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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年逾古稀的费孝通先生不辞辛劳，多次赴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系列调查报告，继续其“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为西北地区的发展贡献智慧。这些调查报告延续了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关注。费孝通指出，西北社会现代化的实现，首先要在打破农牧经济和大工业经济的封闭性上下功夫，同时，通过工商结合的方式实现与现代市场的对接，“改变封闭的自给经济为开放的商品经济”。商品牧业、乡村工业和现代商业三种带有开放性质的经济形式的有机联系与相互配合，是西北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路径。费孝通的这些观点对今天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西北；开放；现代化；市场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宗教舆情与检测研究”(项目编号：16JD850018)的阶段性成果 清末以降，外国列强不断入侵，国内官僚腐化、政治混乱，西北边疆面临空前危机。20世纪30年代开始，开发大西北不仅被国民政府提上日程，也受到更多学者关注，“到西北去”的呼声日益强烈。一时间，西北史地学、边政学、考古学研究风靡学界。研究西北的报纸杂志、学术团体日益增多，各类政治和学术考察团以及大批学人纷纷赴西北开展实地考察，为西北边区开发建言献策。1民族学人类学对西北地区的研究和关注，正是始于这一时期。其中以李安宅、谷苞等先生的研究最为著名。他们分别对藏族寺院庄园、寺院教育、土司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边疆等级制社会如何向平等主义社会平稳过渡，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身份和地位，西北地区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由等级主义向平等主义的转变。如何成功“改变封闭的自给经济为开放的商品经济”,3成为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发展经济成为时代主题。中国沿海城镇和乡村开始与现代市场紧密接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实践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结构上则依然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特征，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日益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二次学术生命”4、已年逾古稀的费孝通先生在初步完成东南沿海地区小城镇问题的调查后，决定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西北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5费孝通的西北实地考察，主要集中在1984-1990年间。2003年，费孝通还去了一次甘肃定西。自1984年起，费孝通多次深入西北，考察了包括甘肃的定西、临夏、甘南、肃南、积石山、会宁、永登，青海的海东、海晏、循化，内蒙古的包头、阿拉善以及宁夏、新疆在内的诸多地区。其中有些地方，如定西、临夏、包头等，费孝通还进行了长期多次的跟踪调研。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写就了系列调研报告，有《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包头篇》《定西篇》《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甘南篇》《游青海湖》《撒拉餐单》《临夏行》《海东行》《访骆驼之乡》《保安三庄》《宝鸡讲话》《甘肃行》《包头行》等，对当时西北地区存在的多种经济形式进行了梳理，并针对各地的不同特点，从土地、人口、市场诸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方案。 一、现代化：一如既往的学术关怀 黄淑娉认为费孝通一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二是对功能派文化理论的发展，三是提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四是对社区研究理论的丰富。6这些研究主题贯穿于费孝通个人生命史的不同阶段。也有学者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个人生命史，将其一生区分为三次学术生命历程，并指出每一次学术生命期对应的不同研究主题，“第一次学术生命主要关注城乡关系与乡土重建，第二次侧重研究区域经济与小城镇发展，第三次则致力于反思全球化与倡导文化自觉”。7从研究对象来看，费孝通一生的研究又可大致区分为汉人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两大版块，两大版块的研究穿插在他的总体研究中。8对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主题的梳理、学术生命的分期和研究对象的分类，非常有力地推进了学界对其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的清晰把握。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即对费孝通先生学术谱系断裂性的强调和连续性的忽略。7而这种连续性，就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一如既往的终生关注。 在对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的研究中，“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学者讨论的重中之重，而对于这一时期“行行重行行”的实地研究，论述较少。费孝通20世纪80年代在西北地区的系列调查，正是在这一时期展开的。一些学者通过或明白或含蓄的表达，认为当时费孝通的调查“是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开展”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和政治身份的影响，因此，这一系列调研缺乏学术性，或学术性不高。这可能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费孝通西北调查成果缺乏研究和讨论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他所调查和关注的已不再是体质、语言、文化和亲属制度等人类学家的传统专题，而转向了与各地民众就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此时费先生的社会角色已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他已不可能像1949年以前那样完全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和心境来开展调查和研究工作了。9 费孝通自己也承认，由于年龄的无情增长和社会地位变化带来的公务缠身，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80年代的学术工作已经失掉了那种“随意穿门串户，老中青少见面即能交谈诉说”的“最有利于社会研究的条件”。10但这样的表达并不意味着80年代以后费孝通实地研究学术性的缺失。