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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清代圆明园中特殊的景致——买卖街的布局、建筑形式以及经营特点进行了梳理考证，并对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 圆明园 买卖街 市井文化 清代离宫圆明园中景象丰富，蔚为大观，其中特别设有以表现闹市形态为主的市肆之景——买卖街，在恬淡幽静的御苑氛围中尤显突兀。买卖街作为清代皇家园林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市井文化，内涵丰富，也是清代宫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但由于遗址破坏严重，相关文献较少，至今学术界对于圆明园买卖街的情况一直所知不多。本文拟就现有资料进行整理梳证，试图尽可能地勾勒出买卖街的历史轮廓，并对其景象特点和文化内涵作进一步分析。 一 圆明三园中的买卖街共有两处,一处位于圆明园西部东路的舍卫城之南、同乐园之西，呈“T”字形商业街形式；另一处在长春园含经堂东侧，为单面长排的铺面房。 长春园含经堂、淳化轩一组建筑是乾隆帝精心修建以备退位后养老的工程，规模很大。从现存的样式雷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东路霞翥楼、渊映斋、戏台的东侧有一排铺面房，坐西面东，计40 间，其对面是一些零散的库房。关于这组建筑的文献记录极少，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内务府工程清单记载含经堂东边茶叶铺前曾经拆修拍子5间[2]。 2001年4月～2002年12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曾经对含经堂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此条买卖街也包含在内。从考古发掘简报可知[3]，这组铺面房的基址南北总长度为135.65米，东西宽约6.3米。遗址中共发现有28座炉灶，或许其中曾经设有多处饭馆（图一）。目前遗址已经经过整修并对外开放（图二）。 
图二 整修后的长春园含经堂买卖街遗址 相比而言，同乐园买卖街的地位要重要得多，但《日下旧闻考》对此所记也很简略，惟有“（同乐园以西）中有南北长街”[4]一句而已。这条买卖街主体为南北向，中间有河流过，河上架设双木板踏跺桥，名双桥，长街由此被分为双桥南街和北街，向北延至舍卫城南则形成基本对称的东西二街，共同组成此组街市格局（图三）。其中南北街总长超过130米，东西街则很短。圆明园中道路绝大多数曲折蜿蜒，但此买卖街为笔直的通衢。位于南街之东的同乐园是圆明园中的大戏楼，也是清帝最常去的观戏场所。 
同乐园买卖街上的店铺很多，清道光间大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曾载[5]：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每岁赐诸臣观剧于此。高庙时，每新岁园中设有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虽至携小筐卖瓜子者亦备焉。 乾隆间供奉宫廷的西洋传教士对买卖街也颇为关注，在其书札或著作中曾经提及相关情况。如法国的蒋友仁曾记[6]： （圆明）园中亦有通衢，店铺夹列，每逢佳节，中国、日本、欧洲各国，各种最珍奇之物，群汇于此，如市场然。 同样来自法国的王致诚在书札中的记载更为详细[7]： 开埠迎船，陈肆列货。丝绸布匹，则各分地段焉。磁货漆器，则各占专巷焉。木器衣装，妇女珍饰，则此一方焉。玩好书册，经典巨籍，则彼一地焉。亦有酒肆茶坊，行台村店，果浆走贩，针线游商，揽售牵裾，皆所不禁。 现存乾隆间《圆明园内拟定铺面房装修拍子以及招牌幌子则例》则明确开列了圆明园中一些店铺的种类，计有当铺、首饰楼、银号、香蜡铺、纸马铺、油盐铺、菜床子、粮食铺、颜料铺、茶馆、南酒铺、干果铺等[8]，从所列货物判断，可能另有兵器铺、鞍鞯铺、文具店等；按前引姚元之、王致诚的记载和其它档案材料，圆明园中除此之外至少还应该有古玩店、酒馆、饭庄、估衣铺、瓷器店、漆器店、丝绸店、布店、书店、木器家具店、鸟雀店等，总计20 余种以上店铺，另有卖饮料、水果、零食、针线百货的临时小商贩。