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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研究 学人读旧 王彬 1912年，鲁迅从南京来到北京，至教育部任职。1926年，鲁迅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从一名公务员成长为伟大作家。 在北京，鲁迅长期住过四处地方：一是南半截的绍兴会馆、一是八道湾11号、一是砖塔胡同61号、一是宫门口西三条21号。这四个地方，一处是会馆，一处是三合院，两处是四合院，鲁迅居住过的四合院有哪些特征，或者说留下了鲁迅的哪些印痕，而这些印痕折射出哪些鲁迅其时的境况与意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 1912年5月5日晚，鲁迅来到北京，住进宣武门外骡马市“长发店”（客栈）。第二天，移入南半截胡同里面的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又名绍兴县馆，原是山阴与会稽两县的会馆，称“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由著名学者章学诚于清道光六年（1826）创建，宣统年间废除府制，两县合为一县，统名绍兴，会馆也由是改称。绍兴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仰戢堂，（1） 供奉着自汉代以来越中240位先贤的牌位。在仰戢堂的门口悬挂着清人李慈铭撰写的一副楹联，称颂绍兴一带的山川形胜与人文翘楚 ： 溯君子六千人，自教演富中，醪水脂舟，魁奇代有，乃谢氏传，贺氏赞，虞公典录，钟离后贤，暨孙问王赋以来，接迹至熙朝，东箭南璆，三管毫耑长五色； 表镇山一十道，更瑞图王会，篑金嵞玉，钟毓尤灵，况惭名江，镜名湖，宛委洞天，桐柏仙室，应婺宿斗维而起，翘英便中国，殊科合辙，一堂辇下拱千秋。（2）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进京时曾经在这里居住。然而，在会馆中的什么地方，难以稽考了。鲁迅先是住会馆中的藤花馆，后来迁徙到补树书屋。鲁迅在1916年5月6日的日记这样记载：“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 （3）“避喧”，就是逃避喧闹，鲁迅在1912年9月18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夜邻室有闽客大哗”（4），过了几日闽客又来，“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5），搅动清宁使人难以入眠，因此要迁居。在补树书屋鲁迅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1917年4月1日，周作人也来到北京，经鲁迅向蔡元培推荐至北京大学任教，也住进补树书屋。 为了将在绍兴的母亲与家人迁至北京，鲁迅决定在京购房，从1919年2月到7月之间，鲁迅四处奔走，最终选定了八道湾11号。12月29日，鲁迅全家搬进八道湾。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8月携朱安离开八道湾，暂居于砖塔胡同61号。九个月以后鲁迅再次觅屋，购买了宫门口西三条21号，1924年5月入住，1926年8月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总结鲁迅在北京长期居住过的四个寓所，绍兴会馆、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与宫门口西三条21号，就院落的形态而言，第一处是会馆，第三处是三合院，第二与第四处是四合院。鲁迅住过的四合院与北京的四合院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与北京的四合院有那些共性，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 那么，何谓北京四合院。 二 先说四合院。 简单而言，四合院就是四面都有房子的院子。地域不同，四合院的特点也不尽一致，而北京四合院的特点是： 1、南北方向，所谓 “子山午向”的中轴布局。 正房与倒座位于中轴线上。正房是院子的主体，进深、面宽、架高与内外檐的装修规格都居于首位。正房的列柱是双数，房间是单数，从而保证明间的房门在中轴线上。正房一般是三间。正房两侧有时构筑耳房。耳房的高度低于正房。