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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 周海婴 叶淑穗 文人交往 原标题：他没有辜负鲁迅的嘱咐 更不愧为鲁迅的儿子——纪念周海婴先生逝世十周年  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时，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独子周海婴。时间过得真快，海婴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 我因工作关系，与鲁迅家人结缘。我亲眼送走了鲁迅的五位亲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鲁迅的三弟周建人、鲁迅的侄女周晔、也见到了周作人的最后一面、十年前又送走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 我见到鲁迅的亲人一个一个离我们远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特别是周海婴同志，我与他联系最多。记得1968年在许广平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到许先生家吊唁，海婴同志出来接待我，在交谈中我谈到我用小本记录了许多问题，准备向许先生请教的，没想到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当时海婴同志还安慰我说：“当人活着的时候，总觉得什么都来得及，不会料到事情的突变。”十年前的4月11日我送别海婴同志的那一刻，我又清晰地想到那一天，那一刻，同样感到，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年海婴同志去世的消息来得很突然，使人们感到既震惊又惋惜，我总感觉海婴同志还活着，他还精力充沛地张罗着要编辑和出版的书籍，还想着有许多工作和很多事要去完成……海婴同志是一位不知疲劳、忘我工作的人，对一些事情他都很较真，不弄清楚他是不会罢休的。他对父辈的事业确实是尽力尽责的，从不懈怠。 我想说一说我所了解的海婴同志。 为了保存鲁迅的大批文物和藏书，他们母子吃尽了苦头 周海婴同志的一生是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首先是保存了鲁迅的遗物。这有许广平先生的功劳，更有海婴同志的功劳。在上海沦陷时，他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帮助许先生把鲁迅重要的手稿四处收藏。 那时他们生活困难，住在霞飞坊64号，原住三层楼，后来两层都租给别人，母子俩搬到三楼。这里又住人又放书。海婴同志曾和我聊起，有一天晚上许先生出去开会，让海婴看家，他坐在床边，正要打盹，看到床前的书箱正向前面倾斜，他本能地向床里边一跳，顷刻间，书箱就倒下了，正砸在他坐的地方，等许先生回来一看，铁管儿的床架都砸弯了，小海婴险些遭难。为了保存鲁迅的大批文物和藏书，他们母子是吃尽了苦头。 新中国成立后他和许先生将全部手稿、遗物、故居都献给国家，保存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四个纪念馆里。这些遗物数量很大，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作家中能保存这样多遗物的，可能只有鲁迅一位吧！这些文物是我们国家千秋万代的财富，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他们母子的功劳，所以在1950年6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褒奖状中就写明：“许广平先生暨其子周海婴君以鲁迅先生故居全部捐献人民政府……”奖状最后还写到：“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兹许先生暨其子周君把他的故居和生前的文物公诸人民，使人民得以永远地参谒纪念。这种爱护鲁迅爱护人民的精神足资矜式，特予褒扬”等语，其中就明确提到海婴同志。 在许广平先生去世以后，海婴同志还主动地将家中尚存的鲁迅手稿捐赠给博物馆，其中有鲁迅辑录的《易林》手稿，404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改本，是1933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版，书上有多页鲁迅修改的手迹。这也是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最后修改本，在这之前是鲜为人知的，这样1935年6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版，就是此书最后的定本了；他还将鲁迅题赠许广平的18册鲁迅著作版本捐赠给博物馆，在这18本书上都留有鲁迅对许广平各种不同的称谓，是研究鲁迅与许广平的最珍贵的史料文物。当年鲁迅博物馆只给海婴同志一纸收据，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特别的答谢。海婴同志做出了贡献，祖国感谢他，人民感谢他，子子孙孙都会感谢他的。 有的问题在我活着的时候不弄清楚，等将来我死了就要以讹传讹了 海婴同志对发展鲁迅研究事业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绩卓著。