嘉庆九年（1804 年）曾有谕旨：“嗣后大戏十日后，荤素饭铺也一并撤去。”[9]可见街上的饭铺还区分荤素。纸马铺是卖丧葬用品的店铺，居然也列于御苑买卖街中，其货品的齐全程度可见一斑。若按蒋友仁的记录，有些店铺还出售一些来自日本、欧洲的进口商品。 嘉庆元年（1796年）内务府工程清单上曾记录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维修同乐园买卖街的情况，特别提到若干店铺的字号和形制，其中双桥北街东面有圃香馆楼一座三间，街西有富兴楼并万香楼共六间、后院转角房五间、东西群楼后院净房六座共六间、酒楼一座，双桥北街西临河有茂源号一座三间带后抱厦一座，另有酒楼以及带孔雀笼的雀鸟房等[10]；舍卫城东西街及并双桥南街黏修铺面、牌楼、拍子共19 座，计57 间，包括嫩绿轩、同盛号、魁元堂、兴盛号、韵古斋、广兴号、聚香斋、德兴号、天祥号、华服斋、居之安、乐婴号、文雅斋、天宝楼、翠云斋、宝华楼、如意渡等[11]。各店铺具体经营性质无详细记载，仅能从名称推断大概，茂源号是银号，聚香斋是香蜡铺，韵古斋是古玩店，华服斋是估衣店，天宝楼是首饰铺，如此等等。 同乐园和含经堂买卖街始创的年代不详，其中同乐园买卖街至迟在乾隆九年（1744年）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上已经出现；含经堂建筑群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已大致建成，其东的买卖街可能也建于这一时期。 除此之外，圆明园其它景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店铺建筑，如北远山村设有几间铺面房，类似山村野店；又如雍正六年（1728 年）六月，雍正帝曾御书对联“麦翻千顷浪，鱼跃半池珠”，下旨挂在某酒馆内[12]，其具体位置不详；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下旨在西峰秀色后铺面房做匾四面，分别是“川流老铺”、“水玉馆”、“留春居”、“远馥斋”，同年记载某处河西岸拆修铺面拍子二座，计五间[13]；嘉庆元年工程清单载某处修渔家乐窝铺二座，满换苇席拍子[14]。这些同乐园、含经堂以外的铺面房也是园中的一种点缀，但并未形成街市的规模。 二 从乾隆九年《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坐石临流》图上看（图四），同乐园买卖街的店铺以二层楼房与单层坡顶房相错，楼房多为五间悬山建筑，双桥南北岸边各设带前廊的转角楼房。铺前多带有平顶棚子，也有高高的幌子，尚未见冲天牌楼和单层的平顶房式样。南北长街道路宽敞，路面似是砖砌；各店位置略有进退，路两侧散种花木，街道虽平直，空间仍有一定变化。 
图四 《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同乐园买卖街 在清代晚期的一张样式雷地盘样上附有南街的平面（图五），其分布格局仍基本可与四十景图相对应，惟有西南侧一座楼房已改为两座三间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图上特别注明了一些建筑的功能，东有库房、鸽子房、奏事处、执事房等，西侧为敬事房、茶房、司房等，均与店铺无关。可能清代后期这组建筑已经不作买卖街使用，改作同乐园的附属用房，只是仍保持原有街市建筑形式而已。 从另一张样式雷图上看，含经堂东侧的铺面房共有10座40间，其中五开间者6座，三开间和两开间的各2 座，均带有前廊（图六）。而经考古发掘的遗址上也有40间店面，但分9个单元，自北而南，1～4单元、7～9单元均五间，第5单元三间，第6单元两间，与样式雷图略有出入。 
