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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阳历与钟表：刘大鹏对新时间制度的反应和接受 在刘大鹏的一生中，还有一件大事对他的时间生活和节日体验影响深远，那就是以“阳历”为代表的新时间制度的推行。民国改历运动的背景、过程和效果，左玉河、湛晓白等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已有论著利用报刊、日记等现场资料，对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也做了较为全面的呈现。只是，具体到个人身上，一个普通人如何适应、接受或反抗新的时间制度？新时间又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他的计时习惯甚至生活方式？《退想斋日记》为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一）《退想斋日记》中的阳历节日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始，也意味着一种新时间制度的推行。对刘大鹏来说，对新历法及其节日接受与否，根本上关乎政治认同的新旧。1913年已是民国二年，他的日记里仍记为“大清宣统五年”——“以予系大清之人，非民国之人耳”。《退想斋日记》中第一个有记录的阳历新年是1914年1月1日：“今日为阳历一号，凡有叛逆之心者均于今日庆贺新年”，而民间仍过传统阴历年。 这种“二元”格局一直在延续，甚至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实施废除旧历运动，严厉废止旧历岁时节日，也仍改变不了普通百姓的年节传统。每逢阳历新年，官厅学校放假，省城大闹社火，草野却一片寂然，百姓置若罔闻；到了阴历新年，“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莫不庆贺”，百般禁止也无法阻挡。在本就对民国抱有敌意的刘大鹏看来，这正是新政权不顺民心的表现。甚至每逢论及这个话题，他总免不了冷嘲热讽一番，说新政府“即此一事已不能禁，何况其它乎？”“革命党能革一切大命，卒莫能革此小命耳。” 面对传统的强大惯性，国民政府也逐渐放弃了激进的历法改革。在刘大鹏1933年的新年日记里，就出现了“官府未曾逼勒民间庆贺”，“阳历新年放假三日，及到旧历新年亦是放假三日”等记录。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也在慢慢适应和接受阳历新年，刘大鹏家中也曾“食扁食以贺阳历之新年”。在阳历与阴历的相互调适中，刘大鹏的节日生活里出现了“一年过两个年”的新格局，尽管他对二者的参与态度和重视程度完全不同。 在推行阳历基础上，民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些新的政治性节日，《退想斋日记》中也时有提及，如10月10日“双十节”、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等。总的来看，从政治立场出发，以清代遗民自居的刘大鹏对阳历节日保持着排斥和不屑。但有学者据此总结“在刘大鹏的日记里，不但找不到半点对民国改历的迎合，也看不出国民政府的改历宣传对他所起的丝毫作用”，恐怕就过于武断了。节日只是时间制度的一个层面，在工作安排、日常计日、信息沟通等方面，新时间制度对个人时间生活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二）刘大鹏所经历的“世界时间” 对于刘大鹏经历的“世界时间”，我们分制度时间和日常使用两个方面来看。所谓制度时间，是指官僚机构或学校、工厂等组织在特定范围内建构起来的时间表和时间规则，通常只会延伸到自己的成员；与之相对的是以日、星期、年等为周期运行、全社会共享的“社会时间”。但这一区分主要立足西方现代社会，中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比如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星期制度，在刘大鹏生活的民国时代，仍只能算一种“制度时间”，在官厅、学校、工厂等少数组织中推行，对以农为生的大部分人口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当隔膜的时间形式。而多数人所依赖的社会时间仍是传统阴历，年节问题上的新旧之争就是明证。 具体到刘大鹏个人，他接受阳历时间最早就是从星期制度开始的。1913年，他开始担任晋祠蒙养小学校教员，几个儿子也分别在学堂教书或上学。当时的教育机构普遍实行“以钟点制、星期制、寒暑假为特征的新时制”。受这样的时间制度支配，刘氏父子养成了新的工作节奏，“惟星期日乃可言旋。”这是“星期”一词在《退想斋日记》中首次出现。到三十年代中后期，刘大鹏再次参与进官方主导的时间制度，“保存古物委员会阳历每月一号例会之期”，身为委员的刘大鹏需按时到县政府开会。