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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3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在学科建设、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暴露出理论讨论不足等问题。分阶段看，1980年代比较重视学科建设，通过创建专门性研究机构、编纂丛书、召开会议等形式，奠定了学科基础；1990年代，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学科建设的速度明显放缓；21世纪前20年，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但整体性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40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所涉问题相当广泛，其中关于改良与革命、激进与保守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探讨较具代表性。从学科理论看，如何深化文化史与唯物史观关系的研究，如何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提出本土问题，以及重新理解文化、文化史及其与其他专史关系的研究，均有待加强。 中国近代文化史（1840—1949）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增长点之一。从1980年代初，以龚书铎、李侃、丁守和、刘志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调整研究方向，组织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发展，迄今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与同期兴起的近代社会史相比，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对自身学科历程的总结和反思则明显不足。由于缺乏对学科建设层面的深入讨论，目前已暴露出学术研究分散化、见木不见林等问题。笔者拟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加以总结和反思，聊作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方家重视。 一、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学术范式、研究重点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发展与变化，这既是学科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反映，又与文化思潮等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据此，以2000年为界，将40余年来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兴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会议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伴随中外文化交流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国人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至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传统文化热”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结合历史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所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不仅关系到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更事关当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发展方向。以此为核心，历史学界就中国文化危机问题、传统文化估价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等展开讨论。在1980年代“文化热”和中国文化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文化史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1980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文化史研究室，将学术主攻方向调整到中国近代文化史。1983年5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学科“六五”规划会议，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纳入议事日程，并议定编辑出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由龚书铎任编委会召集人。龚书铎及编委会的各位专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钟书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张岂之《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等近十种著作，为文化史研究起了示范作用。 1984年，中国近代文化史教学与研究全面铺开。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建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还把中国近代文化史列为大学课程，并招收以近代文化为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是年11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河南省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在郑州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就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意义、对象、范围，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作用、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文化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这次会议是近代文化史学科取得相对独立地位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诚如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所言：“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说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已经打响了锣鼓，正式开始了！” 就理论方法而言，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文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活跃了学术气氛。一些学者主张不能仅从政治标准研究近代文化，还应当充分注意文化的特性。龚书铎《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和《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等，结合文化的结构、性质来研究近代历史，拓宽了研究路径，实质性地推进了近代文化史研究。一些学者尝试运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近代文化。章开沅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收有《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多部与近代文化史相关的著作。有人针对海外学者的“冲击—反应”模式，发掘中国传统资源，重提以明清之际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而不赞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有人从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洋务运动，提出洋务思潮概念，肯定它对封建传统观念具有冲击作用，对学习西方有促进作用。有人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提出“西体中用”说，强调现代化就是“体”的变化，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的现代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合理道路。这些学者大胆尝试新理论、新方法，推动了学术发展，尽管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或许存在不准确之处。 这一阶段，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丰硕，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此时期的研究范围也空前扩大，诸如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史学、佛学、科技、教育等近代文化研究各领域均有专著出版。论题已涵盖近代110年，对于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文化心理结构变化、文化启蒙、国民性改造、中外文化交流等，是研究者讨论较多的主题。这一时期，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是思想文化史，尤集中于精英的（中西）文化思想。不过，由于研究者寄托了较多的现实诉求和理想抱负，导致一些论著激情胜过了学理，不免稍显空疏。 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拉近了文化与经济的距离，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儒学热”，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文化热”。这一时期，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特别是海外汉学成果的大规模引入，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进程和取向。就整体而言，1990年代的近代文化史研究有三个大的变化： 其一，史学研究取向和评判标准有所调整。