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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汪小玲 复旦大学 故事要从一段网络视频说起。视频里，两位复旦校友正就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校园进行对话。在谈及学生舞会时，一位校友说：“记得在学生会楼上，人挤得满满的，有上百人，跳舞的人却很少……没多少同学会跳啊！忽然，外文系那位胖胖的德国老太太站了出来，大家笑了：她这么胖，怎么跳呢？谁知她一跳起来，舞步轻盈，跳得非常好！于是，大家不停地鼓掌，为她喝彩！” 这位“德国老太太”，就是汪小玲，我读书时曾多次见过她。那时的复旦，老外面孔少，而她却是熟面孔，也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她面容慈祥，衣饰与众不同。常见她夹着讲义，行走在校园里的“南京路”（今光华大道）上……  汪小玲证件照（复旦档案馆藏） “我在武汉上过前线” 我决定写一写汪小玲，但有关她的资料很少。复旦蓝精灵合唱团几位校友听说后，非常热心，几经辗转，竟为我联系上了汪小玲的儿子汪德忠、孙子汪培德先生。父子俩现在定居德国，隔空万里，他们向我忆述往事，并发来了图文资料，这真让我喜出望外。 汪小玲（1917—1997年），原名奥蒂里·卡塔琳娜·弗兰克尔（Ottilie Katharina Frankel），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律师家庭。1934年她入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时，与同校的中国留学生汪殿华相识、相爱。汪殿华（1910—1987年），江苏常熟人，1929年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查该年清华新生名单，与汪殿华同届的，还有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赵九章（物理系）、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哲学系）和著名学者钱锺书（外文系）等人。1933年，汪殿华毕业后，到柏林大学深造，19 3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汪小玲与汪殿华结婚。 结婚后，汪家夫妇住在柏林。我在翻阅《季羡林日记》时意外发现，他们与留德的季羡林有过交集。季羡林也是清华校友（外文系1930级），比汪殿华低一届。1935年8月底，季羡林赴德留学，火车于9月14日晨抵达柏林。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两位校友的名字：“在Charlottenburg（夏洛滕堡）下车，清华同学赵九章来接……过午汪殿华同他的德国爱人来访，随他出去交涉车票，又随他到Tiergarten（动物园）去划船。”随后几天，季羡林在汪殿华陪同下外出联系，接洽租房。16日，“早晨同汪到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德国学术交换处）去……晚上睡在汪殿华处”。17日，“同汪出去找房子……现在好容易找到了”“今天却不能搬，只好仍回到汪处睡觉”。22日，一切安顿停当，季羡林记录了一个轻松的下午：“四点汪同他的爱人小玲、乔（指乔冠华——引者注）来访我，约我出去玩……一同到Friedrich der Erste（弗雷德里克第一）的宫去，先看到他的Denkmal（纪念碑），后见到他的宫。满是树，有水，草地极整。仿佛是一个公园，游人极多。我们走了一会坐下来，在薄暗中听水鸭鼓着翅子飞。” 1936年，汪小玲跟随汪殿华回到中国。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夫妇俩毅然参军入伍。汪殿华受命调查日军毒气弹、研制防毒设备，汪小玲则接受战地救护训练。1938年武汉会战，在枪林弹雨中，汪小玲奔赴前线抢救伤员。汪德忠说：“母亲告诉我，当时炸弹爆炸的尘土几乎将她掩埋，她的军装满是血污，但始终护着三样东西：一把手枪，一个装有证明文件的皮包，还有一把插在马裤和马靴间的银勺子——这是当年结婚时她母亲赠送的礼物。”这位德裔人士的参战，对于赴死抗敌的中国将士们鼓舞巨大。这一年，“汪小玲女士为伤兵服务”的画面，出现在一部中国抗战纪录片中——该片由中央电影摄影场（重庆）摄制，编号为“中国新闻第43号”。  武汉会战期间，汪小玲和汪殿华的戎装照 这次参战经历，让汪小玲刻骨铭心。