这一以阳历月为周期的制度性活动在接下来几年的日记中频繁出现，毋庸置疑，刘大鹏会因此习惯新的时间规律。他在1936年某一天的日记里提到“张学良于上月二十九日叛变之后，于今一星期矣”。可见“星期”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一种很自然的计时方式。 与此同时，还需提到钟表时间的渗入对普通人时间观念的影响。《退想斋日记》前半部分提及具体时间基本采用传统时辰制，如“辰刻去晋祠”“巳刻适剃头部”。二三十年代以后，精确的钟表时间开始进入刘大鹏的日常生活，具体表现在：其一是新式交通工具的体验，1933年的一天，他买汽车票从省城回家，“十二点钟登车启行，其行迅速，一点钟即到晋祠。”其二是参与官方活动，如公函通知刘大鹏“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到县城参加士绅会议，当天“开会之时已届二、三点钟。”渐渐地，“小时”也成为刘大鹏习以为常的计时单位。 如黄金麟所论，阳历、耶稣纪年、钟点时间等“世界时间”的引入，“不但意味着一种旧有时间观的退位，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色彩的时间意识与身体活动的出现。”刘大鹏尽管对新政权及其历法制度抱有敌意，但当他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新时间制度主导的社会事件，他的个人时间也逐渐跟上了阳历时间、钟点时间的节奏。当然，多重身份让他同时接受着不同时间形式的约束，晚年刘大鹏的时间规则根本上仍是传统的。1938年正月初一，因为买不到历书，他在日记里记道，“不知今日为阳历之何日，只知本月初五日为立春节。”可见无论心理认同还是现实习惯，刘大鹏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更依赖阴历，他始终坚持用阴历时间记日记也说明了这点。他的个人时间里毕竟已经出现了两种时间框架的“并置”与“涵化”，透过他长达50余年的日记，我们能窥见传统如何在调适中延续、新的异质性文化又如何被接受进而习惯成日常。 讨论和总结 参考时间社会学的分类，社会时间可以分为个人和家庭时间、群体互动时间及社会文化时间三类。上文对刘大鹏节日时间的讨论实际正对应这三种类型：首先是个人和家庭时间，刘大鹏遵循传统礼俗度过每一个节日，也在礼俗的重复记忆和实践中践行对自我的道德期许。节日带给他许多美好回忆，也让他暂时摆脱日常的琐碎无聊，体验和想象一种更理想的生活；但节日时间并不会脱离生活经验本身，刘大鹏的许多节日都在开心与忧心的复杂感受中度过。第二是群体时间，节日本是共同体狂欢与互动的最佳时刻，但在抬阁、社火等集体性节俗活动中，刘大鹏却常常是冷静的旁观者甚至批评者。时间的区隔意味着身份的区隔，“努力像儒家士绅一样处世构成他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即使他的教育资格已经不具政治实用性，这种努力依然标志着他的身份。”这一身份带给刘大鹏区别于普通乡民的节日心理体验。最后是社会文化时间，刘大鹏自然地生活在传统阴历之中，但当个人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新时间制度支配，他的时间观念和节日生活也在受到影响。总的来说，这三类时间体验涉及到个人在不同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其根本在于对自我的理解和期待。无论是对礼俗的遵循、对节庆的记录，还是对理想节日生活的想象，对当下风俗人心的批评，抑或对阴历的认同和对阳历的抗拒，这些都是刘大鹏追求君子人格的行为体现。节日是一段特殊的时间，它意味着个人生命的更新、群体互动的紧密，还可能反映着社会文化的嬗替，个体内在的本真体验在此时呈现得尤为突出。 总之，本文以刘大鹏的节日生活为中心，从个人叙事的角度理解日记书写，在惯见的史料价值外，日记作为民俗资料的个人生活史价值和节日研究价值由此凸显。我们进而对节日的生活属性和时间特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就其生活性而言，既往的节日研究，常惯于描述年节礼俗、仪式信仰等特殊的民俗事象，但节日本身嵌于日常生活之中，不同个体的节日活动和节日感受是丰富多样的。除了迎神赛会的狂欢、家人欢聚的温馨，也有年关难过的窘迫、人生如梦的感慨，尤其是那些“不快乐”的一面，其实恰是对节日价值的强化和丰富。在循环的节日中体验不断更新的感受，生命尊严和人生价值才得以凸显，这些构成节日对个体生活的真实意义。就节日的时间性而言，时间的民俗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节日只是文化时间的一部分，许多用而不觉的时间制度与时间观念影响着对节日的感知，节日的变化或改造又往往是这些制度和观念静水深流的结果。“非常”与日常、节日与平日的依存关系，需要研究者细加留意。 （本文发表于《节日研究》第十七辑，图表和注释从略，详参刊物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