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关敬吾与日本口承文艺学会 20世纪50年代之后，柳田国男鲜有与口承文艺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其弟子中继承口承文艺研究衣钵的只有关敬吾。1962年柳田逝世后，第二代学院派学者执掌学界，他们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调整，提出了有别于柳田的“区域研究法”“传承母体论”等，但在研究思路上却忠实地继承了柳田的一国民俗学和历史中心主义，并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使历史民俗学研究成为一种“标准”，研究内容偏重于民俗事象和社会传承。如第三代领军人物菅丰所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民俗学，乍一看盛况空前，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民俗学学术空洞化的时期。标榜历史民俗学的一派学者，手握学界霸权，使得日本民俗学研究不断窄化，而那些与之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学者，则以自己的研究对象、类别为主题，重新组建学术组织。日本民俗学会失去了包容性和统合性，许多实质性的研究、讨论的重心都转移到其他专业领域的学会中去了。而且，第二代领军人物对于海外，尤其是欧美的民俗学漠不关心，对世界民俗学状况毫不知情。” 以关敬吾为首的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是一个有别于日本民俗学会的独立学术组织，与第二代主流民俗学者走上了不同的学术道路，力求在口承文艺的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并积极进行国际比较。 （一）关敬吾的口承文艺思想 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立于1977年5月，关敬吾任会长，国学院大学的臼田甚五郎任秘书长。主要成员有荒木博之、稻田浩二、小泽俊夫、川田顺造、福田晃、野村纯一、饭仓照平、大岛建彦、山下欣一、伊藤清司、武田正等，大多来自上文所说的折口信夫引领的国学院学派和南方熊楠引领的比较说话学派。虽然一些学者没有像关敬吾那样退出日本民俗学会，但研究活动的重心有所转移。 关敬吾是柳田之后以昔话研究为中心的日本口承文艺研究的掌舵人。如前文所述，关敬吾曾是柳田口承文艺研究的得力助手，帮助柳田收集过大量昔话资料，共同编写了《昔话采集手册》。同时，他还参与了山村调查，并根据自己家乡的昔话撰写了《岛原半岛民话集》（1935年）一书。然而，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关敬吾与柳田国男、和歌森太郎等人的研究思路渐渐产生了分歧，并最终脱离了日本民俗学会。 关敬吾的代表性著作除上文提及的《日本昔话集成》（1950—1958年）、《日本昔话大成》（1978—1980年）外，还有岩波书店不断再版的《日本的昔话》（1956—1957年），出版于口承文艺学会成立之年的《日本的昔话———比较研究序说》（1977年）等，并翻译了芬兰民俗学家卡尔·科隆（Kaarle Krohn）的《民间故事方法论》和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在柳田的基础上，关敬吾发展出自己的口承文艺思想。首先，与柳田不同，关敬吾认为口承文艺研究不能仅囿于民俗学的立场。在《日本的昔话》中，他提出了从不同视角研究昔话（传统民间故事）的可能性：1.民族学、民俗学的立场。按照民族、文化的特质，把传统故事分类，阐明传统故事发生的意义、时代和场域。其中传统故事的历史意义是重中之重。2.社会人类学的立场。认为传统故事在社会生活内的作用比传统故事的发生或传播更为重要，探究传统故事在现在及过去的功能。3.文学的立场。认为传统故事是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是美学的、文学史的、形态学的问题，或者说美、意义和形态是其重要课题。4.应用的立场。考察日本的民话剧、木偶戏、取材于传统故事的儿童文学或为了儿童教育而使用的传统故事等，按照不同的目的设计出几种方法和解释。 其次，关敬吾注重与国际的接轨。如前文所述，柳田的《日本昔话名汇》按照完形昔话与派生昔话来进行分类，而关敬吾的《日本昔话集成》则按照AT分类法将昔话分为动物昔话、笑话、本格昔话，并把本格昔话（普通民间故事）按照人的结婚、出生、致富等经历分成15类。《日本昔话集成》又被称作AT分类法的日本版。 1977年出版的《日本的昔话———比较研究序说》一书，如副标题所示，是关敬吾践行比较研究的力作。关敬吾的研究方法与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不乏相似之处，但历史地理学派要求汇集同类型故事的大量异文，对外语能力要求极高，所以关敬吾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各国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上，因为索引大多由英文、德文或法文撰写。他通过索引中展示的故事的要素，探究某个民间故事类型的体系，再进行地理排列，推测该故事传播到日本的路径。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关敬吾以AT分类法为基础，辅以希腊、土耳其、印度、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的故事类型索引，与日本所有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找出对应的类型、母题、母题素，并最终绘制了“昔话比较对照表”。