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宋嵩 长篇小说 鲁迅研究  前言 2000年初，王朔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我看鲁迅》，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章一共有五节，其中第二节专门指出了“鲁迅没有长篇”这个早就被人念叨了几十年的问题： ……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有一种为没写过什么东西混了一辈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话，说写短篇比写长篇难，因为结构如何如何之难，语言要如何如何精练，这也就是蒙蒙没写过东西的人。短就是短，长就是长，写长的要比写短的多倾注心血这还用说么？长篇就不用结构了？就该啰嗦？长篇需要用力劳神的地方那是只会写短篇的人想也想不到的。是，小说只有好坏之分，不在长短，同是好小说，我也没见谁真拿《祝福》《交叉小径的花园》去和《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相提并论。 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若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周围不是那么个环境，他再跟他弟一样客气，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政府人事档案时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像样的作品。 “鲁迅没有长篇”，是明摆着的事实；然而，究其一生，鲁迅曾经有过好多次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和构想，却始终未能完成，也是事实。 一、《杨贵妃》 鲁迅一生中构思时间最长的长篇小说，是以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为原型的《杨贵妃》。从1921年6月翻译完日本作家菊池宽的短篇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之后起意，一直到1934年1月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最后一次表明自己有写《杨贵妃》的意愿，前后近十五年，可以说贯穿了鲁迅人生的最后阶段。而这一构思，又经历了多次波折。 1921年6月30日，鲁迅在《〈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中写道：“杨太真（按：即杨贵妃）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虽然没有明确说要根据杨贵妃的故事写小说，但是从“我也愿意发掘真实”一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鲁迅的用意。 此事从鲁迅一生的好友郁达夫的一篇文章里也能看出端倪。1926年，郁达夫在《创造月刊》上发表《历史小说论》一文，文中提到一个细节： 说到了杨贵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了。朋友的L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会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了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惜他近来事忙，终于到现在，还没有写成功。 熟悉郁达夫和鲁迅之间关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朋友的L先生”就是鲁迅。既然“从前老和我谈及”，说明至少在写作此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按：从鲁迅日记看，鲁、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1923年初），鲁迅就早有“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的想法，但是并不能确定鲁迅要写的是不是“长篇小说”（从“一篇小说”的提法来看，似乎更可能是短篇小说）。 1924年7-8月，鲁迅应邀到西安，为西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学，同行的人中有好友孙伏园。孙伏园日后将回忆鲁迅的文章结集为《鲁迅先生二三事》，其中一篇即题为《〈杨贵妃〉》。文章开头就说： 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 关于这个剧本的内容和构思过程，则是：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按：即1921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 可是，鲁迅此次西行看到的西安，“的确残破得可以”，再加上“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最终使他打消了创作这个剧本的念头：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的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 孙伏园说“《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事实上，杨贵妃的故事一直萦绕在鲁迅心头，对梅兰芳风靡一时的《贵妃醉酒》也多有微词。例如，著名画家李毅士（祖鸿）在1932年出版了代表作《长恨歌画意》，鲁迅对这个作品意见很大。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鲁迅“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而在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鲁迅也批评《长恨歌画意》“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与‘梅郎’（按：即梅兰芳）之流耳”。至于他就京剧《贵妃醉酒》引发的“杨贵妃热”而写《略论梅兰芳及其他》等文章，早已为读者熟知，此处不表。 明确说《杨贵妃》是“长篇小说”的，是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冯雪峰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亡友鲁迅印象记》的第十五节“杂谈著作”中提到，“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而冯雪峰则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指出： ……鲁迅先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不很有意思写长篇小说……因为在先生，有自己的一定的工作计划和方针。朋友之间常有人主张他写它几部长篇的，对于这样的劝告，鲁迅先生常没有听进耳里。…… 但是，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欲描写唐朝的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说唐朝的文化很发达，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先生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但他又说他曾为了要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古籍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他想写它的兴趣反而因此索然了。写这历史小说的计划，应该在一九二四年以前，而终未实现，他似乎不想实现。 前文提及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其中关于小说《杨贵妃》是这样说的： ……五、六年前（按：此处应为误记，实际上是十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这个延续了十几年（或许更长？）的“摹想”，就这样一直牵挂在鲁迅心头，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二、《红军西征记》（？）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由于涉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最艰难那段时期的历史，证据不多，基本上只能依靠冯雪峰的回忆： 那是一九三二年，大约夏秋之间，陈赓同志（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陈赓将军）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方面来到上海，谈到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围剿中的战斗的剧烈、艰苦和英勇的情形，听到的人都认为要超过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中所写到的。大家认为如果有一个作家把它写成作品，那多好呢。于是就想到鲁迅先生了。那时候朱镜我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把油印的材料交给我送去请鲁迅先生看，并由我和他谈；我所持的理由有二点：第一，当时外国的记者或作家，例如史沫特莱，根据从我们这方面得去的材料写成文艺性的报告，也都成为很宝贵的东西，而以鲁迅先生的文笔来写，当然很能高出一等的，况且他是中国人，社会经验又丰富，无论怎样，可以写得不同一些的。第二，写不成小说，只写成像报告文学一类东西，也就很好了，因为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定很大的，尤其由他来写。我记得，鲁迅先生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任务，虽然没有立刻接受，也并没有拒绝，说道：“看罢。”