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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注异常现象 所谓异常现象，是相对于正常现象来说的，正如非常事件是相对于平静、常态的日常生活来说的。异常现象与非常事件是这样一种关系：异常现象未必足以构成非常事件，但它是非常事件的重要表现形式。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非常事件是一种病，那么，异常现象就是一些症状。 如果没有民俗学的知识武装，没有对于常态的事项民俗学的认知图式，也就无所谓正常或异常。所谓异常现象，指的是既有民俗学理论尚未关注到，或者难以解释的民俗事件或民俗现象。留心异常现象，是发现问题、理解非常事件，寻求理论突破的重要策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存在就是合理。任何异常现象，都有它背后的正常逻辑。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事物出现异常，一定还有未被我们发现的隐蔽的力量存在，还有一些特殊的、尚未被既有民俗学理论涵盖的社会规律潜藏在现象背后。 普通的社会现象被我们关注、认识之后，形成一些系统性、模式化的理解方式，我们称之为理论，这些理论成为经验图式充实到我们的认知体系当中。但是，总会有一些特殊现象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会显现出来，它们无法在既有理论框架中得到合理解释。这就告诉我们，现象背后还有一些尚未被我们意识到的扰动因子。找出这些隐蔽的扰动因子，探讨导致事态失衡的原因与过程，从而得到一些规律性、模式化的新认识，正是新发现、低微理论的生成机制。在医学史上，以前我们只知道视觉和听觉与平衡感有关系，后来正是因为观察到小脑受损的患者失去平衡感这一异常现象，才发现小脑才是人类运动协调中枢这一事实。 常态的民俗生活中，扰动发生之后，旧的行为规则被打乱，结构的稳定性遭到破坏，人们会依新的权力结构重建新的关系，并由此制定新的规则、维持新的平衡。由旧结构到新结构，由旧平衡到新平衡，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每一方势力都会试图利用连横合纵促使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发展，这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民俗学的田野优势有利于我们在动态的调研中细致地观察这一过程，这是民俗学相对于微观史学的学术便利之所在。 异常现象意味着我们必须悬置既有的理论模型和常识性判断，深入到当事人的生活实践当中，去观察、体验他们的生活和诉求，梳理他们的关系，权衡他们的力量，探讨其思维和行动的功能，追踪事态变化的过程，从而揭示其生活实践的逻辑，勾勒新的结构模型，对非常事件做出符合生活实际的正常解析。 新发现往往隐藏在一些异常的细节之中。要知道，那些最显著、最突出的民俗现象，早就被我们的学术前辈蒸煮炖炒无数遍了，很难再炒出新的花样———除非我们有新的烹饪技法，否则只能从前人忽视的细节和线索中去寻找新的食材。所以说，所有异常的民俗现象，都是生活给予民俗学者的一次机遇。“认识了机遇在作出新发现中的重要作用，就应当正视它，辩证地看待它和常规性地研究机遇和发现之间的关系。” 民俗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所有的民俗学理论都只是片面视角的认识论。当生活向我们展示出既有理论所忽视的那部分功能项的时候，也就是给予我们机遇，让我们重新思考新的功能项的时候。所以说，关注事件，发现异常，是我们深入民俗纵深秘境的一把钥匙。当我们把新冠肺炎当成普通肺炎处理的时候，我们无法理解事态的性质。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人类的抗疫之旅才算真正开启。 从异常现象出发，我们更容易提出新问题，也更容易求得新发现，不会被熟视无睹的平常景象所遮蔽。科学哲学告诉我们：“新发现常常是通过对细小线索的注意而取得的。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在注意预期事物的同时，要保持对意外事物的警觉。从事科学发现，切忌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自己的预想上，以致忽略或错过了与之无直接联系的别的东西。没有发现才能的人，往往不去注意或考虑那些意外之事，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放过了可能导致重大成果的偶然‘事故’——他们很少有机遇，只会遇到莫名其妙的怪事。反之，对机遇所提供的线索十分敏感、非常注意，并对那些看来有希望的线索深入研究，这才是富有创造力的表现。” 达尔文的儿子曾经专门论及达尔文对异常现象的敏锐触觉：“当一种例外情况非常引人注目并屡次出现时，人人都会注意到它。但是，他却具有一种捕捉例外情况的特殊天性。很多人在遇到表面上微不足道又与当前的研究没有关系的事情时，几乎不自觉地，以一种未经认真考虑的解释将它忽略过去，这种解释其实算不上什么解释。正是这些情况，他抓住了，并以此作为起点。”陈启能在论述微观史的研究方法时，也谈到金兹伯格研究中常用的两种方法，一是关注民俗，二是关注民俗现象中的异常细节：“第一是他特别努力收集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俗资料，特别是他认为存在于欧洲的绵延长久的广大通俗文化底层的资料。第二是他总是从这些民俗资料中或从其他史料中去发现若干有意义的小点，或某种异常的、蹊跷的细节，通常总是用这些民俗资料来说明这些小点，并阐发其意义。” 在科学史上，从意外发现的异常现象入手，从而打开科技新局面的案例不胜枚举。著名的伦琴射线的发现、望远镜的诞生、射电天文学的创立、莱顿瓶的发明，无一不是对异常现象的研究所得。在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之前，许多科学家都曾注意到青霉菌抑制葡萄球菌菌落的现象，但是他们都只是因实验失败而沮丧，并没有深入思考其本质，因而错过了青霉素的发现。