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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陆航 实习记者杨非非）8月21-22日，中国思想史论坛之“先秦思想文化史”专题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召开。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西北大学教授方光华，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赵世超，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学智、王晖，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萧正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程钢、欧阳军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韩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五邑大学党委书记张运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任大援，同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黑龙江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聊城大学、北部湾大学、洛阳师范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线上学者70余人，同线上会议参与者300余人，分别围绕先秦历史文化、诸子思想价值以及已故先秦思想史专家刘宝才教授的先秦思想文化史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作出贯通性的诠释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论文集成，张岂之、刘宝才为该著作撰写前言。宫长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前言对《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内容结构进行了科学划分，准确阐释了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路径的科学揭示。宫长为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前言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一是要注重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二是要重视中国古代文明自身的特点研究；三是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先秦史中的诸子学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而在儒法关系上的探讨则是热点中的重点。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李友广从天人关系、人性论、政治哲学三方面对荀韩思想进行了比较，提出荀子既没有完全舍弃儒家对道德所持的肯定立场，又在反思道德泛化倾向基础上弱化道德的政治作用，强调礼义法度、师法教化等制度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韩非则摒弃了儒家孔孟对于道德所持的泛化立场，有着消解宗法伦理与宗族力量的现实用意，而其将道德与政治所作切割与剥离，彰显了他政治哲学的务实理性特点。 孔子删订“六经”以来，经学史的发展，在形式上走了由简到繁、化繁为简的两条道路。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任大援提出，关于经学史发展的两种形式，是值得重视的学术史现象。第一条道路，是从“六经”发展为“十三经”，即是由《春秋》三传、三礼的增扩到宋代《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的增入，十三经的格局在宋代最终完成，经学在中国古代形成完整的系统。这一条道路，是不断丰富的过程。韩愈之后，经张载、二程、直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首次将《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并为集刊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终于出现。《四书集注》确立了经学史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即化简的形式。这种变化的学术史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一种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要满足它的内在需要和外部条件才能发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考虑它的传播问题，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时，内容需加以改造，而在形式上，表现出文明互鉴发展的复杂性。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教授程远以“天下观”为研究对象，结合“张骞凿空”史事，提出张骞的西域之行不仅带回了许多中华民族原有知识体系中全然没有的信息，更使人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之外还有不亚于华夏文明的族群在，进而促进了丝路的开通，令中国的精英层意识到更加广大的世界，促使中华民族在以后的历史中重新审视自己和检讨、澄清固有观念，带来思想上的解放。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张茂泽教授以学术观为契引，提出阳明学术观是着重研究人之所以为人、人如何做人的人文学术观，它包含“圣学之学”的圣学观，以心学为主线的中国学术史整体认识观，义理诠释的主体论诠释观，以及对理学末流“俗学”的批评思想。这对今天发展人文学术，澄清学界乱象，抑制俗学蔓延，具有启示意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讨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 作为与刘宝才先生生前进行学术探讨最多的学者之一，赵世超认为，刘宝才教授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史研究最重要的观点是：中国先秦三千年思想史就是一部“走进中国古代宗教，再走出中国古代宗教”的历史，最终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为共同特征的诸子流派。赵世超提出，刘宝才教授对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史的这种独特看法具有三个学术优点：一是承认了在古代宗教产生之前以巫术文化为特点的原始文化阶段的存在，由此避免了将巫术与宗教混为一谈；二是运用“走出中国古代宗教”对先秦诸子学进行了准确定位，由此揭示了先秦诸子学的理性本质；三是肯定了“走出中国古代宗教”的重大学术意义，强调先秦诸子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的发展，注重归纳与推理，没有任何一家将“鬼神意志”作为自身理论的出发点，普遍告别了“鬼神观”，走进了理性思维的新阶段，已经具备了“人学”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刘宝才教授强调运用理性主义线索书写先秦诸子史，运用理性主义思维理解整个中国思想史，继承和发展了通过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侯外庐学派既往学术特征，对今天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虽然诸子的思想观点不一，价值取向不一，但争辩中有贯通，冲突中有共识，矛盾中有统一。”赵馥洁在线上主旨报告中提出，先秦诸子在“治世”“立人”两个层面具有共同的价值主题，所谓“治世”就是描绘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并为之努力，所谓“立人”就是确立和提升人的价值。赵馥洁提出，先秦诸子在“立人”方面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只是追求的方式和途径存在差异。其中，儒家主张通过弘扬仁义道德确立和提升人的价值，道家主张通过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恢复人的价值，墨家主张通过劳力来确立和维持人的价值，法家则主张通过强制性的规范来提升人的价值。 韩星表示，刘宝才教授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立足侯外庐学派，并吸收了王国维、徐中舒等人的学术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炎黄文化、儒家经典和儒学、先秦诸子、先秦思想史等方面。韩星认为，刘宝才教授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是在传承发展侯外庐学派、追随张岂之先生不断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在此过程中，刘宝才教授重视思想与历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重视制度史、文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内容的阐释，将思想史研究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巫祝文化十分盛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秦史研究室朱彦民教授从“巫”“觋”的区分与考辨入手，提出近代学者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巫”字分析上曾有一些误释，他认为学界目前释“巫”为玉、为工、符号、医药工具等八种主要观点，应以巫师法术工具说更接近史实。特别是“巫”为工矩尺子交错之形，不仅与钟鼎简牍字形契合，且有《帛书》《荀子》等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佐证，“巫”字实为中国古代巫觋所持巫术工具的概括写照。 “走出宗教的无神论是刘宝才教授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创见”。