虽然关敬吾通过索引来系统把握日本民间故事与世界各地民间故事的异同的做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庞大而细致的耙梳工作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该书荣获“柳田国男奖”。 除了索引的比较外，在归纳日本昔话的特征等部分，关敬吾还与故事形态学的研究方法论进行了对话。如前文所述，柳田提及了日本昔话开头结尾的固定句型等特征，在此基础上，关敬吾通过“绘姿女房（媳妇的画像）”等故事实例指出，本格昔话主要讲述的是通向彼岸世界的旅行（以婚姻的形式实现），其叙述存在一定规则，即善与恶、美与丑、山珍与海味等二元对立和发端、展开、结束的三个阶段，与普罗普等人的二元论进行了呼应。 （二）口承文艺学会的研究活动及与中国的交流 在关敬吾的影响下，口承文艺学会的研究活动基本站在了反民俗学单一研究模式、反日本一国研究的立场上，对柳田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 例如，口承文艺另一个重要门类———传说的研究，在柳田之后曾出现一时停滞。1971年，柳田的《日本传说名汇》再版，野村纯一、斋藤纯、小池淳一等人对柳田依据自然景物进行分类的方法，及通过传说探究固有信仰的研究路径提出了质疑。 野村指出，柳田的分类方式导致了传说研究的不振，因为柳田注重传说中的“koto”（事物），却忽略了“kotoba”（语言），从而使传说失去了作为口承文艺的功能；当下应积极倡导语言的复权。所以在野村纯一与荒木博之、福田晃、渡边昭五、宫田登共同编写的《日本传说大系》（1982—1990年）中，他们将传说分成了文化叙事传说和自然说明传说，后者对应柳田的“事物”为中心的传说，前者则强调“语言”的复权，加入了历史传说等以语言为中心的传说，在研究上超越了柳田。 而斋藤和小池则论证了“传说”一词是近代的发明，是柳田的刻意使用令其固定下来的，在“传说”之前，日语中往往使用“口碑”或“民谭”的表述方式，从而否定了“传说”中必然存在固有信仰的想法。同时，两人指出，以语言为中心的历史传说，展现出登场人物与生活空间之间的关联，所以其研究路径与柳田通过自然传说探究固有信仰的路径有所不同。简言之，这些口承文艺研究者们力图证明，可以打破柳田民俗学的固有思维，从文艺学、历史学等立场来进行传说研究。 另一方面，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成立之后，学者们踊跃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经常参加国际口承文艺学会的世界大会，译介相关的理论及实践成果。除了擅长德国文学研究的小泽俊夫、曾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荒木博之外，伊藤清司、饭仓照平、加藤千代等人积极推进了中日两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交流。 1980年12月，以臼田甚五郎为首的一行9人，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钟敬文、贾芝等的邀请访问中国，揭开了交流的序幕。在此之前，作为铺垫，中国学界通过了强化国际交流的提案；在1980年5月的《民间文学》上登载了三篇关敬吾《日本的昔话》中的故事；张紫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提及应关注日本口承文艺学会的研究活动。在1980年为期一周的交流中，臼田甚五郎、内田0)璃子、大林太良、钟敬文、贾芝、刘魁立作了学术报告，介绍了双方民间文学的研究现状、世界研究动向等。日方还提出了关敬吾的设想———共同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索引”。结束北京的行程后，访中团一行还去往上海与上海文联、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编辑部等进行了交流。 以此为契机，1982年，伊藤清司赴中央民族学院留学一年，回国后向日本介绍了中国的“三套集成”等学术成果。同年3月，中方学者应邀赴日交流，并在日本口承文艺学会特别例会上进行学术演讲。其中，王汝澜介绍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近况；贾芝在梳理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按照基础理论、民间文学的形式、民间文学的历史、民间文学研究史四个方面，着重对1981年发表的560余篇论文和6部著作进行了分析和解读；马学良则讲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即可以影响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看法，能够丰富中国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新素材，还可以成为研究该民族历史、语言、民俗、宗教、文化的重要辅助资料。 此外，在日本口承文艺学会期刊《口承文艺研究》上，从1981年到1996年，几乎每年都刊登中日学者撰写的与中国民间文学相关的论文，共计17篇，内容涉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概况、泰山神话及《玛纳斯》史诗等个案研究、中日民间故事对比研究等，这一时期可谓中日民间文学界的“蜜月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