正房与耳房的总长决定了四合院东西方向的长度。 2、院门位于院子的东南或者西北位置。 如果院子坐落在胡同的北部，则院门位于东南角；如果院子坐落在胡同的南部，则院门位于西北的位置。在北京，居住之所，只有皇宫与王府例外。因为，主人的身份特殊，即使这样，宫门或府门与中轴线也要有几分偏离。当然，寺观的大门也要置于中轴线上，因为那里是“神居”而非尘世民居。 3、正房、倒座、两厢都是单层建筑，而且各自独立，互不相连。 正房与倒座，南北相对，两厢的前檐位于正房墀头墙的外侧。正房两侧如果设有耳房，那么耳房的面阔与厢房的进深保持在同一尺度。如果正房的后面还有房屋，那么东面的耳房则作为通道。这一点是北京四合院与其他地区四合院的重大区别。 4、正房、倒座、厢房通常采取山墙到顶的硬山样式。一般不在山墙也不在后檐墙开设门窗，门窗均向院内开辟。 5、北京四合院的庭院一般为正方形。 北京四合院内部的庭院与山西或者陕西窄院中的庭院不同。在长宽的比例上，北京四合院大约是1：1， 山西是1：2， 陕西是1：3。这就意味，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基本是正方形，无论是山西还是陕西，庭院则是长方形的，建筑虽然也是一正两厢，但是东西厢房相互靠拢，把正房部分或者大部分遮住。 北京四合院的构造大体如此。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施加新的要素，进行纵向与横向的组合。 新的要素是卡子墙、垂花门、抄手游廊、後罩房。其中，卡子墙位于东西厢房的南侧，卡子墙的中间是垂花门，卡子墙与倒座之间形成第一进院落。卡子墙与正房形成第二进院落，抄手游廊把正房与厢房衔接起来。正房之后是后罩房，二者构成第三进院落。在这类四合院中，第二进是主体，庭院基本是正方形的，第一进与第三进则是南北短而东西长，呈扁长形状。 三进四合院是典型的四合院。 如果去掉后罩房，把庭院再向后延伸，加盖正房与厢房，则此处的正房与前面的正房形成前堂后寝的格局。如果这进庭院的后面再设置后罩房，则形成四进院落。 从理论上讲，四合院可以进行无限的纵向组合。但是实际上，北京的四合院，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至多是五进。比如，清末协办大学士文煜在帽儿胡同的住宅分东、中、西三路。其中。西路是住宅，分五进。大门位于院子的东南角。进大门是一进院，南侧是七间倒座房。北侧是卡子墙，中间是垂花门。垂花门后是二进院，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与厢房之间用抄手游廊相连接。之后是三进院、四进院，正房均为三间，最后是五进院，有十六间后罩房。在横向上，也可以任意组合。但是，同样由于地理环境限制，一般也只是三路，而且并不全部安排住宅，而是根据需要进行处理，仍以文煜的住宅为例，西路是住宅，东路是下房，中路便是北京著名的私家园林“可园”。 三 八道湾11号，也基本如此。具体讲，是这样的格局： 1、院子在八道湾胡同北侧，中轴线布局，坐北朝南。 2、院门在院子的东南角。 3、在院落的南侧有九间倒座房。 4、 倒座北侧是一道卡子墙。卡子墙中间辟们，卡子墙与倒座构成第一进院子。 5、卡子墙之后是第二进院子，有北房，即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 6、北房后身是九间后罩房。二者形成第三进院子，也就是后院。周作人与周建人家眷住在第三进院子里，兄弟失和以后，周作人在信中告诫鲁迅：“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6） 便是指此。 这些特点完全符合北京四合院的模式。 不同之处是： 1、11号前面尚有一座院子。这座院子不妨称为外院。外院的东南角是一座直棱车门，其上构花砖女墙，下设礓礤。 2、卡子墙中间未设垂花门，只有一个通道；同样在一进院的东南角也没有构筑大门，只是把倒座房的第七间辟为通道；正房与厢房之间没有抄手游廊，而是构筑了抄手形状的短墙，其上辟通道，以便正院与后院往来。又在正房北山墙与西侧院墙之间加筑一道短墙，其上亦辟通道，与后罩房西侧的屋门基本相对。通过两道短墙使得后院基本处于封闭状态。 3、正院，也就是二进院，庭院十分宽阔，鲁迅的老友许寿裳说这里简直可以开运动会。同样，三进院也十分开阔，不像一般四合院那样狭窄扁长。与普通的四合院相比较，11号的庭院面积与房屋规模在比例上显然失调，简而言之是庭院大而房屋小。为什么会是这样？后文分析，而为什么要买这样一座大宅则和鲁迅有关。原因是鲁迅考虑到两个兄弟都有孩子，需要较大的玩耍的场地。 4、明间背后接出一座灰棚，为了便于采光，安装了颇大的玻璃窗。灰棚里面设有一具鲁迅睡觉的木炕。西三条21号的明间后面也筑有这样的灰棚，鲁迅称老虎尾巴。