汪培德告诉我：“好婆（祖母）晚年在德国时，我曾经陪她去看她在Dessau的表妹。在Dessau火车站有家中餐馆，我们在里面用餐。结账时，好婆热情地用中文问那位跑堂的华人小姑娘：‘你从中国哪里来的？’小姑娘一愣，这位德国老太太居然会说中文！她顺口回答：‘武汉。’好婆下一句精彩了：‘是武昌的还是汉口的？’小姑娘瞪大双眼，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这个……这个您也知道啊，您去过那里吗？’好婆非常得意，风轻云淡地说：‘对，当年抗战时，我在武汉上过前线！’”汪培德说，他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姑娘惊讶万分的表情。 “这张钞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1940年，汪小玲转至后方，分别在遵义、重庆等地任军官外语班教官和学兵队医官。其时，浙江大学已迁至遵义，正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在遵义罗庄居住，时近三年。在罗庄时，丰子恺生了一场痢疾，据他女儿丰一吟回忆：“一个叫汪小玲的德国女医官来替他灌肠治疗，不久恢复健康。”（丰一吟《爸爸丰子恺》） 在重庆，汪小玲曾因伤住进加拿大教会医院，与实业家高士愚的英国夫人玛菊瑞（Marjorie Scott）相遇。那时，玛菊瑞正在医院待产，“痛得尖声大叫，汪小玲闻声马上来看这位难产的英国少妇，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高士愚夫妇与宋庆龄关系密切，宋庆龄在渝组建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她家底层就是办公室），筹款支援抗战，高士愚夫妇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女儿高醇芳记述中提到了汪小玲：“我母亲奔走于银行企业之中，筹集了许多捐款。她还广泛发动在渝的外籍夫人为‘保盟’出力，特别是国际妇女俱乐部（International Women’s Club）的成员，那些嫁给中国人的德国人夏太太、汪小玲和英国人刘太太等……也都积极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法]高醇芳《风中玫瑰——回忆我家与孙夫人宋庆龄的友情》) 抗战胜利后，汪殿华先在北京大学任教，后返回故乡常熟，在私立中山中学担任校长，汪小玲也在校内任职。常熟的《萌芽月刊》（1948年第3期）上，曾载有汪小玲《让我告诉你当日子是灰色的时候》一文，编者按写道：“本文作者系汪殿华博士之夫人，原籍德国……来华已十一载，抗战时，为吾国效劳，救吾同胞，忠吾国家，叠受当局赞扬。现与汪博士同服务于中山中学，诚吾邑之幸也。”后来，汪殿华到上海江湾某药厂工作，他们一家遂迁至上海，并在闸北青云路的联谊新村安家。 1949年5月，炮声隆隆，上海临近解放。联谊新村弄堂里，居民们早已撤离，只剩下留守的汪家。28日一大早，佣人忽来报告，弄堂外的马路上睡着很多解放军。汪殿华立刻出门察看，年仅8岁的汪德忠也跟了出去。只见一位解放军干部走上前来打招呼：“我们是解放军，这里有几个伤员，您是否能为我们烧点热水？”汪殿华急忙让佣人去烧水。此时，汪小玲背着药箱赶来，她仔细检查了伤员伤口，并为他们做了包扎，还关照：“不能沾水啊。”战士们个个瞪大眼睛——怎么这个外国人会讲我们北方话？大家围上前来，七嘴八舌地搭话，只听有人喊道：“各归原处，注意纪律！”不一会儿，部队要出发了，那位干部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抽出几张钞票：“这是茶水钱，请收下。谢谢你们的帮助。”汪殿华坚决不肯收，对方说：“这是我们的纪律！”汪德忠说：“父亲推辞不了，就取了一张票面最小的收下了——我记得是大约华北票两分钱吧。回到家里，父亲心情激动，找出一本硬面会计本，将那张钞票贴在首页，并在边上写道：‘这张钞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汪小玲全家福 “啥人让只位子拨汪老师坐” 上海解放后，汪小玲一家告别颠沛流离，生活走上了正轨——汪殿华担任了市卫生试验所（后为市医药检验所）所长，并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研究员。汪小玲则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先后在北站医院、闸北区中心医院任职。1965年，她调任上海科技大学，担任外语教师。 1970年，汪小玲调到复旦外语系任教。