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鲁迅 新文化 金石学 鲁迅（1881-1936）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推动白话文、新兴木刻运动等方面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以前，鲁迅更多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被纪念的，近年来，鲁迅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受到学界的关注。鲁迅在《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无疑是中国的脊梁，也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40周年，通过对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代金石传统关系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革命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这对今天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金石传统 本文所谓的中国古代金石传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金石本身的传统，即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刻文字与画像，其他文物如砖文、瓦当等；二是对金石文物及其文字图像著录的传统，即所谓的金石学。从现有资料看，鲁迅先生更重视金石本身的传统，对金石学有关注，但相对较少。 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3800年前的二里头时代，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则要晚到殷代，也就是传统所谓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是族徽、人名等简单的图案、文字，从西周开始才有记事的长篇铭文，如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上的铭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即俗称的“金文”。 如果把岩画算作石刻，那么石刻出现的时代比金文要早得多，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据考证有7000年的历史。而在石头上刻字则要比金文晚得多。现今人们认可的较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人认为是东周时期的。石刻文字，尤其是碑刻、墓志繁荣起来是东汉以后的事。画像石并不是岩画的延续，它是汉代新兴的、主要为丧葬礼俗服务的艺术，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后代仍有延续。南北朝以后，不仅碑刻、墓志大兴，其他石刻文字，如造像记、经幢等也十分丰富。 从西汉开始，金石文字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学家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文字中没有提到他考察石刻的事，从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刻石文字的记录看，司马迁在四处访古时考察当地的金石文字是完全有可能的。 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是现存最早的记录石刻的著作之一。它对当时各条水道附近的名胜古迹，尤其是所存石刻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收集了各种传说和史料，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史实考证。书中收录汉代石刻100多处，曹魏碑刻近20件，还有两晋、刘宋、北魏等朝代的石刻。 北宋时期金石学兴起，对前代金石文字开始了大规模的收集、著录与研究。最早在书名中用“金石”的是曾巩的《金石录》，惜书已不存。宋代金石学著作留存于世的有王黼《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洪适《隶释》《隶续》等。宋代金石学著作既有著录金石目录和跋尾的，也有著录尺寸、形状的，还有摹录图像、铭文的，也有略加考证的。 清代是金石学昌盛时期，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清初虽然只是初兴，但却有知名的代表作，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和《石经考》。乾隆年间金石学昌盛，有皇帝亲任主编的《西清古鉴》《宁寿古鉴》《西清古鉴续鉴甲编》和《乙编》四书，收录了清宫收藏的青铜器。据容媛《金石书录目》统计，乾隆以后约200年的时间里，金石学著作有906种之多，由此可见金石学昌盛之一斑。不过，这些著作多是继承宋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是著录的量大增，尤以王昶《金石萃编》为最。真正在学科层面上有创新的要数清末叶昌炽的《语石》。该书是中国第一部通论古代石刻文字的专著。作者积二十年之功，搜集各种石刻8000余种。根据这些材料，参考其他著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成此书，宣统元年（1909）在苏州府城刊刻问世。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加入了新发现的甲骨、简牍，甚至明器也纳其中，范围有了明显扩大。出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等金石学研究大家，还有马衡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随着近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走到了尽头，被新的考古学、文物学、古文字学、甲骨学、简牍学等所取代，但它著录的资料一直为今人所引用，一些学术观点为今人所肯定，学术贡献会长存于世。 鲁迅的抄碑与收藏 1912年秋，鲁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从此时至1917年，鲁迅在工作之余大量抄碑，辑录金石碑帖。 抄碑的同时，鲁迅开始收藏金石拓本，以石为主，还有砖文、瓦当等。自从32岁得到胡孟乐赠送的十枚山东嘉祥汉代画像石拓本后，鲁迅对汉代画像石拓本的兴趣与日俱增，并且主动购买拓本。鲁迅对每次购买的拓本都仔细记录。如1915年5月1日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这是他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最早的记录。就在这一个月，他后来又去了琉璃厂数次，其中四次购买了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 有些人知道鲁迅在购买汉代画像石拓本后，主动把拓本寄给或送给他，希望他能买。如1915年10月4日，富华阁送来嘉祥等汉画像拓本137枚，出土地点分散在嘉祥、汶上、金乡等地，鲁迅认为拓本质量不是很好，但还是买下了。鲁迅还请人代购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对此，他同样有仔细的记录。1916年1月12日，汪书堂为鲁迅代购山东金石保存所藏汉画像十枚，嘉祥画像十枚，汉画像残石二枚。 在收藏过程中，鲁迅对拓片的优劣也有要求。