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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关键词：两江总督;袁世凯;张之洞;魏光焘;周馥 作者简介：韩策，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有清一代，自康熙中叶以来，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掌理军政、淮盐、漕运、河工诸要务，为东南第一要缺。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成为东南办理洋务交涉的首领。因此，江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①。故江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对清廷来说，江督人选的确定就更为重大敏感。1860年湘军首领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可视为晚清江督易主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试探、斗争与妥协，至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江督非湘人不可的政治局面，可称之为“湘人江督格局”(已另文详论)。于是湘、淮系分据南、北洋，共同支撑着清朝统治。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的淮系主导洋务运动，掌国防、办外交，势力尤大，但甲午战败，迅速衰落。此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领导的湘系，地位相对凸显，所以在戊戌、己亥间，能够抵制废立之谋，稍持正论②。庚子事变中，李鸿章重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任，承担议和重任；刘坤一则在南洋主持东南互保，权势达致顶峰。这日视为湘(南洋)、淮(北洋)二系共持大局的回光返照。只是不久，年迈的李鸿章和刘坤一就在1901和1902年相继离世。南、北洋于是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已在练兵、交涉、洋务、吏治等方面展现出超人能力的袁世凯，几乎毫无争议地接掌了李鸿章身后的北洋权力，最为平稳过渡③。然而，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南洋财赋之区则在军事政治强人刘坤一去世后，陷入了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在此背景下宣告终结。 湘人江督格局之所以迅速终结，除了湘系自身的原因外，实与庚子事变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北洋的强势南下密不可分。简言之，辛丑回銮后的清廷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区外人迫在眉睫的威胁，清廷必须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所以不得不重用和扶植手握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另一方面，对内则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子西狩、东南互保而急速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的状况④，故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势力有所裁抑。加速练兵和推行新政，在在需款，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但是，此时清廷威望大减，其集权政策和意图并不容易贯彻，故迫切需要政治军事强人设法推动落实。深受慈禧太后和荣禄信任的新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正是这样的强人⑤。而善于揽权的袁世凯也借此强势南下，影响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它不仅加速了湘人江督格局及湘军的终结，而且反映了清末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本文围绕刘坤一去世后纷更不已的江督之争，尝试引出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刘坤一去世后的江督人选 晚清选用江督大体有两个倾向，一是用威望素著、文武兼资的湘系督抚；二是用熟手，即从有两江地区任职经历的封疆大吏中遴选。所以，刘坤一去世后，据说张之洞、魏光焘、聂缉椝、恩寿均是有力的继任人选⑥。魏光焘(1837-1916)，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系湘军大将，曾随左宗棠征西北，历任甘肃平庆泾固道、甘肃布政使。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左宗棠就保荐其“堪备督抚之选”⑦。刘坤一与魏光焘是湖南宝庆府同乡。尽管刘自称与魏并未共事，亦无往来，但他确曾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透过军机章京湘人冯锡仁，向军机大臣孙毓汶推荐魏光焘接任甘肃***巡抚，不久又“采其声望，登诸荐章”。随后，魏光焘率领湘军东下，在刘坤一麾下出关应战。1895年，魏光焘曾“总统湘军”⑧。战争结束后，魏光焘带兵返回西北，历任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庚子事变中，两宫驻跸西安后，魏光焘调任云贵总督⑨。刘坤一去世后，魏光焘在湘系督抚中无疑资历深厚，吏治熟悉，且有带兵经验，有能力镇抚江南湘军，但其缺乏在两江任职的经历，洋务交涉是其短板。 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系曾国藩女婿，和军机大臣瞿鸿禨是儿女亲家。他早在1882年，就受到时任江督左宗棠的赏识⑩。继任江督曾国荃系其叔岳，更不待言。1891年刘坤一接任江督后，每叹湘系“继起无人”，却以聂缉椝为文官中首要“后劲”(11)。所以，聂缉椝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要职，先以候补道身份主持江南制造局，后补上海道，擢浙江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在1901年授江苏巡抚，同年调任安徽巡抚。就在刘坤一去世前一天，聂缉椝奉旨调补浙江巡抚(12)。聂缉椝的优势是湘系人脉背景极其深厚，任职两江地区的经验也甚丰富，且熟谙交涉，但此时他还资历尚浅。 恩寿，字艺甫，满洲镶白旗人，进士出身。他是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麟魁之子(13)，前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之侄，庆亲王奕劻的亲家(14)，绝对称得上是家世显赫的满洲权贵。1898年恩寿由陕西陕安道升授江西按察使，仅仅半年之后，就擢任江宁布政使，成为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助手。1901年，漕运总督张人骏调补山东巡抚，遗缺由恩寿补授。据说恩寿不愿出任漕督，转求刘坤一“电都”后，随即调补江苏巡抚(15)。原江苏巡抚聂缉椝调任安徽巡抚，不啻为恩寿腾缺。这令聂缉椝颇为不满。他在给荣禄的密信中，不仅批评恩寿在南京“多行不义”，斥其为“险诈小人”，而且对刘坤一重用恩寿、“为其所愚”也颇有微词(16)。其实，恩寿恃有高层奥援，刘坤一与他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亦是无可如何之举。