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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昇，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21年第3期，本文注释从略。 当前历史学界尤其是新兴社会史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碎片化风险，不少学者见孤木以为森林，拾芝麻以为珠玑，把细枝末节看作是整体全部，更有甚者将研究过程或手段视作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长此以往下去，势必影响历史研究事业的正常发展。 史学碎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治史者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历史现象、研究史学问题，而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因素又为碎片化研究提供了发展契机。史学碎片化的实质就是以碎片代替整体，没有处理好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以零碎史料为中心的研究、以细碎个案为中心的研究、以表面现象为中心的研究、脱离整体的部分研究等。欲要跳脱出史学“碎片化”的泥沼，人们需要借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当治史者切实做到运用联系、发展、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谋思路，他们方有可能真正成为高屋建瓴、见微知著、疏通知远式的历史学家。 一、史学碎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对现有史学碎片化现象进行观察、分析与概括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史学碎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包括以零碎史料为中心的研究、以细碎个案为中心的研究、以表面现象为中心的研究、脱离整体的部分研究。 （一）以零碎史料为中心的研究 史料是史学工作者从事历史研究活动的基本条件。俗语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以说如果没有充足史料作为前提，严肃的历史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它是不可或缺、十分关键的，但仅仅有史料的史学研究仍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因为史料本身是零碎的，是以支离破碎的状态存在的。如果仅仅是对零碎史料本身的研究，它得出的结论同样是碎片化的，是与更大的时空环境割裂开的。宋学勤就谈到：“不少学者掌握某一区域的具体史料，如获至宝，但写出来的论文，却是就史料言史料，陷进了史料堆里出不来”由于就史料言史料，导致这些学者的研究视野严重受限，他们“很少去考虑这些具体史料产生的国家时空背景与复杂因素，找不到‘小社会’变迁的‘大社会’的内在逻辑。”行龙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史料言史料，不能很好地将‘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复杂关系全面客观地诉诸笔端。” 史料本身是零碎的，但史学研究不应该是零碎的。若要将零碎的史料连缀成整体，就需要史学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中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打通零碎史料之间的联系。明确的史学问题意识是学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正如法国史学家勒高夫所提倡的问题史学一样，它“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很多碎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缺乏问题意识，将研究零碎史料作为终极目标，这其实严重背离了史学研究的宗旨。史学工作者需要将零碎的史料凝练成具有共性的问题，并将问题意识贯穿在这项史学研究之中。唯有如此，史学研究才会化碎为整。 治学功力亦是克服零碎史料研究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大量碎片化的研究只有史料的简单堆砌，没有鞭辟入里、发人省醒的历史分析，原因就在于相关学者缺乏深厚的治学功力。历史学家严耕望谈到：“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运用头脑长时期的下深入功夫，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新的史料总有出尽的一天，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吗？”史家应该运用功力与智慧驾驭零碎的史料，而不是被零碎的史料牵着鼻子走。但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以论代史、以理论或思想剪裁史料的情况。因为我们要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即客观历史事实决定史学认识，而不是反之：“各种史料都是砖瓦，建立起来一座已往历史的大厦的，则有待于历史学家这位建筑师心目中所构思的蓝图。那是它思想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所谓的事实在他心目之中现成的反映。” （二）以细碎个案为中心的研究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上每一个人、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国家都是与当时的世界历史密切联系的，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脱离于历史背景的个人、村镇、团体与国家。个人是与国家、社会存在紧密联系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这种普遍联系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来。 但目前学界却存在一些以细碎个案为中心的研究。区别于整体史关照下的典型个案研究，这类研究打着实证的幌子，无视人与人之间、个案与个案之间的联系，忽视整体史的目标，将个案研究作为终极关怀。这就如恩格斯所言：“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类研究集中体现在新兴的社会史领域，因为社会史研究对象下沉极易造成研究者“一叶障目”的风险。治社会史者一旦受功力、视野所限，就很有可能出现以碎片要素代替整体的现象：“碎片化锁定历史内容的某个或若干个要素，对其内部更加细化的要素进行愈加细化的逼视，不断地向具体情境靠近，进而用要素换掉整体性的历史。” 历史研究不能“撇开历史的进程”，不能将历史的细节看成是“抽象的”“孤立的”“单个人的”东西，而应当看成是“社会的产物”“普遍联系的东西”。因为历史时期的人与事是普遍联系的，所以真正的历史研究不会出现没有联系的个案研究。非细碎的个案研究都是以“见微知著”与“以小见大”为特征，以回应整体历史所关切的学术问题为旨趣。