确如有学者所说：“大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后一个阶段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不少学者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冲击—反应”等说法提出质疑，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认同的成分增多。与此相应，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与近代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相关的思潮、学派、人物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现代新儒学研究。仅方克立、李锦全就合作主编有《现代新儒家学案》（3卷）、“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15本）、“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近20种）等，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还有些学者甚至采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运动是由激进主义主导的，并予以否定。 其二，学术宗尚发生变化。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学风趋于踏实，实证性研究增多，学术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兴趣。有人认为这与“文化热”有关，是多年“文化热”后的反思而促成之。也有人认为这与20世纪末的境遇有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既往特别是20世纪的学术予以回顾与总结，是学术逻辑衍化的必然。这些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还要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中国学者的自觉。一方面，在近代文化史上，诸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郭沫若等关键性人物可谓学贯中西，随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加以系统清理和认真总结。另一方面，为摆脱依附于西学话语的尴尬，中国学者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适合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话语系统，这也为具有本土色彩的“学术史”的兴起提供了可能。该方面的成果，有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1994年）等。在学人研究方面，安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大师丛书”，收录“近现代有学问的大宗师”达 30位之多。总序《重写诸子春秋》表示，该丛书以学术为立传标准，所谓“国学”，特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之后的中国学术。尽管此前也有专书对其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但如此集中地予以考察，尤其是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群体加以系统研究，则是首次。 其三，借鉴和吸收社会史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社会中下层的思想文化受到关注，社会思潮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葛兆光所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把“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作为思想史的重点考察对象，在写法上有其特色。他认为，过去的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而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在真正地起着作用。一些学者把社会思潮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提出了文化思潮史的概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思潮与学派的关系切入，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不限于对精英人物的思想文化研究，而是将文化史、社会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做综合性研究。一些学者采取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民间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等社会文化史领域。其中，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刘志琴主编、李长莉等执笔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有开风气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将综合性论述与专题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系统阐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发展历程和各部门文化，诚可谓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研究成果之大成。该书不仅是专家学者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为学生学习和研究近代文化史提供了范本，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不过，与各具体领域的成果相比，这一阶段的学科建设相对滞后。1990年代，不仅没有召开过全国性的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性的近代文化学术会议，而且连在学术界富有影响力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也停止出版了。 （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拓展（21世纪前20年）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中国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国人已不再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建设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成为整个民族的战略目标，中国高等教育和各项文化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随之进入拓展与深化期。 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得到明显改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团队实力持续加强，研究经费基本得到保障，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大为增多。2007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召开首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70余人出席。这次会议是继1987年长沙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会议。至2019年，“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发起成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等系列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还与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多次举办“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多次召开了以近代思想文化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既增进了学术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 这一阶段，较综合性的文化史著作有龚书铎《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文化发展史（晚清卷）（民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9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张昭军和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 相比而言，专题性研究堪称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具体研究领域有思想文化史、学术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大众文化史、新文化史、政治文化史、物质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媒介文化史、概念史、观念史、知识史、知识分子史等，不一而足。而且，与政治史、社会史等专史在研究对象上出现了一定的交集。 其中，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重心转向20世纪，现代性成为重要概念工具，并有一种重写现代思想史的倾向。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卷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借鉴海内外理论方法，重审中国现代性话语系统，论述了现代思想的起源。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反省现代性为抓手，重新解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思潮。