从相关档案来看，清朝中后期这些铺面房曾不断被改造，其造型大多属于楼房、牌楼（或牌坊）、拍子3 种店铺形式，均为北京常见的店面形式，工程清单中经常提到承重、枋子、带子板、押面枋、顶拍等构件。当然，还应该有一些店铺仍采用最普通的单层坡顶房形式。 梁思成先生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中曾经辟有《店面简说》一章[15]，对北平的旧式店面进行了搜集分析，大致推定清代北京铺面建筑的大木构架均以《工部工程做法》中的“小式大木”为准绳，临街一面开敞，店面装修比较轻巧。其中拍子即平顶房，形式最为简单，屋顶上常做栏杆，上面标有字号；檐前带挂檐板，雕刻精美。牌楼式店面最复杂，“为铺面建筑中之铺张最甚者。这种牌楼，竟可说是一个大幌子，完全属于装饰性质，与店铺本身无直接关系”。牌楼带有斗、楼檐，雕式丰富，上须加招牌匾额；较次的店面则用相对简单的牌坊，不用斗、楼檐，也不设匾额。梁先生文章还特别提到：“门前因牌楼的立法，往往可以标示店铺的性质；如木厂无论门面多少间，只立一间牌楼，高高耸起。香烛店多用重檐牌楼。惟有染坊最为特殊，最能表示商品的性质。牌坊上面架起细长的挑杆多根，遇有染好须晾干的布匹之类，便高高挂起垂下。”楼房则以2层最为常见，也可多至3～4层，还可在拍子之上加建楼房。位于街角的楼式店面常用转角等方式处理，富有趣味。以上研究，可以作为圆明园买卖街店面形式的注脚（图七）。 
参照《圆明园内拟定铺面房装修拍子以及招牌幌子则例》，可将园中部分店铺的大致情形归纳如下（表一）。 表一 圆明园买卖街部分铺面形式
梁思成先生在《店面简说》中曾述及：“当铺的门面与其它店铺性质不同，它须具有防范保卫的可能，于是森严的栅栏，便成了当铺的特征。”[16]而且当铺前多带有高大的幌杆，圆明园买卖街的当铺为重檐牌楼式样，也特别做了栅栏和“楼子幌杆”，符合这项特征。此外，纸马铺用门神幌子，首饰楼做如意挑头，香蜡铺陈设木塔，都是重要的标志物，也都做得很逼真。 除了这些铺面之外，《则例》中还提到一种菜床子，为卖菜专用的摊位设施，附带菜拍子；还有一些单独的笔幌子、墨幌子、槟榔幌子、剃头幌子、肥皂幌子、鼻烟幌子、胭脂幌子，其中有些可能根本没有铺面，只是沿街设摊或提篮叫卖而已。 铺面房都饰有油漆彩画，如《圆明园各样杂记现行则例》明确记载了《同乐园铺面房油饰彩画定例》[17]，彩画主要是苏式，包括蝴蝶闹海、四季花卉、红蝠流云、墨画山水人物、树木花草、苏做博古花卉、五彩描二色金盘龙海珠等图案，不绘彩画者饰以油漆。 铺面房有严格的木工、雕工规定，故《圆明园内铺面牌幌则例》另载：“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又奉和大人谕，交严老爷将各铺面拍子、牌楼按座逐细查对，分别等次拟定刁（雕）工则例。”[18] 除前引嘉庆元年工程记录外，现存清宫档案中还可见这组铺面建筑其它年份的维修记录，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清单载：“舍卫城黏修铺面拍子十九间，牌楼三座……同乐园、北远山村铺面拍子挑换木植，找补油饰。”[19]又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清单载：“铺面房四十三间，俱拆（上宝盖下瓦）头停、挑换椽望；铺面拍子、牌楼一百一十一间黏修，挑换糟朽木植。”[20] 三 关于同乐园买卖街店铺的经营方式，姚元之和王致诚都有精彩描述。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21]： 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门监督先期于外城各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卖去者给值，存者归物。各大臣至园，许竞相购买之。各执事官退出后，日将晡，内宫亦至其肆市物焉。其执事等官，俱得集于酒馆饭肆哺啜，与在外等。馆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声音响亮、口齿伶俐者充之。每俟驾过店门，则走堂者呼茶，店小二报帐，掌柜者核算，众音杂沓，纷纷并起，以为新年游观之乐。至燕九日始辍。……晚间仍备嘎嘎灯焉。嘉庆四年此例停止。 王致诚在书信中的描述是[22]： 皇帝临幸时，与其最下级臣民鲜区别焉。叫嚣兜售之中，俄而破口喧争，俄而挥拳奋斗。负弩之士，引肇事人至庭。公庭审理宣判，或加杖责，悉以游戏出之。有时取悦于君上，则几伪乱于真云。 胜会之有胠箧者流，亦未忘其点缀。以最轻捷之宦者若而人为之，颇能胜任愉快。若不幸当场破获，则讪笑之，责罚之，或刺配，或杖责，依其罪之重轻，技之优劣加罚，若实有其事然。设或空集转瞬告终，所失之物，仍归原主也。 市集为帝与后妃嫔等行乐而设，余曾言之，此王公大臣之所以绝鲜参预也。偶一邀准，惟在宫眷退出之时而已。货品之大部分，由都城各商付托内监实行销售者，故交易之成，绝非虚假。君上收买最多，出价当然最大。宫眷内监亦各购其所需。