换言之，具体个案研究都是在整体史的观照下进行的，都是在正常学术史的脉络下进行的，都是能回应并推进学术史演进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些个案或碎片研究是在整体史观或宏观论述的倒逼之下完成的，所以它与生俱来就有着与学术史对话的性质，从而避免了碎片化。 （三）以表面现象为中心的研究 现象是了解事物本质的关键要素，历史学家功力的重要体现就是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看到历史发展的本质。恢复历史事实、呈现历史现象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工作的终结，因为在历史认识当中除了考证性知识与抽象性知识之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且复杂的知识，即价值性认识。没有价值性认识的史学研究，就如没有灵魂的人一样，它是漂浮碎片化地存在。所以，李红岩就曾指出所谓“碎片化”就是治史者仅仅停留在完成考证性知识与叙述性知识，放弃了价值性知识的追求：构成碎片化研究的两个要素，一是选题缺乏与历史研究相匹配的价值意义，二是认为具体的考据工作是史学研究的全部与最终目的。史学研究的价值性知识就是史家通向历史发展本质的有效途径：“‘碎片化’之所以存在不在于其区域研究的划分，而在于其缺乏对各类社会现象所能表达的意义及其蕴含的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的分析和理论抽象。” 只有历史现象的简单描述、缺少理论分析与思想深度的史学作品必将列入碎片化的行列。李长莉强调：“如果所作论题仅止于对某种具体事象的实态描述，一味追求平面化的‘深描’与‘细述’，即使十分清晰地还原了事物的原貌，其意义仍然微弱。”史学工作者对历史事实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没有宏观意义的阐释，揭示其‘何以如此’的深层根源及逻辑关系，则只是缺乏意义关联的历史碎片。”有的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历史学界内“仍然存在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分析，只是讲是什么而不讲为什么的倾向。” 为避免这种以表面现象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学者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自身的理论思维，要努力探寻历史深处的曲径通幽：“已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只限于表层的记叙，只把历史现象归结为某些抽象的词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能中肯”只有将隐藏在历史现象深处的本质揭示出来，只有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出来，只有将人们心灵深处的普世价值钩沉出来，才可以算得上是史学研究工作的完成，不然的话就会陷入碎片化之流。 （四）脱离整体的部分研究 部分与整体是一对辩证的相对概念。部分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整体是部分有机的集合体，两者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部分与整体是相对而言的，团体相对国家而言，是国家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个人相对团体而言，又是团体整体中的一部分。客观世界不存在绝对的部分与整体，只有相对的部分与整体。在历史研究中，断代史是通代整体史的部分，区域史是国家全域史的部分。断代史与通代整体史是密切相关的，每个断代史都是通代整体史赖以成立的基础，每个断代史都深受通代整体史的影响，都带有通代整体史的影子。区域史与国家全域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而目前学界却存在一些区域史与国家全域史、断代史与通代整体史完全割裂开来的现象，没有很好地体现历史研究中时间和空间的延续与联系。在时间上，有的学者对于所处断代较为熟稔，而对于前后朝代却知之甚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是离司马迁所倡导的史家“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距离。在空间上，有的学者仅熟悉自己所研究的区域，对于其他区域或更大区域的发展状况就无从知晓了。这种脱离于国家整体史的区域研究，其实质就是碎片化：“‘当地’毕竟总是整体中的‘当地’。不应当以‘当地’去消解整体。脱离了整体的‘当地’，即使地域再广、范围再大，也只能是孤岛，因而在观念本质上属于碎片。” 这些碎片化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其实就是裹着学术外衣的地方史，无异于以时间与地域为断限区隔的地方志，这就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区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很多打着区域社会史口号的学者都将自己家乡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家乡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宋学勤讥讽这种碎片化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为“家乡历史学”，她说到：“如果每个研究者都只专注于自己的地域，你的家乡我不了解，我的家乡你没兴趣，满足于个人的‘自言自语’，这样一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很难形成具有内在统一规范和使命的学术共同体，鲜有可以共同讨论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论是在研究人类整体历史，还是在研究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皆强调从研究对象的整体出发，将部分置于整体中加以考量，密切关注研究对象及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并运用联系、发展、辩证的观点审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探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认识。 概而论之，历史研究过程中少不了零碎史料、细碎个案、表面现象与部分研究，但完全以上述内容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的话，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史学碎片化的泥沼之中。勒高夫曾总结到：“史学最为常见的矛盾无疑便是它的目标是特定的，它可以是一个现象，一系列事件，也可以是某些人，而且其出现也只有一次，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其目的在于从中导出普遍性、规则性和常态性。”我们需要处理好碎片与整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整体研究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碎片研究之上，普遍性的规律与事物本质是通过众多特殊性个案与事物表象进行归纳演绎而成的。同时，碎片、表象与特殊性也是寓于整体、本质与普遍性之中。 