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从思想论争的角度考辨20世纪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该方面的著作还有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欧阳哲生《新文化的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太原《〈独立评论〉与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方敏《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840—1949）》（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郭双林《“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学术文化史，在广义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学术史（或称“学术思想史”），主要研究对象为理学、经学、子学、史学、佛学及其近代境遇下的学术流变与转型。龚书铎主编的三卷本《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首次就清代260余年间的理学作专门研究。其中，张昭军撰写的下卷集中阐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历史。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程尔奇《晚清汉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就晚清时期的汉学史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论述了章学诚、康有为、章太炎、钱穆等数位著名学者的经史之学。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以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例探讨了近代思想与学术从晚清时期传统典范的危机到新式社群的转变。个案研究方面，凡近代学术史上知名的学者，如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罗泽南、陈澧、俞樾、朱一新、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诒让、皮锡瑞、王闿运、廖平、章太炎、刘师培等，皆有相关研究专著出版。 另一类是现代学术史（或称“知识史”）。桑兵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是集大成之作。该丛书所收录的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赵立彬《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等，都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所编“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旨在从学科知识成长的角度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收录有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阐述了从传统的学术系统到近代知识系统的转变过程。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重点论述了近代学人的学术交往、学术派别和知识脉络等。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张剑《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重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和学科体制。这些著作以现代学术、学科或学制为研究对象，对“学术”的理解及研究路径与传统学术史有一定区别。 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存在不同风格。其一，以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如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修订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其二，强调从文化的视角观察社会，综合性地考察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 概念史、观念史、阅读史、符号史等，是这一阶段较新颖的论题。有人称之为新文化史，也有人主张将其纳入知识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范畴。其中，概念史的代表性成果有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陈力卫《东往东来——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观念史研究，有金观涛和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阅读史研究，有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政治文化史研究，有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 关于文化人群体的研究。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史向来重视研究历史上的士人、学人、知识人、报人、读书人等文化精英及其思想。此前，学术界对精英人物的研究主要采取思想史或学术史视角，重在论述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和成就。世纪之交，一些学者调整研究角度，将文化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综合起来考量，比较重视对士人、学人、知识人、留学生等做群体性考察，关注他们的社会交往和人际脉络，探究文化群体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该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桑兵关于晚清民国学生社会和学人群体的研究、杨国强关于晚清士人的研究、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及其所编“知识分子论丛”等。 在理论方法上，这一阶段的近代文化史研究比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的新文化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借鉴。欧美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林·亨特等的著作得到许多学者和学生的青睐。相比于中国文论界和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史学界影响稍迟，此时期也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热议。知识考古、文化霸权理论、文化建构论、话语分析方法等后现代主义的治史理念和方法，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化史诸问题。二是强调文化与社会的互动研究。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把鸦片战争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基本的考察时段，强调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关注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作为该丛书的一种，郑大华和彭平一所著《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此有明确体现。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史等的研究，也较以前重视考察其社会文化面相，重视社会史理论方法与文化史的互动互鉴。 二、问题与论争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针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形成了不少争论，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起源问题、洋务思潮的评价问题、中体西用的评价问题、改良思想与改良主义的关系问题、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问题、现代新儒学评价问题、自由主义的评价问题、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等。这里仅择取三个较具代表性的问题，予以阐述。 （一）学科理论诸问题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由微而著，学科基本理论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分期、方法、历史地位，关于近代文化的结构变化、发展规律、性质、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学术界均作了有益探讨。 关于研究对象和任务，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初起，学术界有较多讨论。当时绝大多数学者赞同采取文化的狭义，但具体理解却稍有不同。李侃、刘志琴等主张把文化的含义限定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把文化看作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要研究反映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意识形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李文海主张把文化现象分为三类：观念形态；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媒介和方式；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他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这三类文化现象，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就是与政治、经济相应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任务，有人主张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说进步的文化。针对此，李文海分析认为，精华与糟粕、进步文化与反动文化相互缠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其社会影响而言，是比那些进步的或革新的新文化更加经常起作用的社会存在，因此应纳入重点考察范围。