恩寿的优势在于不仅高层背景极为深厚，而且比较熟悉江苏情形；短板在于既无带兵经验，资历也还较浅。况且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裕禄于1887年短暂署理过江督，此外绝无满人出任江督的先例。 综合来看，已任督抚二十年，声威素著，且曾在甲午战争时署理过江督的张之洞，最受瞩目。早在1884年，左宗棠保荐曾纪泽时就说：“现在两江督篆需才甚殷，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也。”(17)虽然语意上明显抑张而扬曾，但说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已经被视为江督的替人之一。迨1890年调任湖广总督后，据说张之洞的意图“盖在三省钧衡”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席，以便施展其经营八表之鸿才(18)。当年驻英国使馆参赞黄遵宪在私信中也有“假令香帅(张之洞)移督两江”的说辞(19)；而张之洞的核心幕僚王秉恩随后在密信中则谓，“朝廷重念海疆”，故张之洞若非再莅两广，“亦必近指金陵，斯固人人意计之事”(20)。因此，1894年甲午战争中，两江总督刘坤一率湘军北上，即以张之洞署理江督。次年战事结束，已任江督一年并有诸多建树的张之洞，并非没有实授机会，只是最终遵照慈禧太后之意，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别回任(21)。所以，刘坤一去世后，由张之洞继任江督，也在情理之中。有意思的是，张之洞此时并不愿意出任江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初五日，他一接到刘坤一去世的电报，就立即致电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请鹿氏向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和瞿鸿禨剀切言明，恳求慈禧太后断勿调他东下江南。张之洞提出的“四不可”理由容有夸大(22)，但此时不愿接任江督当是其真实想法。因为他没必要对鹿传霖如此故作姿态。进言之，张之洞之所以坚辞江督，或许还因为彼时南洋地区的中外交涉极为复杂，颇难措置得当，而且朝廷在回銮后有意裁抑东南互保的南洋势力，故张之洞不愿身陷旋涡。不过，张之洞显然意识到如果坚辞江督，朝廷必感“择人为难”，故次日又向鹿传霖推荐吏部尚书张百熙和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从电文看，着重尤在后者。他称赞李兴锐“吏治老练，久在南、北洋，谙习洋务”，若催其“由海道来，七日可抵沪”，断言李氏“实可胜任”。值得注意的是，张百熙、李兴锐均是湘人。这说明在张之洞心目中也“默许”湘人江督的传统。此外，由于鹿传霖曾在庚子年以江苏巡抚署理过江督，所以鹿氏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张之洞认为鹿传霖的“性情与今日南洋不甚相宜”，故建议他“不出外为宜”(23)。当日南洋交涉繁重，须与洋人关系较密，方可措置裕如，而鹿传霖被外人及东南舆论目为顽固，故张之洞所言亦非无据。当然，鹿传霖一旦外任，张之洞将失去枢垣靠山，不仅多有不便，甚至地位也会动摇(24)。因此，鹿氏外放江督绝非张之洞所愿，自不待言。然而，很可能因为这时东南局势非常微妙，不仅南洋大臣和上海道正在与列强交涉黄浦江的河道管辖权纠纷(25)，而且关系重大的商约谈判也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所以清廷还是稳妥起见，选择与外人关系良好，擅长交涉，且近在武昌的张之洞署理江督，以便乘坐军舰迅速东下坐镇(26)。当然，令张之洞署理，而非实授，也说明此中尚有争议，最高层并未下定决心。 二、张之洞短暂督江的台前幕后 张之洞既然如此反对出任江督，朝廷却仍然迅速授命于他，说明为稳定东南大局，确实需要借重声望卓著、中外交推的张之洞。时任江苏督粮道的胡延在致荣禄的密信中就说：“香帅移镇，自是非准不可”，因为“中外同心”(27)。因此，张之洞周围的众多官绅，料其必可实授(28)。此外，沪上报刊舆论也纷纷鼓吹张之洞是接替刘坤一的最佳人选(29)。岂料短短两个月之后，清廷突然令云贵总督魏光焘补授江督，让世人大感意外。此其故安在？原来，张之洞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后，竟很快遭到多方面的激烈反对。首要的反对来自江苏官场，其中分量最重的正是江苏巡抚恩寿。张之洞甫受命而尚未到任，恩寿就致信荣禄，痛诋张之洞“务名而不务实，计利而不计害；所行之法则恃器而不恃心，所用之人则为私而不为公”，以故“治鄂十余年，不可谓无建白，而卒未闻收有成效”。恩寿进而对比张之洞与刘坤一施政方针之不同，并将湖北和江南相联系，谓张之洞调任江督后，势必好大喜功，竞立新法，用江南脂膏弥补湖北亏空。恩寿接着充满忧虑地说：在刘坤一时代，“非无借口新法之人时来尝试”，但他“知无不言，抉其隐私”，刘氏也因之“顿悟”，故“大有关系者必不允行”。而今张之洞“抱不世之才，下车伊始，必将百度维新”，“断不纳刍荛之献”。所以，恩寿以辞职求退相“要挟”：“与其至不可收拾之日辜负栽培，曷若于事机始露之时预为引避”；鉴于成都将军长庚久不赴任，故以调任成都将军作试探(30)。前文已述，恩寿也是江督的候选人之一。因此，他如此赤裸裸地反对张之洞，难免令人怀疑是为了自谋江督，以私害公。这就削弱了他建言的说服力。所以，恩寿另附一短函，坚称所言实为公而非为私：“两江责任綦重，非威望卓著，素善将兵者，不足以膺此巨任。受业之为此迂论者，实为大局起见，若有一毫希冀此席之想，神明殛之。”(31)措辞直是起誓发咒。 迨张之洞到南京接任后，兴办新政“举动阔大”。恩寿大为不满，于是发私电给荣禄和奕劻，“言江南财力恐不敷南皮(张之洞)一年之挥霍，如张久任南洋，彼即告辞云云。立言危悚，政府颇为所动”(32)。这通张缉光致汪康年的密信写于十一月初六日。因为张缉光是瞿鸿禨的门生，当时在北京做瞿府的家庭教师，所以这则消息很可能正是来自军机大臣瞿鸿禨。恰在同日，清廷下旨令云贵总督魏光焘调补两江总督。虽然恩寿与张之洞政见大异，且不免夹有私意，但他批评张之洞用财如泥沙，却大体是当时公论。魏光焘调补江督后，漕运总督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信中说：“留侯(张之洞)交涉是其所长，浪费是其所短。幸邀尊鉴，留此财赋之区，勿令竭泽而渔，然鄂中已收括不堪，商民俱困矣。”(33)显然，张之洞施政举动阔大，用财浪费，也是荣禄等清廷高层所忧虑和不满的。 江苏官场中除恩寿外，反对张之洞者也大有人在。其实，胡延在评论张之洞出任江督“中外同心”的同时，也直言他“难于伺候，亦人人所知”(34)。这可视为江苏官场反对张之洞的一个预言。此外，南京的士民也不满于张之洞的施政。当时寓居南京的张佩纶在家书中就说：“金陵土民痛恨香翁(张之洞)几如酷吏”(35)。而浙江道员李辅燿也从南京官员口中听到张之洞“骇人听闻”的种种举动(36)。 在两江地区军政商学界有巨大利益的湘人群体，也反对张之洞就任江督。清廷之所以从1879年沈葆桢去世后，就倾向于遴选湘系大将出任江督，进而形成了湘人江督格局，镇抚江南的湘军及相关势力正是其中要因。而湘人江督格局一旦形成，就又成为清廷遴选江督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已另文详论)。张之洞系统的官绅如许同莘等人，当时就将张之洞的突然离任，归因于湘人群体的激烈反对和入京运动。他说：“中兴以后，两江总督皆以湘人为之(惟沈文肃、李宗羲非是)，为约束湘军故也。香帅之来，众意必拜真除之命。而部下湘人，谓从此将无指望。以刘忠诚(刘坤一)遗折曾保荐魏午庄可任，遂集三十万巨赀至京纳赂，为之游说。魏竟得补授江督之旨。舆论纷然。闻荣禄一人得六万金。政以贿成，是可慨矣。”(37)多年之后，许同莘编张之洞年谱时，仍然认为1902年张之洞未能留任的原因之一，是“湘军将领狃于故常，遂有谓此席不相宜者”(38)。湘人携巨款入京为魏光焘纳贿游说，虽尚不能完全证实，但其反对张之洞出任江督，当是事实。 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张之洞“身在江南，不忘鄂事”(39)。据余肇康致瞿鸿禨的密信，“广雅(张之洞)虽移节，事多付之山舟(梁鼎芬)，仍不能去鹤楼(湖北)一步。此则我公意料所不到也”(40)。看来如果张之洞实授江督，就很可能既掌握南洋大权，又遥控湖北政坛。