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提出，“唯物主义与宗教”问题是理解刘宝才教授学术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这里的“唯物主义”确切意义指的是按照自然的面貌解释自然现象。谢阳举认为，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特质，使得我们可以更方便地从文化上直接进入人的精神的探讨。刘宝才教授是作为自觉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而谈宗教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和常识意义上科学的无神论的叠加中谈宗教的。 政治意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影响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从内涵上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个层次。政治意识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观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健认为，政治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孔子以下的儒家政治意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公认的，追根溯源，西周王朝的许多政治意识具有超越时代的内涵，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夏商周三代以来，尤其是西周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些超越时代的、普遍的、合理的政治意识。王健以今文《尚书》材料为中心，将周初以来形成的关于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的政治意识归纳为三个方面：国家政治疆域的传承与统一意识、政治统治权威的合法传承意识、批判和推翻暴君暴政统治的变革意识。上述政治意识对国家政治疆域的形成、继承、开拓和稳定十分重要，同时，也奠定了西周改朝换代并维护其长治久安的政治统治局面的合法性基础，并深深影响了后世。 中国先秦史学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晖教授认为，“赋制”是西周春秋时土地制度中变化最大的一部分。王晖以毛公鼎铭等金文与《国语》等古文献所载为依据，提出西周赋制内容是贡献田亩粮产品，而军赋只能是粮赋且涉及东都、四方及蛮夷，至于以春秋中后期才形成的民给车马甲兵士徒类军赋类比西周赋制，实是学界据《司马法》《孟子》等文献解读后的误解。中国先秦史学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勇教授通过对《尚书·吕刑》的作者及法典本质特征问题的考析，结合《诗经》《史记》等文献记载，强调《吕刑》篇当为周穆王颁行新法的诰辞而绝非吕王作，“吕命王”之吕是畿内封君吕伯而非畿外姜姓“吕侯”，而《吕刑》的制定也是周穆王为应对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财政危机，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应对措施，非积极意义的法制改革。 肇始于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具备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学术思想的代表，历史影响深远。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武占江教授从重新界定五行与阴阳思想的结合时间入手，认为甲骨文、《尧典》《洪范》等一系“《月令》文献系统”显示阴阳、五行观念出现极早，而从观念系统的角度来看，则五行生克观念的产生、五行与阴阳观念的结合不会晚于春秋时期。将五行产生及与阴阳相结合定在战国时期，实际是受疑古思想影响而孤立、疑伪《左传》《月令》等文献的一个伪问题。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王锟教授提出，传统五行学说中原本相对独立的相生自然系统与相克人工系统，在战国秦汉时期天人合一思维影响下，人们力图调和相生与相克系统的内在矛盾及“四”与“五”的错位，使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逐渐融合进而形成了成熟的五行学说。它所体现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与统筹协调、赞助相生而减少相克的社会治理方法对现代仍有启示意义。 感怀追忆学术身影 2020年7月，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刘宝才教授因病离世。刘宝才先生从事教学、研究半个多世纪，在本次研讨会中，部分与会学者从生活、学术等各方面，对刘宝才教授进行了深情回忆，表达了对刘教授的深切怀念。 “刘宝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崇高的学术风范，高尚的人格品质，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鲜明的治学精神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一代代研究学者自侯外庐先生以来始终继承和秉持的优秀学术传统的体现。”王亚杰在致辞中介绍，中国思想史研究是西北大学办学历史最为悠久、学脉积淀最为厚重的领域之一，具有光荣的历史与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奠基人侯外庐先生，主编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张岂之先生进一步继承了侯先生的学术文脉，除了协助侯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还陆续主编出版了着眼于夯实中国思想史学科基础的《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编年》《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等教材与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为学界所公认的、享誉史林的“侯外庐”学派，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知名研究学者。刘宝才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刘先生生于1938年，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72年起在西北大学任教，曾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黄帝陵基金会名誉理事，秦文化研究会顾问，炎帝文化研究会顾问。刘先生著有《求学集》《求学续集》，并参编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学术编年》《中国思想学说史》等多部著作，获得了多项学术荣誉。刘先生的治学精神充分彰显了西大学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高远的文化追求，以及百年学府的崇高理想和历史担当。 王亚杰表示，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质和能力素质；一所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反映了一所大学的文脉沉淀、文化底蕴和理想追求。不断深化中华思想文化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是西北大学的职责使命。此次学术研讨会是充分联合优秀学者共同推进先秦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契机，希望与会学者继承发扬优良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深入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传承创新贡献新的力量。 方光华回顾了张岂之、刘宝才先生组织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关于先秦卷的研究过程，提出该卷在大量利用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中国思想的起源，早期儒、道思想，孔子思想的演变过程以及先秦重要文献《中庸》的属性等，都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提出，早在诸子学说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基本上摆脱了神学的思维模式，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传统。它提出了人是万物之灵，人最为天下贵；它重视人类精神生活与自然真理的相契；它关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它强调吸收不同思想观点的长处。 青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历史与社会学系张广志教授从1979年的川大先秦史进修班机缘谈起，回顾了在过去四十年来，与刘宝才教授初识同游成都春熙路旧书店，新世纪以来刘教授在学术和教学上对自己的助力，以及与他交往中谈论过的几件生活琐事，展示了刘老乐观、勤勉的品性，表达了对刘老师的深情追思。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刘学智教授回忆了与刘宝才教授三十年亦师亦友的交往经历，概括刘宝才先生在先秦诸子学、两汉史、炎黄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并以对先秦诸子学说的一体重视、诸子学说与中国经学互动关系、以及儒家与法家学说的内在关联三点为例，概述了刘宝才教授的治学创见。 本次会议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和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主办，是新时期中国思想史论坛系列研讨活动的第一次论坛。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是专门史国家级重点学科点，长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工作，致力于光大侯外庐学派中国思想史研究传统，自1978年以来已经培养400多名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和博士后出站人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