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颐和园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颐和园、圆明园周边地区的整治和改造日益受到各方重视。颐和园、圆明园是清代以“三山五园”为主题的北京西郊园林区域的核心地带，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颐和园和圆明园 (以下简称“两园”)周边地区的改造不但关系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关系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居民住房解困、交通状况的改善和旅游事业的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 “两园”地区位于北京的西北郊、海淀区的中心地带。从地貌、文物和城市规划的不同角度进行划分，可以得出不同的范围。 从地貌景观特征上看，它主要包括玉泉山、万寿山以东的低地，以及两山以北的山前冲积扇。大致范围为东起万泉河东北段，向南至海淀台地边缘，包括巴沟以南的低地，西面以玉泉山为界，北面到达北旱河、清河一线。 从历史文化上看，属于清代“三山五园”的组成部分，大致东到镶白旗、正白旗清华校园、蓝旗营一线，南到海淀、泉宗庙址和蓝靛厂一线，西面到玉泉山，西北以西山为界，北面以圆明园八旗护军的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营房为界，是由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八旗驻军、人工渠道以及其他众多文物古迹构成的区域。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则涉及规划的可操作性，范围亦小于上述两种划分，大致来说它东抵清华大学西墙，南至北京大学和西北四环路一线，西至玉泉山东，北至清河河道和红山口一线。其中包括了9000多户平房居民，数百家单位，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多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三种划分区域的方法所涉及的区域范围大小不一，但它们都涵盖了颐和园、圆明园和玉泉山之间的区域，是影响“两园”保护的重点区域。 酷似江南的水乡景色 这块区域的河湖水系在近几百年间有过很大的变化，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我们可以将本地区的水系演变分为自然的河湖水系时期和人工改造的河湖水系时期。本地的自然水系形成于大约5000年前，永定河离开此地向南摆动，在故道中留下了曲折的小河和众多的湖泊，发育出玉泉山水系和万泉河水系，以及万寿山以北的河流和湖泊。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颐和园附近的低地中广泛埋藏着黑泥或草炭层。在颐和园、海淀、巴沟、六郎庄、西苑、肖家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带，地下约2-3米深处，黑泥、草炭片片相连。薄者10-20厘米厚，厚者超过1米。年代早的已有四五千年，晚的只有数百年，反映出湖沼长期存在且广泛分布的特征。年代测定表明，北京大学勺园的古湖沼形成于距今约5000年前，昆明湖最初成湖时间约在3500年前。玉泉山前地下4米的草炭年龄约为3170年。那时在万寿山与红山之间应是一块高地，受此高地的阻挡，玉泉山泉水和西山山水在万寿山西部汇聚成河，即当地历史上有名的瓮山泊。水流由瓮山泊流向东南，与巴沟万泉庄一带的泉水汇合，沿海淀台地边缘流向清河，成为清河水系的上游。 后期人工改造的水系从金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当地水系进行改造，开凿金河，将玉泉山泉水输往中都北郊的大宁宫。元至元三年(1266年)郭守敬开玉泉以通漕运，其后又建白浮堰，将西山诸泉之水聚于瓮山泊，再由通惠河引入大都，以供漕运之需。至治年间再次“疏玉泉河”(《元史·英宗本纪》)，以引玉泉之水。上述引水工程扩大了瓮山白水域，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河湖系统，它使玉泉和西山之水大多流入大都，减少了进入万泉河和清河的水量。