正如在他的悼词中所说：“周海婴同志是新时期鲁迅精神的传播者。”他出版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鲁迅和鲁迅以后五十五年间的历史，是研究鲁迅、许广平、周海婴以及那个时期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海婴同志也是一位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家，多年来他积极参加国内外有关鲁迅的纪念活动，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在鲁迅研究事业受到“四人帮”的阻挠时，他上书毛主席，毛主席亲笔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为此，鲁迅研究工作得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北京鲁迅博物馆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出版了史无前例的《鲁迅手稿全集》，并将鲁迅博物馆列为中央国家单位。海婴同志本人担任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顾问，而后又被聘为鲁迅博物馆名誉馆长。 在鲁迅研究的工作上，海婴同志是非常尊重史实的，既严谨又求真。他不只一次和我谈到，如果有的问题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把它弄清楚，等将来我死了就要以讹传讹了（当时我还觉得他说得太远了）。 海婴同志从不放过对史实的考证。如1988年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一篇署名周燕儿写的《鲁讯亦擅刻印》一文，该文将《蜕龛印存》作为鲁迅的文章来论证，并大谈鲁迅刻印。他为此写信给我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真十分吃惊，竟有人这么地随心所欲乱捏造鲁迅。而且还用‘周燕儿’笔名，似乎与周家有什么关系。”为此他还专程找王蕴如婶母证实，还让我写文章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去澄清。 还有关于鲁迅的棺木到底是谁买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海婴同志都一一考证，求得史实的准确。再如为弄清“文化大革命”中鲁迅手稿遭遇的真相，他曾到监狱去找戚本禹，也曾访问过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同志等等。他也曾非常仔细地多次纠正我写的稿件中史实的不准确，如1995年我在纪念许广平先生的《许广平》一书中写了一篇《难忘的恩泽 永远的怀念》，海婴同志在台湾看到这篇文章中的错误，特意写信给予纠正，信中写道：“由于我们没有在京寓，使妳不能核对一些日期，在第96页11行、17、18行之中，1967应是1968，‘同仁’医院应是‘北京’医院”（见海婴信1）等等，对于这些不准确的提法，他都从不放过。  海婴信1 另一方面，他看到你的成绩也热情地给予鼓励，如他看到我与杨燕丽写的《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一书，就写信给我们，信中写道：“你们写的书极好。几个儿女每人一册，如果还有可能，望再给我二本，予先谢过。”（见海婴信2）  海婴信2 为了核实一些问题，海婴有时还会这样问我：“我妈妈是怎样说的？”听到这样的询问我很感动，这都反映海婴同志对待事业、对待工作的严谨认真的作风。 海婴同志再一个贡献就是摄影，他终生爱好摄影。1943年海婴十四岁时，用母亲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方匣镜箱开始学摄影，有近七十年的摄影经历，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如1948年从香港回来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侯外庐、沈志远等人在旅途中的照片等等，都是十分珍贵的。还有许多各个时期反映人民生活的照片更是非常难得的。实践证明，记录历史最好的见证之一就是照片。他曾将自己的作品编辑出版了《镜匣人间》《朝影夕拾》等。2009年在国子监为庆祝他八十诞辰举行的摄影展，更是他摄影成就的最好展示。 “鲁迅的儿子”这个事实使他受到不少制约，甚至委屈，以至于受到无端的指责 海婴同志不愧为鲁迅的儿子，他为人光明坦荡，实事求是，不屈不挠。为弘扬鲁迅的事业尽心尽力，在重病中仍关心《鲁迅大全集》的出版。海婴同志作为鲁迅的儿子，他的一生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的。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又深感海婴作为鲁迅的儿子是很不易的。这并不像媒体所说的，他是在“鲁迅的光环”照耀下，似乎是像现在的“富二代”享受着父辈的荣华。相反的，“鲁迅的儿子”这个事实，或者说这个“头衔”使他受到不少制约，甚至委屈，以至于受到无端的指责。 我仅举他生活中的几件大事：1948年他和母亲许广平从香港到解放区后，当时的东北书店因曾出版《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给他们补付了稿费，开了一张支票，付给他们294万元（旧币）。这事如果发生在上海，他们是会理所当然地收下，但在解放区的沈阳，他们深感和国统区不一样，因而一而再地表示不能收，但出版社反复来劝说，他们母子又提出捐赠，但回答是公家不好办理，最后是马叙伦先生表示，请许大姐一定收下的要求，他们才将这笔款收下。