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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确定的与不确定的生活 当我们试图用一种由上而下的民俗的概念去称谓当地人这些包含有大量仪式信仰的庙会生活实践的发生之时，我们已经是在借助于所谓“人类学之眼”而把所见到之物或存在，做了一种更具人为性的，当然也是最具一种武断性的划分：一种是所谓高雅的、古典的、精致的，或者“在上面”存在着的文明或精英的生活；而另外一种则是所谓粗俗的、大众的、简单化的，或者“在下面”才会发生和存在并被发现的民俗或大众的生活。 显然，我们是在刻意地把生活里的一张原本完整的幕布从中间一扯两半。经此，我们似乎才有了一种真正的人类学想象力的发生，构想而强化了一种更加武断的文野之别，并可以借此去信以为真地构想出一种所谓“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之间清晰可鉴的差别。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大多是不思考的，是远离现实生活的，是具有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性的，是一种“他们的生活”，而“我们”却能理解“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庙会”乃至“他们的民俗”。我们显然不会去说，庙会生活也一样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一样是我们所思考的基本世界的框架，我们只会说那不过就是“他们的”一种民俗传统，或者是“他们的”一种民俗生活而已。我们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与这些民俗生活的相反的那一面相，才是一种所谓“我们的生活”的真正存在。换言之，这里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倒置，凡是他们所缺失的，恰是我们所拥有的，因此从观念的意义上而言，我们会自信以至于无任何怀疑地去设想，站在这里的“我们”才可能是文明的，才可能是善于去做一种理性思考的，是真正懂得一种文字书写的，也是乐于去追求一种真实可确证的科学理性的生活的。我们在强调一种生活的实证性的同时，却又真正掩盖了一种生活的不可实证性的那一面，那一面的生活往往是模糊、不确定、狂野地涌动着的一种生活本真之流。 而对这样的一些文明人的不自觉的偏见，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无法去真正地予以避免，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要求，或提醒我们去刻意地要避免这种偏见的存在，我们的自信很容易使我们走向了一种自我中心的偏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清楚地知道，我们今日的生活，根本性地是建立在如此的一分为二的撕扯之上，我们显然是在城乡之间撕扯，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撕扯，在先进与落后之间、富有与贫困之间以及在整齐划一和自由散漫之间进行了一种毫不留情的撕扯。很显然地，这种撕扯的结果，已经让我们无法再见到在民俗生活中本有却又为我们所视而不见的那些部分的存在了。当我们在界定乡村的衰落、凋敝以及消逝的过程中，我们竟然也会去相信，这乡村中一切的一切，都将会与之一同衰落、凋敝以及消逝下去，我们的许多人，甚至对此从不将信将疑，甚至还会鼓噪着乐于见到它的早日来临。再或者，换个角度而言，当我们刻意人为地在所谓科学与迷信之间划上了一道线，并将这种拿着笔或尺子来划界的文字游戏，应用到并落实到了一个一切看起来都不及所谓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来得更为便捷以及看起来更为有序之时，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相信那里的一种迷信和落后生活的真实存在和发生，反过来只去坚信，我们自己的一切必是一种现代理性生活的代表，或者是一种未来生活意义价值的真正典范。 但对于一个真正参与到庙会中的人而言，或者能够不加思考地一进庙就直接双膝跪倒在龙牌面前的村民而言，他们相互成为一个集体性的一群，但同时又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各自都是有着一种很清晰的个人问题意识的自我存在。可想而知，一个文化里更为看重不会轻易下跪之人，能够在龙牌面前毫不犹豫地直接跪下，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这下跪的含义对当事人而言必然是一种真正急迫性的自我问题存在于那里，并期望着真正有眼睛可见到其踪迹的神灵的应答，并从来也不会去怀疑这个应答解决问题的能力，即无需先要对这个应答者的资质进行一番所谓的理性程序的检测、审核和报备，无需数据，无需测量，无需各种的演算和指标的设定。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很显然地是当事人先入为主地知道了这个应答者的灵验或能力的具备，它是一种直接地相信以及对这种灵验能力的尊敬，他们从心目之中也自然期待着对于这种相信的直接反应或应答。 实际上对每个人而言，理性都必然是一种确证性的存在，这一点对于龙牌前的跪乞者而言自然也是不会例外的。但细细地去想一想吧，如果她的私人问题，或者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问题，真正是能够由一种日常生活理性的知识所去化解的，比如太阳会日复一日地从东边土地的那一条地平线上照常升起，她也就自然不会在龙牌面前再直接地跪下去了。