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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堃的《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近日由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这是一本历经十年而成的大作。该书涉及明代阳明学史早期关键问题，即阳明学关涉朝政大局、如何渗透并影响明帝国最上层统治阶级，且最终成为明帝国最高机构政治话语下一个重要治术议题，可以说是涉及阳明学在明帝国传播与深耕发扬的一个关键问题。本书试图为读者解开阳明学早期传播历史中层层迷雾，深入研读阳明早期文献，联系明廷朝局与中晚明社会现实，为早期阳明学与士大夫、明廷中枢关系做了一个鞭辟入里的解读。 众所周知，阳明学研究一直是明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关于阳明学相关研究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近年来，随着出版业高速勃兴，数字人文大力发展，明代阳明学材料重新发现于各大公私图书馆，被研究者所利用，极大提升阳明学研究层次与水准。日本学者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2007）的研究，推进我们对谢廷杰编《王阳明文集》与钱德洪编《王阳明年谱》以外阳明佚文的了解。束景南先生《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2015，增订本）对于已发现阳明佚文进行全面的考订与编年，提高了这些传统阳明文献以外资料的利用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重编《王阳明全集》，这也是焦堃著《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第一部分的核心资料。中国台湾学者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2003）、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2006），杨正显（《一心运时务：正德（1506—21）时期的王阳明》，2010）相关论著的出版，标志着一种阳明学研究中内史与外史的合流范式，影响了此后阳明学研究一些历史研究与叙事模式，即把早期阳明学作为学派发展中历史问题而研究与早期阳明学内在文本理论形成问题而研究合并同类项，这种研究思路突破传统史学中明代阳明学派与哲学中晚明王学的分野，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全方位由内而外观察阳明学在明代社会影响。吕妙芬与张艺曦论著集中在阳明后学与地方士人、社群研究，杨正显专研正德时期的王阳明的各种表现，对于阳明本人于朝政关涉和阳明后学如何进入明廷中央决策圈，随着阳明后学发生重大分裂等议题，囿于篇幅与主题，上述论著关注稍显不足。焦堃著《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重点篇幅试图回归阳明学与上层关系，利用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编《王阳明全集》，吸收上述论著资料、观点优长并借鉴其方法，对阳明学与明帝国最高层内阁政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发。 焦堃著《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分为四章：王阳明的早年经历及其思想形成、阳明学派的形成过程及成员的社会地位分析、阳明学派与“大礼议”、阳明后学与晚明内阁政治，这四部分对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进行了研究。 第一章《王阳明早年经历与其思想形成》中着眼于阳明早年佚文分析关于阳明早年的交游与思想形成背景，这些佚文部分为《王阳明文集》、《王阳明年谱》所刻意遗弃部分，对于我们完整认识青年阳明思想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章中着眼于分析阳明与李东阳的科举门生与座主关系，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会试成进士，根据天一阁藏《弘治十二年会试录》，阳明会试座师是刘春和林廷玉，大座师是李东阳和程敏政（《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2006），科举制度下独特的翰林院门生与座师关系（参见李思成《明代翰林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21），使得阳明进入仕途之后几年，刻意交好李东阳，但在进入正德年之后，二人关于朝政分歧邃大，于是分道扬镳，这也是阳明本人开始接触内阁中枢之始，阳明与李梦阳关系之变化，对于阳明本人以及亲传门人对明内阁看法影响甚钜。本章最后介绍阳明龙场顿悟的政治背景，为下面三章叙述作了极为重要的铺垫性研究。 第二章《阳明学派的形成过程及成员的社会地位分析》采取社会学、统计学之方法，研究阳明早期学派发展与门人的社会地位，对于贵州文明书院、湖广行省长沙府、常德府、辰州府三地阳明弟子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并利用社会阶层结构学理论分析其在当时社会所占之地位。