及至明代，低地中的湖沼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形成大量水田。明末清华园、勺园等园林的兴建，对东部的万泉河河道产生影响。万泉河除了一部分进入园中，成为园内河水外，其主流成为护园河道，具有了人工改造的形态。在万寿山后，由于白浮堰的废弃，原来经青龙桥南流之水断流，瓮山泊的部分湖水沿青龙桥北的白浮堰故道北流，经肖家河东转，汇入清河，构成万寿山北面的水系。清代，伴随着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当地河道得到更多的改造。乾隆年间将瓮山泊扩建为昆明湖，玉泉山下开凿了高水湖和养水湖，以存蓄玉泉之水。为了增加昆明湖的水量，又修建了由香山、卧佛寺引水至玉泉山的石渠。在西山脚下疏浚了南、北旱河，疏浚了由玉泉山至长河的金河。在昆明湖以东，万泉河水系得到整治，乾隆年间疏浚了万泉河源头的28口泉眼，开辟了六郎庄以南的小长河和六郎庄以北的马厂河，并通过渠道将昆明湖水引至圆明园。其中一条渠道将昆明湖东岸的二龙闸水引至圆明园，另一条由颐和园后山的东出水口将水引至圆明园。这些河水最终都汇入万泉河，流向清河。此时的万泉河不但是畅春园的护园河，也是含芳园、圆明园和东园的护园河，曲折婉转于诸园之间，为这些园林提供了水源。同时，伴随着园林的建设，在大大小小的园林中出现了数不清的人工湖泊，水域面积增加了，经人工改造的或人工开凿的河湖逐渐取代了天然的河湖。这一时期的主要河渠有：玉河、长河、金河、清河、万泉河、小长河、马厂河以及石渠和北旱河等。由于清代皇帝十分重视水稻种植，在昆明湖东堤和长河堤岸上，建有很多引水闸口，颐和园以东的稻田除可得到万泉河水的浇灌之外，还可得到昆明湖水的浇灌。在颐和园周边地区形成既可灌溉农田，又可为园林供水的完善的水利系统。 这里农业开发由来已久，大约在新石器晚期，低地周围已有人类生活，战国、西汉时期出现了许多的聚落，在万泉庄至清华大学一线的海淀台地边缘和青龙桥地区曾出土过不少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到辽金时期，低地中也出现了聚落的遗迹。由于低地中水源丰沛，十分适合于水田的开发，因此到明代后期，由于南方人在此地的开发，瓮山山前一带形成了宛若江南的水乡景色。《长安客话》云：“西湖去玉泉山仅里许，近为南人兴水田之利，尽决诸洼，筑堤列塍，为莆为畲，菱芡莲菰，靡不必备，竹篱旁水，家骛睡波，宛然如江南风气”。《帝京景物略》亦描述其景云：“人家旁山，临西湖，水田祺布，人人农，家家具农器，年年农务，一如东南，而衣食朴丰，因利农也。”在六郎庄、巴沟一带亦是“水田龟坼，沟塍册册”。明米万钟于海淀北筑勺园，“最后一堂，忽启北窗，稻畦千顷”。 稻田之多，已遍布于海淀与瓮山之间的低地中。这种水乡景色与北方干旱少雨、到处风沙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深刻印象，形成独具特色的景观魅力。 由于几代皇帝的大力提倡和刻意拓展，清朝水田面积大为增加。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在青龙桥设稻田厂，又在功德寺和六郎庄各设官场一处，并在玉泉山、六郎庄、圣化寺、泉宗庙、长河两岸和圆明园周围等地拥有官种稻田。此外，在御园中也开辟了稻田。《养吉斋丛录》称：“御园弄田，多雍正、乾隆年间所辟治。如耕云堂、丰乐轩、多稼轩、陇香馆是也。嘉庆间，复治田一区，其屋颜日‘省耕别墅’，为几暇课农之所。” 六郎庄、巴沟、玉泉山、青龙桥一带的万亩稻田，构成一派水乡景色，乾隆皇帝有诗句赞美之：“十里稻畦秋早熟，分明画里小江南。”“画里小江南”，正是明、清两代人对当地水乡景观的感知。稻作农业不但形成了有若江南水乡的景色，也造就了京西稻的盛名，具有皇家御稻之称的京西稻因此而名扬京城。 园林景区的形成 该地区园林建设历史可追溯到金代。金章宗时在玉泉山兴建芙蓉殿行宫，作为避暑之所，后人称之为章宗“西山八院”之一。山下玉泉垂虹则是金代燕京八景之一。元代在中都城北兴建大都城，瓮山泊与京城之间的距离大为缩小，成为大都人的重要郊游之所，海淀旁的“丹棱泔”也成为“郊居之选胜”。明代以降，在海淀与瓮山之间的低地中，墨绿的稻田与小桥流水、湖塘清波构成一幅优雅的水乡景色。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美的景观，不但使这一地区进一步成为京城的旅游避暑胜地。而且也造就了众多的名园别墅，构成当地自然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明代，在玉泉山麓建有望湖亭，为皇帝驻跸之所，其南有周皇亲别墅和史园儿。