二、史学碎片化产生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因素 史学碎片化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史学工作者没有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除了治史者自身的因素外，内在的历史学科发展路径与外在的社会变迁因素也都为史学碎片化的产生提供了契机。现将史学碎片化产生的内在学术理路与外在社会因素作一归纳总结，以期深化对史学碎片化的认识。 （一）内在的学术路径变化 回顾史学碎片化产生的内在学术脉络，我们可以从国外与国内两条路径找到其源头。首先从国外来看，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与反实证主义史学在西方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去真实性、去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解构一切，将宏大的历史事实与事物规律解构得七零八碎。波普尔就明确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他认为目前的史学研究只是所谓的“零碎技术学”“零碎修补学”“零碎社会技术学”等。更有甚者追求杂乱无章、没有中心目标的研究计划，他们不仅将研究对象割裂开来，还将一项项学术研究成果也完全孤立起来。如安克施密特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 再从国内的学术界来看，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新兴的社会史不仅扩大了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资料与对象，还为研究者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视野与方法。新兴社会史的出现的确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风险。社会史的复兴与繁盛肇始于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研究视野、研究方法，而社会史研究产生的问题也同样与其研究的对象、资料、视野、方法相关。新时期社会史的兴盛与问题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并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物极必反。 社会史研究对象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拓宽，下层民众与区域社会也前所未有地被学者们重视了起来。人们再也不只是关注并研究政治、制度与精英，诸如“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历史是社会精英的记述”等观点也彻底地被人们所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可以孤立、断裂地研究下层民众与区域社会，更不意味着相关学者就可以自说自话、封闭自守。再加上社会史研究对象一旦精深细化以后，不少青年学生乃至学者感慨重要的课题已被“各大山头”所占据，自己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更小更细的区域与民众。如此以来，难免带来了严重的碎片化风险。 社会史研究资料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扩充，人们研究历史的史料来源再也不仅仅是正史与文集了，碑刻资料、口述史料、田野调查等统统被纳入史料范围。这原本是一件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的事情，但部分学者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陷入了社会史史料的泥沼当中，以至于无法自拔。为此，有学者指出：“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文物、著述，我们直观看到的，通常都是局部的东西，甚至大量的资料碎片。如果不懂得历史思维，不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极有可能迷失在资料与细节的汪洋大海中。” 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角与方法指引下，上下互视、多元观察成为了史学工作者自觉的研究意识。正因为历史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元化，使得历史认识也无限地逼近了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实现整体史的目标又近了一大步。但是无论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多么时髦新颖，它都不能背离社会史的目标是整体史这一初衷。而目前部分学者却背道而驰地运用一些新奇的视角与方法，“这些新方法和新概念之间缺乏同学科的内在联系，不仅无法借以架构社会史学的理论框架，反而使社会史研究日趋‘碎化’，背离了建造总体社会史、展示社会历史全貌的初衷。” （二）外在的现实因素影响 任何时代的学术研究都是与其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皆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映照。前文所述的社会史复兴与后现代主义产生都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史学碎片化的产生同样也有一定的现实因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了相对自由灵活的市场经济。时代命题也发生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在时代浪潮的影响下，学者们也从国家政治单一的视角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部分历史研究工作者更是从原先关注革命、政治转向关注并研究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可以说，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新兴史学因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然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相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对象而言，它天然地就带有碎片化倾向。因为政治史研究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自始自终就带有统摄全局的特征，其本身就是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政局联系起来的。而如果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仅仅是普通的个体人物或个别现象，它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碎片化研究。李长莉指出：新兴社会史研究对象转向弥散式存在的基层民众与社会生活，任何单一、具体而表象的社会文化事象所包涵的“单位意义”，与政治史所研究的事件、人物对于社会影响力的“单位意义”相比都要微弱很多，“因此如果只是对这些单一而具体的社会文化事象进行具体而细微的实证描述，单纯地‘还原真相’，其意义相当微弱。”