微观史研究中也有许多因关注异常现象而导出规律性认识的故事：“例如，在1519年的一件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案中，一位被审讯的乡村妇女在口供中，数次把魔鬼的名字与圣母马利亚相混淆。金兹伯格把这些混淆之处加以排列对比之后，认为这一混淆具有重要意义，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在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民俗中，正宗宗教信仰与魔鬼信仰之间的界限十分淡薄。对普通信众来说，只要能解救人们摆脱困难，是圣母还是魔鬼就无所谓了。” 同样的文化现象，在Ａ眼里是事件，在Ｂ眼里未必是事件。我在给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讲授史诗结构的时候，产生了“叠加单元模型”的想法。我曾经跟一位老师说起，可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这种现象很常见。”我燃烧的兴奋迅速就被扑灭了。到了北京之后，为了参加陈岗龙的史诗研讨会，我想重拾这个想法写篇小文章，征求刘魁立老师的意见，刘老师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很多人也许意识到了，但没有谁认真思考过，你必须写成一篇大文章。”于是我振奋精神，利用“非典”的封闭时段，写出了《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及其功能》。 针对异常现象，是在分析现象总结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方案，还是通过分层、分类来对既有理论进行补充、调整或精细化操作，既取决于既有理论是否尚有阐释空间，也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判断和阐释方案。而一旦有了新的理论工具、新的研究视角，原本异常的事件就会变得可以理解、不再异常——这就是所谓“非常事件的正常解析”。比如，对于牛顿力学来说，微观世界中粒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全都是异常现象；可是，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之后，这些异常现象都得到了完美解释。也就是说，量子力学让异常现象得到了正常解析。 理论上说，所有的异常现象（偶然性）都可以找到它的正常解析（必然性），之所以我们觉得异常，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异常的表象，还没有看到它必然的本质。“科学艺术创造的目标是迈向必然性，为什么客观上经常是由偶然性起作用呢？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一旦条件具备，偶然的东西必然要转化为必然的东西了。其实，机遇就是蕴含着转化为必然条件的偶然和意外。” 理论需要不断地响应解释现象的需要，异常现象总是不断地暗示我们旧理论的粗疏缺失，提示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向前一步。“1611年，开普勒出版了一部关于望远镜的著作，但是他的著作受制于他当时不知道光的折射定律，所以只是一个复杂的近似值。1637年，笛卡儿出版了一部关于反射和望远镜的著作，他知道光的折射定律，但是不知道色散理论，……所以望远镜的使用在早期并无有效的理论支撑。关于望远镜的理论是随着望远镜的发明而发展的。”新的理论会促进新的观察，新的观察会发现新的异常，新的异常会触动更新理论的发明，这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曲线。理论不断精进的同时，异常现象也会不断出现，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学者则如逐日之夸父。 在顾颉刚之前，故事传说是荒诞不经的；在罗香林之前，客家民俗是难以理解的；在罗永麟之前，四大传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客观对象一直就在那里，能不能用理性之光去点亮它，让沉默的信息活起来，让难以理喻的行为变得可以为我们所理解和包容，考验的是我们的学术敏感、理论眼光、想象力和思想力。 六、基于良好知识储备的问题意识 许多民俗学者的论文，光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只有对象和范畴，没有问题和观点。我们常常说“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但我们很少再追问“问题意识从何而来”。 问题的产生源于观察到的现象与我们头脑中既有观念图式的不吻合，以至于我们对于这种现象不能理解、无法解释。这有两种可能原因：一种是个人原因，因为我们掌握的知识不够。比如说，我刚上大学的1985年，广州街头还有帮顾客“打小人”的习俗，当时我特别不能理解这种古怪行为；但在我学习了民俗学，读过《金枝》之后，再遇见类似现象，就没再觉得是个问题。另一种是学科原因，因为民俗学还没有产生能够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或者说，现有的民俗学研究范式没有把这类现象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 所以说，问题源于对解释现象的需求与知识供给之间的落差，当我们的认知图式不足以帮助理解或解释现象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这就提醒我们，问题的产生同时取决于“解释需求”和“知识供给”两个因素。 （一）解释需求 解释需求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解和解释现象的愿望，一种是对既有释读方案的不满足。我们把前一种叫做“求知欲”，后一种叫做“批判精神”。前一种主要在儿童期起作用，后一种主要在研究工作中起作用。这里只讨论后一种。 大多数民俗学博士生开题报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问题。