这一时期，具体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采用了狭义的文化也就是观念形态的文化作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21世纪初，在欧美新文化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的启发下，一些学者重新思考文化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罗志田在《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简单反思》一文中提出，近代文化史研究可借助人类学的定义，采取较为广义的“文化”，多关注传统、价值系统、观念形式和各类建制。就与传统专门史的关系而言，文化史可相对减少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的内容，更多地整合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生活史和心态史等面相。在具体操作中，落实到人的具体生活经历和体验层面，侧重于社会层次、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学术状况与集体心态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刊发了一组笔谈“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反思”。在这组笔谈中，郑大华《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强调，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提出，文化史研究可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是要关注“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张昭军《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阐述了在确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时值得考虑的四个问题：一是要区分近代文化与近代历史上的文化，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结合；三是既要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比较集中，刘志琴、李长莉、梁景和等发表了《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等多篇文章，探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王汎森则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提出，应加强对“中层”人物和旧式人物、文化传播、感觉世界的研究。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开端，研究者多主1840年鸦片战争说。此说立论的根据，一是遵从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凡反映这一社会形态的文化即近代文化；二是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大动力源自外部，始于鸦片战争。尽管双方立场不同，但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起始时间则少有争议。1980年代，西方各种现代化理论流入中国，受此影响，有学者试图重新论证中国近代文化的起源问题。针对韦伯、费正清等把中国现代化归于外力的推动，萧萐父、冯天瑜等重提侯外庐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说。不过，与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立论不同，萧、冯二人主要是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予以解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内在的历史根芽，从17世纪以来中国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明清之际出现的具有“破决启蒙”性质的社会思潮可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起点。萧、冯二人的论点受到陈卫平、包遵信等的质疑。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明清之际思想是近代思想的胚胎，所谓胚胎，就是说明清之际表现出从传统过渡到近代的某些动向，但它与西方文艺复兴不相类。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则指出，片面强调外来文化的冲击作用，或片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传统文化内部新质因素积累与外部刺激主次地位的变化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彭明、程歗《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近代思想文化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探索近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既要充分把握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更要充分考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和文化积累。因此，论析近代思想的起源，就需要跨过作为政治史开端的1840年，对清乾嘉以来的社会事件有所考察。与该观点相近，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一书在处理近代文化史的开端时，既考虑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方文化关系的变化，又注意观照自身文化传统的进展，采取从鸦片战争时期写起，将战争前经世之学和经世思潮的兴起作为开端的标志。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线，改革开放初期问世的绝大多数著作延续了此前的说法，即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以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两个斗争为历史线索：“五四”以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争。这两个斗争前后相继，构成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主线。其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代表了主旋律。19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尝试运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强调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采用现代化的视角和线索，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要研究内容调整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更替和没落，研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交流与民族化进程，研究中国新文化的孕育与成长。目前，这一处理方式仍为近代文化史研究者普遍采用。在此基础上，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一书提出了较为形象的“双螺旋”主线的说法。该书认为，类似基因图谱，中国近代文化的演变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二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播植和生发。这两条线索如同双螺旋般地相互缠绕为一体，不能绝对分离，从而共同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主脉。进入21世纪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新的战略任务与现实目标。笔者预测，与此相适应，以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为视角或主线书写中国近代文化史，很可能代表了下一个阶段的学术方向。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结构，龚书铎《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一文予以了专门阐述。该文指出，近代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文化构成上，由鸦片战争前单一的封建文化，变为包括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在内的复合体；在内部结构上，以儒学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逐步让位于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在部门结构上，原有学科如史学、文学等在学科内容、体系等方面发生变革，新学科如政治学、法学、自然科学等逐渐兴起。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一文把文化视为立体的系统，分为物质层、心物结合层（即理论、制度层）和心理层。他指出，从鸦片战争，中经甲午战败，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表现为文化三结构的依次展开。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则把文化模式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结构，也就是一定的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演进过程中的文化结构形式。在他看来，“中体西用”并不只是一种洋务派的思想原则或纲领，或社会思潮，它还是近代中国独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体用同源或体用不二结构模式，也不同于西学的文化模式，在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独特作用。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龚书铎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把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结为四：第一，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二，民主与科学是中国近代文化的核心；第三，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第四，中国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精糙，没有完整的体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可用“中、外、古、今”来概括。