对于捐赠的事，他们想下一步自己处理。 于是第二天从交际处要了一辆车到银行将款取出，这些现钞足足装了半麻袋，因当时钞票贬值，便用通用的办法将现钞兑成金条（共兑了五根）。可是到了第二天海婴与许先生到餐厅用餐时，突然发觉人们的表情就不一样了，谁也不理他们，他们这一桌很长时间没人来坐，直到最后来了几位老者才坐满了。这个场景使他们母子感到极大的尴尬，海婴说他们当时是处于被误解和受屈辱的氛围中，多少年之后仍感到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后又经过他们多次请示，组织上才同意他们将这五十两黄金捐给鲁迅文艺学院。 再有关于卅万元鲁迅稿酬事，几十年来也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当年许先生和海婴同志曾表示过不要这笔稿费了，为什么现在海婴又要了？ 事情是这样：1958年解放后第一版《鲁迅全集》出版后，冯雪峰同志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名义，多次劝说许先生收下这笔稿费，许先生也多次表示坚决不收。冯雪峰同志十分为难，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办法，总理意思还是劝说许大姐收下。后来行不通时，总理又提出“以鲁迅稿酬的名义将款从出版社提出，悉数存人民银行，以备将来母子需要时取用”。 但事情发展到1968年许先生逝世后，情况有很大变化。许先生去世后不久，国管局让周海婴一家搬出景山东街7号（可以理解，这是制度），于是，海婴夫妇带着四个孩子搬到三里河三区一幢五层建筑的二楼。我曾到那里去看过他们，住所极其简陋，屋内没有什么家具。马新云老师曾告诉我，他们搬过来不几天，因下水道堵塞，粪便往上冒，整个屋里都流满了粪便和污水，实在是狼狈不堪。后来又得知亦斐和令一都得了肝炎，海婴同志身体也不好了。 那时海婴同志和马老师二人的工资加起来才一百二十四元，养活六口人还要治病，确实困难。我从在广电部工作的韩文同志那里得知，广电部当年每月还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很难维持。后来我又从姜德明同志那里知道，王冶秋同志为此事十分着急，在一次和周总理在机场等外宾时，冶秋同志把此事告诉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从那卅万稿费中提出三万元给他们救急，并把海婴同志的医疗单位转到北京医院。这样似乎是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后来孩子长大了，因身体不好耽误了学习，未考上大学，待业了。无奈时也曾找过博物馆，请给帮忙安排工作，那时可能是弓濯之同志主事，认为不好办，没有给解决。以后是中组部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爷爷的钱资助孙儿，想用那余下的二十七万让他的孩子以“公派自费”的办法到日本去留学。这之中又经过好多的周折，最后是胡耀邦、陈云等领导同志都发话了，才将那二十七万交给他们，让几个孩子到日本去留学。 当时社会上的舆论也是很多，海婴是顶住了这些压力，泰然处之。 海婴同志也几次为稿酬事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告上法庭，对此事我也曾不理解过。但仔细想想海婴的勇气也是值得佩服的，他是敢于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无论结果如何，这种精神是可敬的。 再有就是令飞与台湾的张纯华女士结婚的事。这并非没有先例，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会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海婴是鲁迅的儿子，令飞是鲁迅的孙子，所以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当事人就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那时已是1982年了，而非“四人帮”时期。为此事海婴当时的领导对海婴颁发了三条纪律：一是最近时期不可会见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二是要与儿子划清界限，断绝父子关系；三是暂不准出国。对马新云老师则是停止了她的教学工作，直到四年后的1986年。 这些对他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重压，确实是一般人难以想象，更是难以承受的。事实上张纯华女士也并非那时谣传的“台湾方面训练有素的女特务”，她的父亲也并非政界人物。相反的这位张纯华女士确是一位既现代又传统、既朴实又能干的女子，她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位经商之人。在真相大白以后，海婴夫妇对这些却依然能够泰然处之，这也是值得钦佩的。 海婴同志的一生确实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经历了许多沟沟坎坎，也受到了种种的考验和洗礼，但他仍坚强面对，不气馁，不胆怯，不停地工作着。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鲁迅的嘱咐，更不愧为鲁迅的儿子，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