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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观性因素在谣言的认知、应对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民众会因立场、身份与信仰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谣言观与应对策略。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有两种不同的谣言观较为瞩目：治理论和脱敏论。治理论视谣言为扰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以肃清谣言为目的。脱敏论则倡导对谣言的脱敏化与去罪化，致力于发现谣言背后的民众情感与社会原因。不同的谣言观产生了不同的谣言应对策略，也形塑了对应的研究思路。对谣言主观性因素的考察，有助于反思现有的谣言的研究范式，同时拓展谣言研究的领域与方法。 关键词：谣言；谣言观；主观性因素；范式 近年来，谣言（rumor）、传闻（anecdote）和都市传说（urban legend）等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安德明总结了这些体裁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尚未被证实的叙事，与客观事实有一定出入，很多谣言有着古老的历史，但它们总是能够结合新的时代、环境和人物，呈现出鲜明的当下性。陈泳超也认为，传说类的叙事在实际生活中的话语属性要远大于文学属性。本文关注的谣言也是这样一种文体，它是传说中极为特殊的一类，“并不一定有很强的故事性，但都关联着某个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事件”。当下造谣、传谣者的心理结构与主观诉求往往会对谣言的建构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有论者认为：谣言和普通传闻的分水岭是主观性质的：它是我们相信与否的产物。在面临一则传闻时，我们不能简单以客观证据的真假来判定其是否为谣言，还应该思考受众的主观维度所起到的作用。研究当下民众对谣言的认知与实践，对于深化当代民间叙事的研究，反思谣言研究的范式与学术伦理，推进民俗学的社会关怀不无裨益。本文以2020年围绕着新冠疫情，出现在公共媒体中的谣言、传闻与相关文化现象为分析对象，集中思考以下话题：不同身份与立场的人是如何界定和认识谣言的？进而对谣言采取了怎样不同的实践？不同的认知如何影响到谣言的研究？强调主观认知维度对于当下的谣言研究有何启迪？ 一、治理论者的谣言观与应对策略 在当下的谣言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即把“谣言”视为事先存在的对象，直接研究其形态、传播与社会效应。这种取向的缺陷是忽视了对谣言产生的前提的考察，尤其是忽略了一个极重要的主观维度——谣言观（view of rumor）。顾名思义，谣言观指的是民众对谣言的基本看法，是人们对谣言的“前理解”，它既受到社会制度、环境与传统的型塑，又和民众的诉求与心态直接相关。谣言观决定了民众和政府对谣言的认识和判定，也影响到不同的主体对谣言的理解和应对。因此，在研究谣言时，不能忽视对人们理解谣言的出发点、基础与基本条件进行思考。 2020年开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每逢大灾，必有谣言，这次也不例外。不同群体或造谣传谣，或辟谣辨谣，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国内，占主流的是治理论者的观点。治理论者以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有序运行为旨归，视谣言为不稳定因素，亟需治理、清除。这个群体包括了以维持国家顺利运转为己任的政府机构，也包括一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体制内学者，以及为数众多、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网民大众。 出于维护既定秩序的立场，治理论者更倾向于将谣言理解为未经证实的虚假的消息。首先，他们以是否“真实”为标准来判定谣言，认为谣言是没有事实基础的舆论，是真相的敌人，因此他们对谣言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其有着动摇军心、瓦解团结、撕裂民意等危害。其次是从动机论看待谣言，注重分析造谣、传谣的心理动机，认为传谣者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或利益群体，传谣者则是判断力不足、盲目跟风的乌合之众。最后，既然谣言被放在了不正当、不正义的位置，那么任何打击谣言的策略都是正当、正义的手段，是为了重现社会真相，维护社会稳定。