中、外、古、今文化互相斗争，互相渗透、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多样复杂的特点。还有学者对中国近代文化的缺点予以剖析，认为中国近代文化与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过分从属于甚至完全屈从于政治，缺乏一定独立性，相对忽略了全民族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 关于近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前流行的看法是，中国古代文化成就辉煌，近代文化贫乏落后。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近代文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学者指出，近代文化在总体发展趋向上是进步的，它有了资本主义文化，后来又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与古代文化相比，显然是质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近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文化大发展时期，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还有学者以中西文化的大融合来标示近代文化的进步，强调近代文化在民主自由思想、自然科学和科学观念、民族精神等三方面均有长足进展。这些观点，在1990年代后已成了学术界共识，今天已很少有人否认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值得指出的是，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不再从学科或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史，转而主张文化史是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强调从文化的视角或方法来解读历史。若仅将文化史作为视角（或方法），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空前扩大，甚至无所不在，也就意味着文化史没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化史的独立性，文化史作为学科也就不复存在。 （二）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关系问题 诸多问题中，围绕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关系，学术界争论较多，关涉面较大，富有代表性。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之争，其间有分有合，鉴于二者割不断的联系，在此一并叙说。 改革开放后重新探讨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是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鉴于此前对革命的颂扬、对改良的贬抑，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就太平天国革命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革命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作了有针对性的解析。他认为，此前在歌颂农民战争的旗号下，把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说得十全十美，歪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在反对地主统治的革命中，小农的封建性及其沉重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改良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抵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落后的特征，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革命派由爱国而革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革命，从思想史角度看有其不足，对于思想启蒙工作，他们做得很少，且很不重视。1980年，陈旭麓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文，予改良和改良主义以新的评价。他指出，改良决不是历史的赘疣，不能简单视作是灰色的、骑墙的和反动的，视作阻止和对抗革命的政治势力；它与革命相辅而行，对立统一，不能互相替代、互相抹杀。学术界对革命与改良重新定位，意味着与此密切相关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等也要作出新的评价。重评革命与改良，直接关系到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评价。 19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一股反传统的声浪，海外学者余英时等针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发表意见。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他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针对余氏的观点，姜义华在《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一文中指出，百余年来，中国的“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现代化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力量有限，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取得统治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固有传统，而不是源于反传统的力量。在此前后，《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东方》《读书》《原道》等刊物发表了系列文章，围绕中国近代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问题开展讨论。其中，李泽厚等发表的《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告别革命》等论著，从反思和批判辛亥革命入手，对近代以降的革命予以否定性评价。他把谭嗣同看成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山，认为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极大，不仅影响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他提出，根据以往“革命史观”的评价标准，“革命”是好名词，“改良”是贬义词，现在应该把这个标准颠倒过来，“告别革命”。此说引起近代史学界极大关注。1995年，《高校理论战线》发表著名学者刘大年、戴逸、金冲及、胡绳武、龚书铎、李文海、张海鹏、杨天石、耿云志等的文章指出，批判激进主义者在历史观与方法论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强调，历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而不能从假设出发，革命是近代以来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不能想当然地视为激进主义思潮的表现。沙健孙和龚书铎还组织专家学者撰写文章，结集出版了《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回应和驳斥“告别革命”、否定革命等观点。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此前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讨论，关系到如何看待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未就此达成共识。激进与保守之争，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理争辩，论战双方均融入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其实质是对中国社会道路选择问题，也就是中国要走什么路的探讨。 （三）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讨论最为热烈的领域之一。改革开放后，研究者在持续反思主流观点的基础上前行，视野较以前大为开阔，所借鉴的理论从阶级分析、现代化理论到反思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学等，不一而足。 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包括海外学者在内，大多数人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它既指1919年的“五四事件”，也包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两本著作——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和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虽各有侧重，但均把新文化运动纳入研究范围。有学者认为，如此理解，提升了五四运动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掩盖了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意义。1980年代，有学者尝试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重作区分，从而彰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是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李泽厚的论断以二者对立的形式，把救亡与启蒙鲜明区分开来，提出了关于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不同解释，由此引发了救亡压倒启蒙或救亡促进启蒙的纷争。受李泽厚观点影响，在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五四启蒙中断的说法一度流行。1990年代以后，反对中断说的学者明显增多，其主要观点认为，五四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把思想启蒙具体落实到行动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延续。