交易既真，遂饶有兴趣，而使热闹倍增，欢乐加甚焉。 《竹叶亭杂记》中还记载了一则关于乾隆帝、和孝公主与和珅在同乐园买卖街购物的轶事，饶有趣味[23]： 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相国之子额驸丰绅殷德。主未嫁时，呼和相国为丈人。一日高宗携主游同乐园之买卖街，和时入直在焉。高宗见售估衣者有大红夹衣一领，因谓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因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 从相关则例记载可知，买卖街的店铺陈设也很丰富，当铺专门有利息牌，粮食铺有笸箩，有的柜台上摆设招财童子、狮子、麒麟、和合二圣、刘海等民间常见的吉祥物件以及猴子、老虎、大象、骡、马、牛等动物雕像[24]，甚至还有财神龛。 其中货物还有许多纯粹是木头雕成的道具，《圆明园内拟定铺面房装修拍子以及招牌幌子则例》就记载了大量的“假货”，如南酒铺假火腿鸭子、元宵、饽饽、山楂糕、团粉、面筋等食品，东（冬）瓜、瓠子、王瓜、山药、藕、茄子、胡萝卜、生姜等瓜果蔬菜，乃至靴子、胰子（肥皂）、砚匣、笔匣、书画册页、玉对联、玉匾、颜料定粉匣子等也是假的，几乎全用木雕，规定每项费工多少，历历可辨。 同乐园买卖街开市具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主要为了节日娱乐助兴，特别是新年期间，与同乐园的连日大戏以及庆丰图灯戏密切配合。 四 买卖街是清代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中的常见之景，不但圆明园中有所设置，畅春园、静宜园、清漪园中都曾经出现过。 《日下旧闻考》载：“（畅春园）二宫门外出西穿堂为买卖街……买卖街建于河之南岸，略仿市廛景物。”[25]畅春园中除了这条二宫门附近的买卖街外，《日下旧闻考》在后文中还提到在西路北端“集凤轩后河桥西为闸口门，闸口北设随墙，小西门北一带构延楼自西至东北角上下共八十有四楹”[26]，其中包括天馥斋、雅玩斋等。从建筑形式和名称上判断，这一段也很象是街市店铺。 香山静宜园在东南部从香山寺至中宫的山路上也设有类似的买卖街，且《日下旧闻考》曾记载：“静宜园守备署在香山买卖街。”[27] 清漪园中的买卖街有两条。一条在万寿山西麓，称西所买卖街，街道曲折，其西为万字河，形成“前街后河”的形式；另一条在后山，称后溪河买卖街，俗称“苏州街”，为“两街夹一河”的水街形式，长达270 米。此街存有遗址，光绪间重修颐和园一度重建过，上世纪80 年代末－ 9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徐伯安先生的主持下再度重建。 另外在西北郊皇家园林区之间还有一条万寿街，《日下旧闻考》载：“万寿寺之西路北设关门，内有长衢列肆，北达畅春园，为万寿街，居人称为苏州街。”[28]这应当算是一条真正的商业街，尽管也带有一定的布景性质。 除了皇家园林外，清帝出京巡幸，也经常会令地方官员在行营外搭置临时的买卖街，其主要功能似乎是为了方便随驾官兵及时购买食物、补充粮草。如《南巡盛典》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二月两江总督黄廷桂上奏[29]： 窃查明春扈从官兵所需各项食物，其程站如在陆路者，自应于大营附近一里外设立买卖街，以便就近买用。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江苏巡抚爱必达也有奏报[30]： 扈从官兵马驼沿途需用豆草、麦麸以及屯驻马驼地方设立买卖街，购备麸豆等物。 可见这类买卖街随行营搭置，类似临时街市，但这一举措的实际意义很有限[31]，一定程度上也有摆排场、做样子以示隆重迎驾的意思，因此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九月乾隆帝给内阁颁布上谕，曾下令南巡时各督抚不能铺张浪费，不要再搭买卖街[32]： 如现在盛京途次见有搭盖买卖街席棚，即此一节亦属多事……朕明春巡幸，自直隶以至浙江，着传谕各该督抚，不得随营预备买卖街，支搭棚厂，以滋无益之费。 因此这类买卖街虽与皇家园林所设性质不同，但均有布景之意。 畅春园和清漪园的买卖街均临水设置，都有模仿江南水街的旨趣。而且街随水弯，形态都比较曲折，空间确实更接近南方街市的模式。