诸如发布在《生命时报》微博号上的某篇评论所说： 谣言的危害性不亚于病毒，谣言满天飞，不仅干扰了抗疫工作的正常开展，还很容易给公众造成误导，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打击谣言的“病毒性传播”，为舆论环境“消毒”，也是抗击疫情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治理本位的视角看，谣言是消费政府的公信力罪魁祸首，是必须被消灭的对象。治理论者更倾向于以国家为主导的解决方法。本次疫情中，针对小道消息满天飞的状况，各级政府采取了设置权威机构，加大信息发布透明度的做法。从1月27日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卫健委等权威部门每天定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各地防控情况；电视台、纸媒、互联网等也制作了大量节目。疫情期间流行一句话——“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各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如实发布感染、重症、死亡与治愈的人数，公开民众物资捐赠的细目和走向；并披露了不少瞒报疫情、玩忽职守、越权执法的行为。同时适当扩大了民间言论的空间，对于不少由普通网民提出的典型问题积极要求整改；对网络上传出的负面消息、发起的质疑，也给予了相对及时的回应和处理。 另一个措施是加强了辟谣和打击传谣者的力度，尤其是各大互联网平台主动承担起了辟谣的责任。各大网站专设辟谣栏目，为用户提供各种辟谣信息；各地政府的新闻办公室的公众号也一直在跟进抗疫热点，主动发布辟谣信息；新浪微博上还出现了大量如“微博辟谣”“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专职辟谣的账号，不仅发布各类辟谣信息，还会在消息前加上“微博辟谣”等标签使其更加醒目。当然，辟谣也是一门技术活，前些年的官方辟谣往往非常简短，只有“XX传闻是谣言，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寥寥数语，容易招致较真者的指责：“规范辟谣，应该至少指出视频时间、地点、原因。”近年来，官方的辟谣更加注重信息的完整性。疫情期间的辟谣不仅厘清谣言的失实之处，还会加上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并附上由权威机构主导的核实求证过程。此外，有大量的普通网民群体开始加入到辟谣中，如新浪微博上的“辟谣与真相”“辟谣的大舌头LOONG”等，他们的辟谣充分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以及表情包、“玩梗”等流行文化，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 本次疫情中，有四类辟谣最为常见。首先是针对政府机构在防疫中的表现。比如2020年2月1日，一组“企业捐赠政府的口罩”被私人倒卖的聊天截图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愤慨。后经合肥警方查证，实为当地某微商帮助其他企业采购捐赠物资的余货。观察者网、环球时报等微博号迅速发布了辟谣信息。 其次是关于疫情严重程度和人员死伤的传闻。如2月20日前后，网络上有传言称，曾向医院提出新冠病毒可“人传人”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被感染去世。媒体迅速发布了辟谣信息，证明艾芬仍在一线工作。此外，各地因夸大感染人数而被辟谣处理的事例也有不少。 其三是疫情与海外的关系。对海外捐助类谣言的辟谣尤其多，比如2月初国内出现传闻，称美国在从武汉撤侨时曾给中国运来了医用物资，中国媒体却刻意隐瞒。消息一出，观察者网所属的微博号“科工力量”迅速转出了CNN的报道，显示美国并未如此，仅是在日韩这么做了之后，才打算效仿。 最后是关于防疫的科学措施。对诸如“吃XX可以预防肺炎”“病毒可以通过XX途径传播”之类的谣言进行澄清。 从治理论者的立场来看，前三类谣言直接指向政府部门与现行体制，其中第一类谣言质疑国家治理能力，第二类传闻容易加剧恐慌，第三类涉及国家安全和尊严；第四类则传播了不正确知识，无益于抗疫。显然，打击这些谣言及相关的传播者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脱敏论者的谣言观与应对策略 在针对谣言的话语中，脱敏论者的声音也有不小的影响。脱敏论者提倡要去除谣言概念的敏感含义，作出更中性化的评价。脱敏论者的构成较为复杂，总体而言这些人的立场更偏向于自由主义，注重维护个人言论的权利，提倡价值观的多元化，强调法律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在这群人看来，治理论者的谣言观是有问题的，其构成了一种“概念陷阱”。