21世纪初，一些学者将两者共同纳入现代性坐标系统，有人提出五四政治运动代表了民族和国家“集体”求解放、求自由、求独立的精神，新文化运动则反映了“个体”求解放、求自由的精神。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有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反传统等不同说法。1980年代以来，“思想启蒙说”占据了主流地位。用思想启蒙来表述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并肯定其反帝反封建的意义，这一观点可上溯至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1937年，何干之所著《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史》对此有系统阐述。“文艺复兴说”始自五四时期，当时，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曾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欧洲的文艺复兴。1990年代，随着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国学热”的出现，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引起关注，加上美国学者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著作的影响，以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说法流行开来。五四“反传统”或“全盘反传统”的说法，较早出现在美国学者林毓生1970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他认为，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非常激烈，完全可以说是整体性的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 traditionalism）。1986年，林著中文译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发表演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他们的观点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严家炎、彭明、王桧林、丁守和、姜义华等先后撰文反驳林、余二人的说法。严家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五四”·“文革”·传统文化》（1998年2月21日《中国文化报》）等文中指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从三个层面上说都是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学说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整体；第二，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整体；第三，忽视了儒家思想内部存在非主流、反主流成分。批评者有之，赞成者也不乏其人。1993年，陈来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对林、余二人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说：“无可否认，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大陆“国学复兴”思潮高涨，这种批评新文化运动割裂和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有增无减。与此相对，以耿云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继续对新文化运动予以积极肯定，并提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文化实现复兴的新起点等说法。 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学术界一般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进步。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有学者发表文章称：“五四时代提出‘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根本”；“‘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似未切中本质”；需要“重新阐释五四，颠覆了‘民主与科学’，代之以‘自由与秩序’”。1990年代，王元化等援用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铭文，认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表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个别学者甚至提出，五四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精神，五四传统就是自由主义传统。也有学者认为，“多元主义是五四精神最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它表征着启蒙时代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思想”，“它是‘科学’与‘民主’赖以生长的基础”。这些学者的立论，主要是从蔡元培、胡适等的思想中寻找学术资源。与此不同，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则主张将“国故”学者梅光迪、吴宓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置于与五四新文化的同一论述结构之中。余英时的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国内学者的认可。他们赞同将杜亚泉、任鸿隽、章士钊、梅光迪等被长期视作反动或保守的人物，通过“同情之了解”，纳入新文化运动序列，认为这些人也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代表。这些阐释，不同程度地拓展了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范围。2000年后，汪晖、郑师渠等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解读新文化思潮的精神旨趣和思想内涵，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注入了时代新意。 21世纪以来，从知识史角度探讨新文化运动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一些学者从知识史和学术史角度切入分析新文化运动的话语生成、形象演变、历史记忆和学术前史等。王奇生等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作一种历史研究的文本，强调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去不返了，今天人们所认识的不过是“历史叙述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因应不同的时代和意识形态需要而建构起来的。欧阳哲生等比较并检讨了国共两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写，认为政治派性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历史事实，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有一定的党派色彩。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以瞿秋白、毛泽东、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杜亚泉、梅光迪、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成主义者，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形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建构起了不同的五四形象和不同的新文化运动。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环境较前大为改善，对新文化运动的讨论相当活跃。学者们对新文化运动评价存在分歧，甚至激烈争论，与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争论与分歧正是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不同思想主张的历史投影。 三、困惑与反思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就斐然。但若予以认真反思，毋庸讳言，其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以及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例如，学术界对文化史理论的讨论与探索，即便与同期兴起的社会史学比较，也有一定差距，文化史理论方法的滞后已不能满足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如何处理文化史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我们知道，文化史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其中文化人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于著名思想家、学者或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就史观而言，他们大多是以唯心史观或文化决定论为指导的。金冲及早在1980年代初就曾大胆地指出：“决不能简单地认为：凡是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一定是唯物主义的，凡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也很难是进步的。不仅如此，纵观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变，甚至可得相反的结论：在长时间内支配进步思想界的哲学思想，却一直是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吊诡的是，“错误的”或“落后的”史观何以能指导他们作出如此巨大的历史贡献？ 