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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伟林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是在极度疲惫、凄凉、伤心的心理状态中到达桂林的。 因为到桂林之前，他在香港经历了国破家亡、众叛亲离。 国破家亡说的是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时候，正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是为国破；1942年1月，端木蕻良将病重的萧红送进医院，1942年1月13日手术之后，萧红病情恶化，辗转多家医院之后，终于1942年1月22日去世，是为家亡。 众叛亲离的亲离自然说的是萧红去世；众叛说的是自从1938年端木蕻良与萧红结婚之后，两人的婚姻一直不被文学圈看好，不少人对端木蕻良不以为然，萧红去世之后，端木蕻良更是受到了许多人的指责。 正是在国破家亡、众叛亲离的状态中，端木蕻良在将萧红安葬在香港之后，于1942年3月辗转到了桂林。 根据孔海立《端木蕻良传》，可知端木蕻良到桂林最初是与骆宾基寄宿孙陵在榕荫路的两间房子。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记载了骆宾基和端木蕻良在他的房子里的一次争吵。争吵的原因是为了萧红《呼兰河传》的版权。骆宾基告诉孙陵，萧红是被端木蕻良气死的，并说萧红答应病好后嫁给骆宾基，还表示要把《呼兰河传》的版权送给骆宾基①。多年后端木蕻良在接受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访问时解释了这件事，他表示萧红赠送骆宾基的是《呼兰河传》的版税而不是版权②。 或许是因为这个冲突，端木蕻良委托秦黛为他寻找新的住处。在孙陵的房子住了两个月后，端木蕻良搬到了三多路13号二楼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当时的桂林是一座古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城市。一方面，桂林的人文古迹比较多，比如，端木蕻良居住的榕荫路，就紧邻桂林的古代城墙，榕荫路的南端，就是桂林的古南门。古南门为桂林唐代城池的南大门，据说是李靖修建的。又比如，桂林龙隐洞，有著名的《元祐党籍碑》，为北宋徽宗时期颁刻，也能让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另一方面，桂林城还云集了一批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人物，比如旅桂的柳亚子、桂籍的陈迩冬，他们都是欧阳予倩的好朋友，互相之间常有旧诗往来。与此同时，桂林当时戏剧繁荣。桂林的戏剧繁荣，不仅有话剧，更有中国传统戏曲，如京剧、湘剧、桂剧、粤剧等。桂林城的古文化底蕴，这对于古代文化修养深厚的端木蕻良，是一种激活，引发了他戏剧创作、故事新编、旧诗唱和、红学研究的冲动。 在桂林，端木蕻良认识了戏剧家欧阳予倩。他在《欧阳予倩和“杜门诗”》中写道：“由于欧阳予倩和田汉的关系，使我这个对京剧毫无常识的人，也敢于尝试写起京剧来。”③端木蕻良写的第一个京剧剧本是《红拂传》。之所以选择这个剧本，按端木蕻良本人的说法，是因为“桂林是唐朝李靖驻守的地方，所以也叫李靖城。那时，我看到桂林城墙上，还留有他的遗迹，不由引起我强烈的创作愿望来，因此我便写了京剧《红拂传》，交四维剧社演出”④。 根据柳亚子的文章，端木蕻良写京剧《红拂传》还有一个缘由，缘于端木蕻良对京剧演员金素秋的欣赏。用今天的话，端木蕻良是当时活跃于桂林的京剧演员金素琴和金素秋的粉丝。柳亚子称，当时桂林有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拜金团。团长就是端木蕻良。“拜金团”所拜的“金”，不是金钱的金，而是两个京剧演员金素琴和金素秋的金。因为崇拜金素琴和金素秋，端木蕻良就专门为金素秋编了《红拂传》的剧本⑤。 1943年3月，端木蕻良完成了京剧剧本《红拂传》的写作，该剧由马思聪谱曲，由金素秋所在四维剧团演出。1943年5月1日，端木蕻良请柳亚子观看了金素秋主演的京剧《红拂传》。 《红拂传》之后，端木蕻良又创作了独幕话剧《林黛玉》，在《文学创作》发表，三幕话剧《红楼梦》在《文学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京剧剧本《龙女传》，在《八步日报》连载⑥。 在桂林，端木蕻良创作了一系列可以称为“故事新编”的作品。“故事新编”这个创意应该来自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端木蕻良的“故事新编”包括《步飞烟》《蝴蝶梦》《女神》《琴》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是对中外文学经典的改写。