刊杂志都刊登文章，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芒洁发表了《在艺术形象上还王昭君本来面目》的文章，支持翦伯赞的观点。林幹发表文章《论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播下了汉匈两族和平友好的种子，是应该肯定的政治大事。通过讨论，学术界逐步形成了共识，那就是肯定王昭君的历史作用，还王昭君以主动出塞的历史面目。《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发表余尚、芒洁的文章《王昭君——民族友好的使者》，将王昭君定位为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随着人们对昭君精神认识的逐步深化，曾文贵等学者在《论昭君和平女神形象塑造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提出，应该将昭君塑造为“和平女神形象”，让昭君精神“导引我们走向公平、包容、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美好的明天”。作为一名女性，昭君身上既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美德，也体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自强不息的精神。1986年林幹发表文章《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认为王昭君是“淳朴善良，能舍己为人，倔强，不献媚取宠，明大体，有胆识的不寻常的女子”。也有学者从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的角度，将王昭君与其他几位美女比较，认为王昭君集“真善美”于一体，是最理想的女性形象。 二、昭君出塞的综合研究与“昭君文化”概念的提出 昭君故里湖北与昭君出塞目的地内蒙古较早开始了对昭君的综合性研究。1979年，林幹、可永雪、余国钦编著的《昭君与昭君墓》作为介绍昭君的综合性读物出版。同一年，湖北兴山文化馆也编写了《王昭君及其故里》的读物。1994年，林幹、马冀编著的《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是学界第一部对王昭君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引起了较大反响。 随着对昭君出塞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关注到了昭君的故事越来越丰富，人们对其寄托的情感与发掘的意义越来越多元这一现象，称之为“昭君文化现象”。1997年，呼和浩特的专家、学者、领导集思广益，明确提出了“昭君文化”的概念，倡导将昭君研究与民族团结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1998年，国内外第一个以昭君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2004年，该研究会组织出版了《昭君文化丛书》，丛书共5册，包括马冀、杨笑寒主编的《昭君文化研究》、郝诚之撰写的《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可永雪、余国钦编写的《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李世鑫编写的《昭君图册》和巴特尔主编的《昭君论文选》。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当时昭君文化研究的集大成果。其中，马冀、杨笑寒主编的《昭君文化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昭君文化的理论性著作。在昭君的故里湖北兴山，2009年组织出版了一套《昭君文化丛书》，由邹志斌、蔡长明主编，包括《传说卷》《论文卷》《散文卷》《图册卷》等，将昭君文化与兴山地区文化密切结合。2015年蒋方出版专著《汉月边关万古情——昭君与昭君文化》，该书以昭君出塞的历史及昭君文化为研究对象，在写作风格上既保持了严谨的学术性，言而有据，又做到了表达流畅，雅俗共赏，是一部昭君文化综合研究的力作。 三、昭君文化若干问题的专题研究 70年来，学者们围绕昭君出塞和昭君文化，展开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一是关于昭君故里的研究。1980年，周凝华发表文章《王昭君故里考》，指出昭君是西汉秭归人，三国时吴景帝永安三年（前260年），吴分秭归北部置兴山县，昭君故里就划归了兴山县。1982年，翦伯赞的遗作《王昭君的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发表，亦考证认为昭君是秭归人（今湖北兴山人）。1985年，祁和晖发表文章《王昭君籍贯族属异说》，认为王昭君出生于武陵（今巫山），是土家族的“蛮夷”女子。1989年，王辉斌发表文章《昭君故里新考》，认为王昭君出生于四川省（今属重庆市）的巫山县。1991年，崔明德发表文章《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认为在没有新的过硬的史料发现之前，最好还是将昭君的籍贯定位于今湖北兴山县。 二是关于昭君出塞路线的研究。1986年， 林幹在《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一文中，明确考证出昭君出塞从汉都长安、左冯翊、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七郡，也就是沿秦直道来到了北方。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2009年，山西学者靳生禾发表《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提出昭君出塞所行路线为雁门关、杀虎口一线的通塞中路，刘志尧、刘溢海亦主张此说。2014年，王子今发表论文《关于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2015年，笔者曾发表文章《论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 ，进一步申明昭君出塞走秦直道说。