正是出于她的迷惑不解，正是出于她的问题重重，正是出于她的情绪不安，或者正是出于她的无以名状，这些基于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运思，在她的头脑中一样是真实存在着的。并且，比她所有的安然处之的理性还要真实地存在着，由此而带动着一个人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联系，这便是人(看香的人)、物(香、火)、神(龙牌)之间所谓“灵三角”的一种纽带性的连接和彼此间互动应答的支撑。在此往来复去的互动之中，一个在龙牌面前跪下之人，或所有那些在龙牌面前跪倒之人，她或她们，也真正找寻到了属于她自己或她们自己的某种生活困境可以因此得到一种排解的地方性的门径所在。而在这方面，对于基础性的生活还是土地的出产或者根基于乡土社会的那些村落之民而言，还有什么会比燃上一把香去求得一种对于自己真实生活问题的解答更具吸引力的事情呢? 在这方面，他们可谓是最为真切地通过一种年度性的庙会节庆而亲身融入其中，并以此魔法般地去寻求日常生活之中所积累起来的种种家庭之私以至社会之公问题的化解之道，而这种化解之道，显然并不是现代人所谓的一种新知识的追求。乡村之人一定不会是培根意义上的那种浪漫派式的摆弄瓶瓶罐罐的实验家，而是真正关心自己日常发生的那些层出不穷的生活问题的实际求解。所有的问题，可能还是旧有生活之中一直就存在着的，但落实到了某个人的身上，便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意义的和要独自去加以应对的。比如，家中不能生育的媳妇自古有之，并且也是人类群体到处都会有的一种概率性事件的存在和发生，但是如果具体落实到了某一家某一户那里，那便是最为迫切地驱使着家中之人要去予以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并极度渴望着在庙会期间，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种真正灵验的解答。 很自然地，生活里的他们，表面看起来充满着一种祥和安宁的姿态，但跪在龙牌面前，却是和城市人一样有着一种内心的焦虑和紧张的，只是他们更为迫切地要去寻求一种生活之中随时随地的问题和困境的化解。一座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村庙，可能就是他们诸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可以得到随时随地确定性化解的依赖之所。而以此去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则会更多地选择了一种像是问题被压缩了一样的理性，即把全部这些问题不分大小一层一层地压抑在了人的内心之中，就像北方腌菜的瓷缸一样一层层地压实，撒上盐粒，使之脱去自身的水分，一切的苦痛和焦灼就都像挤出来的那些酸水、盐水一样，都是那些在家庭和社会之中持久浸泡着、被压缩在密闭的封缸里一般的事物，而当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压抑性的个人实际上也是家庭和社会的问题被挤压到了再也无处可藏、可装以及可遮掩之时，我们便会一股脑地，并在瞬间就要把这些问题一并都交付给坐在那里等待顾客上门的心理医生或某家精神病院的咨询专家的诊台前，甚至有时连这个时间都不留下，直接去做了一种令世人悲伤不已的自我毁灭性的了结。而这些分处于城市之中的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专家们，他们对于一个根本就是初次见面的陌生的患者，所能够去做的就是先要通过所谓的催眠术、谈话疗法以及各种的心理投射技术来去重构某个患者自身独特的发病史。这个过程显然也是迫不得已要去做的，否则一切的所谓医疗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坐诊的医生们确实不太知道这个所谓的患者最初的生活样态究竟是怎样的，而恰恰是这种独特的生活样态，才真实造就了今天这样一个人的一种焦虑和恐惧之心的发生。 但很显然，在一个乡村社会之中，正如费孝通所言，大家彼此的熟悉是第一性的，那里往往是一个熟人间往来的社会，所谓“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此，不论一个乡村社会如何的原子化，但如果没有了一种相互间最基本的熟悉，或者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相互熟悉关系的再创造，那在一个乡村里真正地要去生活便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又很显然，这种熟悉往往都是嵌入在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是门前屋后、村头村尾对于家长里短的评价，并且每天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生的一种相互性的询问和交谈，这也可以是随时随地便能够实现了一种信息和情感的交流和沟通的。因此，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史在地方社会中便一定不是通过一种带有权威性支配的别人的或者专家的重构，而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并天天在重复着这类事情的发生，因此无需一种外来或后来专家们的那种费时费力的重构努力的发生。显然，这种乡土社会之中的熟悉，也无形之中造就了他们生活中全部问题的随时排解，而非像我们城市生活一样的在底部一层层不断加码地淤积起来，并在金字塔的顶部随时可能就会因为出现膨胀而爆发，犹如活跃的火山口的喷发一般，不仅强烈、突然，而且还不可收拾。 此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一种惯常会有的思维定式，在城乡之间便有了一种真正违反我们常识的一种颠倒或倒错。