如《步飞烟》是对唐传奇《飞烟传》的改写，《蝴蝶梦》《琴》《女神》是根据希腊神话改写的，王富仁认为这三个小说可归入中国现代优秀小说之列，“它们在中国现代小说题材的开拓上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的。它们的特点是优美的，抒情的，其中带有淡淡的哀愁，富有浪漫主义的气息，其中传达着端木蕻良对萧红的怀念和歌颂。”⑦ 端木蕻良是旧学功底比较好的新文学作家，曾经与他共事的汪曾祺说过：“他善写旧体诗，由重庆到桂林后常与柳亚子、陈迩冬等人唱和。他的旧诗间有拗句，但俊逸潇洒，每出专业诗人之上。”⑧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桂林时期，端木蕻良不仅创作了不少旧体诗歌，而且参与了桂林的一些诗钟征集、灯谜猜设等传统文化活动。 在桂林，端木蕻良创作了多个短篇小说，主要有《初吻》《早春》《雕鹗堡》《红夜》等。《初吻》《早春》论者较多，本文重点讨论《雕鹗堡》《红夜》两个作品。 《雕鹗堡》，顾名思义，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与雕鹗有关的村庄的故事。小说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概括地写小村子的人情世态，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雕鹗主宰着小村子的命运，雕鹗住在村子小山悬崖上的土洞里，一公一母共两个，每天早晨飞出来，晚上飞回去。二是村子里的年轻媳妇和姑娘们经常在河汊里洗衣服，男孩放牛经过时经常与她们对唱情歌。雨过天晴的时候，青年男女最常做的事是采蘑菇，女孩中采蘑菇最快的是代代，男孩中最快的是东来，母亲们教育孩子时，喜欢让他们学习东来，不要学石龙。 第二部分专门写石龙，石龙是这村子里最惫懒的孩子，人们不知道他的来历，甚至认为他是私生子，对他都不好，他也不会讨好人，女孩子经常嘲笑他。 第三部分写有一天代代在山上打柴，打多了，走在半山腰，背不动了，正好遇到石龙，请求石龙帮她的忙，石龙帮她背柴，一路上说着话，石龙表示他要上那个悬崖，捉雕鹗，因为雕鹗天天在天空上沙沙地打着翅膀，把什么好看的、好听的都遮盖了。代代以为石龙是讲笑话。石龙把柴送到代代家，代代请他到家里坐，他坐了一会儿离开了。 第四部分写代代吃饭的时候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原来村里人都在围观石龙攀爬悬崖，边看边议论，代代感到恐惧，恳求石龙不要攀爬悬崖，并表示石龙下来她会永远跟石龙好，石龙听不见下面的声音，下面也没有人想办法让他下来。东来从家里跑过来，劝代代不要管石龙，但代代没有听他的话，企图去把石龙追回来。石龙终于从悬崖上跌下去了。这时候，雕鹗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回来了。 第五部分写从此这村子里最美的、声名最好的姑娘代代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女孩们编了好听的山歌来嘲笑她。 《雕鹗堡》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也没有特定的地点环境，接近民间传说，是寓言体小说。 寓言体小说的核心就是其寓意。那么，《雕鹗堡》的寓意是什么？ 王富仁认为《雕鹗堡》“所表现的情绪却是现代的、尼采式的、孤独的，它们比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都带有更强的精神力度，它们不是人生悲剧的素描，而是人生悲剧的木刻。毫无疑问，端木蕻良这两篇小说都是在萧红死后孤独情绪之下写成，都包含着对指责他的人的一种无可言说的愤懑情绪……”⑨ 王富仁所说的端木蕻良的愤懑情绪源自萧红死后许多萧红的文坛朋友对端木蕻良的指责。因为在萧红的文坛朋友看来，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之后，先是遭遇丧子之痛，然后本人去世，这都是端木蕻良虐待萧红的结果。端木蕻良因此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端木蕻良传》的作者孔海立指出：“石龙的个性与端木不无相似之处，而他与代代的恋情遭到众人指责和排斥，不是与端木和萧红的结合在文坛所遭受到的种种非议大有相像之处么？萧军、骆宾基、聂绀弩、丁玲等文坛名流多次公开发表对端木的指责批评，有的甚至近乎人身攻击，但端木多年来却一直保持沉默。只是这一篇不显眼的寓言小说倒可以说是他的一次间接的反驳，是他对文坛种种压制个性、帮派社团排斥无帮无派人士之现象的一种间接的批判。”⑩ 端木蕻良写作《雕鹗堡》或许与他承受的舆论压力有关，但作品的意蕴应该不局限于此。许多研究者注意到《雕鹗堡》这个作品，但大都没有对雕鹗这个形象进行解读。然而，如果不弄清雕鹗的象征含义，有关作品的分析结论就如同无本之木。反复阅读这个作品，特别是作品开篇即强调：“主宰这小村子的命运的，就是那雕鹗。”⑪当村民围观石龙捉雕鹗时，也时而发出议论：“那雕鹗就是这村子的性命啊！”