这里，当然也是老虎尾巴。鲁迅与朱安琴瑟异趣，即便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也处于分居状态。有一次，鲁迅的母亲埋怨朱安没有孩子，朱安说，大先生都不和为我说话，怎么会有孩子呢？ 北京四合院里的房屋，讲究者既有前廊也有后厦，这条老虎尾巴可以说是鲁迅对后厦改造后的简易变种吧！ 5、东西厢房的北侧山墙各辟一门。在北京，一般不在山墙上辟门，这里是特例。因为是在北边的山墙上辟门，故而房门的朝向必然是后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周作人对八道湾进行改造，将正房东西两侧各加半间，也就是各增加了半间稍间。两稍间合为一间，正房实为四间。然而，北京的四合院，正房不可以出现四间，因此采取四破五的做法。同时把厢房进深加宽，由是墀头墙与正房的墀头墙有所交集。 根据有关史料，11号占地四亩，在北京，标准四合院占地“五八丈”，也就是40平方丈，约当443.56平方米，0.67亩，两相比较，11号是它的六倍，可谓大宅。八道湾是一条曲折小巷，却出现了这样占地宽阔的大宅，是否有历史原因呢？ 四 八道湾一带，在明代是内府供应库外库的所在地，其南面的“前供应胡同”与东面的“后供应胡同”，均是由此演变而来。供应库是明代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一，根据刘若愚《明宫史》记载，这个衙门主要负责皇城与山陵等处内官的粮米供应，此外还设有油库、蜡库，“凡御用白蜡、黄腊、沉香等香，皆取办于此库。”（7）这是一个重要岗位，“非九重依畀最有宠眷者不得掌也。”（8） 虽然皇帝重视这个位置，但在这个位置上的掌印者却良莠不齐，神宗时有一个叫张明的内官做掌印，引起内官们的愤怒。按照标准每一名内官的月供是四斗米，张明不仅把好米换成坏米，甚至克扣斤两只给三斗半。“宫中各长街设有路灯”，（9）每至夜晚，“内府库监工添油点灯，以便巡看关防”，（10）然而到了魏忠贤擅政的时代，便把这个事废除了，以便他在夜间出行，而“无敢言者”。（11）供应库的衙署在皇城内东北，今天的纳福（原称内府）胡同里，“厅前悬木鱼一尾，长可三尺许，以示有余粮之意。”（12）大厅后面的仓库上安放着一只“瓦鸽子，相传已久，不知何所取意也。”（13） 刘若愚本是魏党，侥幸漏网以后在羁押期间撰写此书为自己辩解，同时也记述了其时的内廷日常生活与内府执掌，供应库即其中一例，可惜没有留下外库的记述。然而，稽考历史舆地仍旧可以推断，八道湾，很可能是外库里面的一条道路，废弃以后逐渐形成闾阎，而11号或者曾是其中的一处院落也未可知。因为这个原因，11号，其前身，并非普通民居故而占地阔大，且庭院宽阔也就可以理解了。 相比之下，鲁迅在北京的最后居所，西三条21号只占地四百余米，即：“五八丈”—— 一所标准四合院的占地面积，是八道湾11号的六分之一。其中，东南角是院门，小巧的屋宇门镶金边涂黑漆。院门西侧是四间倒座，倒座对面是三间北房，东西厢房各两间，围出一个小巧的正方形庭院。简之，是一处标准四合院。但是也有不同，一是明间背后的老虎尾巴，一是正房背后的后园。前者鲜明地保持着鲁迅的个人印记，后者则流露出鲁迅对故乡的怀念。在绍兴，有模样的院子往往有后园——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公子与小姐私会的后花园吧！在绍兴，鲁迅故居里的后园是百草园，鲁迅外祖母家也有类似后园，只是窄浅不少。根据鲁迅日记，31号原来有六间房屋，鲁迅购买以后，进行了修缮与改建。这些变化自然与鲁迅有关。但是，在院落的主体布局与建筑样式上依旧是北京四合院的模式，表现在房屋的细部也是如此：门枕石、花边瓦、步步锦、支摘窗、帘架、风门、荷花栓斗与荷叶墩，都是地道的北京做法，而让北京人感到熟稔与亲切。 五 在北京四合院里，北房一般为正房，无论是建筑等级还是尺度，都要大于其他房屋。在尺寸上，明间最大，次间递减。而且同样是次间，在尺寸上也略有差别。东次间大于西次间。所以出现这个差别，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以“左”为上。这个现象在年代久远的房屋十分显著。晚近的房屋则不甚明显，甚至与明间的尺寸完全一样。明间之所以大于次间，主要原因是，一，这里是中轴线通过的地方；二，这里设有祖堂；三，主人与家人在这里聚会。除夕之夜，慎终追远，在这里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因此，明间又称“祖堂”。当然，房屋繁多的四合院，也可以在另外地方设置祖堂，这里只是就一般而言的四合院通例。次间一般做主人的卧室与个人活动场所。如果主人有长子，则主人住东次间，长子住西次间。