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突然觉悟到，似乎只有认他们那种随时随地排解困境和焦虑的行为，才必然是属于理性的，因为我们除了会见到日常生活之中的喋喋不休、絮絮叨叨以及吵吵闹闹之外，不会见到那些相比城市而言的一些极端心理病态行为的频频报道和发生。反过来，进一步去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那种内外交困问题的不断积累、压抑，然后一时间地彻底爆发出来，这种爆发往往就是基于一种非理性压抑的瞬间喷发，它们曾经被认为是应该更多受到一种自我的谴责，我们因此让很多人不得已就活在了一种自诩为“城市中产”的非理性的压抑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需要从他们的生活回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认为是“城市人”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平时里的全部理性生活完全可能是构筑在了不断积攒起来的对于一种非理性困境的压抑之上。当一个人内心之中无法去化解或转化的问题堆积成山之时，所有积攒起来的问题便一触即发；所有这些带有一种极端的不确定的风险性，使得人们的行为选择变成是没有一个可以去作协商的那种中间过渡性阶段的存在，结果就变成要么是正常要么是变态的泾渭分明的两端，由此而去除了中间地带各种可能状态的存在。这于一个社会可言，它也因此被逼迫着走向了一种日益的不宽容以及不包容的状态之中去。 我们也因此见到了在实际生活安排上的对等性与不对等性之间的分别，前者跟确定性的生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失序之后的自我可以复位；而后者则更多地是跟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在不断的失序，但却又无法复位的状态。很显然，对等性的生活便意味着一种平行、平衡以及可循环；反之，不对等性的生活，则意味着一种对抗、失衡以及不可循环。在乡土的社会之中，我们很容易地就找寻到了这样一种对等性生活的存在；而反之，在城市之中，不对等的、不可复位的生活，日益变成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的本身了。 很显然，可以就此去观照一下我们自己当下的那种生活。那样一种生活恰恰是一种不对等性的存在，因此，也就隐含有一种不确定性在其中，这种生活也便是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产的，它是基于各种的突变而向前演进的。这方面，我们不假思索地就会把人想象成一种单纯唯一的有机体的存在。因此，他的所谓理性唯一的认知，使得他在生活上不应有所谓的困难，不应有不舒服，不应有停歇，总之是不应有不守秩序的行为发生。当然，也不应有对世界既有规则存在的疑虑重重，行为上不应有随意的喃喃自语、自说自话，更不应有打架骂人之类的种种粗俗且不文明行为的发生，而一旦有了这些行为，便就属于是一种非人的生活，当世界中的人们日益在用文明与否来界定人的行为之时，这些行为便都属于是不文明的，是要到社会的特定空间区隔之中去予以诊断、矫正和治疗的，比如送去医院、心理诊所以及各类行为矫正的惩戒机构这样的封闭区隔的空间之中去。 而这种由健康到疾病的时间间隔，或者一段路途，其发生在何时以及在哪里发生，往往是犹如上帝掷骰子一般地随机地出现和发生，因此表现在生活之中必然是有一种概率性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因此也就不知何时何地，所谓的健康或疾病会得以保持和出现。因此，也便有了这所谓人的问题和时空之间的一种不对等性安排的出现，即人仍旧是在每天按照各种社会规则的引导而正常地生活，但这就像行走于大湖冰面上的人一样，冬去春来，冰面究竟会在哪里以及什么时间断裂开来，却从来都是一个未知数，或者是一种不确定性发生的那个时间范围，时间因此在不断地延伸开来，所谓逝者如斯，它在不断地向前流动。而同样的，人的生活空间则不确定地，也不知会在哪里就会被强力的社会一下子撕扯开一个大口子，本是一体之物，却成为了一清二楚的两半。此时，人的本来样貌，因此才被突显或暴露了出来，赤裸裸一丝不挂地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社会中每日播报和刷屏的新闻以至各种的丑闻和恶性事件，都有这种隐喻的意味在其中，但悲剧性的是，我们生活之中恰恰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是生活在了这种大开裂的隐喻性真实之中。换言之，悲剧成为了一种日常必会发生的演出并等待着报道人的实时播出和及时更新。 但很显然，庙会里的那些人，其生活的轨迹则明显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尽可能地让每天、每月以及每年的某个特定时间和空间里都会有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去诉说或者倾诉以排解自己内心积压问题的机会，即便是有悲剧的存在，也是要让它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它因此是跟某个人确切有关的某一个事件的发生以及某一种生活的节奏之间的一种对等性的安排。人们会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清早起来辛苦赶路，去参加这一天的某一庙会的庆典，基于一种既有的被多次验证的所谓一个人深信不疑的灵验信仰，庙会的事件发生与自我深藏着的问题的化解之间就有可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会因此之“念想”而相互聚在一起，在一种共同性的意识之下，期望解决异中有同的日常生活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