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学人读旧 我练习写作已有20多年了，多为记录现当代文化名人的生存状况和琐杂事务，记录的人大概有百位之多。我养成一个习惯，稿件杀青后，必定寄给传主审正，如传主已逝，也要辗转托请，寻觅传主后人或亲属，请他们帮忙审读，纠正文稿中的错讹，免得引起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 我人脉颇广，圈内的师友都乐于援手。诸如为写同盟会章程起草人马君武，我从北京找到上海，最后在广西找到他的侄孙女马桂芬；写翁文灏，我由北京他的侄孙女再找到他在上海的小儿子翁心钧；写叶公超，为求证其因毛公鼎入狱事，我在美国找到见证人、时为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以及找到张元济、赵元任、苏雪林、陈西滢、成舍我、李济、潘光旦和刘文典等的后人，审读文稿。在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我方敢外投，因此我和传主或其亲属合作愉快。 唯对我的文稿持异议者，聂华苓先生也。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她人生飘零的《聂华苓的情爱画廊》，她读后认为“错误百出”，建议我“不要发表”。我虽不全苟同，但立马表示“遵命”。后我另辟蹊径写了篇《聂华苓印象》，她读后感觉不错，认为“货真价实”，俯允发表。若干年后台湾出版《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聂华苓卷），她还特地请编者把“印象”收入书中。2001年，聂华苓来宁，苏童请她吃饭，问她还想请谁作陪，她说：“把张昌华叫上。”大家相互尊重，尽管有“小不快”的插曲，但不伤和气，我与聂华苓先生的友谊一直维系至今。 八十在望。我真正成为“坐家”了。在坐以待“币”的时日，闲得无聊，我把那些塞在柜中先贤师友们审定过的文稿梳理一番，装订成厚厚的四大册，藏在箧中。今适中秋，怀人的良辰。我打开一看，满目琳琅。百位师友的手泽，星散在千叶稿笺的天头地间，有的纸张已泛黄发脆，有的字迹已褪色或洇漶，但仍赏心悦目，墨香袭人；轻轻抚之，仿佛有他们的手温；细细读之，犹见他们的音容笑貌。 我今日舞文弄墨的文字，都是在前贤师友们呵护中成长的。在这丰饶广袤的文字田园里，我是如沐春风的拾穗者。从他们对文稿的批注或润饰的字里行间，可见其各自的真性情：或襟怀坦荡，或率直或谦恭，或谨严或幽默。现撷取一二，与读者分享。 范用 1997年，范用到南京拜访陈白尘夫人金玲女士，我全程陪同。范公对前贤的尊崇，对其未亡人的关爱，令我感动，遂写了篇《范用怀旧》，稿毕寄范公审读。 我在介绍范用其人时，写了一句他是“一位备受读书人崇敬的出版家”。范用读后用红笔将“备受”和“崇敬”删去，改成为“一位读书人熟知的出版家”。他另用铅笔在一旁批注：“崇敬，小子何人？”读到此，“小尺码”（先生自语）的范用的形象在我心中霎间高大起来。先生严谨，我细览改稿，他批注、增、删时用红、黑、土黄三色圆珠笔另加铅笔四色，足见其认真，还在稿端特别叮嘱一句：“改后请印一份寄我。” 杨宪益 我写《名士风流，岂止诗酒——杨宪益的百年流水》时，先生已93岁了，不便看稿，让外甥女赵蘅逐字逐句读给他听，需改处，他便叫停。 文中有一节写1949年国民党退台前夕，杨的上司杭立武劝杨随他去台，杨婉拒。杨宪益听赵蘅读到此处时叫停，对赵蘅说，此事他已记不清了，建议删去。这话我是加引号的，尽管我找到了出处，核对原文无误，为尊重传主意见，还是将之删去。先生是大家关注的人物，我岂敢马虎。文章改后，我将打印稿呈请杨宪益妹妹杨苡先生过目。杨苡说：“我哥说，文章开头两句顺口溜‘生不愿当万户侯，但愿一识杨泗州（宪益）’（引自邹霆著《永远的永索——杨宪益传》）有夸大之嫌，不实，删去。” 梁文茜 梁文茜者，梁实秋先生女公子也。我为实秋先生编过四卷本散文选，一度与文茜过从甚密，曾多次听她讲其父的故事。她说父亲最大的特点是好吃，他的一百多篇谈吃的散文，都是“吃”出来的。