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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士人而言，游京师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作为大元王朝的首都，元大都（今北京）也是13-14世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士人、官员、商人、传教士等汇聚于此。特别是在南北大一统的时代条件下，南方士人北游京师，蔚然成风，所谓“东南慷慨士大夫异时局于地狭，不得远游以为恨。自中原道开，游者响奔影赴，惟恐居后”（戴表元《送郑圣与游阙里序》），这使得北京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南方士人群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北漂”。为深入了解元大都“北漂”的缘起及始终，记者采访了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二宁。 中国社会科学网：历朝历代，游京师是有抱负士人的必然选择。您所说的元大都“北漂”主要是指哪些人？和前代有何不同？ 黄二宁：元代以前的王朝都城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比如西安、洛阳、开封等。元朝定都大都，使得统一王朝的都城北移。从元代开始，北京（当时称大都）才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引发全国范围内的青年才俊北游大都，寻求发展机会，在北京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游京师文人群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北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元大都形成的大规模的“北漂”士人视为最早的“北漂”群体。 元大都是世界性的大都市。相比前代，元代“北漂”士人的数目庞大，构成更为复杂，当时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从地域来看，来自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像高丽甚至欧洲一些地方，而其主体无疑是原南宋治下的南方士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历史上，北京的地域文化深受游牧文化影响。那么，在元大都时期，“北漂”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有哪些特点呢？对此请您具体谈一谈。 黄二宁：我们要理解元大都“北漂”的衣食住行，必须把它放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等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背景中来看。比如穿衣服饰方面，穿什么衣服，固然是个人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对于古代士人而言，衣服不仅是普通的遮体御寒，也被赋予文明象征的意义，很早就有汉冠和胡服的问题。元人的衣服饮食、生活习惯等都受游牧文化的影响。南宋遗民郑思肖激愤地说：“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惟恐有一毫不相似。”郑思肖是元初人，他说的是元灭宋不久以后的事，可见游牧文化影响之迅速。元大都尤其明显。加上北方气候严寒，元大都的“北漂”士人不得不入乡随俗，也需要置办裘衣、毡帽、毡靴等带有浓厚游牧民族色彩的衣服。 但是，对于大多数“北漂”士人来说，并没有足够的财力置办高级的锦帽貂裘。即使是在朝中担任官员的南方士人，也经常面临生活拮据的局面。《元史·赵孟頫传》载：“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赵孟頫是南宋皇室公孙，深受元帝器重，但依然很贫穷。“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这里所谓的“貂鼠”，应该是指青貂鼠。这种用貂鼠皮制成的皮衣，只有贵族才能穿。元末张翥《予京居廿稔始置屋灵椿坊衰老畏寒始制青鼠袍且久乏马始作一车出入皆赋诗自志三首》之二云：“青鼠毛衣可御寒，秃衿空䄂放身宽。遮头更著狐皮㡌，好个侬家老契丹。”张翥自制的是青鼠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北漂”士人服饰的“游牧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元大都“北漂”士人在饮食方面如何受游牧文化的影响？ 黄二宁：蒙古人是草原游牧民族，以畜牧业和狩猎为主，肉类和乳品是主要食物，特别是以羊肉为主。元大都饮食文化深受游牧文化影响。元朝皇帝一直保留吃羊肉的习惯。元代“北漂”士人诗中写到羊肉的地方很多。比如根据汪元量的记载，元初被俘押送到大都的南宋太后、嫔妃等，元廷每天都提供羊肉，“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张昱《辇下曲》有“学士院官传赐宴，黄羊湩酒满车来”的诗句。陈孚《翰苑荐为应奉文字二十韵谢大司徒并呈诸学士》云：“驼蹄中禁釜，豹尾上方驺。”其中提到的“驼蹄”应是“驼蹄羹”，是元代最为名贵的美食“塞外八珍”之一。 “塞外八珍”又称“行厨八珍”，包括醍醐（奶油，乳酪制品）、麆沆（名贵的马奶酒）、驼蹄羹（用野骆驼的蹄子熬制成的糊状食物，鲜嫩绵软）、驼鹿唇（用驼鹿的嘴唇做的菜肴）、驼乳麋（用骆驼奶、谷物熬制成的粥食）、天鹅炙、紫玉浆（葡萄酒）、玄玉浆（黑马奶酒）。这些极具游牧文化色彩的食品饮料，极大地丰富了元大都的饮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研究认为，从秦汉到明清，官员的住房经过了一个从入住官舍到以租房为主的过程。