这是清廷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以说，正是上述因素促使清廷最高层决定调换张之洞。当时在京外国人的消息称：“慈禧太后想授张之洞以两江总督实缺，但是荣禄和袁世凯竭力谏阻，所以最后任命了魏光焘。谁都不明白袁世凯为什么如此反对张之洞，但是我揣测，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他的庇护人和盟兄荣禄。”(41)慈禧太后的态度尚难完全确定，但她屡屡以张之洞为书生，言下亦不甚许可(42)。况且她对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芥蒂实深(43)。从上文看，当国的首席军机大臣荣禄最终决定调换张之洞，当无疑义。本来就对张之洞颇有意见的奕劻，想必也会受其亲家恩寿的影响。因此，即使慈禧真的想让张之洞留任江督，荣禄等人只要将上述“不利信息”向慈禧剀切陈明，似亦足以改变慈禧态度。 至于袁世凯的态度和作用，还可进一步讨论。张之洞的弟子及晚年幕僚傅岳棻曾说：1902年袁世凯入京召对，慈禧太后“询及江南事”，袁氏即说：“‘张某虽老成，精神殊衰苶，其宴臣席间即颓卧矣。’由是有诏命文襄(张之洞)仍回鄂任。文襄知其中伤，颇以为憾。”(44)类似的说法尚多。不过，据可靠材料，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河南老家葬亲之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南下，经汉口顺江而下，在南京与张之洞“畅叙两日”，十一月初二日从上海登舟北上，初五日抵天津，接直隶总督印信，初十日入京觐见(45)。 因此，谓袁世凯不乐见张之洞留任江督则可，谓张之洞未能留任是因袁世凯在慈禧面前“中伤”所致，则显非事实。盖袁世凯觐见之前的十一月初六日，魏光焘已经受命调补江督。况且慈禧和荣禄也不大可能造成袁世凯一入京觐见，张之洞就回任湖广总督的印象。如此痕迹太明，岂不将袁世凯倾轧张之洞的内情和盘托出。更可能的情况是，袁世凯在与张之洞、盛宣怀会面后，已经密电通报荣禄。袁世凯之所以不欲张之洞留任江督，或许因为他正在代表朝廷从盛宣怀手中收回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等利权。张之洞虽与盛宣怀也有分歧，但他列举“七难”，认为电报局“由官收回，实无善策”，与袁世凯显有不同意见(46)。况且张之洞留任江督，虽非袁世凯对手，但袁氏彼时羽翼尚未丰满，有张氏在南洋掣肘，亦颇不易措置。此时，清廷为了裁抑东南互保势力，重树中央权威，并集中兵权财权，正在扶植袁世凯“削夺”南洋权限。倘若袁世凯反对张之洞留任江督，也容易说动慈禧和荣禄。 但如此结果，实在大损张之洞威望。尽管张之洞在刘坤一刚去世后并不愿意下江南，然而，一旦他带领为数众多的家人、幕僚和随从浩浩荡荡地东下金陵，并开始大举新政，则情况已然不同。况且，这时朝野上下多预料张之洞必可真除。在此情况下，仅仅一个多月，清廷就突然令其回任，就实在让张之洞难堪，也使张之洞系统的官绅大失所望。张佩纶就说：“香翁到此匝月，始有振作意”，岂料“忽补”魏光焘，张之洞“进退维谷，一切生事之徒，均皆扫兴”(47)。十一月初八日，张之洞收到袁世凯来电，得知魏光焘调补江督，于是连夜召其核心幕僚郑孝胥密谈。郑氏愤愤地说：“朝廷奄奄不能自振，但依附湘淮残部，以迄于亡而已。”他们随后“语至天明乃罢”(48)。据说张之洞因为魏光焘“名望远出其下，意尤怏怏，恒语人曰：‘朝廷此缺，不啻为湖南人买去矣。”(49)此中愤懑可想而知。魏光焘之所以能够调任江督，自然有两江地区湘人势力游说运动的因素，但清廷准备延续湘人江督格局，以稳定江南局势，也是重要考量。朝内主持此议的首为荣禄，湘人军机大臣瞿鸿禨也是重要推手。在张之洞受到多方面激烈反对的情况下，瞿鸿禨趁机提出由魏光焘调补江督，得到慈禧和荣禄的首肯，也顺便“恢复”了湘人江督的传统。当日报刊消息就称，此议“为瞿大军机所创，实系为地择人起见”(50)。下文将看到，1903年春，魏光焘到任不久，荣禄就因病去世，魏氏在中枢的盟友正是其同乡瞿鸿禨。 三、魏光焘督江后面临的挑战 魏光焘调补两江总督的决策，使湘人江督的传统得以维系，自然令在两江地区拥有巨大利益的湘人群体十分愉快。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函中就说：“当涂(魏光焘)督江，楚人大悦。”(51)然而，魏光焘毕竟既缺乏在两江地区任职的经历，更缺乏与东南地区众多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张之洞则以交涉见长，与长江流域的外国势力关系密切。所以，在华外人如何看待这一重大人事调动，会不会或明或暗地干预，是清廷高层和关心时局者颇为在意的。 当时，张佩纶在家信中就颇为感慨地说：“洋使如不说话，负此万寿菊花龙(似指张之洞)；如说话，亦非国体耳。”(52)此外，据说各国驻南京领事均以魏光焘“久居边远，恐于外交之道不甚讲求”，遂联络驻京公使向清廷建议张之洞留办南洋事务(53)。此种“干预”是否真的存在以及程度到底多深，尚难完全确定，但慈禧太后与荣禄等高层显然对此非常敏感。十一月初六日，魏光焘调补江督的谕令甫下，陈夔龙就向荣禄密报“欧人刻尚无异言”，但进而建言道：“扬子江一带情势日棘”，诚虑魏光焘情形隔膜，“须有通达中外、经权悉协之司道大员从旁赞助，庶免偾事”(5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魏光焘下车伊始，陈夔龙立即报告江南“人心尚觉帖然”(55)，请荣禄宽心。只是，一旦开始主政两江，魏光焘就至少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内政外交能否胜任；二是北洋强势下南洋造成的持续冲击。 两江总督兼辖苏、皖、赣三省，除了河、漕、盐三大政之外，海防、江防、营务、吏治、洋务、交涉、厘金皆其负责，地大事繁，实非文武兼资的大才莫办。同时，该位置为各方高度注视，也容易动辄得咎。魏光焘长期在西北任职，毫无两江地区为官的经历，故其迁擢江督，就纯系一生手。加以魏氏为人处事“和慎有余，而宏断不足”(56)。因此，他入主两江，从一开始就存在是否镇得住的问题。况且，魏光焘的上台，不能排除两江地区湘人群体运动的因素。所以，他到任后难免为政“宽大”，束下不严。 果然，魏光焘主政后，两江官吏屡次被参，只是魏氏在中枢的同乡盟友瞿鸿禨都尽力助其渡过难关。光绪三十年春，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深受张百熙信任的张鹤龄对瞿鸿禨支持魏光焘出任江督，并在中枢种种调护的情形颇有议论。他说，去年张之洞之所以未能实授江督，乃系瞿鸿禨与魏光焘有密切关系，即现在江南被参，“仍令本人查办，此其关切为何如乎”(57)。又说：“两江以极大问题，枢廷意欲消弭之，仍派本督查办。荒谬极矣。”(58)这时，奕劻新入军机，并无班底，虽系领班，实为新进，所以内政方面常不得不尊重王文韶、瞿鸿禨的意见，瞿氏在一定范围里也颇行其志。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安徽正阳关盐务总办、江苏候补道方硕辅的参案，同日御史黄昌年奏参“江南吏治窳败，兵防废弛”，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淮北盐务参案，均交魏光焘查办，而魏氏的复奏均“宽大处理”，结果也都平稳过渡(59)。光绪三十年四月，经过中外反复交涉，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最终以章炳麟、邹容分别在上海租界监禁三年和两年而告结。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江苏巡抚恩寿对于此案的交涉，显然算是一种失败。四月十一日，恩寿调署漕运总督，而善于同外人打交道的湖北巡抚端方调署江苏巡抚，或许就与此案的结局不无关系。据说慈禧太后以章、邹“定罪太轻，深滋不悦”，甚至萌生用岑春煊代替魏光焘的想法(60)。这种传言绝非无根，其指向所在正是魏光焘不胜南洋外交之任。魏光焘卸任江督后曾致函瞿鸿禨，反复解释其在江南屡被指摘的缘由，即以苏报案为源头(61)。随后，朝官对两江的奏参不断加码，矛头更直指魏光焘本人。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日，江苏苏州籍御史汪凤池奏参魏光焘疏懈，政令纷歧，请旨儆戒(62)。