再者，文化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一般说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制度，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且不说国外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即以当下流行的“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等说法，我们对“文化”特别是文化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等的关系，也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解释。这对于如何考察和评价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样受到挑战。唯物主义认识论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反映论”，意思是说：“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事物本身在我们主观中的反映。”尽管唯物论者承认这种反映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主观性，与照相机的那种反映不同（实际上照相机也并非百分百地反映），但就其根本而言，反映论以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论为前提。引人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历史的客观性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强有力冲击。具体表现在文化史研究领域，文化建构论大为流行。建构论淡化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之间的界线，导致历史的客观性与可知论大打折扣，甚至遭受质疑。一些新文化史家虽然对文化相对主义抱有高度警惕，避免陷入建构论，但他们也并不以反映论为然。 静心观察，不仅唯物史观与文化史学的关系缺乏足够研究，而且唯物论本身也亟待发展。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先达对历史唯物论研究有素，却发出这样的感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虽有上百年历史，但“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在教科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和概念也很难给出明确的得到共识的定义”。于此，文化史研究者不可能置身局外，坐等唯物论研究者提供现成的答案。路是走出来的，如何结合所学专业处理文化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史学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如何在保持全球化的视野下确立本土问题意识 毋庸置疑，国际的视野、比较的眼光，自近代以来即是推动中国学术进步的利器。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即已认识到其积极意义：“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大量吸收海外史学界的理论方法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前面所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大多数带有标志性的理论方法、学术成果或重要学术讨论，基本源自或是回应海外学术界的观点。就理论而言，从革命史理论、现代化理论到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源自西方。关于近代思想史上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等重大问题的讨论，也首先是为了回应海外学者的观点。这就需要注意，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作为中国学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如何在保持全球化视野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问题。 其间，虽有一些学者在文章中强烈反对西方中心论，但他们在回应西方中心论的挑战时，不自觉中又落入了西方中心论。借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既然面临‘文化霸权’（虽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存在的现实，要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实不得不思其所思，言其所言”。况且，西方文化是研究中国文化不可能离开的参照系。在西方文化霸权下，如何既保持国际对话，又能提出具有本土性的重大问题，确实有其难度。周谷城早在1980年代就曾提出：“研究中国文化史，同样要反对欧洲中心论，尤其说到近代的时候更要注意。”今天看来，如何真正走出西方中心论，实现学术超越，建立本土性的话语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如何理解文化、文化史及其与政治史、经济史等的关系 理解文化史，首先面对的便是“文化”的概念。沿用俗常的说法，文化有“大文化”“小文化”之分。尽管研究者对“文化”的理解不完全一致，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实践看，研究者一般采用的是“小文化”，也就是偏重观念层面的文化概念。取文化的狭义，便于学术操作，且符合近代史研究实际，否则，广义的包罗万象的文化，会使研究者如同老虎吞天，无从着手。但换一个角度看，“大文化”并非不可作为。回顾20世纪前期，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的文化史著，多从“大文化”立论，涉及种族、地理、政制、法律、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其中一些著作的学术价值至今为人称道。日本著名文化史家石田一良曾指出：“对文化史学的最大误解，是将‘文化’视为相对于政治及经济的、有关宗教、学术、艺术等的狭义的文化现象，从而把‘文化史’看作是部分地或综合地记述该类历史的一种特殊史。”这不由引人深省，从“大文化”出发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该是什么样子，从“大文化”角度研究近代文化史会取得什么效果？毕竟，“小文化”仅是文化的一个面相。 实际上，即便“小文化”之下的次级文化史或部门文化史研究，也不乏值得反思之处。对历史现象予以分类，然后确立该类型下的典型作为研究对象，是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思维方式。但类型化、典型化的处理方式，也有其弊端，易失于准确。比如，研究者以“学派”“主义”来指涉某一论域、某一主题，长处是个性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情况下是出于研究方便，而不能作教条化、绝对化理解。再如，以“顽固”与“维新”、“激进”与“保守”、“复古”与“西化”、“新”与“旧”等对立概念来划分思想文化，也常给人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感觉。近代更多的文化事象可能处于新旧两极之间，同一个人物的文化思想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合体，并不见得绝对地是旧派惟旧，新派惟新。同一学派下成员的差别性，与不同学派间的共同性，均应予以重视。 历史是一个多面的杂合体，如何理解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如何进行跨领域研究，相当重要。1980年代以来，人们较为重视各专史和专题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综合性研究。近年来，一些论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尝试予以改进。有学者提出，应借鉴社会史学的理论和视角，加强社会变迁与思想文化的互动研究。社会史学注重实证方法、注重社会实践、关注社会下层等特点，予近代文化史研究者以很大启发。一些学者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同样，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值得认真思考。人们常说，政治史是历史的主干，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有时又不是以主干与枝节的关系所能说明。政治既外在又内在于文化，文化既超越又浸透于政治，二者联系密切，各自又相对独立。思想文化有时与现实政治保持有某种一致性，但思想文化并不能简单化约为或等同于现实政治。例如，政治立场不同者可能是学术挚友，学术观点不同者可能是革命同志。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又一重大的理论问题。研究者欲回答这一问题，必然会碰到如何理解和解释文化。研究者是把文化理解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还是把文化理解为广义的、贯穿整个社会生活或社会机体的一种存在？为避免简单化约的危险，在一些情况下，整个历史学的研究实践要求运用后一种方案。显然，这样一来，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但如此处理，有利于综合性地说明和解释近代历史的进程。 21世纪以来，西方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它强调将文化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视之为研究对象。新文化史在治史理念和思维方式上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多有助益，值得重视。但也不能人云亦云，一味跟风。因为，若完全按照某些新文化史家所说，文化史仅是研究视角和方法，一切历史皆为文化史，那么，文化史就失去了独立性，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学科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处。 文化史的理论建设，需要学术实践经验的积累。19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针对文化史研究几近空白的状况，提出“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主张先从具体问题做起。历经40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已有了长足进展，既有成果之丰富足以值得上升到理论高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如能将既有学术经验与西方的新文化史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大家共同做一些理论性的建设工作，笔者以为，随着研究者理论自觉性的普遍提高，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必将会上升至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