在海淀附近有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和米万钟的勺园。清华园规模宏大，“方广十里，中建挹海堂”。其旁为米万钟的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二园名声显赫，人称“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造园水准受人称赞。 在清代，本地区迎来了园林建设的高潮。查慎行的《自怡园记》说：“旁水之园，旧以数十，海淀最著。今天子既规以为畅春园，有诏听王公大臣于其傍各营别业。”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清廷在海淀附近的低地中开始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建设，首先在明代清华园旧址建起畅春园。随后，建起静明园、圆明园、西花园、静宜园、长春园、清漪园、绮春园、熙春园和春熙院等多座规模巨大的皇家御园，以及圣化寺、泉宗庙等寺院行宫。在清漪园建设之前，已在瓮山脚下建有好山园，1991年曾在昆明湖底发现其遗迹。这些园林在清朝中后期被统称为“三山五园”，形成清代最重要的皇家园林景区。在御园的旁边是王公大臣的赐园，有澄怀园、蔚秀园、舒春园、洪雅园、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自得园、熙春园、承泽园、泽公园、伦贝子园、大公主园、那王园、礼王园、伯王园、车王园等，在此空间中先后出现的园名还有自怡园、含芳园、十笏园、近春园、清华园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官家或私家花园，如军机处七峰别墅、于敏中宅园等。海淀、挂甲屯、六郎庄等地都是这类花园、别墅集中的地方，清人王闿运在《圆明园词》注中说：“初园居盛时，内廷诸臣文武侍从具有赐居，环挂甲屯，列第相望，如乡村焉。”它们与“三山五园”一起，构成西郊园林区的壮观景象。由于清代皇帝对当地农业的提倡和支持，不但在园林周围开辟了大面积的稻田，而且将水稻种进了御园之中，形成园林与田园水乡景色融为一体，田中有园，园中有田的景象，从而构成京西稻作景观与园林景观交融的文脉特征。 近代，经英法联军的焚掠和八国联军的破坏，西郊园林皆遭摧残，此后仅颐和园等少数园林得以部分恢复，畅春园、西花园、圣化寺、泉宗庙等被夷为农田，圆明园仅留下山形水系的轮廓。民国年间情况稍有变化，近春园遗址上建起清华大学，淑春园旧址为燕京大学所购，以后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承泽园等相继并入燕京大学，奠定了今日北大校园的基础。掌管京城卫戍大权的王怀庆也在圆明园前的湖泊上建起了达园，许多圆明园遗物成为其园中的装饰物。此外一些小型的私人花园别墅仍在不断建设之中，如挂甲屯有吴鼎昌的吴家花园，董四墓有程家花园和乐家花园等。但西郊园林的总趋势仍是处在衰败之中，直到解放后才有了根本的转机。 寺庙景观的变迁 本地区寺庙建设起于何时不得而知。附近的卧佛寺传为唐兜率寺，普安店北山上有辽代砖塔。金代在玉泉山建起荚蓉殿，研究者多疑其为金章宗八院之一，很可能就是一座寺院行宫。元代建大都城之后，瓮山泊一带成为大都西北近郊的游览胜地，游人迭至，寺庙也因而兴盛起来。元世祖忽必烈在玉泉山建昭化寺，山麓有元人题刻之七真洞等，而最著名者为瓮山泊岸边的大承天护圣寺，寺建于元天历二年(1329年)，朝廷曾“发卫卒三千助大承天护圣寺工役”，并将大量籍没资产、田地赐寺为永业，布达实哩皇后亦以银五万两资助于寺。寺中建有行宫，为皇帝驻跸之所，并供奉文宗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寺前湖中建有三台，传为元朝皇帝钓台。元至正(134l-l368年)初年寺毁于火，随后复修。1980年代初曾在寺前稻田中出土元代汉白玉栏板、望柱和建筑基础，文物部门推测其为寺前的钓台遗址。大承天护圣寺是元代本地区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座寺院。 在明代，本地区的寺庙建设渐趋兴旺。宣德二年(1427年)重修大承天护圣寺，更名功德寺，仍建有行宫，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都曾驻跸于此，嘉靖以后转而衰败。