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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0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历时两年、行程数万里的长征，经过苗、瑶、壮、侗、土家、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占红军长征全部行程50％以上。长征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历史任务，党对民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同少数民族的接触与交往过程中，红军很好地实践与完善了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民族互信，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一路上留下了许多红军与各民族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佳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第一次最大范围、最大规模地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交流、沟通和互动，解决了历史遗留下的民族矛盾，为北上抗日以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建立新中国凝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内容 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发表社论指出：“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2]因此，在长征中，党对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进程，把民族工作作为整个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军做好民族工作。 第一，加强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信任，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次月19日，总政治部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文件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3]。29日，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号召“在一切实际斗争中，以共产主义的教育，教育所有的瑶民群众”，“反对苗族汉族的对立”，“实行民族平等”[4]。在此后两年里，党和红军就少数民族问题发布了系列重要文件，另外还有不少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电报、信函、指示等，把民族平等与团结政策详实化，甚至以工作纪律、行动准则、口号、标语、对联等可具体操作执行、群众易于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党和红军开展民族工作、处理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5]，红军参谋长、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小叶丹“义结金兰”的故事是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融洽团结最真实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小叶丹的妻子和家人把珍藏的“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支队”这面旗帜交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冕宁部队。红军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宣传党与红军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政策主张，播撒了一路友谊和革命的种子，让患难与共、亲如兄弟的民族团结精神不断充实与彰显。 第二，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少数民族管理自身事务是实现民族平等与团结的重要前提。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如何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进行了探索，经历了由“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转变。在中共“二大”提出的用联邦制来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背景下，长征中虽然出现过以“国”冠名的少数民族政府，例如，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但是在事实上这不仅没有造成民族的分离，反而使各少数民族群众更加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奋斗方向，进而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民族平等与团结，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6]波巴人民共和国动员和组织广大藏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对长征中的红军给予了巨大的支援。长征后期，党和红军事实上已经开始出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萌芽，“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7]。1936年6月，在西征红军相继解放豫旺、海原大部分地方后，党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1936年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成立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为回族，还有生活在该地区的汉族、蒙古族群众，这些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宗教界人士和妇女。大会民主选举了自治政府的主席、副主席等领导人，会上还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一系列决议。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把自决权和少数民族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进一步发展了自决权的思想，即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党也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民族自决的重要性，为之后的少数民族自治政权的探索和建设打下了基础。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进一步奠定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基础。中国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饮食、服饰、居住、婚姻、丧葬、节庆、礼节等诸多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正确科学地认识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重要性，是顺利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保护宗教文化等活动场所，将民族平等这一根本原则深入贯彻到民族工作的日常中。红军经过藏、回、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时，明确了：“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回番夷民众信教自由，尊重回番夷民众的风俗习惯和礼节”、“政教分立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8]。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回民聚居地时，专门为部队规定了过回民区必须坚决执行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即是“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9]。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与红二十五军领导谈话时，表扬了红二十五军在回民聚居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1936年4月末，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到达中甸（今香格里拉）后，为了打消藏民和僧众对红军的疑惧，赢得藏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以贺龙名义颁发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阐明了红军的性质、纪律、政策，说明红军是为“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10]而来的。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尊重藏民信仰，保护寺院，与藏民广交朋友，为藏民做好事。贺龙亲自向喇嘛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这幅见证了汉藏团结佳话的锦幛已成为国家级文物，现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红二、六军团因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藏族中上层人士及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短短两天时间，红军在中甸共筹集到粮秣10万余斤，使部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和补充。 第四，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畅通党与少数民族联系的渠道。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作风之一。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直接联系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这三项政策措施很好地化解了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和红军的误解，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感召，开始从物资上、人员上积极援助红军，给予了困境中的红军重要的帮助，党的民族政策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时，党和红军对于少数民族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所承受的生活困苦和不公平待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毛泽东同志在黎平通往剑河的行军途中，“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旁，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他“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11]在彝族区，许多彝族奴隶终年只披一片破麻巾，红军战士把彝族同胞当成亲骨肉，“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有的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有的取出从老家一直带在身边舍不得穿的鞋子送给他们”[12]，这一切使彝族同胞感动得流泪。各族人民从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模范行动中，逐步对红军由怀疑、疏远变为信任、亲近，并称颂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仁义之师”、“菩萨兵”。很多少数民族青年纷纷加入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在云南东川，“干人儿如山如海似的拥入红军，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八百多个红军。”[13]此外，党和红军还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4]例如，脱掉袈裟参加红军的18岁和尚桑吉悦希，红军抗日先锋军中的彝族阿尔木呷，毅然投身于革命队伍的羌族安登榜，都是受党教育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和优秀干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例如土司、头人、土司牧主、千百户及活佛、大小喇嘛、教主、阿訇等宗教上层人士等，他们与本民族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本民族中具有一定的威信与影响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行军途中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民族政策。