费孝通自己认为，“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为止的这一段时期是我意外得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1120世纪80年代开始，费孝通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并重新拾起他的学术研究工作，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是他“第二次学术生命”中的重要内容。 “志在富民”和对中国乡村现代转型的关注，贯穿了费孝通两次学术生命的始终。费孝通多次强调，“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12这一主题的确定，和他的早期研究经验及其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的判断紧密关联。毫无疑问，费孝通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研究，延续了对这一学术主题的关注。 最早开启费孝通“志在富民”学术主题的，是他关于地处东南的江村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对江村的土地制度、亲属制度、财产继承、农业、手工业、蚕丝业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他发现，传统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佃租关系已然发展成了一种城乡间的金融关系。这一不对等的金融关系直接导致了乡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贫穷。由此，费孝通总结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3在费孝通看来，此时的中国乡村要实现现代转型，最首要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也就是穷的问题。如何实现“富民”?他的姐姐费达生在江村开办的缫丝场为他提供了启发。他的判断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在完全抛弃农村的基础上来实现，而是要兼顾广大农民的利益，在保护乡村或者说是在挽回乡村颓败局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工业，以此实现与现代世界市场的对接。之后在中国西南的禄村研究中，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和关怀。在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的影响下，依据江村、禄村的田野经验，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有效路径，首先在于兴办乡土工业，其次在于园艺改革，并提倡两种现代化路径的结合。14 由上，费孝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并非仅仅始自80年代以来的政治需要，而是从其学术生涯之始就有的关怀。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基于江村和禄村形成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在其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化方案，是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张力之间做出的抉择，而牧业文明和民族特征又使西北有着不同于东南和西南的复杂特点。牧业与农业的协调以及少数民族本身的发展，同时构成衡量西北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1989年，费孝通在《四年思路回顾》一文中讲道：“当时我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白‘我手上只有10块钱了，我不能随意花掉’。意思是我自己估计如果一切正常，我能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时间至多也不会超过10年。这10年可珍贵的时间一点一刻都必须充分利用，才有可能夺回我失去的20年。”1520世纪80年代恢复学术生命之后，费孝通不畏艰辛，抱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心态，跑遍祖国大江南北，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开展了系列调研。这些调研是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中国乡村现代化问题关注的继续。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本身应该有“志在富民”的学科关怀，在一次采访中他表达了对学科的期待，“在我看来，社会学和人类学最终目标是改善人民生活……当前大部分世界是贫困的，我们有责任用知识去改变这种世界”。16 二、“富饶的贫穷” “历史上的西北是不穷的，没有西北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文明。大西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17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的大西北，有其独特特点：第一，西北有着面积广阔的草场，非常适合发展牧业。牧业和农业之间天然的互补性，造就了西北地区农、牧兼有的生计方式和文明特点，而且传统牧业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第二，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共生之地，其中既有蒙古族、藏族、汉族和回族几大民族间的互动，也有土族、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等诸多人口较少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同时不同民族有各自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共同构造了西北地区的多元文化和民族交流互动的生动图景。第三，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历来都带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痕迹，历史上的边疆移民以及现代大工业建设等，都带有很强的国家色彩。第四，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如森林、草原、水力、矿产等，这些都是现代工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除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果仅从经济层面来讲，在牧业、能源等方面，西北地区也有着较大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西北无疑是一片“富饶”之地。然而，一方面由于东西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在现代化进程中西北地区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的重要原料、能源、资源产地，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资金的缺乏，西北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尚未得到有效的规模开发，没有能够带动当地的工业化发展。