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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汝珍 《镜花缘》  《镜花缘》 熟悉《镜花缘》一书的读者都知道，李汝珍是清朝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人，但《镜花缘》自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行以来，至清末共出了近30种版本，都没有署作者的姓名。书序中说“《镜花缘》一书，乃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数年之力成之”，至于这“李松石”是谁，却鲜有人知。 确认《镜花缘》的作者是李汝珍的，是胡适先生，他在《<镜花缘>的引论》中说：“钱玄同先生告诉我李松石是一个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兴县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鉴》。”自此以后，所有涉及《镜花缘》及其作者的文献资料，都称“李汝珍，字松石，（清）大兴人”。那么，李汝珍的家族是怎样来到北京的？在北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祖父是“高考移民”加“北漂” 需要解释的是，清朝时的大兴县衙在今东城区大兴胡同，当时的顺天府有大兴县和宛平县，而大兴县所辖地区除今日北京市大兴区的大部分地区外，还包括中轴线以东的东城区和朝阳区以及海淀区的清河镇一带。 北京真的是李汝珍家族的祖居之地吗？这恐怕得好好推究一番。据孔继鑅所著《心向往斋集》记载，李氏一门的迁徙漂泊可是从“辛苦自池阳”开始的。所谓“池阳”，就是今日陕西省三原县的古称，三原才是这位“咄咄北平子”（李汝珍）的真正祖籍。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孔继鑅的记述呢？这是因为他跟李家以及李汝珍的姻亲海州（今连云港）板浦许家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孔继鑅，字宥函，直隶大兴人，1836年中进士。他记述了与李汝珍的侄孙李维醇之间的交往。他和李维醇同为北京人，又同样在海州板浦寄居多年，并一起拜在李汝珍的姻亲许桂林的门下，属于“发小”。他俩交谊深厚，所以孔继鑅对李家的家世十分了解。 《道光乙未科会试同年齿录》中记载，李汝珍的祖父李廷栋是“太学生”。太学即当时国子监的俗称，在国子监就读的学生即被称作“太学生”。在清代，入监肄业的有贡生（即“贡监”，包括岁贡、恩贡、副贡、拔贡、优贡、例贡）、监生（恩监、优监、荫监、例监）、官生（七品以上官子弟之聪敏好学者）、经提学官考选提拔的廪增附生等。一般未入府、州、县学而欲应乡试，或未得科举功名而欲入仕做官者，都必须先行纳捐取得监生出身，但不一定就在监读书。一些官宦家庭首次获得的功名往往就是“太学生”，这在当时就是捐纳“监生”的雅称。捐纳监生的好处是可以绕开童试而直接参加乡试，更关键的是不仅能在本省参加乡试，还能到京师直接参加顺天府的乡试，有点类似今天某些“高考移民”。 《儒林外史》中考秀才都屡试不中的周进，就是靠着几个商人出资给其捐了监生，才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捐纳监生的费用需要白银100两至108两之间，这笔开销绝非普通农家所能承受的，这从侧面说明李家的经济状况在当时是属于中等略偏上的水平。很可能就是从李廷栋这位“高考移民”以监生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乡试开始，李家便开始了“北漂”生涯，虽然乡试未能成功进学，但终究在京城立了足。 李廷栋在“北漂”岁月中，挣出了一份家业，使儿子这一代得以占籍顺天府大兴县，成为天子脚下的子民。所谓占籍，就是上报户口，入籍定居之意。在清代，占籍管理得很严格。据《清史稿·食货一·户口》载：“凡民之著籍者，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煮盐户）；其经理之也，必察其祖籍……”李家属于民籍，适用的是“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和“倘本身已故，子孙于他省有田土丁粮，愿附入籍者”的入籍条件。 父亲和长兄是书吏出身 李汝珍的父亲名馥，是候选主簿。李汝珍的长兄李汝璜是监生出身，在赴海州板浦任盐课司大使之前曾“考补方略馆誊录”。 李家在北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结合若干史料并加以分析，可以得出大致不差的结论。