“想把那雕鹗捉下来，就好像把命运从这些村人的头上捉下来一样。”⑫能够主宰村民命运的力量是什么？要么是神，要么是权力，要么是迷信。这里我们姑且将其设定为权力。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整个小说包含有四种力量：第一种是雕鹗，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雕鹗可以理解为凌驾于所有村民之上的权力象征；第二种是村民集体，可以理解为群氓、庸众，相当于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们既是围观者，也是迫害人；第三种是石龙，可以理解为鲁迅笔下“独异的个人”，是异端，相对于庸众而言，是挑战者，相对于权力而言，可谓特立独行的人；第四种是代代，她是女性，也是同情者。 四种力量形成了这样的关系：村民庸众臣服于高高在上的权力雕鹗，石龙对权力发起了挑战但挑战失败而牺牲，村民庸众围观石龙对权力的挑战，把石龙的挑战风险当成可以观赏的好戏，对石龙的牺牲无动于衷；女孩代代同情石龙；石龙死后，村民庸众将代代当成异己加以嘲笑和打击。 如此看来，这个作品在寓意上颇得鲁迅的真传，它写出了庸众作为看客的围观本性。比如，在围观石龙捉雕鹗的现场，村民们七嘴八舌，“人们热热闹闹的，围住了来看一件开心事”⑬。当石龙不幸落下山涧后，作品这样描写： 看的人都有点儿扫兴，大伙儿的眼睛一直看着那孩子的小小的身子跌落在山涧里去，才喘出一口气来，觉得他跌下去得太嫌早了一点儿。⑭ 村民是把石龙对权力的挑战当戏看的，他们已然知道结果，但希望过程更复杂些，更具有观赏性。如果说鲁迅的作品只是写出了围观者的麻木，那么，端木蕻良在这里还写出了围观者的残忍，写出了庸众对异己者的排斥和打击。庸众不仅是独异个人风险行为的围观者，而且是权力打击独异个人的帮凶。 石龙从悬崖跌落山涧后，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雕鹗不知在什么地方飞回来，它并没有在那土洞里，它的庞大的带着黑色的暗影的翅子，打击着空气，发出沙沙的声音，人们好像又恢复了往常的命运的统治，觉得心安而满意。雕鹗在上空飞着，盘桓着，俯视着……在村子上边绕着圈儿地飞，人们仰面望着。⑮ 权力依然高高在上，受到庸众的膜拜。 值得注意的是，独异个人的同情者代代是一位美丽能干的女孩，这里面寄托了端木蕻良的女性观，也延续了端木蕻良作品的一贯特色。 《雕鹗堡》这个小说除寓意的深刻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故事发生的环境与端木蕻良以前的小说不同。端木蕻良以前的小说故事大都发生在东北，但《雕鹗堡》的故事发生在西南，甚至可以说，《雕鹗堡》的故事就发生在广西，发生在桂林，因为小说开头的对歌场面，是典型的广西对歌场面，那些山歌的形式、内容和语言，是典型的广西山歌的形式、内容和语言。 相比《雕鹗堡》，《红夜》这个作品的寓意更难索解。 小说的叙事可以分成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即小说的第一部分，介绍村镇的风土人情，这个村子有一个奇异的石洞，洞口有一对石人，每年冬月十二，村子都有举行跳神的仪式，这一天，玛璇离开家，婆婆留在家里一边绩麻，一边给玛璇的妹妹草姑讲关于洞口石人的传说。 第二个层面，即小说的第二部分，内容主体就是婆婆讲述的洞口石人的故事，村里的老头子说谁能穿越山洞，他的女儿就嫁给谁，一个外乡人历尽万难，走出了山洞，但是变成了石人，老头的女儿信守承诺，嫁给了石人，从此那山洞门口，就永远有一男一女相抱着。 第三个层面，即小说的第三部分，叙述草姑听了故事之后，出门去看跳神仪式的路上，经过山洞的时候，感觉女石人有点像她的姐姐玛璇，她似乎看到姐姐和那个男石人手拉手跳过后山去，草姑到了跳神仪式的现场，在观看巫舞的时候，她听见姐姐和一个男人说着情话。 第四个层面，即小说的第四部分，跳神进入了舞龙阶段，忽然一群人过来，他们抓住了两个人，说这两个人在村民求神作福的时候，跑到山洞里寻快活，一村人的生计性命，都破在他们手上，神要见怒了，这些人有意把这两个人绑在一起，丢到山洞里。这时婆婆出现了。她指责那个被抓住的男孩说，是这个男孩骗了她女儿的新衣服。这时候，草姑才清醒过来，发现被抓的男女是她的姐姐和龙宝。 这个作品让人难于索解的地方在于其叙事的含混色彩。小说的第二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传说中的石人故事和现实中玛璇与龙宝的情爱故事像是叠加一体的。给读者的印象，传说中的石人故事是真实的，现实中玛璇与龙宝的情爱反而具有某种虚幻性。为什么这样写？有研究者认为端木蕻良采用的是曹雪芹《红楼梦》中写秦可卿的叠影法⑯，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然而，端木蕻良为什么在表现玛璇与龙宝的情爱时采用叠影法呢？形式不只是形式。作者不是为了炫技而使用某种形式，而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作品的意图。