两日之后，奉旨“该督务当振刷精神，于一切用人行政，破除情面，遇事整顿，挽回积习，毋负朝廷委任之至意”(63)。如此重参，仅令本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难怪当时报刊评论惊讶于魏光焘竟能“仰邀圣眷如此”(64)。六月十七日，魏光焘上奏“敬陈感悚下忱”，实系辩解。奉旨“知道了”(65)。魏光焘之所以能够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此中当有瞿鸿禨的调护之力。 如果说内政外交方面的困境，还可以调和弥缝，那么魏光焘面临的另一挑战，亦即朝廷的集权举措和袁世凯北洋势力南下的持续冲击，显然就更难应付。魏光焘在江督任上，一方面竭力维护湘系势力，另一方面为了抵制北洋南下，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多合作，江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就是显例。从历史渊源看，江南制造局实由北洋和南洋共同管理。因此，颇有人批评魏光焘不应撇开袁世凯而与张之洞共商此事(66)。当时，由练兵处结合起来的奕劻、袁世凯、铁良，正力图控制江南制造局(67)。魏光焘则颇为反对(68)。同时，在向练兵处筹解经费方面，魏光焘也并不积极。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魏光焘会同江苏巡抚奏称：“拟就宁、苏各州县丁漕两项每年提银二十一万两，并督同僚属量力报效一次，以供练饷之需。”(69)以最富庶的江苏省，仅仅筹措如此数目，自然不能令练兵处满意。此外，在统一营制方面，魏光焘认为新军制度非旦夕可成，力主保留湘勇旧制，还派亲信回湖南增募湘军，在北洋新军之外，独树一帜(70)。魏光焘在致端方的密电中直白地反对北洋模式和北洋南下。他说，江南“营制与北洋较异，饷亦较薄，此则因地因时未能急切变更”。若如袁世凯和练兵处所奏，“各省将领均由北洋选派，无论兵权悉归独揽，鞭长莫及；兵将各不相习，窒碍甚多”(71)。显然，这必然令练兵处和北洋方面都不满，魏光焘与奕劻、袁世凯、铁良的矛盾不断加深。光绪三十年七月，铁良南下，魏光焘随即调离江督。迨铁良回京，魏光焘应声开缺。 四、铁良南下与江督纷更 光绪三十年，在日俄战争的大背景下，慈禧太后非常注意练兵一事，而筹饷难题几令她“寝食皆废”(72)。六月二十一日，清廷曾向各督抚发出密谕：称东三省“即使事机俱顺”，亦“非得数枝劲旅、大宗的款，极力经营，不足以厚声势而保权利。况强邻交逼，事变难知”。又说，尽管京内外财政“同一支绌”，“然事势迫切，练兵筹饷实刻不容缓”，故“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先顾根本”，希望各督抚“联为一气”，设法“接济”朝廷(73)。用语绝痛。在此情况下，铁良南下的使命至少有三：考求江南制造局迁址问题、清查长江中下游各省财政、考察各地的军事建设，而归结于当日朝廷念兹在兹的练兵筹饷问题(74)。七月十八日，铁良即将抵达上海之时，两江总督魏光焘被御史周树模上奏严参，奉密旨交铁良查办。然而四日之后，未等查办，清廷就命魏光焘与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对调。上文已论述过两江总督魏光焘与练兵处及北洋方面日益激化的矛盾，至于铁良南下与魏光焘去职的曲折还可进一步考察。 据当日练兵处提调徐世昌的日记，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午后，徐世昌与铁良曾一起谒见过奕劻，随后铁良赶赴保定营次。六月初五日，清廷就谕令铁良南下，详细考求江南制造局“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同时“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具奏(75)。当天两宫召见徐世昌，“问政务处、练兵处、兵部各事”，并夸奖徐氏道：“听奕劻说，你办事很认真。”午后，徐世昌谒见奕劻。三天后的晚上，铁良自保定归，与徐世昌连夜久谈。迨七月初四日，徐世昌同铁良又到承泽园谒见奕劻(76)。可以想见，他们已经做了充分讨论和设计。同日，铁良上奏表态：此次将“破除情面，详细考查，以期仰副朝廷慎重军储、综核财政之至意”，同时报告将“取道天津，乘轮南下”(77)。这意味着铁良赴南方之前，先要在天津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仔细商议一番。七月十二日(8月22日)早晨，铁良从北京火车站启行(78)。在天津与袁世凯晤谈之后，于七月十九日(8月29日)抵达上海，当天便进入江南制造局开始调查(79)。 极为蹊跷的是，就在铁良抵沪前一日，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周树模突然上奏，严厉参劾魏光焘。他一则称：“两江为东南财赋之源，南洋实中外交涉所汇，其重大尤倍他省，断非寻常阘冗之流所能胜任。”再则谓：“魏光焘起家营伍，洊至封圻，碌碌未有奇节，历官秦陇滇黔，徒以安谨著闻，可幸无过。及移督两江，见其文书旁午，事务殷繁，一切委诸幕友，拱手受成。百弊丛生，诸事不振。”这就先从总体上将魏光焘定位为“寻常阘冗之流”，认为其难胜江督重任。然后，周树模从军政、财政、学务、吏治四个方面，逐一指摘魏光焘任江督近两年期间，办事无效验、地方无起色。最后，站在维护东南大局的高度，周树模奏请“饬派公正大臣严密查究，别简贤能，以继两江之任”(80)。很明显，如此指名道姓、条列多款的长篇封奏，绝非短时间所能凑成，必系图谋已久之作。更为奇诡的是，奏参的时间点也是相当讲究：在铁良出京前，引而不发；迨铁良抵达沪上，突然递上，令对手措手不及。此外，该封奏措辞之严厉，较之几个月前汪凤池的参奏，不啻加增十倍。可见，此次必欲扳倒魏光焘而后止。周树模(1860-1925)，湖北天门人，字少朴，号沈观，1889年己丑科进士。尽管尚无确证显示，他的这道封奏背后有徐世昌等人的暗中授意，但如果观察他后日的履历，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周树模与徐世昌关系非同一般。1905年，徐世昌、端方奏调两名御史随同出洋考察，周树模即在其列(81)。两年后，徐世昌外放东三省总督，周树模即调任奉天左参赞，与右参赞钱能训成为徐世昌的左臂右膀。次年，周氏遂署理黑龙江巡抚。民国建立后，徐世昌于1914年出任北京政府国务卿，随即举荐周树模为平政院院长，后者“闻命立起”(82)。迨五四运动后，内阁总理钱能训辞职，徐世昌即提名周树模继任，只是由于安福国会的抵制才未获成功(83)。所以，我们有理由将这一大参案，与当时练兵处内袁世凯、铁良、徐世昌等人对魏光焘及东南湘系势力的不满联系起来。七月十八日当天，清廷寄谕铁良，令将魏光焘被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84)。有意思的是，次日军机处急发一道更为快捷的电谕给铁良，却令他将这道廷寄“先行密封，俟前次交查事件完竣后再办”(85)。这无疑将魏光焘被参案做了“冷处理”。十九日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似未入直，所以此中或有瞿鸿禨的调护作用。然而，仅仅三天之后，奕劻入直，清廷最终决定魏光焘与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对调。军机大臣荣庆在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透露了重要内情：“庆邸(奕劻)入直，调江督。”(86)可见奕劻在此次调动中的决定作用。 铁良奉旨南下，两江地区首当其冲，魏光焘早已如临大敌，想方设法来应对。为节省本省经费以便筹措练兵费，他在六月就下令裁撤江楚编译局、官书局、江南派办处和金陵马路工程局(87)。随后，魏光焘又叮嘱所辖之江宁、苏州、安徽、江西各处做好准备(88)。七月十八日，魏光焘鉴于铁良“此来注重筹款”，特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教因应之方(89)。张之洞的复电颇打官腔，他说到时“相机因应，此时无从悬揣。总之，非力筹巨款，断难了局”(90)。尽管魏光焘努力应对，但看似突然而实则谋划已久的参案，还是让他栽了跟头。据军机处传出的消息，铁良到沪后，即密电奏请先将魏光焘和江宁布政使黄建笎开缺另补，以便查案(91)。此外，也有报道称袁世凯在背后实有动作。