首先，李汝璜“方略馆誊录”的官职，一般是由书吏“考补”的在军机处方略馆任职的未入流的小官。清代的书吏，一般是父子相承的，所以李汝珍的父亲李馥的“候选主簿”一职也应是书吏考补的。李馥和李汝璜都是属于清朝中央机构在编的经制书吏——供事出身。所谓“经制书吏”，就是各衙门律例定额招募的书吏，相当于在编的国家公务员。京城的书吏分供事、经承和儒士三种，其中以供职于宗人府、内阁、上谕馆、文渊阁、翰林院、詹事府、中书科和内廷三馆的供事地位最高。 据《清会典·吏部·验封清吏司》：“凡京吏之别三：一曰供事，二曰儒士，三曰经承。”其中宗人府、内阁、翰林院、詹事府的供事由民间的秀才、监生考取。清廷很重视供事的考试，与科举考试的规格类似，考场设在天安门外，由监察御史和内阁学士监考，阅卷由内阁大学士指派满汉学士各一员负责，护军统领率军在阅卷地稽查。考试内容是告示一道，以200字为率，主要考核其是否文理通顺、字迹端正。内廷三馆的供事则从内阁、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的供事中选送优者。所谓“内廷三馆”即“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国史馆（属翰林院）、方略馆（属军机处），其中方略馆是专门负责撰辑“方略”“纪略”之类的修书机构。每次朝廷重要的军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皆由方略馆奉旨撰辑成书，以纪其始末。此外，也修纂皇帝特别交代纂辑的其他书籍，其办公地点就设在紫禁城内。方略馆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能在方略馆供职者更属优中选优。 按清制，供事五年期满无过犯者，可出职为官，即供事有考取官员的机会。李馥考了一等，授正九品的候选主簿，李汝璜则考取了二等，授的是未入流的誊录官。李汝珍就出生在这个低级文官的家庭中。 清代北京城实行满汉分居的政策，满人居住在内城，一般汉人只能居住在外城。为了方便居住在外城的汉人官吏每天进入内城的衙署工作，内城的崇文门一般在午夜之后不久就启门纳客，成为北京城最早开启的城门。这就使在内城各衙署工作的书吏们，为了上班的方便，一般都聚居在崇文门外的磁器口一带，这里就是李汝珍最早落下人生足迹的地方。 成年后举家南迁 清代的北京，一向有“京官穷，京吏富”之说，因为主官多是“科举正途”出身，学八股文而不习法令世务，对案牍文书不熟悉，在处理实际事务中不得不“奉吏为师”，而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一个个都谙熟此道，因而实际权力很大。晚清官员郭嵩焘曾为此慨叹：“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其中尤以中央各部书吏的权力为大，人谓之曰：“无异宰相之柄”。 书吏的薪俸微薄，但手中握有的权力自然可以换取不少实际利益，富京吏往往要胜过穷京官。有人作对联形容京吏阔绰舒适的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李汝珍的家族从事了两代书吏工作，长期浸润其中，有了多年的积累，整体上的生活水平虽比不了那些顶尖豪富，但也不错，这可以从李汝璜依金川例捐纳，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获试用海州板浦场盐课大使一职可窥一斑。 捐纳即捐赀纳官，清代捐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解决特殊问题，也就是为拯荒、军需、河工开设的“暂行事例”；另一类主要是捐虚衔、封典以及出身，即平民通过捐纳贡监和生员改变身份。无论哪种形式的捐纳，其程序大致相同。乾隆初年，因征伐金川战事，金川例开，可捐文职、武职和京外官。文职京官自郎中以下，至刑部司狱、兵马司吏目，外官自道府以下，至从九、未入流，武职自参将、游击以下，至千、把总并得捐纳。乾隆三十九年（1774），再征金川，因军费吃紧，于是复开金川例。位居未入流誊录官的李汝璜决定抓住这一升迁良机。他相中的职位是正八品的盐课大使，品级虽不高，却是个肥差。谋求这个官位需捐纳白银3000两，比有些地方的正七品知县所需银两都高，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可见李家的经济实力不错。 乾隆四十七年（1782）绝对是李汝珍家族最重要的年份，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们结束了已绵延达三代人之久的“北京家世”，举家南徙海州，开始了自三原之后的又一次家族迁徙，刚成年的李汝珍结束了自己在京师的生活，他真正的人生传奇无疑才刚刚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