明代本地区寺庙数量明显增加，今可统计者在46座以上，尤其以中晚期为多，仅青龙桥附近就有松林庵、三元庵、西方庵、慈恩寺、娘娘庙、妙应寺、关帝庙等多座寺庙，玉泉山附近有上下华严寺、龙王祠、观音庵、金山寺、一笑庵、崇真观、补陀寺、净土庵、隆佑庵、七圣庵、大悲庵、净安寺等。此外在其他主要村庄也都有新的寺庙兴建起来。清代，本地区的寺庙数量有了成倍的增长，除了再次重修功德寺外，还在御园周围的村落和旗营中新建了大量寺庙，今可统计者约在72座以上。如挂甲屯有前大树庵、后大树庵和观音庵，圆明园以东的大石桥村有关帝庙，颐和园北的安河桥村有三圣庵和三官庙等等。此外，在圆明园、颐和园周边各旗营房中，都建有关帝庙，在海淀、树村、安河桥和蓝靛厂还分别建有清真寺，加上明代流传下来的寺庙，到清代后期本地区分布于御园周围的寺庙达100座以上，规模多不大，数量却不少，其中一些流传至今。 墓葬景观的兴衰 本地区位于京城乾方，背山面水，被认为是风水俱佳之地，自战国以降迄于唐代，墓葬埋藏未曾中断。自从辽建南京以来，本地区就一直是京城重要的墓葬区之一。在树村和青龙桥小山下都出土过辽代砖室墓，并有墓志出土。玉泉山北面的金山脚下有金代家族墓地，出土过石椁木棺墓多座。元代，著名丞相耶律楚材的家族墓地座落于瓮山脚下，并建有耶律丞相祠，数年前，在耶律楚材墓旁又出土其后人墓葬两座。如今，耶律楚材家族墓已成为颐和园中的重要参观景点之一。明代玉泉山北面的金山脚下建起了皇族的陵园，“凡诸王公主天殇者，并葬金山口，又诸妃亦多藏此。”先后葬王、公主、妃、嫔等100多人。景泰皇帝亦以王礼葬于此，他是北京唯一一位葬于天寿山皇陵之外的明代皇帝，景泰陵今仍保存有墓墙、隆恩门和乾隆碑亭。多年来在董四墓、娘娘府和四王府一带已有多座明代墓葬出土，涉及王、公主、妃嫔等十多人，至今在当地仍有墓冢遗迹可寻。清代官僚、太监亦在附近营建墓地，形成片片松林。例如在畅春园东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巡抚杭爱墓，功德寺旁的碾庄，有圆明园太监墓园，石碑尚存。民国年间，大小墓葬纷纷出现，20世纪30年代，万安里建起现代公墓，不少社会名流下葬于此。承怀园和圆明园宫门前的空地被九一八事变后入关的东北军购得，改为东北义园，直至今日仍作公墓使用，并计划建造欧式风格的骨灰堂。 市场网点的分布 早在元代建立大都以前，中都城通往居庸关的大道之一即由海淀经过，海淀正是一个带有商业、服务业特征的名称。这条大道由海淀向西北经青龙桥或骚子营至双塔土城，与经清河朱房古城的大道会合后通往居庸关。本地区正是道路所经之地，当会给区域内的古老村落带来商机。本地村落中商业经济的发达时期是在清代皇家园林兴建之后，由于有大量园林、别墅和旗营的存在，消费人口十分庞大。因而促进了商业的发达，使一些原有的农业村落具有了服务性的功能。当时除了海淀作为地区的商业中心以外，位于御园周围的自然村落也多成为小的商业中心，买卖街、营市街应运而生。如挂甲屯、成府、水磨、树村、大有庄、西苑、青龙桥、四王府等村都有买卖街存在，颐和园东宫门前营市街的地名一直延续到现代。这些商业点中，有一些主要是为旗营服务的，1929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在《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33年)中描写到：“当前清时，北京西北一带地方八旗的营房很多。这些住官房，吃皇粮的旗人都是手头宽裕，优游自在，不屑于学习任何职业。因此附近各村落的汉人或当差，或开小生意，或耍手艺，都很容易谋生，过舒服日子。”如挂甲屯在乾隆年间就颇为繁盛，曾有不少的铺户。“其中一小堂药铺专制开胸顺气丸，四远驰名，至今尚存。”但是，自1860年西郊园林被英法联军焚毁后，当地的商户纷纷迁往他处，到八国联军入侵之后，这些村落就愈加衰落。1929年，挂甲屯只有“一个油盐店，一个煤铺，两个小杂货铺和两家小药铺”了。只有处在清华、燕京两所大学之间的成府，得益于两校的建立，增添了数十家店铺，有了几分繁荣(金勋：《成府村志·燕京大学》，民国二十九年手抄本)。 历史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利用 两园地区的历史文化景观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规模宏大的园林景观，它肇端于金元时期，鼎盛于清代中叶，虽然它在近代遭受了列强的摧残，但仍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构成本地区历史文化景观的主体。