清代御苑惟有圆明园同乐园买卖街一仍京城市肆格局，为典型北方商业街之缩影。特别是在街北端设置微型城池，使得整条长街与舍卫城的形态很象北京前门大街与内城的关系。可见不同御苑中的买卖街风格并不雷同，畅春园和清漪园买卖街的设置可能与康熙、乾隆帝南巡有关，故以模仿江南为主；而圆明园的买卖街就是为了浓缩京城本身的市井氛围。 清初朝廷以内城为满人居所，还一度规定内城不得经营戏园，因此内城的商业发展相对受到抑制；而外城成为汉人的主要居住地，人口稠密，同时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导致外城的商业发展很快，前门一带成为最繁华的街市，戏园兴旺，店铺林立，百物丰盈，故《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33]《日下旧闻考》也记载道：“今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犹盛。足征皇都景物殷繁，既庶且富云。”[34]清帝赴天坛、先农坛行郊天大礼或躬耕之礼，均出正阳门，从前门大街经过，对前门一带密集的商铺景象应该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同乐园买卖街以前门街肆作为摹本也是很自然的举措。乾隆帝曾有《甲午新正祈谷前一日诣斋宫作》一诗描绘前门大街的繁华景象：“石衢黄道直如弦，市肆骈罗列两边。百岁休和人乐利，皇都富丽故应然。”[35]拿这几句诗来形容同乐园的买卖街似乎也颇为恰当。圆明园中的市肆之景由此可以看作是京城太平富足生活的一个缩影。 而北京城繁华的商业区经常建有戏园子，圆明园中的同乐园买卖街和含经堂买卖街也都临于戏楼之一侧，更符合市井特性。 同乐园买卖街位居舍卫城之前。舍卫城是一座具有佛教意义的建筑群，似乎与街市颇为冲突，但实际上中国古代城市中不少商业街都依托著名的寺观而设，市与庙的关系很密切，比如清代北京的隆福寺一带就是如此，这也是市井之常态。 真正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同乐园买卖街西侧有抱朴草堂和坐石临流之兰亭八柱，含有隐逸之意，似乎是为了刻意与买卖街的热闹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 清漪园后溪河买卖街的铺面有83～84座之多，单体建筑的开间一般在1.62～2.60米之间（平均2.30米，合清代营造尺7尺），进深仅为1.90～2.90米（平均2.30 ～2.60 米，合7～8 尺）而已，尺度很小[36]。相比而言，圆明园中的两处买卖街店铺的单体规模要大得多：勘查含经堂旧图及相关遗址，可见其店面开间大致多在3.20米左右（合1丈），进深达4.80米左右（合1丈5尺）。以样式雷图推测，同乐园买卖街的铺面房开间也多为3.20米，进深4.80米或略大。因此圆明园买卖街的店铺至少具有普通建筑的真实尺度，不像清漪园买卖街基本属于缩微的布景性质。 查《宣南鸿雪图志》所附前门地区老店铺的测绘图[37]，可以发现清代不少真正的传统形式的商业店铺本身的尺度也相差较大，有的三间小店总面阔仅6 米多一点，一般的店面开间多为3.20米左右，合清代1丈，与圆明园中的店铺尺度相近，也有少数较大店面开间超过1丈。同时这些商店的总进深普遍要比总面阔大得多，甚至是面阔的好几倍，以作后勤加工或仓储之用。而圆明园和清漪园中的铺面房都无此功能，进深均相对有限。 清宫档案中提到清漪园后溪河买卖街铺面房的字号有履祥泰、细香铺、云翰斋、品泉斋、帖古斋、妙化斋、吐云号、经纬号、芸雅斋等[38]，而圆明园中的买卖街店铺字号与之无一重复。查清代北京城中著名的店铺名称[39]，御苑中的店铺和他们基本也没有相重的。可见皇家园林中的铺面房都是专门取的名字。 五 在门禁森严的皇家宫苑中设置街市店铺之景，其实是中国古代造园的一项重要传统。 早在东汉时期，汉灵帝就曾经在后宫设立市肆。《后汉书·孝灵帝纪》载：“是岁（光和四年，181 年）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40] 西晋愍怀太子的母妃出自屠夫之家，因此太子本人亦好在宫苑中设市。《晋书·愍怀太子传》：“（太子）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41] 南北朝时期宋少帝刘义符曾在御苑华林园中设置店铺并亲身扮演商贾，以此作乐，《宋书·少帝纪》有载：“时帝于华林园中为列肆，亲自酤买。”