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下的史学碎片化破解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知悉了史学碎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了解矛盾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化解矛盾的钥匙。在深入了解史学碎片化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基础上，我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破解史学碎片化危机。 （一）坚持唯物史观，充分掌握史料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历史认识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历史、用自己的主观思想来剪裁史实。马克思主义先贤谈到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去不复返的，是不能够全知全解的。历史学家要想尽可能多地了解、还原史实，他只能通过遗存下来的碎片史料来实现自己的研究目的。相关史料愈多，历史认识就愈有可能真实且完整。“在科学历史学中，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是用来作为证据的。”客观史料决定历史认识，所以我们只有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史料，才有可能无限逼近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们深谙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梁启超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傅斯年更是喊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来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后世历史研究工作者还将他那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当做了治史的座右铭。 充分地蒐集史料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若要完成历史研究的整个过程，它还需要历史学家在其中进行穿针引线、化碎为整的工作。正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所说：“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丰富且完备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必要材料与基础条件，但史料并不代表就是过去发生的全部史实，“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人们是无法完全复原过去发生过的历史本体，我们只能通过这些遗留下来的“碎片”史料去尽可能描摹历史本体的图景。 （二）运用联系的观点审视史学问题 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深层次的本质与结构都是处于联系之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学就是一门将过去与现代联系起来的学问，马克思曾说：“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所以，我们要善于找到历史事物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联系，并将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碎片联系起来。列宁也同样谈到：“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目前学界出现的碎片化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运用联系的观点从事研究活动，部分学者就史料言史料，就个案言个案，就现象谈现象，就部分谈部分，没有将零碎的史料、个案、现象、部分纳入更大的联系之中去考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冯尔康先生曾指出：虽提倡多做微观的题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一个事情本身说清楚就结束了，而是要尽可能地把它和更广阔的社会现象、宏观问题联系起来，看能否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进行具体史学研究的时候，要避免就事论事，要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环境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国家政策实施与基层社会反响割裂开来，才不会将革命运动发展与社会群体活动割裂开来，才不会将经济发展变迁与日常社会生活割裂开来。 （三）运用发展的观点审视史学问题 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本体是不断运动发展的。历史上的人和事都会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蕴含的就是这个道理。研究者要始终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发展变迁，要注重其内部的变化发展。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研究相关事物在时间上的延续与断裂与空间上的延续与断裂。 此外，历史认识也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这里的“历史认识”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因为历史本体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历史认识的变化，第二种是历史学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第一种历史认识的变化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客观历史本体决定历史认识，历史认识随着历史本体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恩格斯曾说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任何历史认识都是与其历史史实相关联的，不存在脱离于历史本体的历史认识。 第二种历史认识活动的变化是历史学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我们是否研究过去，这对过去自身绝无影响。换言之，我们研究过去是为我们的缘故……我们是为自己的缘故研究过去。”每个时代因为有不同的社会现实，必然也会产生不同的学术问题、旨趣与关怀。“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始终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时代历史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现实所提交的，从而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离开了对现实深切和真挚的关怀，历史学将成为一潭死水。”