几天之后，鲁迅先生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许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的他的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鲁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酝酿过一个时候，因为那以后不久曾经几次谈起，他都好像准备要写似的。别的话记不得，象下面这几句，我还记得清楚的：“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象《铁流》似地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但后来时过境迁，他既没有动笔，我们也没有再去催他了。不过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时候；我记得一直以后他还问过我：“那些东西要不要还给你？”我说：“不要，你藏着如不方便，就烧毁了罢。”在他逝世以后，许广平先生有一次还谈起过，说鲁迅先生曾经把那些材料郑重其事地藏来藏去的。（冯雪峰：《回忆鲁迅》） 1956年，作家张佳邻采访了陈赓将军，写成《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一文，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文章的开头说： 我们听说过，鲁迅先生曾经想写一本关于红军的书，这是由于和陈赓将军的一次会面引起的。在那次会面时，陈赓将军为鲁迅先生讲了许多红军的战斗故事，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了鲁迅先生。后来，不幸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没有写成。但是，这些材料鲁迅先生一直珍惜的收藏了很久。在白色恐怖下，保存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这些材料经常要移动地方，但是鲁迅先生一直未舍得焚毁。听说甚至当年陈赓将军在介绍战斗情况时，随手所画的地图，鲁迅先生都保留下来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幸运能读到鲁迅先生描写红军的书，但是从这件事所体现的，先生对红军的关怀、期待、爱，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我们曾为此事去访问过陈赓将军。 文章以陈赓口述实录的方式回忆了同鲁迅的这次会面，内容与冯雪峰的回忆基本相同。此文曾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因此广为流传。 另一个证据，知道的人较少，但是来自鲁迅夫人许广平亲自写的文章，故可信度较高： 大家知道，鲁迅生前曾经非常希望能够写出一些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小说，他听到许多有关红军的英勇事迹以后，曾经打算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约请红军中的著名将领谈话，从事资料的搜集工作，但是就因为感到自己遭到敌人的包围，没有机会和红军直接生活在一起，没有直接处于这个“斗争的旋涡”之中，唯恐自己的创作不能更好的表现红军的英雄形象，因此只好忍痛放手。（许广平：《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谈谈鲁迅的写作态度）》，1961年9月24日《工人日报》） 这部小说始终没有写出来，因此自然没有题目。但是在陈梦熊的《瞿秋白对鲁迅创作长篇小说的关注和期待——杨之华两封遗札所示的一段史实》（《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一文中，却径直称之为《红军西征记》，不知有何根据。因此笔者在本节小标题后加了“（？）”，以示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同意写的是一个“中篇”，陈梦熊的文章也称《红军西征记》为“中篇”。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的区分并不严格，当时的许多长篇小说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篇幅比较长的中篇小说，且当时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是很常见的事，因此笔者仍然将这部只存在于鲁迅构思中的小说为“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冯雪峰、许广平都说鲁迅打算将这部小说写成“《铁流》那样的作品”。鲁迅自觉地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这部著名长篇作为学习对象，或许也意味着有将这部小说写成《铁流》那样的“长篇”的可能。 三、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小说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于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很快便同鲁迅相识。有趣的是，据她回忆，鲁迅“常常对我谈起，他打算写一本以他自己的经过为基础的长篇历史小说的计划，可是在他的国家翻滚着的那种社会反动势力，使得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戈宝权辑译：《史沫特莱回忆鲁迅》，见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辑：《鲁迅研究年刊1980》，第47页）欲写“长篇历史小说”而“以他自己的经过为基础”，似乎很难同《杨贵妃》联系到一起。这或许说明，鲁迅还曾有写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打算。 就在逝世前一年（1935年），鲁迅曾经对画家王钧初说自己“正在预备写一部大的东西，从‘辛亥革命’写起”，而“这件东西如果我不写它，恐怕再没有别人去写了”。将这条史料同史沫特莱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大概可以明白所谓的“以他自己的经过为基础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个什么样子。 关于这部小说，仍然是以冯雪峰的回忆最为权威：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大病前后，鲁迅先生曾屡次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有时也谈起高尔基的巨篇《萨姆金的一生》，也谈到长篇小说的严格形式的解放。有一天，我们谈着，我说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接下去，我们又谈到长篇小说……而有一天，这是在他大病后精神较好的时候，就极自然地归结到他写长篇小说的问题。那时他说：“这倒可以想想看，如果还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是可以的。或者，想写的文学史再搁一搁也可以，——即同时写也可以。”大约过了一星期，一晚再去访问的时候，鲁迅先生说道：“那天谈起的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曾想了一下，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又加说，“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不过一些事情总得结束一下，也要迁移一个地方才好。”可知这已经是鲁迅先生有意的存心的计划了。然而这将反映中国近六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国知识阶级的真实的历史，并将创造了新形式的巨制的计划，终于因为鲁迅先生的死从我们的文学史上被夺了去了，这才是永久无法补偿的损失。（《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请注意文中提到的时间：1936年6月。此时距离鲁迅逝世不过三、四个月。可以说，这部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小说，是鲁迅在1935年底写完《采薇》《起死》等短篇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酝酿的一部小说作品。“如果还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语成谶。 结语 许寿裳曾说，鲁迅的许多腹稿和未成稿“终于没有写出，赍志以殁了”，是因为他“没有余暇”且“没有助手”（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笔者的老乡、山东东营利津县出身的批评家李长之则认为，鲁迅“内倾”的性格是他写不了长篇小说的根本原因：他“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倾’的。……宴会就加以拒绝，群集里就坐不久，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鲁迅“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李长之：《鲁迅批判》）。冯雪峰则对鲁迅寄予了“理解之同情”：“我觉得他不很有意去计划写长篇者，主要的是他埋头在现实社会的短兵相接的斗争里，从他的岗位来说，对于现在中国社会，他以为社会批评的工作比长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记得他曾说：‘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这些原因，或主观或客观，纠缠在一起，使“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在《鲁迅全集》里成为空白。 1935年1月17日晚上，鲁迅又给山本初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给自己的一生下了一个精确的定论：“我是散文式的人”。“散文”，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不写长篇小说的鲁迅，才是完美的鲁迅。 2021年9月25日，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急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