主人去世以后，其灵寝要置于明间，而且摆放在中轴线上，也就是所谓的寿终“正寝”。长辈居住北房，明间设置祖先的牌位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那里是大吉之地。 八道湾11号、宫门口三条21号，乃至砖塔胡同61号，在正房的安排上也是如此。以八道湾11号为例，根据周丰二手绘（14），  房屋具体分配是这样的： 1、正房。鲁迅的母亲鲁瑞住东次间，长子鲁迅与妻子朱安住西次间。然而鲁迅与朱安琴瑟不睦，因此在明间后面加筑了一座灰棚。2、后罩房。鲁瑞的次子周作人一家住西边三间，三子周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15）因为这里居住年轻女眷因此在南侧加筑了一段短墙。东面的三间为客房。为此，其南未加筑短墙。1922至1923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曾经在此居住。鲁迅在《鸭的喜剧》中记载，一天，爱罗先珂叹息北京过于寂寞，回忆他的旧游之地缅甸说，那里：“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而“北京却连蛙鸣也没有。”（16）后来爱罗先珂买了十几只蝌蚪放到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子里”，（17）等蝌蚪长大变为青蛙听蛙鸣。“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18）仲密，即周作人。 3、西厢房。鲁迅与周作人的书房。鲁迅搬出以后周作人取名“苦雨斋”。八道湾11号西北高东南低，但是泻水不畅，夏日的雨水经常淤潴到第二进院子里，甚至高过台阶漫进房屋，苦雨斋之称便由此而来。周作人在《苦雨》一文中写道，一天夜雨：“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 。（19） 4、东厢房。南边的一间住女佣、中间的一间做堆房、北边的一间做饭所（饭厅）。上面谈到，东西厢房的北侧山墙上各辟一门，故而门的朝向必然是第三进，也就是后院。因此吃饭必须要穿过东边的门道，换句话说是进入后院。由于这个地理环境，兄弟参商以后，鲁迅不再去后院，自然只能在自己的房子里吃饭了。鲁迅在192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20） 5、倒座。西边三间为客房，中间三间为鲁迅所用，著名的《阿Q正传》便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东边三间，一间是门道，两间是男佣的住处。 总之，男佣住在第一进院子，女佣住在第二进院子，（21）长辈与大儿子住正房，其他儿子与年轻女眷住在最后一进院子里，而且与正院之间构筑短墙进行隔离，主人居住的地方甚至修建了两道短墙。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是中国居住文化的悠久传统，为鲁迅和他的家人沿袭而因循旧例没有丝毫变化。 六 根据周丰二手绘，八道湾11号，鲁迅种植的花木： 1、外院影壁后面是一株枣树，北边与西边是三株槐树； 2、一进院，即前院。鲁迅使用的三间倒座，窗下有四株丁香，三间客房阶下是一株杏树，对着男佣住处的门口是一株槐树、卡子墙门道东侧是一株杨树和一株丁香、西侧是一株松树，（22）西边堆房的前边是一株枣树； 3、二进院，即正院。门道两侧各是两株丁香、北房前面是四株丁香，西厢房窗前南侧是一株枣树，东厢房女佣窗下是一株柳树、饭所窗下也是一株柳树； 4、三进院，即后院，周作人的“后边院”。北房西山墙下是两株丁香、对面是一株槐树，后山墙下是四株丁香，后罩房主人居住的窗下是三株丁香与两株黄刺梅，客室前面是四株丁香与一株柳树，后山墙东侧是一株桑树，后院西墙下是一株国槐。 计有：枣树3株、槐树6株、杨树1株、松树1株、柳树3株、桑树1株，杏树1株、丁香26株、黄刺梅2株。总计44株。 对此，不妨进行简单分析： 1、槐树与枣树。 在庭院中植种槐树与枣树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记载，社稷坛的四周修筑壝墙，根据土质情况种植不同种类的树，这样的树称社树。不同的社种植不同的树，槐树便是其中之一，《周礼•秋官•朝士》又曰： 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23） 棘，即枣树。 上面的引文，译为今天的普通话大意是：朝士执掌外朝法式。具体是：在外朝的左侧种植九株枣树，用来标明孤、卿与大夫朝见周天子时的位置，刑官之士站在他们的身后；在外朝的右侧也种植九株枣树，用来标明公、侯、伯、子、男的位置，乡遂以及都鄙公邑的官吏站在他们背后；南面则种植三株槐树，用来标明三公的位置，州长与庶民代表站在其后。