[42] 北齐后主高纬曾经在其仙都苑中设置“贫儿村”。《隋书》载：“武平时，后主于苑内作贫儿村，亲衣褴褛之服而行乞其间，以为笑乐。多令人服乌衣，以相执缚。”[43]此处虽非街肆，但同样属于模仿市井俚俗的特殊布景，供皇帝装扮百姓取乐。 唐中宗曾在长安玄武门举办类似的游乐活动。《旧唐书·中宗纪》载：“（景龙三年二月己酉，中宗）幸玄武门……上又遣宫女为市肆，鬻卖众物，令宰臣及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事，言辞猥亵。上与后观之，以为笑乐。”[44]此市肆不在宫苑内，可能只是临时的设施，但场面、性质也大体类似。 北宋徽宗在东京所营的艮岳中曾经设有高阳酒肆[45]，此或仅为摆设而已。南宋临安御苑中此类市肆则大为盛行，《武林旧事》“赏花”条载：“（禁中诸苑）又命小内司列肆关扑，珠翠冠朵，篦环绣段，画领花扇，官窑定器，孩儿戏具，闹竿龙船等物，及有买卖果木酒食饼饵蔬茹之类，莫不备具，悉效西湖景物。”[46]其中以太监充任店员，店铺货物齐全，此等景象与圆明园同乐园买卖街已经非常相似。 历史上除了皇家宫苑常见店肆之设外，某些王公贵族的府邸也或有类似景致。典型者如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即曾在府园中设置店铺，《晋书·五行志》载：“司马道子于府园内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贸易。”[47]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景致在历代宫苑中虽屡见不鲜，却大多属于昏君之杰作，也经常受到后世的批评。比如《魏书·高允传》曾记载对汉灵帝设宫市的评论：“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48]另外对司马道子在府园中列肆的行为，《晋书》同样有所批评：“干宝以为贵者失位，降在皂隶之象也。俄尔道子见废，以庶人终，此貌不恭之应也。”[49]中国古代素来轻视商业，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如果帝王以宫苑列肆、扮演商贾为乐，必然会被视作是极大的堕落，甚至是亡国之兆。 清代帝王对此史实也有所领悟。乾隆帝南巡，曾两次作《华林园》诗，分别有“翳然林木本闲区，列肆何堪净城污”[50]和“南朝佳胜说华林，未见民艰处会心。或拟濮濠或列肆，至今迹总不堪寻”[51]之句，此即指宋少帝华林园列肆的旧事而言。 然而清帝依然热衷于在本朝所营的御苑中建设此类买卖街，显然对此仍有特殊喜好。究其原因，《竹叶亭杂记》的观点是：“盖以九重欲周知民间风景之意也。”[52] 而王致诚则更进一步从皇帝的人身限制和心理需求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53]： （买卖街之设）备君上随时临幸览观，城市喧嚣，非为人主所厌弃也。清帝为势位所限，出时，民居商铺，必先闭门，不能见一物。各处施以屏障，不使睹警跸。警跸未过数时前，即先清道，禁绝人行。有闯道者必为护军加罪。若赴郊野，则马队夹道森列，侦巡所及，每甚深远，逐闲人且以卫御驾也。帝者位分尊严，不能亲接民间庶事，迫处静默之中，不能不别开生面，以自娱乐。 以上的分析应该都是中肯的，御苑中的买卖街虽然仅是布景，毕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生活的情态，略有助于皇帝了解民情；更重要的是，这类设施可以满足皇室暂时忽略身份、参与市井娱乐的欲望，因此大受欢迎，遂在皇家园林中成为一种定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其著作《北京法源寺》中也曾经对圆明园买卖街进行过一番评论[54]： （圆明园）有五千多军人防守，里面却没有百姓，有百姓也是扮演的。皇帝高兴，一声令下，所有的宫女太监等等都化装起来，扮演成法曹、商人、工人、卖艺的、说书的、小偷各行各业，在有衙门、有商店、有市场、有码头、有旅馆、有监狱种种地方，各司其业，你来我往，热闹非凡。这是中国式的化装舞会，远从纪元前二世纪便流行在中国皇宫里，有时候皇帝也亲自加入，扮演成商人等等，与左右同乐，学做老百姓开心。他们整个是另一个阶级——把老百姓关在十八道金碧辉煌的宫门外面，然后在里面装做老百姓的阶级。 