中央红军过龙胜县红瑶寨时，红四师师长张宗逊亲自与参加桂北瑶民起义幸存的少数民族首领进行座谈，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至今在该寨龙舌岩（现改名为红军岩）上还留有“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标语。红军瑶胞一家亲，“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15]，这首写于1935年的诗，在瑶民心中世代传颂下去。1936年3月，红军进驻甘孜后，甘孜白利寺的五世格达活佛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与红军朱德总司令经过数次亲切交谈，对党的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自己相信共产党，支持革命的决心，也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积极率领僧侣群众为红军做通司、当向导、宣传红军政策、救护和保护伤病员、积极筹备军粮马料，为红军的北上抗日和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红军走后，寨子红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16]这首充满了对红军真挚爱心的诗歌在甘孜藏区民间广泛流传，这首诗歌的作者正是雪域高原上的爱国英雄五世格达活佛。五世格达活佛支援红军、热爱祖国，最终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以身殉国的感人革命事迹，在藏汉同胞中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 二、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17]“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18]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关于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同时，也为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高度重视民族团结，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长征途中，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可以看到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御外侮、翻身求解放的决心。今天，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仍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轴。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共建中华民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19]新时代，我们“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0]，“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2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族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的强大思想引擎，为把中华民族打造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和根本遵循，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的光辉思想旗帜。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人心相聚，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第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长征时期，党和红军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求，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少数民族政权组织形式，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我们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实施、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2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政治保证。正是有党的领导，各族人民才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先后举办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西藏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展现了各族群众建设伟大祖国，建设美丽家乡的辉煌成就，展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和光明未来。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要坚持统一与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保证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第三，正确认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可以作为一个具体的案例性内容来印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中华民族”有着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实际环境中得以铸造，长征途中，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与方向，多元是要素与动力。“多元”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历久弥新的根源，“一体”则是历史发展必然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多元一体”既体现了充分尊重“多元”，即保护各民族独有的风格特色，又凸显了高度认同“一体”。“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展现出56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及其认同是维系民族团结统一、国家稳定发展的纽带。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地域的文化归属感。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25] 第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长征是宣传队”，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打破了反动势力的不实宣传，增进了党同各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指明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解放与发展方向，凝聚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人心，激励各族群众为了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局面，形成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盛况。“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6]如今，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7]为人民谋福祉没有终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要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28]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我们要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和包容性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29]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艰难的长征途中党对于民族工作的实践并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而是着眼于民族事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大多时候行走于民族地区的长征途中，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的深刻认知，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保证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这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篇章，成为党的民族政策实践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2021SYYXSB2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注释： [1][26][29]《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022/c64094-28798737.html。 [2]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第292页。 [3]费侃如：《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33页。 [4]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4-246页。 [5]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6]何立波：《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党史纵览》2007年第3期。 [7]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 [8]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1、264、289、344页。 [9]刘华清、姜为民、张明金：《孤军北上做先锋——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长征》，《档案记忆》2016年第10期。 [10]曲爱国、张从田：《长征记》，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538页。 [11]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16页。 [12]沈果正、肖宗弟、杨亮升、高文清编：《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成都：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3]李海文主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37页。 [15]陈典宏、冯强、殷铁军：《红军瑶胞一家亲》，《解放军报》2019年7月5日，第3版。 [16]周文林：《红军第四方面军 与甘孜活佛签署〈互助条约〉始末》，《中国档案报》2014年11月14日，第3版。 [17]参见《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18][2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年8月28日，www.neac.gov.cn/seac/c103253/202108/1152266.shtml。 [19]《习近平：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2015年9月30日，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30/c_1116727894.htm。 [20]《习近平：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2015年8月26日，cpc.people.com.cn/n/2015/0826/c64094-27516918.html。 [21][24][25][28]《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www.neac.gov.cn/seac/xwzx/201909/1136990.shtml。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0页。 [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064181237550214&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