三公即太师、太傅与太保等三个最高等级的官员。官员的等级不同，朝见周天子时的位置也不一样。在周天子外朝栽种枣树槐树的依据，古人的解释是，枣树木质的颜色赪红，而树枝有刺，取其赤心外刺之意。至于槐树，郑玄的解释是“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 （24） 枣树与槐树一般不栽种在中间的庭院，更不会栽于庭院中心，“有谁看到一进垂花门，当院便是一棵大槐树，或是一棵大枣树呢？”（25）“一般都是种在正房或东、西屋后面，或是大宅门宽大的外院中，种在房后，叫‘围房树’，这是有讲究的。”（26）槐树与枣树使人联想到“槐棘”与“三公槐”，这是公卿大夫的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嘉木，北京四合院栽种之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八道湾11号种有六株槐树，外院三株槐，前院一株，后院两株，都在正房与东西厢房外侧，完全符合北京四合院栽种槐树的地理位置。枣树三株：一株在外院的影壁后面，一株在前院西边，一株在正院西厢南侧窗下——正院边角的位置，也基本符合北京四合院栽种枣树的地理位置。 2、丁香。丁香属花木，为北京四合院中习见。丁香绽放时，花香四溢，未绽之时，花蕾密布枝头而称丁香结，又称百结。唐宋以来，诗人常以此喻“心结”、“愁结”，将郁结的惆怅之情寄予其中。李璟词《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商隐诗《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将丁香视为“引愁”之物。戴望舒在《雨巷》中寻找丁香一样的姑娘，也是将丁香喻为愁怨美丽的象征。鲁迅大概对丁香独有钟爱，因此在八道湾栽种了26株丁香，这或者与他的生活境况有关。（27） 然而，北京四合院的庭栽更多的是石榴，“天棚鱼缸石榴树”，天棚用杉篙与席箔构成，夏季搭建在正院之中而用以避暑。由于这个缘故，在正院里不栽种高大乔木而多植灌木或者小乔木，八道湾11号也基本遵循这个原则。石榴树因其花朵颜色艳丽与果实多籽，故而成为北京人的第一选择。 3、八道湾11号栽种的松树、杨树、桑树在北京四合院中基本见不到。原因是松树与杨树是墓冢里的树种，而桑树之“桑”与“丧”谐音，也为北京人所不喜而避讳。既然是这样，鲁迅为什么要在自家院中栽种这类树木，鲁迅没有解释，周作人在《两株树》中援引《群芳譜》说杨树有二种，一种是白杨，一种是青杨，白杨蒂长两两相对，遇风则簌簌有声，人多植于坟茔之间，因此“大家对于白杨都没有什样好感。为什么呢？这个理由我不大说得清楚，或者因为它老是簌簌的动的缘故罢。听说苏格兰地方有一种传说，耶稣受难时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杨木做的，所以白杨自此以后就永远在发抖，大约是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做钉的铁却似乎不曾因此有什么罪，黑铁这件东西在法术上还总有点位置的，不知何以这样地有幸有不幸。（但吾乡结婚时忌见铁，凡门窗上铰链等悉用红纸糊盖，又似别有缘故。）我承认白杨种在墟墓间的确很好看，然而种在斋前又何尝不好，它那瑟瑟的响声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来斋夜话的时候，忽闻淅沥声，多疑是雨下，推户出视，这是别种树所没有的佳处。”（28）喜欢白杨叶子的骚动之声，同时也说明他对西洋文化的关注。周氏兄弟虽然后来不睦，但是在兴趣上仍然有相近之处，对杨树的喜爱，或者是其中一例。 1924年6月25日，鲁迅从砖塔胡同移居西三条胡同21号。次年四月4日，请“云松阁李庆裕议种花树”，（29）次日“云松阁来种树，计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30）总计6种12株。其中，刺眉即黄刺玫，榆梅即榆叶梅。丁香位于前院，其余均在后园，碧桃种在正房背后东侧，余者则位于后园北墙下，从西向东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这些至今尚在，三株青杨则一株也没有了。相对白杨，青杨的叶子细小，树冠相对低矮，在不大的园子里栽种三株青杨，可见鲁迅的意趣。 与八道湾相比较，西三条栽种的花木，相同的是丁香与黄刺玫，不同的是榆叶梅、碧桃与花椒树。前三种基本见于北京四合院，碧桃少见，花椒只是反映了鲁迅的个人兴趣而已。