那么，《红夜》这个小说试图传达怎样的意图呢？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桂林时期是端木蕻良创作转型的时期，认为端木蕻良桂林时期的转型与萧红病逝有关。萧红之死使端木蕻良情感上大受挫折，然后回到童年视角。这是理解端木蕻良桂林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视角。不过，我愿意提供另一个视角。我以为，桂林时期的端木蕻良，不仅经历了萧红病逝的人生悲剧，而且体验了一种对他而言全新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就是桂林的地域文化。 桂林的地域文化既有与中原文化一体化的历史文化，如端木蕻良谈到的李靖、元祐党籍碑；也有与中原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文化，像《雕鹗堡》中涉及的广西山歌。《红夜》这个小说，少数民族文化的色彩更为浓郁。小说虽然没有明确其所写的人物是哪个民族，但从作品中这句话“汉人的习惯和风俗已经有力地束缚了他们”，可以判断作品中的人不是汉人，而是少数民族。可以想象，置身广西，端木蕻良感受到许多他过去未曾接触过的南方少数民族风俗。作为满族人，南方少数民族风俗当然能够激活端木蕻良的童年生活记忆，同时，也能激发端木蕻良对中国多民族文化的想象。《红夜》开头，就明确表示，“最奇怪的还是关于洞口石人的传说，这传说，使这个地方布满了异教徒的色彩，充满了神秘和哀凉的气氛，这种传说，支配着这儿在外地流浪的人们原始的灵魂。”⑰ 这里所谓异教徒的色彩，当然是区别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而洞口石人传说的文化内涵，应该与情爱的自由执着、信守承诺有关。洞口石人传说是一个爱情主题，现实中玛璇与龙宝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这虚实相生的两个故事，本应该是很美好的。何以最后都以悲剧告终呢？石人传说是因为男主人公的能力有限，玛璇与龙宝的爱情却来自外力的因素。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在这个奇异的地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爱情是可以夸耀的，但是唯有在祭神的辰光，就是犯罪。”⑱ 虽然这是一个奇异的、可以夸耀爱情的地方，但即便如此，遇到祭神的时候，自由的男女情爱仍然是犯了渎神之罪。 结合当时广西的社会环境，我们能否这样理解，哪怕是在桂系主政的广西，虽然在相当程度上能够独立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在政治文化上有相当的自由度，但一旦触及统治者根本的政治利益，这种相对的自由仍然会被剥夺。这是否可以理解成《红夜》深层的政治文化内涵呢？如果这个理解成立的话，我们或可以在情爱主题之外，获得对《红夜》创作意图的新的阐释，即以表层的少数民族情爱故事隐喻深层的现实社会政治文化。 或许有人认为如此阐释端木蕻良《红夜》这个作品，有牵强附会之嫌，认为桂林时期的端木蕻良心思全心向“红”，即萧红之思和红楼之学。然而，从端木蕻良在桂林参与发起的一次征集诗钟活动，可知端木蕻良对社会政治文化亦有深层热情。这次诗钟征集活动的命题上联为党人碑（即元祐党籍碑），下联为希特勒，端木蕻良认为这个命题，既对景，因为党人碑是桂林龙隐岩一景；又对时，因为希特勒是当时法西斯的代表。而发起这个诗钟征集活动，用端木蕻良本人的话说就是“用南宋偏安来讽刺当局的假抗战真投降的面目，用党人碑的例子来宣告是非是不容颠倒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是对当时世界性的法西斯反动毒焰，投掷下一瓶有力的灭火剂”⑲。 端木蕻良不仅是这次诗钟活动的发起人，而且也是这次诗钟活动的参与者。他提交的对联是： 天生黛石千秋恨（党人碑） 梦到红楼第几重（希特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联表面上看又是黛玉又是红楼，仍然是端木蕻良专心向“红”的做派，然而，其真实指向却是用黛石比喻党人碑，用梦红楼比喻希特勒进攻苏联的野心。表面的文字与真实的意图相隔十万八千里，但如果了解桂林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的世界形势，又能发现对联与命题的深层关联。因此，端木蕻良这副对联还获得了此次诗钟活动的第三名⑳。 端木蕻良既对时事政治有思考，亦对猜设灯谜有兴趣，那么，在小说里设置隐喻，以情爱影射时政，于他而言应该是雕虫小技。因此，我们解读《雕鹗堡》《红夜》这样的作品，也不必拘泥于小说写实层面的情爱描写，而可以从当时的社会风云寻找解读的钥匙。 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端木蕻良在桂林生活了两年半时间。