总体上来讲，西北地区的资源、能源优势并未真正转化为推动地方工业化、现代化的积极动力。西北地区区域经济仍然显现出极其封闭和落后的特征，生产力仍未得到有效释放，百姓生活也未得到明显改善。费孝通总结为“富饶的贫穷”。18 在甘南拉卜楞寺的调研中，费孝通还提及了另一种“富饶的贫穷”,即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寺院布施经济。“许多信徒甘心情愿地把一生劳动的积累，一下子都施舍给寺庙，自己再去过乞讨的生活”。19这是基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富饶的贫穷”,即通过自愿布施实现了财富从民间向寺院的转移，从而使寺院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而百姓陷入贫穷。对这种经济形式，费孝通显然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那种忠厚虔诚的性格只应引起人们的尊敬，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现世的报答却是艰苦和悲惨，那又怎能使我心安呢?”20佛教社会里这种基于布施的消费经济，费孝通并非第一次碰到。20世纪30年代，田汝康在其名著《芒市边民的摆》中描述了各种“摆”的仪式所带来的消费经济类型。费孝通曾为其作序，自然不会对这种经济形式感到陌生。尽管藏传佛教社会的寺院布施和小乘佛教社会的仪式布施在机制、目的等方面有一些不同，但形式大同小异，性质基本一样。费孝通认为，这种寺院布施经济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形式，而是和政治、社会与观念嵌套在一起的，是一种总体性的表达。“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一个人生出来就在这种制度中成长，把这种制度的一切思想和行为规范视作当然，封锁在这笼子里过一生”。20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富饶的贫穷”,则必须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入手。社会的变革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事实上，费孝通也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制度变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也可以用祈祷来表达他的心愿，我很想祈求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能允许他们在现世预支他们后世应得的报应”。20在费孝通看来，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框架内加快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或许才是改变此种“富饶的贫穷”的出路。 对于藏族社会这种“富饶的贫穷”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费孝通并未做过多描述。20世纪80年代，他最集中关心的是第一种“富饶的贫穷”。事实上，第一种“富饶的贫穷”的现状，也是20世纪80年代西北地区的普遍特点，这一现状是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的问题。西北地区的诸特点及普遍的“富饶的贫穷”现状，决定了其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会有着和东部地区不同的路径。因此，如何基于西北社会本身来解决这种“富饶的贫穷”,或者说如何让“富饶”来战胜“贫穷”,通过西北经济的大发展来解决区域平衡问题，并推进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是费孝通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是其前往西北实地考察的初衷所在。在费孝通看来，以经济的现代化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是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在这过程中，如何在当地现有经济形式基础上实现与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对接，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三、三种经济形式及其现代转型 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地区实地考察中，费孝通发现了三种主要的经济形式。第一种是当地发展起来的、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第二种是由国家力量嵌入的大工业经济；第三种是以回族为代表的、带有很强民族和区域特点的商业经济。 前两种经济形式带有非常明显的封闭性特征。小农经济和小牧经济是当地社会基于自然生态条件和生产习惯而自发生成的，其本身自给自足的特性，使农、牧经济天然带有面向日常生活、排斥市场经济的特点；同时在农牧交界地带的汉人居住地方“以农为本”观念所带来的人地间紧张关系，导致区域性生态恶化和百姓贫穷间的恶性循环，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商品经济和现代市场的生成。大工业经济是由国家政治、经济力量予以支持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形式，直接面向国家，权力独立于地方，同时属于计划经济或产业经济类型，这直接导致了大工业经济的双重封闭性：一重是面对当地社会的封闭性，一重是面对现代市场的封闭性。最后一种经济形式则带有区域范围内的开放性，但是由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百姓收入、消费水平的限制，其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半封闭性特征。 如何打破前两种经济的封闭性，并在发挥第三种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与现代市场的对接，费孝通基于西北社会的特点，从土地、人力、民族优势等方面提出了通过牧业商品化、乡土工业发展和区域市场的激活和扩展，使西北地区迈向开放的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一)土地利用、农牧结合与牧业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可以放牧的草原共有43亿亩，占我国土地面积的1/3,主要是在西北边区”。21在西北地区，费孝通发现了两种主要的牧业形式：一种是小规模的“农本牧业”,这种牧业形式一般是在农牧交界地带的半农半牧区，牧业作为农业的补充存在；另一种是大规模高原牧业，分布在海拔较高、草场面积广阔的纯牧业区，牧业是当地群众经营的主要经济形式。定西是“农本牧业”的典型地区，甘南和肃南是大规模高原牧业的典型地区。这两种牧业都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类型。在牧业的现代转型中，两种牧业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是，打破自给牧业的封闭状态，实现牧业的商品化。牧业商品化的关键则在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农牧关系的调整。 费孝通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决定土地利用方式的原则有两个：自然条件和商品经济规律。22在西北地区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同时关注到土地利用的这两个原则。 自然条件是决定土地利用的基础要素。西北地区深居内陆，降水稀少、气候干旱、多沙质土壤，大部分地区不适合农作物种植，却非常适合牧草生长，拥有面积广阔的草场，是牧业发展的优势之地。