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朱安，说到院子里的洋桃与樱花。朱安说，鲁迅喜欢的那株樱花被虫子咬坏了，去年才将它砍倒。而“鲁迅亲手植的那株洋桃，高出屋脊，绿叶森森，遮盖住西边的半个院子。”（31）洋桃，在《两地书》中，写作杨桃。关于杨桃，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多次述及。先是，1926年9月28日，许广平在信中说广州的天气时常有雨而空气潮湿，但也有好吃的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32）10月4日，鲁迅复信云没见过杨桃，“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33）两周以后鲁迅在信中再次提到杨桃说，“很想尝尝杨桃”。（34）西三条院内的洋桃，应是鲁迅1926年离开北京以后栽种的。1929年、1932年，鲁迅两次从上海返京，或者是发生于这两个时间节点。 分析八道湾11号与西三条21号，那里的花木，与北京四合院传统相同的是：槐树、枣树、丁香、黄刺玫、榆叶梅与碧桃，不同的是松树、杨树、桑树、柳树、花椒树、樱花与杨桃。如同这两处的建筑布局与居住文化，这里的花木也呈现了两面性，一方面是鲁迅及其家人对传统居住文化的沿袭与坚守，另一方面，那些在北京四合院中难以见到的花木则折射出了鲁迅的生命体验、文化倾向与个人意趣，从而开启了认知鲁迅的另一扇隐秘窗口。 2016、12、17 改定 注释： （1）绍兴会馆位于今西城区南半截胡同7号。有北、中、南三院。南院两进，正房三间半，南侧的半间是穿堂，过穿堂是后院，有正房五间，亦坐西朝东，北侧有两间厢房，原有槐树，即补树书屋。 （2）转引自《鲁迅与他的北京》第4页。萧振鸣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4月。 （3）（4）（5）（20）（29）（30）（32）（33）（34）《鲁迅全集》，第14册第218页、第9页、第19页、第460页，第541页、第541页；第11册第138页、第140页、第180页。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6）（14）转引自《八道湾十一号》第138页、第306页，黄乔生著。三联出版社，2015年6月。 （7）（8）（9）（10）（11）（12）（13）《明宫史》，第45——46页。［明］刘若愚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 （15）周作人一家有：周作人、羽太信子、周丰一、鞠子与若子；周建人一家：周建人、羽太芳子、静子、周丰二与周丰三。 （16）（17）（18）《呐喊》，第169页。鲁迅著。北京，海燕出版社，2015年3月。 （19）《雨天的书》，第6至7页。周作人著。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7月。 （21）其时周家的男佣有：齐坤（管家）、王鹤招 ；女佣有李妈、小李妈、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此外还有烧饭的大师傅、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等。总计不少于9人。 （22）据周吉宜先生为笔者手绘，此处的松树应为柏树。 （23）（24）《周礼》，第337、337页。钱玄等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7月。 （25）（26）《北京四合院 草木虫鱼》，第79页。邓云乡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 （27）《鲁迅故居：小四合院里的幽怨丁香》其中写到在西三条21号，“鲁迅只住了一年多，朱安却住了二十三年。我想，她应该也经常会站在那两棵丁香树下哀叹吧？哀叹连树都是成双成对，自己却长久地形单影只，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可曾想到，他亲手植下的两棵丁香，会成为朱安漫漫长夜时的寄托？” 2015年5月15日17：55灵叶 新浪 博客。 （28）《周作人文选》卷二，第40页。周作人著，钟叔河选编。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12月。 （31）转引自《我也是鲁迅的遗物》第214页。乔丽华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