当然，也谈到梁先生与鲁迅。2005年，我写了篇《梁文茜谈父亲梁实秋》，文末有一段专写梁实秋对鲁迅的看法。从文茜返回的改稿看，她本来是认同的，在这一段动了四处；后不知她作何想，又用墨笔重重地将这段叉掉了。我想这一段确实有趣，似无不宜之处，斗胆将其补述于此： “我有点不怀好意”，想请文茜谈谈他父亲对鲁迅的看法。 文茜笑着说：“我父亲幽默，他说他沾了鲁迅的光，是鲁迅对他的批判帮他出了名。实际上他从不喜欢人家拿当年鲁迅与他的关系说事。”文茜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时代在前进，如果我父亲和鲁迅都活着，父亲从台湾回北京探亲，鲁迅说不定也会请他吃饭。”我说世道在变，也许真会发生喜剧的。文茜说，肯定。她做了一个诡谲的笑容后说：“有张照片，一时找不着，下次你来我找给你看。” “什么照片？”我问。 “我父亲与鲁迅孙子周令飞同桌吃饭干杯的照片。” 施士元 施先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的老师。他家是教育之家、科技之家，人才辈出之家。第二代、第三代中博士、博士后、博导、院士有七八位之多。 采访施先生后，我写了篇《施士元和他的教育之家》。彼时施先生已93岁高龄，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手指变形，不能写字。审订改稿由其小女施蕴中教授遵其嘱代行。施老对文中提到的人名、数字等作了核实，特别对行文中的一些修饰语，以及我从其他史料中转引而来的对他稍加揄扬的文字全部删去，同时将我转述的文字，通通恢复为他的原话，变得更加严谨平实。施蕴中告诉我，她父亲对自己平生的业绩不喜欢做任何夸饰。 王世襄 我无缘为世襄先生编书，但与其过从一度甚密。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先生是文物鉴赏家、民俗家、书画家和美食家，自谦“杂家”。 因先生涉猎的一些领域，我的知识盲点太多，笔力不逮，便偷懒走捷径，简化为“图说”，冠题《唯王独尊——图说王世襄》，先生读后将稿退我，我浏览后，感愧交并。愧的是太粗疏，令我无地自容的是竟将先生老师的大名“刘盼遂”写成“刘盼递”，实在大不恭。先生只作更正，未作批评。令我感动的是，他改得特别认真，“听虫”一小段竟然重写。最令我感慨的是先生的谦恭，把写他时稍有色彩的“谀词”统改为平实的陈述。1946年，他受命赴日本追回被日本劫掠的善本书，我写“他是故宫职员里外语最棒的一位”，他易为“在语言上没有障碍的一位”。删去“唯王独尊”这一标题后，又用红笔重重地划去，另写“此题不可用！”，还在这五个字下面加上着重号。附信云：“大函及文稿收到，揄扬过甚，惭愧惶恐，题目尤为不可，请勿用。”“尊文流畅而有文采，只一些不尽符合事实的地方略做修改。”先生随和谦恭，质朴得真像一尊陶俑。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适时转载，他还高兴地来信告诉我，自己跑到书店去买了一册作纪念。后来我请他为我写几个字嘉勉后学，他信手写道：“编者往往比作者更为重要。” 文坛前辈的宽容、自谦，也尽显在诸多审改稿中。 我写《物理女皇吴健雄》一文，是托顾毓琇先生代将文稿转给袁家骝先生的。文中我写了吴健雄青年时期的几位男友，这纯属隐私。我忧心袁先生见之不悦，没料到家骝先生热情来信表示：“您所述她的事籍（迹），基本是不错的，无须更改。”还云：“谢谢您的美意，使我非常感谢。” 我写《曲人张充和曲事》时，文中有一句：“令张充和感到欣慰的是，其中有四个师从她学昆曲的美国高足，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上，立下汗马功劳。”充和在稿面将其勾出，旁批：“并非我个人汗马功劳，要郑（慎）重”几个大字。 我写《夏志清的人文情怀》，夏公在稿端批注，润饰甚多，不下500字，围着打印稿横写，竖写，绕着圈子写，简直天马行空，仅此可独立成篇，此处不赘。 斯人已去，古风犹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