元大都“北漂”的住宿状况是怎样的呢？ 黄二宁：元大都的“北漂”们承受着高昂的房价，多租房以居。元初诗人李庭《僦屋》“每惭燕子营巢稳，不及蜗牛载屋行”的诗句，大概可以说出大多数“北漂”的心声。特别是对于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租房更是一个普遍选择。比如元代泰定进士宋褧在大都金城坊租房住，写了一首诗《初至都书金城坊所僦屋壁》，表达了“豪家尽有厦连云，自是诗人嫌日短”的无奈。江西士人傅若金《寄寄亭记》描述了自己因贫困而不能定居的遭遇：“傅子客游京师数岁，贫不能自居，恒寄于人，而业笔研以衣食。前年有日南之役，既还，待选天官，业遂废而益贫。居无恒宇，求访者率病焉。今年秋，舍于丞相掾相人赵德隆所僦明时坊何氏第之西亭，因题其门曰‘寄寄’，以自别于土著之民，使求访者有所迹。”北方文人胡祗遹也是租房而居，而且是不大的两间房。胡祗遹《七年四月上旬闭门即事时移入新居五月矣》写道：“寄身京国家千里，僦舍民居屋两间。”由于是租房，他多次搬家。胡祗遹《十月十六日移居新都》记录了其“侨寓移居第四迁，惯移无地不怡然”的洒脱心情，其背后当然也含有迁居流离之感慨。 也有不少南方士人到大都后是借住在亲戚、友人家中。揭傒斯北游京师之初，住在程钜夫家。其《呈诸君子》云：“至大元年，（程公）召予至京师。住京师乐道里，程文宪公故宅之西轩。”元末，浙江士人王冕北游京师，住在泰不华家。“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色目士人廼贤北游大都，住在江西士人危素家，而危素在金台坊租房居住。危素《定武王氏族谱序》云：“至正十一年二月壬寅，临川危素在京师金台坊僦舍书。”对危素的慷慨帮助，廼贤感激不已，其《送危助教分监上京》云：“幸托君子交，情亲不予弃。裹衾屡就宿，下榻辱延致。谆谆味道言，情匪骨肉异。” 张翥在大都长期租房，二十年后才在大都买房。其诗《予京居廿稔始置屋灵椿坊衰老畏寒始制青鼠袍且久乏马始作一车出入皆赋诗自志三首》之一云：“五槐浓绿荫门前，东宇西房数十椽。不是衰翁买屋住，归时留作雇舡钱。”张翥说自己买房不是为了长期在大都住，而是为了有一天归去，有钱雇船。 中国社会科学网：疆域辽阔的元朝，想必在交通方面要有一定的特点吧？元大都“北漂”们的出行是怎样的呢？ 黄二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出行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二是出行工具的变化。 元人的出行环境和条件相对前代大为改善。这不仅体现在疆域辽阔带来的出行范围的空前扩大，也体现在陆路、水路、海路交通全面开拓带来的出行条件的空前改善。京杭大运河连接南北，海陆丝绸之路贯通东西。可以说，元代形成了以元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13—14世纪的整个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出行体验空前便捷。也是在这一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远距离游历与跨文化互动的高潮，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全球旅行家，比如马可·波罗。元大都的“北漂”士人，特别是对于南方士人来说，可以说是亲身参与了13—14世纪的远距离游历与跨文化互动。 出行工具方面，古代中国大体上是“南船北马”。元大都“北漂”士人出行，主要是以骑马为主。只是对于南方士人来说，由于骑术不佳，经常发生落马事故。比如赵孟頫，就曾骑马掉到河里。“他日，行东御墙外，道险，孟頫马跌堕于河。桑哥闻之，言于帝，移筑御墙稍西二丈。”“孟頫堕河”事件，竟然使得元帝下令“移筑御墙稍西二丈”，也算是当时一件大新闻。其他不少南方士人也发生过落马受伤的事，比如江西士人吴澄、揭傒斯等。 中国社会科学网：如果总结一下元大都“北漂”的衣食住行，我们可以得出哪些启示？ 黄二宁：元大都“北漂”的衣食住行，是发生在元大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流激荡的典型场域之中。面对着新的气候环境、饮食习俗、居住条件和出行变化，“北漂”士人群体都有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改变、交流、接受与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元大都“北漂”衣食住行的改变与适应，从个人层面来说，是一个个关于梦想、远游与奋斗的悲欢故事。“北漂”士人虽然在物质生活层面较为艰苦，但经过了多年的奋斗，不少人成长为推动元代文坛发展的重要人物，比如“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儒林四杰”（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等，都是在元大都提升了个人的文坛影响力，成为引领文坛风气的人物。从文化层面来说，元大都“北漂”衣食住行的改变，则体现了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并最终融会、定型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南方士人一方面受到了游牧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南方文化也影响了元大都，比如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到大都，有助于改变元大都的饮食结构；江南丝织品在元朝宫廷也颇受欢迎等。从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元大都多元文化交融激荡的历史，也奠定了北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这对于我们当前建设北京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