他们往往以“社区”“专题”来作为论文边界，比如一个村庄的整体性调查、一个民俗事项的历史梳理、一本名著中的民俗描写、一种社会现象等，唯独没有说明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当然，一个民俗学博士生，如果他只想写一篇平庸的、用来向老师汇报的学习成果，的确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熟悉、方便的田野点，照着师兄师姐的葫芦画个瓢，循规蹈矩地写一篇足以拿到学位的毕业论文。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必须有理论上的发明发现。 但是，如果你想在学术领域有所贡献和发明，就必须有质疑、追问和批判的精神，敢于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科学史一再告诉我们，理论的发明发现是科学革命的结果，批判精神是科学革命的基本素质：“没有批判性的革命精神而被强大的传统所束缚，即使出现了意外，也会熟视无睹，坚持成见地继续走自己的路。”绝大多数博士生即使努力地掌握了专业知识，也很难有理论上的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批判精神的缺乏，他们过于相信老师、崇拜权威，不敢质疑，尚处在需要借助各种花哨术语和权威引文来装点论文的阶段。 当一种异常现象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束手无策。异常现象的解析比常规研究困难得多，因为在我们前面没有现成的、可以用来直接套用的理论，也没有示范性的写作文本，甚至连一些用以装点门面的漂亮术语和引证文献都很缺乏。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需要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聪明才智去回答，我们会遇到很多瓶颈、很多棘手的新问题，甚至可能是一种摸黑前行的体验。 对于那些富于批判精神的创造性人才来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却是一种学术激励机制。贝弗里奇说：“我们已经看到，认识到困难或难题的存在，可能就是认识到知识上令人不满意的现状，它能够激励设想的产生。不具好奇心的人很少受到这种激励，因为人们通常是通过询问其过程为什么作用，如何作用，某物体为什么采取现在的形式，如何采取，从而发觉难题的存在。”而学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各自研究领域中的难题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通过寻找线索和材料，借助逻辑推论，充分运用我们的智慧，生产各种新知识。 （二）知识供给 知识供给指的是学者可以调取用以解释各种民俗现象的知识储备。没有知识储备无从联想。一个没见过狮子、豹子和老虎的人，他眼里的猫只是猫，他不可能产生“猫科动物”的联想。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储备的人，不仅比简单知识储备的人更容易产生有意义的联想，而且更有可能提出真正独到的见解。所谓创造性思想，是基于你知道这种思想在整个知识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具有什么意义。因此，你首先需要了解学术史，知道哪些话题已经被研究过，哪些观点已经被提出，哪些问题已经被解决。 知识积累和学术史梳理，不仅能帮助我们判断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也能帮助我们舍弃那些没有讨论价值或没有研究条件的问题。我刚读硕士的时候，曾经很有兴趣地搜集了大量龙凤文化的资料，天真地计划写一部“龙凤考”，可是，资料看得越多却越沮丧，因为我发现自己能够想到的观点，别人都已经说过了，只是以前不知道。所以说，“只有知识背景丰富，才能知道什么是意外。意外是以‘意内’即人的头脑中的认识为前提的，没有丰富知识准备的人，把一切都当作意外，是根本谈不上捕捉机遇的”。 机遇不是来自守株待兔，而是来自十年磨剑的准备。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有一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往往转眼即逝，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没有拣起来的珍珠无异于鱼目。学术敏感不是天生的，是在现有学术格局中滋长出来的，知识储备越丰富，学术触角也越多。越是初入门径的青年学者，越是迷惘找不到好选题；相反，越是学富五车的成名学者，越是觉得学术选题多得做不完。 每个人的知识储备、学术条件和兴趣点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学者面对同样的事件，提出的问题也不一样。哪些问题值得追根究底，哪些问题只能悬置勿论，哪些问题有可能找到答案，哪些问题超出学科界限，这些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综合判断。踌躇不前固然不可取，急功冒进也可能徒劳无功。 对于一项有意义的科学研究来说，知识储备和批判精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善于提出问题就是学术批判的开始。科学的民俗研究应该建立在“常规—事件—问题—假设—调研—解析—新模式（新常规）—新事件—新问题……”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学术轨道上。“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问题会突然发生，当我们的预期落空或我们的理论陷入困难、矛盾之中时，尤其是这样。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于一种理论内部，也可能发生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还可能作为理论同观察冲突的结果而发生。而且，只有通过问题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坚持一种理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而不是因为某一风俗事项或某个社区目前尚未受到关注，于是着手调查、精细描述，最后既未提出问题，也未解决问题，只是做一个民俗志式的综合整理。