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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 2019年，钱锁桥撰写的《林语堂传》出版。这部作品的副标题名为“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 钱锁桥说，这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以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尤其是中国知识交往史为背景。钱锁桥认为，林语堂的跨文化心路历程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化体验的一面镜子，而且和当下中国整个现代旅程息息相关。这部林语堂传记旨在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正本清源添一块砖，或许亦有助于中国和世界重启“新的文明”之探索。 如果说《林语堂传》是把林语堂放在主体位置仔细分析，那么，新近出版的、由钱锁桥主编的这部《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就是从客观的学界评价的角度，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对林语堂及其所处时代知识思想史的认识和理解。 多角度看跨文化 在《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引言部分，主编钱锁桥指出，研究林语堂的跨文化实践需要有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从不同角度共同切磋。这本批评集会聚了这样一群学者，首次对林语堂跨越中美的文学实践留给我们的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审视。钱锁桥认为，这部作品代表了林语堂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第一部分有三篇文章：周质平的《在革命与怀旧之间：林语堂的思想与风格》、罗福林的《林语堂对传统的独特运用》和杨柳的《“一捆矛盾”：林语堂的基督教情结》，它们考察林语堂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着重探讨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贯穿其一生的基督教认同问题。 第二部分有两篇文章：彭春凌的《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和陈子善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着重探讨林语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实践。 第三部分有三篇文章，集中讨论林语堂穿梭于中西之间的跨文化实践。分别是：苏迪然的《林语堂之于“批评之批评的批评”：跨越中美的“表现论”》、韩明愈的《合作者或食人者？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蒙田的角色》和钱锁桥的《〈吾国与吾民〉的起源与反响》。 第四部分有三篇文章，集中阐释林语堂在美国的著述。分别是：宋桥的《他的国家和他的语言：林语堂及他对中国事物的诠释》、吕芳的《中国“茶花”美国开：林语堂跨文化重塑“杜十娘”的动因与策略》和何复德的《林语堂烹饪美食学的多重世界》。 陈列这些标题及其作者，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这些文章所探讨的问题以及所代表的水准，显然，钱锁桥围绕着“跨文化”这个主题，尽可能地展示了各位学者的多角度观点。 林语堂的成与败 首篇是周质平的文章。周质平分析林语堂的“快乐论”，他认为，在林语堂的哲学里，特别看重“情”字。林语堂提倡享乐，但并不颓废，他珍视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情趣。周质平把林语堂与鲁迅做了一番比较，梳理了林语堂与鲁迅交恶在于“党见”之由来。林语堂向往传统中国文人精致典雅悠闲的生活，这与鲁迅所热衷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同调的。在林语堂看来，文学除了为作者自己服务，没有其他服务的对象。周质平讲述了林语堂对于汉字改良的看法，从白话文到简体字，林语堂所做的贡献。周质平还论述了林语堂对孔子与儒教的看法，从异端到基督徒的经历。 罗福林文章强调林语堂对传统的独特运用，指出林语堂并不只是为西方读者一般性地介绍中国，而是要推介他自己的中国文化观——他称之为中国的“人生哲学”。杨柳的文章指出了基督教如何塑造了林语堂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基督教对林语堂很大的影响在于很早就向他传播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福音。这两篇文章，一中一西，形成了呼应。 林语堂有意识地让“中”与“西”在他身上完成了近乎完美的融合。林语堂在美国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这些作品有强烈的“中国味”。林语堂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部分加以阐述，对老庄人生哲学加以发挥，介绍中国人的美学、思想、生活以及民族特性、生活哲理等。这些都让外国读者很感兴趣。而他后期作品比如《远景》等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丢掉了“中国”。当林语堂的写作对象脱离了中国情境，整个创作的生命力也变得干瘪。 在《林语堂传》里，钱锁桥对此做过相当详细的描述，现在，通过这部集子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比如，该书里的钱锁桥文章，还有宋桥、吕芳等人的文章都指出了，林语堂用英文写作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事物是一种受欢迎的叙述修辞策略，不能把这种写作方法抬高到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层面。苏迪然分析了克罗齐的“直觉”美学对林语堂的影响，韩明愈分析了林语堂写作中对于蒙田随笔的吸收和化用，这些角度都很有新意和深度。 彭春凌考证，“林语堂”这个名号的出现，是在1925年4月20日《语丝》第23期《给玄同的信》的作者署名，在此之前，只见“林玉堂”而未见“林语堂”，弃“林玉堂”向“林语堂”的转化，以及此后林语堂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投入和批评，表明了林语堂对于语言应用实践的重视。彭春凌与周质平也形成了呼应。周质平指出，林语堂是支持白话文的，他与胡适的区别只在于对白话的定义，胡适侧重文白之异，强调“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讲对仗”，而林语堂侧重文白的融合，认为应该吸收文言的遗产，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文体规范所导致的刻板与拘束，也是深恶痛绝的。事实上，直到晚年，林语堂依然孜孜不倦，晚期生活窘困的很大原因，就是林语堂投资发明中文打字机失败而造成的。 如何评价林语堂的“普适性” 周质平的文章立论宏阔，内容丰富，实际上起到了统领全书的作用。这部集子里的其他文章，则更注重抓住一个关键点深挖细缕，这样的编排结构显示了钱锁桥的用心安排。钱锁桥撰写的引言，强调了林语堂的“普适性”，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突出强化了林语堂“普适性”的根源和形成过程，我们作为读者也能深刻地有所体会。 我们的评论界曾经一度严重贬抑林语堂的成就与地位。主要就是政治风向的缘故。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林语堂。 回顾林语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回顾他与鲁迅、胡适等人的行为异同，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闲适”的生活美学，何尝不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为国人争取自由呼吸的空间的方式之一呢？尽管他的做法没有那种“扔匕投枪”的有力效果。诚然，“过事张扬”乃其弊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究竟不是晚明。周质平引夏志清的评述，指出林语堂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严肃的文学或知识上的标准，而只是激发了一些不很相干的个人热情，这个判断的确中肯准确。 钱锁桥写《林语堂传》，一开始说的却不是林语堂，而是“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标杆。鲁迅秉持中国本体立场，胡适倡导自由主义，他们同属反传统阵营，都希望建立“新的文明”。钱锁桥说，在中国现代性经验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两个坐标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因此林语堂走进了他的视线。那么，《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留给我们的，又是哪些遗产呢？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通过林语堂的传记和学者们对林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见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所得与所失，以及每个人不同的道路。林语堂的身上有种超越时代的特性，在当下的时代和语境里，如何分析林语堂、评价林语堂，也关乎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中西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