历史学研究的宗旨就是对人类历史活动规律的总结，以求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本身的美好生活。 （四）厘清整体史与各个部分历史的辩证关系 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每一个人组成了社会，同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社会的影响。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任何“具体之一人一事”，都始终反映着所处时代和社会文化那“抽象理想之通性”。整体史是由各个部分的历史有机组成的，各个部分的历史是在整体史的关照下演进的。但目前学界的现状却是将整体史与各个部分的历史人为地割裂开，以致于整体史、通史没有建立在扎实的专史之上；各个部分的历史各自为战，见孤木以为森林，拾芝麻以为珠玑，过分追求历史的细枝末节，缺乏对全局的认识与把握，陷入了严重的碎片化之中。 整体史应该建立在扎实的碎片、部分研究之上。我们反对的是碎片化研究，不是反对碎片研究。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人文社会科学，它离不开详细的考证与具体的个案研究。只有研究透每一个人、每一个村落，才能真正了解群体与地域之内的个体是否存在共性，是否能将其视为整体。我们必须了解“非碎无以贯通”的道理，顾颉刚谈到：“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因素而虚假繁荣的东西，一旦风云突变，其转瞬间就会“烟消云散”，所以顾氏强调：“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不以扎实碎片研究为基础的整体研究就宛如空中楼阁，是经不起时间的长期考验的。 部分的历史或碎片研究要在整体史的关照下进行，才会有意义，才不致于陷入碎片化的困境。如果就微观言微观、就部分谈部分，它的研究意义毕竟有限，正如彼得·伯克所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 凡属成功的部分的历史或碎片研究，都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式的研究，都是从微观研究中展现了其宏观旨趣。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自己的社会史研究中就强调以整体史的关怀进行区域史或群体史，如在《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中，他就认为军队的历史并非只是单纯的军队历史，而是“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王国维同样强调做史学研究需要“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只有在整体视野下从事微观研究，才不会造成微观研究的碎片化：“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敝” （五）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微观研究与宏观理论本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但是目前学界却存在不少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情况，从事微观研究的学者打着自己系实证研究的幌子指责宏观理论的空疏，而从事宏观理论研究的学者却对微观研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对方的研究琐碎、无意义。长期以往，学术交流势必会受到严重干扰，最终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停滞不前。 微观研究是宏观理论的基石。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才会打动人心、令人信服。另外，学者们在进行微观研究时，还要有建构宏观体系的理论自觉，要适时总结相关规律性认识，并做出自己应有的理论贡献。较为出色的微观研究都是在进行扎实具体研究的同时，尝试对更宏大的历史进行解释。譬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马俊亚的《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都是从具体区域着手，深入探讨研究对象，并将其放入大历史的进程中进行考察。通过具体区域社会史研究，得出具有普遍共性的历史认识。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探讨的是中央官僚体制下的王朝历史循环问题，虽然研究对象选取的是秦末汉初，详细考察了刘邦集团如何渐进转化为新的统治阶层的历程。最后落实到讨论“军功受益阶层”究竟是汉初的特殊产物，还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都始终贯穿的一个重要问题。 宏观理论为微观研究指明方向。理论体系在日常微观研究活动中起到思想引领的作用，没有宏观理论的指导，微观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恩格斯说过：“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史学研究中，宏观理论与体系框架是驾驭史料的工具，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洞察出事物的本质规律。钱乘旦指出：学者有了理论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因为史料本身是碎片的，是散乱的，需要历史学家去收集、整理，并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让它们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当下信息爆炸、资料碎片化的时代，掌握正确、合宜的理论比任何时代都迫切重要。因为随着史学工作者们研究历史的客观条件大大地得到提升，人们获取史料的难度极大地降低。在史料同等获取的条件下，史家之间水平的高下更多取决于双方的理论高度与功力水平。但是，我们不能将重视理论视为一切以理论为中心，更不能在不顾史实的前提下，用理论观点剪裁史料、史实。“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理论不是万能的，历史研究中同样不能以理论为旨归。而要根据实际的史实状况，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能动地运用理论。 （六）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治史技艺 历史学家是认识与解释历史的主体，历史认识是历史学者在研究史料基础上的主体重构，历史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活着的人与逝去的人、事之间复杂的交流互动。一名历史学家永远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水平与感受能力去解析历史。换言之，历史学者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是取决于他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历史事件之作为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别，但是历史学作为对史实的理解和阐释则有高下之别，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与感受能力的水平为转移的。”