因此首先要做的是对概念的隐含前提作出反思：他们认为治理论者事先规定了谣言的价值和内涵，将无法确证或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消息都称为“谣言”，用“病菌”“潜伏期”“毒瘤”等负面语汇来形容之，就等于事先判断其是有罪的。这种贬损的含义实则是权力运作的产物，人们一旦接受这一概念，就会习惯于从权力一方思考问题，将裁断、处理言论的权利交给了政府。当传闻被冠以“谣言”后，就面临着被“辟谣”的命运——被代表正义和正确的一方（官方）否定和取消。这种做法将民众的言论污名化了，尤其会剥夺民众质疑和监督的权利。谣言因此“就成为了一个官方（不限于政府）控制社会信息系统的工具。”有的网友据此建议媒体应该慎用“造谣、传谣”，多用“质疑、问责”来形容异见；慎用“辟谣”，多用“澄清、回应”来形容官方的应对。 正如某位网民所说： 我们在社会治理这一语境下使用“谣言”一词时，其含义实际上是被“辟谣”所定义的，……就像火车上的一米二免票线定义了儿童一样。这种定义是功能性的，而非逻辑性的。如果脱离辟谣而定义谣言，再反推辟谣的标准，结果就是“辟谣”概念功能性的崩溃。 脱敏论者反对随意将未经官方认可的言论视为“谣言”，并力图打破既定的话语框架，对谣言进行脱敏化的再定义：“谣言”指的就是一些群体在议论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信息。这一定义为谣言卸下负面的评价，谣言只不过是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很多所谓的“谣言”是民众对突发事件的自卫反应，它可能在部分信息上出现了偏差，但未必全是虚假的，相反有不少谣言在事后被证明并不失实。在比如2019年12月底，武汉有几位医生在微信群里对疫情有所预警，尽管其表述有部分不够精准之处，但对现实的反映大体无误。在疫情中，传闻起源于某个事实，在传播过程中才变成了“谣言”的案例不在少数。不确定信息的背后，蕴含着部分社会事实。 同时，新的定义也强化了民众的言论权和知情权。谣言概念的妖魔化容易让人动辄得咎，随意传播一些消息就会被冠以“造谣传谣”的罪名。民众有说对的权利，也有说错而免于被禁言的权利。为了提升舆论的宽容度，有必要对“谣言”概念进行脱敏，使其不再成为一个“箩筐概念”，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疫情当中，不少人强调知情权就是生命权，呼吁有关部门要做到信息的透明化，强调对某些机构的质疑、传闻即便不够准确，也不能被视为恶意编造的虚假信息。如某位网民所说：“动不动就谣言，就封号，会阻断百姓知情权。” 脱敏论者对谣言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他们乐观地认为：信息世界本就是多元化的，谣言是公共舆论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越是复杂的社会，越容易流传各式各样的谣言，它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所以在应对谣言时，无需过度紧张。 当然，脱敏论者并不完全否认谣言的消极功能。如何应对真假并存的消息？社会学者于建嵘的这句话颇具代表性：“媒体如果敢于将真相公之于众，谣言就失去了市场。”在面对模糊、未知的事物时，人们会本能地展开想象和推测，公众的猜测和犹疑会让流言蜚语乘虚而入。所以，仅仅去惩治谣言和传谣者是治标不治本的。脱敏论者认为，种种虚假传闻往往是由政府公信力有待提升、信息透明度不足造成的，很多传闻之所以会逐渐演变成耸人听闻的奇谈，往往是因为有关部门举措失当，产生了公共信任危机，激发了民众的不安全感。最为典型的就是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笔下的乾隆朝“叫魂”案。解决的办法是改善言论环境，公布真相，把“谣言”的判断权交给民众，相信民众在对各种信息的甄别比较中，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言论版。 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试图发挥谣言的社会批评作用。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往往另有所指，在烟雾之后，隐含着一定的民众舆论。有学者认为谣言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抗争工具，他们会“借助谣言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和影响，为己方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强化自身的诉求。当谣言被脱敏，等同于传闻、舆论时，它就可以成为社会批评的资源。疫情中的谣言往往蕴含着民众对某些现象的质疑和不满，有的网民不但不拒斥，相反还会在明知信息有误时积极转发，以此表达政见。一些失真的传闻，如“江苏医疗队行李在武汉丢失、当地用货车运送医生护士”等能够传播得如此之广，正是因为它们暗合了网民大众对当地防疫能力的质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