其中颐和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圆明园遗址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明园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近代在本区域内建立起来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也都利用了园林旧址，他们当年的校园和建筑如今也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颐和园旁边的中央党校也部分地利用了昔日的园林景观，给今日的校园留下了美好的景观。 其二是园林周围的水乡景色。围绕在园林周围的万亩水田与皇家园林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处杨柳低垂，荷香四溢，随处清泉涌现，流水潺潺。当年对于那些习惯了北京黄沙蔽日气候的人们来说，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因而水乡景色很早就成为本地区自然景观的标志。但近年来水乡田园景色大面积消失，2000年为了节水的需要，停种了所有的稻田和荷塘，而改为林木绿地或高尔夫球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今后应适当恢复一些水乡景色，以保护本地区历史景观结构的完整性。 其三是为园林服务的村落体系，这一体系鼎盛于清代，它包括护园的营房和穿插期间的自然村落。八旗兵民一体的特征使得这些营房既是旗人兵营，又是旗人的村落。由于它数量较多，几乎分布于整个区域，因而形成本区域村落的特点之一，它是在护卫方面服务于园林，同时又是当地的重要消费群体。另一类村落是本地原有的自然村，它们在园林区形成之后，多成为服务于园林和八旗的村落，为之提供商业、服务业和劳务的支持，为园林中的从业人员提供住宿的场所，本地的小型商业中心都分布在这些村落之中。同时，它们还是大量政府官员郊居之所，多有士人活动其间。这一切赋予本区域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应在区域改造中加以注意。首先应保留原有地名，在未来的改造中，其中的多数村落将会消失。 近几年来当地历史文化景观的变化十分迅速，原来的郊野如今已成市区，现代风格的高大建筑在区域内和区域周边大量崛起，当地的村落有的已经消失，剩下的也已作为危旧房改造的目标，将在今后几年中拆除。为此，应尽快进行调查，制定保护方案，在加强历史文化景观保护的同时，适当重塑某些重要的景观。第一，在条件许可时，恢复颐和园周围的部分水田，尤其是六郎庄地区和颐和园与玉泉山之间的地带，恢复颐和园二龙闸到圆明园的河道。第二，保护村中的寺庙建筑、老宅园、地名和其他文化景观，尽快开展先期的调查和研究，制定具体的保护方案。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区域是青龙桥地区，应该在该地区重塑一个符合历史风貌、同颐和园相协调的街道景观，从而更好地烘托起区域的历史感。第三，利用万柳广场绿地建设的时机，基本恢复西花园遗址，为一山两园地区增加一座历史风貌的园林，形成颐和园、圆明园、西花园三园并立的格局，使昔日宏大的西郊园林区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在区域规划中，应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使整个区域成为一个适宜于旅游、休闲的场所。另外，开发利用好颐和园、圆明园周边的绿地，保留圆明园北面的绿地。尤其是西洋楼景区北面的地区，曾是重要的园林区，是“三山五园”的组成部分，应恢复为园林绿地景观，不宜再搞其他建筑。应利用好西花园遗址，可对其做部分复建，使之与颐和园、圆明园呈鼎足之势，使清代皇家园林区的格局相对完整。第四，扩大水上旅游的范围，打通圆明园与颐和园之间的水上通道，开辟往来于两园之间的游船航线，开设清河通往颐和园、圆明园的水上旅游航线，远期还可恢复或建立西花园与颐和园、圆明园之间的水路联系。第五，开放玉泉山静明园，并做好玉泉山与颐和园之间地区的规划，使之能为休闲、旅游服务。 摘自：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3月期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第30期，转发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