总体上看，主张秦直道说的学者更注重利用《汉书》《后汉书》等较原始的史料，主张通塞中路说的学者则比较重视民间传说史料。 三是深入探讨昭君艺术形象何以长盛不衰的原因。1982年，林丽珠发表《论昭君艺术形象的产生与历久不衰的奥秘》的文章，指出：“王昭君故事的丰富流传，王昭君艺术形象的永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使之然。”1993年，马冀在《王昭君魅力长存的奥秘》一文中认为：“置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王昭君不断受到社会现实、民族心理、文化习俗等八面来风的冲击，在多维的时空中不断与接受者的心理期待相融合，在中国人民中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笔者则在《多民族视角下的昭君文化传播研究》中认为：“社会精英、人民大众、不同民族成员都参与了昭君事迹的传播与昭君文化的创造。” 近年来，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昭君文化的现实价值研究。1985年薛正昌发表文章《民族团结的象征——兼谈昭君出塞的动机》，认为王昭君“在我国两千年前的民族关系史上，立下了丰碑，谱写了一曲感人的民族团结的赞歌。”刘加洪的文章《从“昭君出塞”探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指出：“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王昭君以和亲出塞的特殊形式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伏来旺发表文章《以昭君文化为载体，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凝聚力工程》，提出：“弘扬昭君文化蕴含的伟大民族精神，与统一战线海内外联系广泛的优势相结合，为构建和谐内蒙古凝聚爱国的力量。”各地将昭君文化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注重发挥昭君文化的旅游功能，体现昭君文化的现实价值。曹诗图等人的论文《昭君文化旅游开发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构想》，认为应该 “将昭君文化开发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有地域特色的昭君文化旅游产业链”。武高明的文章《弘扬昭君文化，提高服务水平，建设民族文化旅游精品景区》，闫秦勤、曹诗图的文章《试论兴山昭君文化旅游的深度开发》等，分别探讨了呼和浩特地区、兴山地区发展昭君文化旅游的思路与经验。 四、昭君文化的广泛传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昭君文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昭君文化的传播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周总理曾指示曹禺写一篇歌颂王昭君的剧本，1978年，曹禺的历史话剧《王昭君》发表，剧本歌颂了昭君主动出塞的精神和为民族和平友好作出的贡献，将昭君形象由“哭啼啼”变成了“笑盈盈”，并引起了关于昭君问题的大讨论。此后，在不同的时期，以京剧、舞剧、电视剧、电影、昆曲、协奏曲、雕塑等文艺形式歌颂昭君出塞的作品不断涌现，昭君作为和平友好使者的形象逐渐确立并日益丰满。 为更好地研究和传播昭君文化，各地陆续成立了昭君文化研究组织。1998年，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昭君文化研究组织。接着，成立了内蒙古昭君文化研究会。2006年，成立了兴山县昭君文化研究会。2008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2009年，联合国第二十一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授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特别贡献奖”。2018年，湖北省宜昌市成立昭君文化促进会。陕西榆林、山西忻州也陆续建立了昭君文化研究会。各地昭君文化研究会积极组织学术研究、考察调研、会议研讨、作品出版等活动，推进了昭君文化研究的深入与普及。 政府推进是昭君文化研究与传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2000年，呼和浩特市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方针。1999年，呼和浩特市将传统的民间性质的“昭君庙会”升格为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截止到2019年，已经连续举办了20届，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获得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十大节庆活动”等荣誉。1988年，湖北兴山县举办了首届“昭君艺术节”，此后这一节庆活动成为了昭君故里的一张靓丽名片。2015年，在湖北兴山县举行的“昭君文化论坛”上，各地企业家提出“携手打造昭君和亲经济走廊带”的设想，成立了“昭君文化经济带企业联盟”，以昭君文化为纽带，探索将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通过七十年来昭君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昭君文化的内涵具有鲜明时代性、与时俱进性、成长创新性的特点。昭君文化的主流是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个人发展的，这是昭君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昭君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相信今后昭君文化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传播也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