这一年，她已年过半百——“德国老太太”，就是当时师生们对她的亲热称呼。1972年，汪小玲和外语系的袁志英、陈少新、马静珠等同事，接上级指示，翻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宇宙之谜》一书。据袁志英回忆，前十章的翻译方式是，由汪小玲朗读，陈少新和袁志英口译，马静珠记录……该书译出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47万册。直到1975年底，他们才明白，下达翻译任务的“上级”是毛主席：“我们译的《宇宙之谜》是毛主席要看的。后来又从有关人士那里得知，该书还出了大字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毛主席还赞扬译文的流畅呢。”（袁志英《〈宇宙之谜〉在中国》） 改革开放后，汪小玲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她不用坐班，却三天两头往复旦跑。有一年大年初三，春节还没过完，她就赶到学校备课。她家早在1954年就已迁至南京西路，到复旦上班，要换乘几部公交车。每次乘车，司乘人员见到她，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还会在车厢里高喊：“啥人让只位子拨汪老师坐？”每当此时，汪小玲总是很不好意思，但人家说：“侬是复旦大学外国老师，应该照顾噢！” 因为常在校园露面，有关“德国老太太”的传说也不胫而走。有人说，汪小玲去菜场买菜，要买嫩一点的菜，就说“要买‘年轻’一点的菜”；要买母鸡，就说“要买一只‘女’的鸡”。还有人说，她上课点名，学生名字一时想不起来，就根据眼前场景临时起名，她指着穿格子衣服的女同学叫“格子妹”，穿红衣服的叫“小红妹”……这些传言，不乏“戏说”成分，但她给复旦人留下的可亲可爱形象，呼之欲出。  汪小玲与学生一起走在复旦校园“南京路”（今光华大道）上 “复旦的人来，我可以陪他们” 1980年，汪小玲为了潜心备课，索性住进了9号楼女生宿舍。据一位女生回忆：“当年我们就住在她对门。记得她那时因为要录音什么的，特别怕吵闹。而女生嘛，下课后难免叽叽喳喳地说笑，她听到动静，就会开门，做出‘请安静’的动作。时间长了，大家就特别注意。所以她觉得我们很‘乖’，有好吃的东西，会拿来跟我们分享；有同学生病了，她会送来药品……她对我们特别好。” 几年以后，汪小玲从9号楼搬到了复旦第八宿舍。其时，她已临近退休，但教学态度依然认真、执着。我在贾植芳教授日记里，找到了如下记录：“桂英说，在外文系教书的德国老太太汪小玲上午去中文系找我，有事相商，她住在八舍。饭后，与敏（贾植芳夫人任敏——引者注）同去拜望。她自我介绍说，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她是外科医生，后来改行教文学，她想弄比较文学。因此要找我，她想写一本这类书作教材，请教于我云。”（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4-11-28） 1987年，汪殿华去世。第二年，退休后的汪小玲叶落归根，回到了德国，住进了柏林老人公寓。在柏林，她时常挂念复旦，学校每年寄给她的贺卡、谢希德校长亲笔手写的英文信，她都仔细阅读、珍藏。有一次，汪德忠去看望母亲，随口说了一句：“听说上海有个高校代表团要到访柏林……”汪小玲一听，十分兴奋：“那肯定会有复旦的人来，我可以陪他们，当他们的翻译！”下一个周末，汪德忠又去探望母亲，一开门，就见她身穿蓝布中装，脚穿黑布松紧鞋，急切地问道：“我准备了一个星期，怎么没人来电话呢？”汪德忠有点后悔，安慰她：“我也是听说而已，八字还没一撇呢！”汪小玲低着头，默不作声。忽然，她一转身，靠在儿子肩头哭泣起来……  汪小玲(后排右五）和学生们在第一教学楼合影 1997年10月24日，汪小玲因急腹症去世，享年80岁。消息传来，复旦师生深感悲痛，特地举行追思会，悼念这位在华50年、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德国老太太”……直到今天，不少复旦人依然会想起她，回味她在复旦走完的职业生涯，感念她曾给20世纪80年代校园带来的一抹亮色。 前一阵子，我一直关注着“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的视频栏目。我想，假如汪小玲健在的话，她也会讲故事。她讲的故事，肯定生动、精彩、传奇，意蕴深长。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汪德忠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