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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与私人领域 对于华北社会的生活空间，最应该清楚了解的一种人文地理便是华北大平原由山地，特别是太行山的冲积扇所形成的开阔平坦的广袤土地为其核心特征。大约东西走向的以黄河为纽带的河流两岸大大小小的区域，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些地方，从事着一种因土地而去谋生计的农耕生产。在这些肥沃的土地上生活着稠密的人口，大家以村自守，又彼此联系，而且，更多的村庄据说都跟“老槐树”的移民传说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很多的家谱以及祖坟、墓碑都记载着这种移民迁徙的历史。而且，他们的祖先不仅是跟山西洪洞县的“老槐树”联系在一起，也还都跟“燕王扫北”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大都会自称，家里的祖先便是那个时代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由此也可以见到整个华北平原在朱棣由南京而迁都到北京之后的一次大范围的移民以及移民社会的重建。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互间的联系方式，除了一种基于传统的集市以及基于生计的人口流动之外，更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各自村落不定期的庙会活动的开展。一个时间里的庙会活动，使得跨越村落的人、物、神三者之间的沟通往来的活动，即当地人所谓的“串换”，或者“过会”，近乎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每一个村落的庙会，几乎都会有过会日期，甚至一个村落里的不同姓氏，也都会有自己的家族式庙会，自然也就会有自己家族庙会的过会日期。最特殊的情况，但也并非是少数人的，还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家里请了神，并由她单独一户人家到“伺候神”的那个家庭庙会去过会。这自然也有其特定的过会日期，以所祭拜的神的名义，同样通过四处下请帖的方式，去邀请其他村子的人参加，或者其他的庙会组织来参加到自己庙会的节庆中来，使得这个区域的人们，在一年之中的不同时间段里彼此之间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成为这个区域的一种共同意识或共同性文化建构的社会组织基础，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恰是这种共同意识的塑造，才有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的独特的过会形式，并进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 很显然，也只有在此意义上，社会才可能变成是彼此互惠的，且可能是有一种共同性的价值而为大家所共同享有的。换言之，一种带有地域性的，或者跨地域性的共同性观念的养成，它必然是会通过彼此信仰价值的不间断地互惠交流而得以实现。在人群通过庙会活动相互聚在一起的这种方式中，最能够呈现出来的，也是最为突出的一点特征便是，一种基于差异性的彼此不同，即从性别、长相、打扮，到所从事的职业，甚至说话的方式，彼此间都会表现出一种不同出来。但在随后而有的仪式过程中，却又是在借此而一一消弭掉了实际拥有的彼此间存在的差异性。这显然是在用庙会的存在方式去造就出彼此间共在且共同性的意识，或社会效果上的一种共同认同的保持。通过在神案面前的烧香、磕头、跪拜、看香以及对问题解答的仪式性程序，全部的在场者形成了某种特别的交往乃至交融，进入到一种彼此间共同性关怀的场域之中去。 单就个人而言，对其自身最为贴近的所谓的私的领域，需要不时地去转化成为大家都予以关注的公共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一种在日常生活之中的问题的化解或解答。而由于每个人的问题困境会层出不穷，因此，所谓公共性空间的存在，对于一个营具体生活的人群而言，便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断涌现出来的私人问题，定会转化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并且会在民间社会中不断地积累起来，形成犹如火山喷发一般的巨大潜能和内在的压力。而一种年度性庙会活动的举办，毋庸置疑地是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人们这样的个体性其内在巨大压力的真实存在以及不可避免，同时也使得一个纯粹属于个人问题的隐私性得到公开的诉说和表达，因此便需要一种公共性的聚集，更需要一种公共性的耗费。而一种乡村庙会的时空存在，对生活在那里的所有人而言，都成为是一个可以尽其所能去敞开心扉，由此而跟社会所构成的诸多主体性要素之间进行无限制交流的一个平台。 实际上，这里更为进一步的，是包含着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自我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真正是具有一种象征性意义的，而且是具体而微的，同时又是顺其自然发生着的。公共性在此意义上是基于一种个人性以及个人性问题的公共性转化而实现的。没有这种转化的发生，一种隐蔽起来的个人性的幕后存在和私人性的问题，是无法真正进入到一个庙会空间之中的公共展示和问题化解的平台上来的。而这里是有着种种以表征为基础的象征性转化作为前提，这些象征性转化，显然具有一种社会以及文化的属性，比如是否愿意去照顾老人的问题，它便在更高层级的所谓儒家伦理层面转化成为一种严苛规则的孝道了。以此应尽之责任，去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在一个扩大的家庭之中，去实现这样一种代际的责任制约，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真实的好恶来满足一种孝道规矩的道德要求。但对于这种孝道责任而言，甚至牺牲的表述或表征，一旦转换到了民间的公共场域之中去，它便是一种对人而言的特别具有恐惧性乃至威慑性的提醒，即如果一个人不去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人，那转过来则会伤及这个人自己或其最为亲密的家人。一种巨大的社会性压力由此而得以形成，比如因此会生病，因此而使自己的后代亲人受到了某种灭顶之灾的牵连之类。这是近乎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ro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在《恐惧与战栗》一书中所分析的那种亚伯拉罕无情地杀死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祭上帝，并以此来证明自己对上帝忠心的那种内心冲突的控制术。说到底，落到更为直接的真实生活的基层空间中去，则日益转化成为了一种真实发生的行为控制的种种技巧上的施展，这并非是有意为之，或者说，这过程往往更多是属于无意识的，因此也是附带地去发挥其作用的。因此，参与庙会之人，后来都会报告有一种被治愈的感受存在，根本的原因或者道理，恐怕也就是在这里。在这里，根本上是借由一种公共性的存在和诉求，而无形之中实现了自己内心之中一己之私的问题和欲望的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