据说魏光焘被参案暂时“封存”后，清廷曾发电询问袁世凯，后者的复电于二十一日到，次日李兴锐调署江督的上谕随之颁下(92)。 不过，魏光焘虽然去任，而李兴锐调署两江总督，则湘人江督格局仍然得以维系。至于何以李兴锐成为替人，自然是清廷最高层权衡取舍的结果。据说当时荣庆主张署理江苏巡抚端方接任江督，后因有湘人来函谓“两江非湘人必遭刺”，某位汉军机大臣(当指瞿鸿禨)趁机提议与李兴锐对调。奕劻赞成，“遂举以上闻”(93)。传闻的细节未必准确，但在魏光焘无法保住的情况下，瞿鸿禨显然会赞成湘人李兴锐接任江督。而早在两年前刘坤一去世之时，张之洞就向鹿传霖举荐过李兴锐。所以鹿传霖想必也会赞成此种安排。只不过，较之魏光焘，李兴锐(1827-1904)更长十岁，时已年近八旬，颇觉老态龙钟(94)。显然，这一人事安排必为暂局无疑。当日朝野对此甚为明了。为《中外日报》撰写社论的夏曾佑，鉴于“江督既非湖南人不可”，故预测二人有资格接替李兴锐：一为前安徽巡抚、广西巡抚王之春，乃彭玉麟之旧部；一为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现浙江巡抚聂缉椝，乃曾国藩之爱婿(95)。因王之春前在广西巡抚任上治匪不力，已被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参劾开缺，故聂缉椝相对更有希望。随后，颇有传闻政府因李兴锐年老不能胜两江重任，于是准备简放年富力强之大臣接任，内中赵尔巽、铁良均是候选人，而吏部尚书湘人张百熙“资望较深，因两江之任曾有非湖南人不能坐镇之说，故亦有简放是缺之望”(96)。总之，江督的继任人选时刻牵引着朝野的关注目光。果不其然，李兴锐到任仅一月有余，就于九月二十日溘然长逝。然则是否继续湘人江督的传统，怎样继续，又成为朝野拭目以待之事。 五、周馥督江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当李兴锐出缺之时，东南论事者咸谓朝廷必以正在江南查案的铁良出任江督(97)。而如果继续湘人江督的传统，则聂缉椝最有希望。岂知慈禧太后和奕劻别有打算，既断然决定打破湘人江督的惯例，也并未令铁良接任江督，以避免置其于中外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是选择北洋系统的山东巡抚周馥南下署理。如果考虑到周馥乃安徽人，本应回避江督，那么这个决定就更加耐人寻味。所以，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孙、浙江道员李辅燿就觉得这一任命真是“出人意外”，同时也调侃聂缉椝空想了一番(98)。其实，周馥署理江督，不仅东南舆论不乏反对之声，而且京城人士也“颇以为非是”。然而，这是慈禧太后和奕劻的决定：“闻说勉帅(李兴锐)出缺奏到，邸堂(奕劻)在下并未议以何人上请，但云‘且上去再说’。讵料上去后，邸堂一人独奏玉帅(周馥)，上(慈禧)即称可，群皆相顾愕然。是玉帅与邸堂之浃洽可知矣。”(99)周馥在辛丑议和中甚为出力，与奕劻合作良好，是庚辛之际“留京派”的重要成员，随后在收回天津交涉中也颇蒙赞赏。因此，周馥的外交才能是慈禧、奕劻相当欣赏的。就在本年七月初二日，周馥密陈东三省事宜，建议遣派“亲王勋戚重臣”赴各国联络，一方面劝止日俄之战，另一方面“定东三省善后之约”(100)。据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密电消息，慈禧颇为所动，准备照办，只是使才“尚难其选”(101)。可见，周馥擅长外交的一面，当是最高层任命他署理江督的考虑之一。此外，周馥长期追随李鸿章，在营务、吏治、河工方面经验丰富，所以最高层想必也有意用他来整顿两江的军政吏治。当然，这与其亲家袁世凯的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102)。因为周馥署理江督，正好可以配合清廷和袁世凯推行的北洋下南洋进程。果然，周馥到任后，在南北洋海军由北洋统一指挥、裁撤湘军、编练新军、筹措练兵经费等方面，无不尽力支持练兵处和北洋的行动。 首先，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周馥下车伊始，就会同袁世凯奏请南北洋海军联合派员统率，而所选统帅正是统领北洋海军的叶祖珪。周馥奏称：“各国水师陆军无不号令整齐，联合一气，虽有分合聚散，绝无不可归一将统率之理，亦无两军不能合队之事。中国从前创办海军，因限于财力，先办北洋，而南洋则因陋就简，规模未备。数年以来，旧有兵船益形窳朽，徒糜饷项，无裨实际，且管驾各官亦多不谙方略……非重定章程，不能革除旧习；非专派大员督率，不能造就将才。查有现统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本船政学堂出身，心精力果，资劳最深。拟将南洋各兵舰归并该提督统领，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均归其一手调度。南北洋兵舰官弁均准互相调用。”不仅如此，“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兵舰、饷械、支应一切事宜，有与海军相关系者”，并准叶祖珪考核，“会商各局总办道员切实整顿，前委管驾各官有于海军尚欠练习者，酌量撤换”(103)。可见，这相当于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给统帅叶祖珪赋予巨大权力。 周馥在上引奏折中说，这是近日与袁世凯往复电商达成的共识。其实，早在本年六月已有报道称，叶祖珪在京晋谒奕劻，“曾将目下南北洋海军情形及军舰实在数目缮具手折”，禀呈奕劻，“并言海军尤为当务之急，请奏明饬下南北洋大臣认真整顿，并添造军舰”(104)。如果将这些情况联系起来观察，可知奕劻、袁世凯力挺周馥署理江督，实在是下着一盘北洋下南洋的大棋。 其次，与魏光焘主张保留湘军截然不同，周馥抵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裁撤湘军，同时用北洋模式加快新军的编练进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周馥“特设督练公所，以为江南各路防营之枢纽”，分别遴委朱恩绂、徐绍桢办理兵备处和参谋处事宜。翌年二月，又特派徐绍桢“驰赴北洋考求一切教练之法，以期南北号令齐一”(105)。其实即是以北洋模式为榜样。当时“江南原有陆军共七十营旗，合兵勇三万八百余人，岁需饷银一百六十余万”。周馥抵任后，督饬“督练处将湘军羸老不任事者裁汰四千余名，分起送回原籍，遵照练兵处章程，改编八标，练成两镇”(106)。由于随后江北提督奉旨专练一镇，故周馥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奏请江南先练一镇。他说：“江南诸军疲敝已久，近年虽有编改常备、续备之名，而军制既参差不齐，饷数亦多寡互异，枪械更新旧杂陈。间有教练新操者，亦不过略袭形式，于一切军队内务经理之法，大都阙如。”(107)这就否定了魏光焘此前的军备整顿。周馥进而对湘军模式提出严厉批评：江南兵籍“悉沿招募旧制，湘军居其九，淮军居其一。无论其旋募旋去，易致穷失所归，流为盗贼。即或练成劲旅，而注籍一二十年，非老即疲。暮气不除，新机自窒。是非急办征兵，定为更番训练分年退伍之法，无从整顿”。所以，一方面“先后遣散已有五千余人”，另一方面准备学习日本经验，征召本地之民为本地之兵。因为“若招募异籍之民，无论平时难以相安，逃亡难于侦缉，即常备期满，退归续备，亦莫从布置”(108)。后来，周馥在《自订年谱》中说，光绪三十一年“裁湘军疲老者约一万人，添练新军一万数千人”(109)。这都是周馥署理江督之后，大力裁撤湘军，同时依照北洋模式编练新军的表现。 再次，周馥抵任后不久，就上折奏参庸劣不职的官员。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奉上谕，江苏试用道王运嘉、候补道曾广祚、安徽督销淮盐局委员试用通判徐开藩、铜圆局委员分省补用通判易梦书、前署海州直隶州知州试用直隶州知州王茂中、上海租界会审委员候补知县黄煊、补用知县陈世辅、试用知县林介镛、铜圆局委员试用知县熊骧保，均革职；试用道邓炬、前总办铜圆局试用道志钧均降为同知；试用知府赵继椿降为通判；山阳县知县叶芸以教职选用；候补道欧阳霖勒令休致(110)。内中多人均系前任所用，而曾广祚乃曾国藩后人，久为魏光焘所器重(111)。与此相应，周馥从北洋大量调人，加以重用。他不仅调用北洋武备学生来南京训练军士，奏调任职于北洋水师的蒋超英来整顿南洋水师学堂，而且调用袁世凯之弟袁世廉来宁，委以支应局和筹防局重任(112)。