最后一节着重将王阳明的传道策略及其背景与薛瑄、吴与弼对比，比较明朝本朝大儒在阳明之前学行及其学问流播的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比研究，集中阐释明儒在学脉、学行、学派形成早期一些异同点，阳明门徒积极仕进与阳明本人以地方要员讲学，均已突破明廷之规度，反映明朝立国百余年社会风气的变化与政治管控力的松弛。 第三章《阳明学派与“大礼议”》对于阳明及其门徒与“大礼议”之间关系进行了论述。“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初年的大事件，牵涉嘉靖帝与朝廷阁员杨廷和等关于政治、礼俗、皇位授受等多重政争，而且是全国范围内一次政治洗牌。阳明本人虽未明显表态，但是他与门徒对内阁批判，已经是见诸私人通信文字。阳明也引述《尚书》等典籍提出“断断休休”之类的为政理念，虽阳明一再表示这是其“致良知”方法论思考之一段，但也透露阳明对时政的关切和对内阁事权日重且有阁员大学士有排位之分的担忧。阳明虽有门徒支持新帝嘉靖，但是在嘉靖权纲独揽下皇权操作下，阳明本人与门徒与嘉靖帝以及其支持者之间关系反反复复，阳明政治理想不可能得到实现，明朝内阁成员在大礼议前后变化甚大，但与阳明关系却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阳明所期望杨廷和内阁抽换，希望明廷高层政治为“同寅协恭”，即居于政权核心的诸人平等协作的局面并没有就此出现，反映阳明以退养之官员与当权者关于一些朝野国有根本性矛盾。但是几位重要的阳明学者通过“大礼议”进入政权中枢并参与朝政的情况。本章重在揭示阳明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学术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反映本书对阳明早期学派不同于先行研究者的独特看法。 第四章《阳明后学与晚明内阁政治》通过分析嘉靖朝前期阳明学派讲学受到限制，至严嵩任首辅有所松动，徐阶为首辅是阳明学进入中枢政治的全盛，这一时期阳明后学在朝士人已经不再批判“翰林官—内阁”体制，转而融入此体制，并在首辅徐阶支持下，阳明后学陆续占领明廷中枢各要津。徐阶以首辅之尊在北京灵济宫多次展开阳明学讲会，聂豹、欧阳德等阳明亲传门人附和，形成一股巨大政治势力，也招致朝野上下的嫉恨，埋下了晚明党争的导火索，致使阳明学派出现了分裂。阳明学派一部分信徒如邹元标等继承了学派反对内阁集权之初志，此后逐渐与反内阁运动之主力东林派相融合。赵志皋、焦竑、陶望龄等阳明信徒在朝政表现左右失措，亦使得阳明士人面临艰难抉择，要么加入东林，要么在朝中无法容身，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政局走向的影响力。阳明学派在其后更是进入庶民化阶段，结合明代特色山人群体，对朝堂事务与地方行政发声，这一方面以泰州学派为核心成员，在晚明各大事件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 焦堃著《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通过二十万字的篇幅，基本理清几个阳明学研究关键概念：阳明本人早年就牵扯内阁中枢关系甚深；阳明学派不是一个单纯讲学团体，而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有一定政治主张与抱负。他们通过建构理想政治模型与批判现实内阁权利，所以建立初期，屡屡遭到当权者皇帝与内阁的批评；阳明学在嘉靖慢慢渗透，融合入翰林官—内阁体制，徐阶等阳明信徒奉行“阁部调和”政策使得阳明学大为盛行于中枢，也遭到阁臣张居正等人的反感，使得阳明学派讲学被禁多年。万历中期以后朝野关于中枢权力纷争更是白热化，沈鲤为首辅时，朝堂对立已经不可弥平。阳明学者内部也有重大分裂，出现了阳明学者与东林党人合流之势。阳明学与明代民间山人合流，对朝堂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可以说焦著提出这些关于阳明以及其学派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与缜密资料考订分析上，为我们还原阳明心学及其学派与明代内阁政治原始面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焦堃在前揭吕妙芬、张艺曦、杨正显等学者把阳明学研究内史与外史结合范式前提下，把阳明学与明代内阁政治研究放入阳明学发展大的脉络下，进一步自下而上追索阳明学由士庶而朝堂的发展历程，又对其在明代最后结局作了一个精彩的点评。可谓是近年来难得明代阳明学、政治史的佳著。作者在自序中虽自谦不懂阳明所提出很多哲理性语句，但是通过把这些关键词句，如“断断休休”放入嘉靖大礼议背景来分析，还是可以看出阳明致良知脉络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关怀，这比单纯以哲学文本化研究，或许更能深入剖析阳明的内心世界，也为我们理解阳明致良知成圣之追求，增加史家之关怀。概而言之，本书是建立在史家关怀下的阳明学与政治史论著，体现作者以阳明为中国古代“士”之精神代表，他们为学、求道、立言、立说进而影响朝局，希冀建立一个理想政治和谐秩序，可以说此书是焦堃先生以了解之同情来撰写的阳明以及门徒与明内阁政治一本佳著。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