所以历史学工作者不能总是埋头于故纸堆中做盲目的考据工作，还要时刻进行反思活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加强自身的治史功力与技艺。客观世界是复杂、变化且多元的，历史学者若要理解客观历史世界，必须从其复杂性、多元性、变化性着手，以发挥学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因为历史本体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它、接触它，才有可能认识它的复杂全貌。历史本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惯性，所以我们能够间接地通过今日的生活经历来体悟昨日的事物变化。史家陈寅恪就善于此道，他“从历史中寻一个与现实极为相似的史实加以发明，因为只有找到与现实相应同时也与个人经历和情感能产生共鸣的历史现象，才更适于抒发自己真实的现实感受。”为此，史学工作者要增加生活经验，以提高对历史本体的切身感受与深入认识。学者在不同时期阅读同样一批史料会有不同的感觉与发挥，就是因为随着学者生活阅历的增加，对生活本身有着不同的阐释，连带着对历史现象的感悟也发生了变化。其背后的实质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循环往复。张尔田就曾将历史研究比喻成修补破碎瓷碗，史家的生活经历在其补碗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史事实，当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为之补全，其有缝可合者，固无问题；但终不免有破碎无从凑泊之处，即不能不用吾人经验判断所推得者，弥补完成。 历史本体也是变化的，毕竟昨日的事物与今日的事物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不能用今日的眼光来审视昨日的人、事变迁，也不能用后见之明来构建历史的发展。所以，历史学者必须回到历史语境，用古人的眼光审视古代社会的发展变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历史认识的相对准确。这就要求治史者必须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能力，即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回到历史场景。陈寅恪就强调史家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学者们只有真正的以“了解之同情”的姿态去研究历史，他们得出来的历史认识才有可能趋向真实。 历史本体还是多元的，它不是简单的单面相存在的，而是有其丰富的多元面相。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了历史的一个面相，而忽略了它其他面相。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被其表象所蒙蔽，而不能窥探到历史的本质。所以历史学者要善于用不同的视野来观察历史、解剖历史的丰富面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四、余论 当前历史学界尤其是新兴社会史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碎片化风险，不少学者见孤木以为森林，拾芝麻以为珠玑，将碎片误认为整体，把细枝末节看作是整体全部，更有甚者将研究过程或手段视作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长此以往下去，势必影响历史研究事业的正常发展。在打着实证研究幌子的碎片化潮流影响之下，学术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零碎史料为中心的研究、以细碎个案为中心的研究、以表面现象为中心的研究、脱离整体的部分研究，凡此种种皆为史学碎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零碎史料、细碎个案、表面现象与部分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我们不能用要素去替换整体，亦不能罔顾要素之间的联系，更不能忽视事物要素的发展趋势。 如今，越来越多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发现：与表面上呈现繁荣景象的学术大跃进相反的是，近些年来真正能够打动人心（这里包括学者与普通民众）并且能够真正存世的史学著作，诸如司马迁的《史记》、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等经典著作愈来愈罕见。此外，细心的学者也会发现当今史学工作者彼此之间各说各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哪怕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团体之内都缺乏沟通、彼此漠视，遑论差别性更大的不同朝代时段研究、不同区域国别研究。更不用说,从事实证微观研究的学者讥讽形而上理论的空疏；从事宏观理论概括的学者对具体微观研究的不屑一顾。以上现象看似可以用学术研究“后出转精”的原则来解释，但其实质仍逃脱不了史学“碎片化”的影响。因为“碎片化”式的研究大多不以问题意识与学术史为旨归，而以史料的堆砌、个案的例举、简单现象的描述为特征，长此以往势必助长“史料独霸”“占山为王”等不良学术风气。这既不符合真正学术研究需要相互欣赏、互为奥援的内在要求，也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乃天下公器”的学问宗旨。 要破解史学碎片化的危机，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将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研究实践中去。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充分掌握史料。因为我们只有掌握了足够多的史料，才不会将零碎的史料、孤立的个案、表面的现象视作历史事物的整体。其次，要运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审视史学问题。人们只有寻绎并打通史料、个案、现象彼此之间的联系与趋势，才有可能完整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才不致于陷入就事论事的泥沼之中。再次，要厘清整体史与各个部分历史的辩证关系，整体史应该建立在各个部分历史的基础之上，各个部分的历史应该在整体史的关照下进行。另外，要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微观研究是宏观理论的基石，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才会打动人心、令人信服。宏观理论在具体实证研究中起到思想引领的作用，没有宏观理论的指导，实证研究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最后，要发挥史学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治史技艺。因为历史研究归结到底是历史学者在研究史料基础上的主体重构，历史学者对历史本身的理解与阐释，取决于他自身的能力与水平。历史学家的能力与水平愈高，也就愈有可能无限逼近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