以上虽属小说家言，不无夸张之处，却也颇切中其中要旨。买卖街确实是中国宫廷特殊的化装舞会的表演舞台，只有在这里，缺乏人身自由的帝王后妃们才能够切身体验一下老百姓逛街购物的乐趣。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买卖街虽然是皇家园林常见的景致（特别是同乐园买卖街，临近清帝日常听戏、办公、传膳的大戏楼，光顾的频率极高），但尚未发现历朝清帝有御制诗咏及这些铺面房。这也许从侧面说明，这些买卖街尽管热闹，而且具有粉饰太平的作用，却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点缀之物，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园林景观，也不宜作过多宣扬。 因此，同样作为社会景象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反映，这类买卖街所代表的城市街衢闹市之景，与御苑中更为常见的田园村落之景恰成鲜明对比。清帝显然更重视体现重农思想的田园景观，并作有大量御制诗文进行歌咏，而买卖街这类城市景观的地位要低得多。这一差异也符合古代封建社会对社会阶层的高下划分。 此外，皇家园林中表现农家景象的农田菜圃往往兼有真正的生产功能，而表现市井风貌的买卖街则从根本上说并无真正的商业价值，其热闹景象带有极大的表演性，喧哗的叫卖声、红火的场面都是刻意营造的结果，仿佛是同乐园节日大戏的延续和扩展；另一方面，这种热闹只是暂时的，和节庆时期的烟火盒子、灯戏一样，节日过后，一切又将回复为纯粹的摆设——这才是买卖街的本质所在。 [1]贾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筑分馆馆长，《建筑史》丛刊主编，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长期从事古典园林领域的研究。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页2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考古队：《北京圆明园含经堂遗址2001~200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2期，页41~65。 [4]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页1377，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5]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页5，中华书局，1982年。 [6]王道成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页890，北京出版社，1999年。 [7]前揭《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页885。 [8]王世襄主编：《清代匠作则例》第1卷，页76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 [9]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页93，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10]前揭《圆明园》页396。 [11]前揭《圆明园》页406。 [12]前揭《圆明园》页1198。 [13]前揭《圆明园》页216。 [14]前揭《圆明园》页385。 [15]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六卷，页277~290，“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店面简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 [16]前揭《梁思成全集》第六卷页280。 [17]前揭《清代匠作则例》第2卷页773。 [18]前揭《清代匠作则例》第2卷页565。 [19]前揭《圆明园》页241。 [20]前揭《圆明园》页251。 [21]前揭姚元之：《竹叶亭杂记》页5。 [22]前揭《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页885~886。 [23]前揭《竹叶亭杂记》页46。 [24]前揭《清代匠作则例》第2卷页773。 [25]前揭《日下旧闻考》页1279。 [26]前揭《日下旧闻考》页1285。 [27]前揭《日下旧闻考》页1220。 [28]前揭《日下旧闻考》页1292。 [29]清高晋等编：《南巡盛典》卷三〇，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刊本。 [30]同上。 [31]曾有督抚在奏报中提到实际上去各地原有集市购物更为方便。而且南巡途中多水路，买卖街很难设置。 [32]清高晋等编：《南巡盛典》卷三〇，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刊本。 [33]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页8，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4]前揭《日下旧闻考》页887。 [35]清弘历：《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一七“甲午新正祈谷前一日诣斋宫作”，见清奕等编：《清六朝御制诗文集》，光绪二年（1876年）刊本。 [36]徐伯安：《颐和园后湖“苏州街”重建工程规划、建筑设计研究及实践》，见张复合主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7辑页207，页205，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37]北京市宣武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合编（王世仁主编）：《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 [38]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颐和园》，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 [39]王永斌：《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燕山出版社，1999年。 [4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页346，中华书局，1965年。 [41]唐房玄龄：《晋书》卷五三，页1458，中华书局，1974年。 [42]梁沈约：《宋书》卷四，页66，中华书局，1974年。 [43]唐魏征：《隋书》卷二二，页630，中华书局，1973年。 [44]《旧唐书》卷七，页147，中华书局，1975年。 [45]明李濂辑：《汴京遗迹志》卷四“山岳·艮岳寿山”，页55，中华书局，1999年。 [46]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卷二，页36，西湖书社，1981年。 [47]《晋书》卷二七，页820。 [48]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八，页1072，中华书局，1974年。 [49]《晋书》卷二七，页820。 [50]清弘历：《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四九“华林园”，光绪二年刊本。 [51]清弘历：《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华林园”，光绪二年刊本。 [52]前揭：《竹叶亭杂记》页5。 [53]前揭：《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页885。 [54]李敖：《北京法源寺》页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第14期，转发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