两年半的时间虽然短，但对于端木蕻良却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首先表现为端木蕻良在桂林创作了《初吻》这部他自认为“他在40年代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㉑，创作了《初吻》《早春》《雕鹗堡》《红夜》这些被众多文学史家如钱理群、王富仁、孔海立、李建平所认为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㉒。其次表现在端木蕻良开拓了他的文学创作空间，创作了一批戏剧文学作品。最后表现在桂林时期的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风格都有明显变化，题材方面，“大部分都往历史题材、民间传说和外国神话方面开掘”㉓；风格方面，“明显与30年代粗犷、豪雄、重浊的风格有异，在选材上较多偏离现实，在格调上偏重悲婉，在文笔上偏向细腻，终于渐渐从阳刚走向阴柔的色泽”㉔。 其实，除了在文学创作的收获外，桂林时期的端木蕻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在这座当时被称为文化城的城市，他不仅感受到由大量旅桂作家带来的新文化，也感受到深厚的历史文化，感受到丰富多样的戏曲文化、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的并存，对端木蕻良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注意端木蕻良的朋友圈，或许能够发现，在桂林之前，端木蕻良是比较难融入其朋友圈的；而到了桂林之后，端木蕻良与他在桂林新结交的朋友如欧阳予倩、陈迩冬、秦牧的友谊往往能保持终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端木蕻良在桂林的时候，曾经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有过交集，当时钟耀群在新中国剧社工作，后来成为昆明军区著名的话剧演员。虽然当时的端木蕻良与钟耀群并不相识，但这种人生交集已经成了端木蕻良与钟耀群的“木石前缘”。此外，在汪曾祺关于端木蕻良的回忆文章中，专门提道：“他写戏曲唱词，是要唱着写的。唱的不是京剧，却是桂剧。”㉕短短两年半的桂林时间，却让端木蕻良在后来漫长的人生中保留了牢固的桂剧记忆。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的细节。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桂林这座文化城确实在端木蕻良的生命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学编年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27） 注释： ①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成文出版社，1980，第16-20页。 ②⑩㉑孔海立：《端木蕻良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126、145、135页。 ③④端木蕻良：《欧阳予倩和“杜门诗”》，载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第108、108页。 ⑤柳亚子：《关于〈红拂传〉及其他》，载《柳亚子集外诗文辑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06页。 ⑥参见曹革成：《端木蕻良年谱》（上），《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 ⑦⑨⑪⑫⑬⑭⑮⑰⑱㉒王富仁选编：《端木蕻良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第18、18、261、267、267、269、269、302、316、14、17页。 ⑧㉕汪曾祺：《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载《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第188、188-189页。 ⑯陈悦：《论〈红楼梦〉对端木蕻良桂林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⑲端木蕻良：《关于诗钟》，《桂林日报》1982年1月。 ⑳陈开瑞：《柳亚子诗钟作投枪》，载广西文史研究馆编《八桂香屑录》，上海书店，第88页。 ㉓㉔雷锐：《论端木蕻良在桂林创作的风格转换》，载《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64、1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