所以波普尔总结说：“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 学术研究的尊严不在于新增长的知识是否为“真”，而在于研究方法是否合乎时代规范、研究过程是否充分体现了人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成果是否闪烁了人类智慧的光芒。通俗地说，学术研究的成败标准可以表述为：有没有遵照现行的游戏规则，把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到最好。 七、人情练达的民俗感悟力 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也许每一则故事、每一种现象都会呈现出一些我们尚未觉察到的意义，但并不是说，这些故事和现象都具有充分的学术价值。“任何思想敏锐的人，在研究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无数有趣的枝节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下去。对所有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大部分不值得研究下去，少部分会出成效，偶尔会出现一次百年难逢的良机。如何辨别有希望的线索，是研究艺术的精华所在。” 1834年某天，英国物理学家斯科特·罗素在河边散步的时候，看见一只航行的小船船头卷起一个水包，不断向前滚动，只有波峰，没有波谷，觉得非常奇怪，他立即对此展开研究，不久就提出了“孤立波”理论。可是，类似的现象即使出现在我们民俗学者面前，我们也觉察不出异常；即使觉出异常，也不可能有解析的能力。也就是说，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选择的专业行为，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异常现象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研究。我们只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关注业内的、有讨论价值的异常现象。 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特质，对从业者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个合格的民俗学者，他自己就是深谙人情世故的俗世中人，必须具备人情练达的民俗感悟力。姚明适合打篮球，聂卫平适合下围棋，张剑非常适合做民俗研究，虽然他是个古代文学研究者。那么，相对于其他学科，民俗学专业特质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民俗事件是各种社会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民俗研究的本质就是特定社会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研究，民俗学的本质就是“关系学”；而精通人情世故，则是一个民俗学者能够深入民间、洞悉民俗本质的基本要求。 貌似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总是有一些异常的事件。事件背后种种关系的纠缠和变化，就是促成事件发生的原因；众声喧哗的传闻，就是民众对于这些关系的解释和隐喻。一个敏锐的民俗学者，不仅应该具备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事件的能力，还应具备从事件中挖掘关系的能力、从口头传闻中领悟隐喻的能力、将各种关系贯穿思考的学术想象力，而这些能力，恰恰来自于对世道人心细致入微的理解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察得见异常、看得懂眼色的民俗感悟力。“几乎所有那些由于机遇而导致创造性发现的人，都深具问题意识。因为对于创造主体来说，头脑中积累着各种材料，经常想着悬而未决的问题，使他们保持着高度警觉，留心意外之事，一旦受到某个意外事件的触发，就很容易得到启发，产生新的思想。” 围绕着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关系网，个人就像一只蜘蛛，处在关系网的中心。网与网交织在一起，当它们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岁月静好，我们看不见力的作用；一旦受到外力的作用（事件发生），比如有一只飞蛾落入网中，平衡被打破了，各方的角力就开始了。网与网互相牵扯、互相作用，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结构或许变了，或许没变。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勾勒其结构，叙述新旧平衡的破与立，解析力的作用，指出关键性的功能要素，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人情是人性的世俗应用，识人性者未必通人情，通人情者必然识人性。曹雪芹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民俗学者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在所有的学问中，民俗学是可以将“做人”和“做学问”的技巧结合得最好的一门学问。练达的人情眼光能够帮助他判断哪处秘境是他能够到达的，哪处秘境是他暂时无法到达的，他可以从哪里入手，应该放弃哪些问题。相反，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学者，无论他可以写出多么深奥而漂亮的论文，都只能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民俗学者。正如我们很难设想一个陈景润式的优秀数学家能够做好民俗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