1934年6月9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象》《孝堂山画象》《朱鲔石室画象》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 对拓本的要求除了品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真伪的鉴定，鲁迅也是如此。传统的金石学家对石刻多重视有文字的碑刻和佛教造像题记，对汉代画像石并不是很重视，因此，拓本市场上没有假东西，但自晚清以后，随着嘉祥武氏石室拓本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假货也开始出现了。鲁迅虽然在1913年才开始拥有汉代画像石拓本，但很快就入了道，能够鉴定伪刻了。1916年11月10日，鲁迅从琉璃厂德古斋购得汉画像拓本二种，原为托活洛氏旧藏，上有字，鲁迅鉴定为伪刻。1934年6月18日和1935年5月14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也都提到翻刻的事，后一封信这样写道：“至于拓片两包，是都收到的，‘君车’画象确系赝品，似用砖翻刻，连簠斋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还要有神彩，而且必连碑阴，乃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憘造象》，大约也是翻刻的，其与原刻不同之处，见《校碑随笔》”。 除了记录自己收藏的汉代画像石拓本，鲁迅还做了编书的准备，拟了《汉画象集》目录，编了汉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目录、石刻目录、石刻杂件、金石杂件、古物调查表抄、各县金石录摘抄等，这些文献都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由这些文献可见先生当年在汉代画像石及古代碑刻上下的功夫是很大的。 鲁迅收藏的汉代画像石、瓦当、砖文拓本已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成《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II，《鲁迅藏拓本全集·瓦当卷》，《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I、II，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14、2015、2016年出版。 鲁迅倡导的新文化对中国古代金石传统的继承 鲁迅对汉画像艺术十分赞赏，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的观点。鲁迅在1935年2月4日给李桦的信中写道：“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9月9日致李桦信中说：“我以为明木刻大有发扬，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否则即有纤巧之感，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于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许寿裳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曾记录鲁迅的话：“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许寿裳：《鲁迅回忆录·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鲁迅虽然没有收藏，甚至也没见过汉代画像石，但他的上述评价不是凭空泛论，而是建立在他对汉代画像石拓本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鲁迅在赞赏汉代画像艺术的同时，还在一些文章中引用画像资料作为证据。1914年，鲁迅先生在考证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胡须时，引用的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画像。他在《坟·说胡须》中写道：“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写完《说胡须》不久，鲁迅从北京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51枚，并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到：“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上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这种作为资料使用的现象，还表现在他给友人的信中。1934年2月11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荡然无所知……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象》，此象《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鲁迅不仅收藏、研究汉代画像艺术，在推动新兴木刻运动时，鼓励年轻人参考借鉴汉代画像艺术，还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带头继承汉代画像艺术。他给爱罗先珂《桃色的云》一书设计封面，所绘之云即来自山东嘉祥武氏前石室前坡西段画像上的卷云。鲁迅的书法更是他多年抄碑的成果。 专家们对鲁迅收藏、研究汉代画像石、抄碑有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代金石传统是大有启发的。杨义认为，鲁迅收藏、研究汉画像石是遥祭汉唐魄力，并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天地大美与精神皱褶中的本真；增加文化厚度和精神深度；直逼传统学术与美术的精魂；重铸刚健清新的民魂与国魂；进入古代生活史、精神史；在学术预流中沟通历史与当代；形式性的继承与点化；谛视诡异的心灵现实与遥祭汉唐魄力（《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画像石》，《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王芳认为与鲁迅相关的金石传统有三条不同的文化脉络：一是辛亥革命前鲁迅追慕顾炎武——章太炎独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实践以及生命状态。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复辟轮回，鲁迅转入以隐逸为姿态“钞古碑”，接续并改造了金石传统中学隐的文化脉络。三是包括金石在内的古美术资源，从1918年前将其视为凝聚“国魂”的遗物，到二三十年代，明确了对“中华民国”意义上“民魂”的探索和发展（《金石传统与鲁迅“钞古碑”的多维向度》，《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鲁迅先生收藏有5100余种历代碑刻、画像拓本，先生对这些拓本都做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和研究，并且试图由此写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虽然最终都没有完成，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传统文化研究之深。因此，鲁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一体，开辟一个新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