所以，很快就有周馥“极力联络北洋”的报道(113)。如此，北洋下南洋从人事方面也在不断推进。 最后，周馥为练兵处筹措经费，显然也比魏光焘积极得多。1904年主政江苏的魏光焘供给练兵处85万两白银，而1905年周馥则交付了161万两白银，几乎是前者的两倍(114)。因此，至迟到1906年，吴人嘲笑周馥的《南京白字诗》就颇为流行，其中有句云：“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115)此诗用语过于刻薄，对周馥的描绘显然并不公平，但周馥署理江督近乎两年，在南、北洋关系方面，确实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其一，晚清七十年，从无山东巡抚南下接任两江总督的情况，周馥是唯一的一个。更重要的是，至迟从1880年开始，清廷就在刻意保持南北洋的派系平衡，出身淮系和北洋的人，不太可能出任南洋大臣。不过，周馥本人毕竟还是介于南北之间的皖人。而此后直至辛亥鼎革，满人端方和直隶人张人骏先后入主两江，意味着自曾国藩以来数十年南人担任江督历史的终结，开启了北人(可包括满人)江督的历史。其二，周馥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近两年，不仅终结了数十年湘人江督格局，而且他在用人、练兵、新政诸方面，加速了辛丑回銮之后的北洋下南洋进程。结果，南北洋表面的联合，实际打破了南北派系的相对平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洋从属于北洋的局面。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及南北失衡的结局，使得南洋当局实力明显削弱，其在清朝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严重式微。于是南洋既无力平衡北洋，也难以应对东南地区日益增长的革命、立宪及会党力量。这一隐患在辛亥革命中暴露无遗。 注释： ①关于江督的重要地位，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392页；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清史及近代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第192～199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1)：江苏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5～16页；龚小峰：《两江总督的定制及职掌探述》，《史林》2007年第6期，第71～75页。 ②参见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3页。 ③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缘由，参见麦金农著，牛秋实、于英红译：《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5页。 ④《张缉光致汪康年函》(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5页。 ⑤荣禄信任袁世凯为大家熟知，用双方密信揭示其隐微关系的最新研究，参见马忠文：《戊戌政变后至庚子事变前袁世凯的政治境遇》，《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107～114页。 ⑥“中国最伟大的总督去世”(“Death of the Greatest Viceroy in China”)，《字林周刊》(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 Consular Gazette)，1902-10-08，第716页；《江督刘制军噩音详述》，《申报》，1902年10月10日，第1版。 ⑦《遵旨保荐人才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2版，第457～458页。 ⑧《复冯莘坨》(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五日)、《致李兰生中堂》(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致魏午庄》(光绪二十一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88、2111、2161页。 ⑨庚子事变中，陕甘总督由魏光焘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详见韩策：《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127～135页。 ⑩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泽昱编辑，刘悦斌、韩策校订：《凌霄一士随笔》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62～564页。 (11)《复杨镜岩军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997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13)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版，第3668页。 (14)《致安圃侄(张人骏)》(1901年)，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第611页。 (15)《致安圃侄(张人骏)》(1902年)，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第614页。 (16)《聂缉椝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88～192页。按，此函作者署名禧，编者系于吴重熹名下，但据密函内容和新近影印出版的笔迹，可断为聂缉椝所作。 (17)《遵旨保荐人才折》(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8册，第457页。 (18)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上册，第54页。 (19)《致蔡毅若观察书》(1890年)，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2页。 (20)《王秉恩致张之洞函》(1891年夏)，《王秉恩等函稿》，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甲315。 (21)《致李经璹》(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按，此信整理者系于光绪二十年，小误。 (22)(23)《致鹿尚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五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43～8944、8944页。 (24)庚子年鹿传霖入枢后，张佩纶就说张之洞因“姊丈在内，胆气又壮”，于此可见个中微妙情形[《复柯巽庵(逢时)都转》(1900年)，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第592页]。 (25)《贺壁理来函》(1902年4月22日)、《濮兰德来函》(1902年10月22日)，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35、242页。 (26)上谕措辞正是“迅速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第221页)。 (27)(34)《胡延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荣禄档》(5)，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6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影印版，第200页。 (28)《许同莘日记》(手稿)，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甲622-11，自编第28页。 (29)《鄂督调署两江上谕恭注》，《新闻报》，1902年10月9日，第1～2版；《论江督刘岘帅逝世事》，《中西教会报》第8卷第88期，1902年11月，第9～10页。 (30)(31)《恩寿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183～184、184页。 (32)《张缉光致汪康年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97页。 (33)《陈夔龙致荣禄函》(约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荣禄档》(5)，第114页。 (35)《致安圃侄(张人骏)》(1902年)，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第619页。 (36)徐立望、胡志富主编：《李辅燿日记》第4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259页。 (37)《许同莘日记》(手稿)，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甲622-11，自编第28页。 (38)(39)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40)《余肇康致瞿鸿禨函》(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瞿鸿禨朋僚书牍，档号：平375。 (41)《巴克斯来函》(1903年2月19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243页。 (42)《蔡金台致李盛铎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邓之诚著、栾保群校点：《骨董琐记全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8页。 (43)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83页。 (44)郭则沄著，栾保群点校：《洞灵小志·续志·补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45)《在沪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销假接印视事日期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骆宝善、刘路生编：《袁世凯全集》第10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2、523、525页。 (46)《致天津袁宫保》(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8966～8967页。 (47)(52)《致安圃侄(张人骏)》(1902年)，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六，第619页。 (48)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853页。 (49)刘声木著，刘笃龄点校：《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92页。 (50)《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1902年11月21日，第2版。魏光焘答谢荣禄的信中说：“焘年力就衰，智虑短浅，在滇年余，深愧涓埃无补。乃复渥荷圣恩，量移两江重地，恳辞不获，更虞陨越贻羞。敬乞垂爱赐教，俾有遵循，是为至幸。”[《魏光焘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荣禄档》(6)，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69册，第248页] (51)(54)《陈夔龙致荣禄函》(约光绪二十八年腊月)，《荣禄档》(5)，第113、113～114页。 (53)《保留江督》，《申报》，1903年1月10日，第1～2版。 (55)《陈夔龙致荣禄函》(约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下旬)，《荣禄档》(5)，第110页。 (56)《管带南洋常备右军后营同知衔拣选知县刘景侨上瞿鸿禨函》(光绪二十九年)，《瞿鸿禨朋僚书牍》，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甲375。按，刘景侨系湖南湘乡人，1897年丁酉科举人。 (57)(58)《张鹤龄致赵凤昌函》(光绪三十年初)，《赵凤昌藏札》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510页。 (59)《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五、五二六、五二九，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丁卯、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庚戌、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日戊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944～945、15、50页。 (60)《粤督调两江之说》，《时报》，1904年6月14日，第1张第3页。 (61)他说：“苏报一案，为浮议所由生。然此事本不难了，外人亦并非不可相商，乃以鄂督(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苏抚(恩寿)操之过急，都中又适有沈荩一狱，俨作前车，外人遂决不肯将犯交宁，并声言迳行释放，经弟费尽心力，百计磋磨，始获办到监禁，稍存国体。”[《魏光焘致瞿鸿禨函》(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瞿鸿禨朋僚书牍》，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甲375-1] (62)《京畿道监察御史奏两江总督魏光焘疏懈公务政令纷歧请旨儆戒由》(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0452。 (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0册，第78页。 (64)《奏劾续闻》，《时报》，1904年7月2日，第1张第3页。 (65)《两江总督魏光焘奏为敬陈感悚下忱由》(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1998。 (66)《论江督易人之故》，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 (67)《北京(张检)来电》(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未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9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68)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第107页。 (69)《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二，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庚申，第84页。 (70)宫玉振：《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第153页。 (71)《致苏州端午帅》(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档号：27-01-002-000245-0041。 (72)《陶湘致盛宣怀“录阐四纸”》(光绪三十年七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73)(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0册，第133、113页。 (74)彭贺超：《铁良南下与清末军事改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4期，第138～139页。关于铁良南下与政局关系的讨论，参见王悦：《铁良南下的棱镜：对清末政局的多面透视》，《史林》2016年第4期，第121～133页。 (76)吴思鸥、孙宝铭整理：《徐世昌日记》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40～10543页。 (77)《侍郎铁良奏为赴江南等省考查事宜遴调随员由》(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1758。 (78)彭贺超：《铁良南下与清末军事改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4期，第139页。 (79)《吴淞来电》(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九日寅刻发、二十日巳刻到)、《上海魏道台来电》(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九日戌刻发、二十日午刻到)、《上海铁钦差来电》(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日未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99册，第504、505、508页。 (80)《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周树模奏参废弛军政诸务之两江总督魏光焘由》(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军机处档折件，档号：162093。 (81)《调员随同考察片》(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六，1918年铅印本，第4页。 (82)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83)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180页。 (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0册，第148页。 (8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86)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87)《裁并局所》，《时报》，1904年8月4日，第2张第6页。 (88)《钦差南来之预备(南京)》，《时报》，1904年8月16日，第1张第3页。 (89)《江宁魏制台来电》(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八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99册，第480页。 (90)《致江宁魏制台》(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191页。 (91)《查参调署要闻》，天津《大公报》，1904年9月6日，第1版。 (92)《魏午帅去任之缘由(京师)》，《时报》，1904年10月14日，第2张第6页。 (93)《江督宁藩更调之原因(京师)》，《时报》，1904年9月16日，第1张第3页。 (94)魏光焘、李兴锐的年龄，参见魏秀梅编：《清季职官录·附人物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41、981页。 (95)《论江督与湖南人之关系》，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237～238页。 (96)《议简强干大臣总督两江(京师)》，《时报》，1904年10月4日，第1张第3页。 (97)《恭读二十二日上谕谨注》，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286页。 (98)李辅燿写道：“三耳空想矣。”繁体字“聶”为三耳，暗指聂缉椝(徐立望、胡志富主编：《李辅燿日记》第5卷，第154～155页)。 (99)《陶湘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年十一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7页。 (100)《密陈东三省事机危迫预筹补救折》(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二日)，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19～321页。 (101)《北京(鹿传霖)来电》(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十日亥刻发、十一日申刻到)，《张之洞档》第99册，第380～381页。 (102)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1页。 (103)《南北洋海军联合派员统帅折》(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3，第351～352页。 (104)《禀请整顿海军(中国现存海军之实数)》，《时报》，1904年8月1日，第1张第3页。 (105)(107)(108)《南洋改练新军情形折》(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3，第404、406，404，404、406、408～409页。 (106)《江南水陆各营拟办情形折》(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奏稿》卷3，第391～392页。 (109)《民国周玉山先生馥自订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2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2页。 (1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第18页。 (111)《江督将去之举动(南京)》，《时报》，1904年9月11日，第1张第3页。 (112)《督练公所近闻(南京)》，《时报》，1905年1月25日，第2张第6页；《奏留能员》《到省即委要差》，天津《大公报》，1905年5月14日，附张“外省新闻”栏。 (113)《周玉帅极力联络北洋(南京)》，《时报》，1905年6月17日，第2张第6页。 (114)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第107～109页。 (11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52页；又参见周一良：《〈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序》，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