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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表达的母语：文化体系问题 关于前述创意的思路，其实来自我们在云南的实践和研究。1993年起，我们开始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长达十余年的“云南计划”项目合作。美方项目负责人是美国国家艺术院士、著名作曲家周文中教授。作为一位华裔艺术家，他是“文革”结束后最早推动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人，最大愿望是让世界知道中国多元传统文化的价值。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云南，由此被他看重。周先生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的事，要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外国人只是提供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供参考。他带来了大量世界一流的学者、艺术家来和我们交流，但绝不干预中方学者的研究。周先生请我负责一个由跨学科跨单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田野考察群”。我们的基础工作是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坚持在文化现场认知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研究主旨是“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不离本土的保护”，这与田丰先生的“异地保护模式”不同，彼此从两个方向探索。“自我传习”强调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不离本土”坚持在地传承和因地制宜的不同传承模式；“保护”(后来改为“养护”)注重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及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 “云南计划”在中外学者艺术家共同推动下，做得有声有色。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很想参加合作。有一年，周先生带领一个团队来云南交流。某艺术院校听说来了很多世界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希望我们安排到他们学校看看。获得同意后，他们组织全校最优秀的师生，花不少钱，排了一场专场演出，准备以此和国外学者艺术家交流。节目确定之后，田野考察群乐舞艺术研究专家周凯模教授觉得，这种按照美声、芭蕾或现代舞改编的节目，哪怕加入一些“民族元素”，也属于从对方文化体系中进行转译和模仿的东西，在处于这个体系顶端的国际学者艺术家面前，是不具备“对话”条件的，建议安排本土较原生态的节目。遗憾的是领导听不进去，说这就是我们最高水平了，那些土里吧唧的东西怎么能登大雅之堂! 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主人十分热心周到，演出轰轰烈烈，那些直性子的艺术家却连礼节性的掌声都不给一个。幸好田野考察群的周凯模教授早有预案，她请来一些哈尼族农民，在她的研究所里，为失望的友人唱了一曲多声部民歌。这些农民，站的站，蹲的蹲，没什么舞台“站相”，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一曲结束，客人们大为惊叹，说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这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学校艺术教育及其一般人理解的“现代”，其实是从西方，甚至从苏俄舶来的艺术教育和表演体系。经过几次转译、转手、筛选或移植之后，能够接触到的，已经是二三手或二三流的东西。拿这些东西去指导本土文化艺术，不仅有隔阂，而且显得有些荒谬。 国际学者艺术家不会大老远跑来看自己的山寨版。见多识广的他们需要看到不一样的表达，听到“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对于这种直接生长于泥土中的艺术，他们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这话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理念：一个多元的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要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必须尊重自己的母语，拥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经典，才有资格平等对话。 艺术最重要的是原创性，转译的东西再好，也是过了二手三手的货。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对涌入的国外理论和艺术形式热过一头，但原作者来了，你还用转了几次手的拷贝去学舌，人家会笑。没有自己的东西，就没有“对话”的根基。 所谓“自己的东西”，就是基于自己文化体系的表达。前面所举两种表演的例子，差异就在，一个是在他人的形式框架里模仿，一个是基于自己文化体系的原创。说回乐舞，西方的古典经典是美声、芭蕾等，现代代表作有现代舞、摇滚、街舞等，有一套成熟的乐音体系和肢体语言构成。而中国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达形式，从功能、舞步、表情、肢体动作、空间调度等，都另有一套文化体系和表达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母语”。 其实，即使是已经成为经典的西方传统艺术，也在汲取西方“主流”之外的文化营养。非洲音乐和舞蹈、印第安和澳大利亚土著艺术，都是催生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来源。周文中先生和他带来的各国艺术家，对西方艺术主脉了如指掌，但对世界缺乏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感到遗憾。周文中先生推动的“云南计划”，以及他先后在北京、江浙等地开展的项目，都旨在促进这种交流。我们到广东之后，先生还多次来广州、香港等地，与我们约谈如何将云南经验推广到珠三角地区的事。我们近二十年从事的岭南音乐、宗教艺术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博物馆建设，即是基于这个承诺。 通过长期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在田野考察、因地制宜推动不同传习模式、民族文化研究、民间艺术进入高校教学系统、民间艺人表彰、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渐渐达成一个共识：打开国际视野，为的是明白自己文化的位置和特点；坚持学习传统和田野调查，目的是从历史与生活现实中，发现和认知自己文化的精髓；通过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具体实在的专业性工作，归结为如何建设属于我们的文化体系。这些理念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方的政治规划。比如云南省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三大战略———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绿色生态强省和东南亚大通道，其中《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总体规划》，就是我们起草的。这个规划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后，立法执行。 现在，广东省也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国家更是高屋建瓴地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目标虽尚遥远，起步却令人欣慰。只要多一些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工作，我们提供的每一块砖瓦，都会为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文化体系，增加一个高度。 （本文刊载于《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