因此，费孝通认为西北地区的开发，首先应该从牧业入手，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23 西北地区历来是汉族和北方诸少数民族频繁互动之地，这种频繁互动在经济上表现为农业和牧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甘肃定西地处农牧交界地带，清代大量汉族移民定居此地。随着当地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以农为本”思想观念的影响，大量草地被开垦为农田。由于西北地方地广人稀，大部分开垦的土地被粗放地利用，“搞广种薄收，种一块丢一块”。加上干旱少雨的气候，长久以往便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当地人不得不四处开垦新土地。自然生态与粗放农业之间的恶性循环，直接导致了定西地方的长期贫穷。在费孝通看来，“自然生态失衡”是西北地方贫穷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西北是不穷的，没有西北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文明。大西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后来由于生态破坏了，逐步变成了满目黄土的状况，贫穷也就由此开始了”。24而“自然生态失衡”的原因则在于忽略自然条件的土地利用，即适宜长草的土地被用作了农业种植用地。 要改变“自然生态失衡”的现状，首先就要改变不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土地利用方式，即从粗放的农业种植用地转向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自然草地，“种树种草”被确定为定西地区脱贫致富的首要步骤。从1984年到2003年间先后七次的定西考察中，费孝通持续关心和关注该地的“种草种树”。1985年当费孝通第二次到定西时，就发现当地“种草种树”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草的长势也不差，既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又产出了较多的干草”。25需要指出的是，定西地区最初的“种草种树”是国家主导的行为。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定西调研时做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下，甘肃省委制定了“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的预期目标，26并采取“以钱、粮补草”的方式鼓励当地群众退耕还草。27这种国家主导下的“种草种树”虽然在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方面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却没能从根本上激发当地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也没有带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种草种树”遭遇困境。在农民眼里，草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有个别农户发生了上年种草，下年度又把草地翻过去种上了粮食”27的行为。因此，如何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如何使草地与经济价值挂钩，来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符合商品经济规律，是土地利用的另一重要原则，是提升土地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打破小农牧经济封闭性的重要条件。从吴江经济作物种植经验和内蒙古牧草对牧民的重要性中，费孝通提出大力发展畜牧业的方案，他希望通过牲畜养殖实现草从自然植物向经济作物的转变，认为草畜结合能够使土地充分发挥其经济价值。28对畜牧业的提倡，在于其本身就是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发展畜牧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但畜牧业从来都不是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其往往是以服务农业种植的角色出现的，就畜种来讲，大多是作为人力替代的毛驴和生产粪肥的牛羊。这种以牧辅农的牧业形式，被当地总结为“农本牧业”。“农本牧业”是农业种植发展的产物，要想提升草地的经济价值，就要推动以牧辅农的“农本牧业”向以农辅牧的“牧本农业”转变，通过牲畜与草地的结合，把土地的经济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费孝通通过甘肃定西的两个案例，来说明了这个转变的过程。第一个是张家三兄弟的案例。当家的老二从事家庭牧业，养殖猪、羊、鸡、蜂等；老大从事种植业，部分土地用来种植牧草，以满足牧业发展需要；老三开粉坊、磨坊并负责饲料加工。兄弟之间有分工、有合作。费孝通认为这种经济形式依旧保留了一些农本，是一种“种植业、牧业和农产品粗加工业混成一体的家庭经济结构”,属于实现“牧本农业”的过渡类型。29第二个是养兔专业户的案例，养兔专业户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一心扑在兔子上”, 通过各类报纸和四处向专家请教了解养兔的先进技术和市场情况；家里四亩地都种上了兔草，专门通过卖兔毛和小兔获得收益。30费孝通认为养兔专业户完全摆脱了农业种植的束缚，是完全的“牧本农业”发展的典型。他们两家都通过畜牧业的商品化，提升了土地，尤其是草地的经济价值，实现了脱贫致富。 与定西的半农半牧不同，西北纯牧区大多地处高原地带，独特的高寒气候，对农业种植有着天然的排斥。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国家号召下，大批内地支边青年赴甘南将大片草场开辟为耕地，事实证明农业种植在这里搞不好，作物种植收益薄弱，甚至是负收益。因此，不得不将这些新开垦的土地重新转变为草场。因此，纯牧区并不存在定西那种粗放农业种植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自然气候冲突所引起的严重的、长期的“自然生态失衡”问题。此外，高原牧业区是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生活地域，牧业长期以来都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主要经济形式，他们通过牲畜放牧来发挥土地的价值。人地关系存在着较优的搭配。但是，高原牧业也面临着草场退化的问题，这种退化是指牲畜可食牧草面积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在甘南的调研中，费孝通提到了草原上长着许多不被牲畜食用的毒草，这是草场退化的表现。31费孝通认为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牧业的封闭性，即牧民传统上把牲畜看作是财富的象征，因此非常看重存栏量，而很少出现买卖行为，这就导致了牲畜的超载，从而加速了草场退化。32要改善草场退化的现状，就要打破牧业的封闭性。推进牧业商品化是抑制草场退化，进一步提升草地价值，增加牧业收益的有效手段。如何推进商品牧业化?肃南和甘南的牧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大规模高原牧业商品化的两条路径。 肃南地区的牧业现代化起步较早。优化牧草和畜种改良是提升单位面积内草地效益的重要途径。就牧草来讲，肃南先是通过“草库伦”有效抑制了草场退化，随后推进基本草场建设，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增加了收割饲草的总量。就牲畜来讲，肃南从20世纪50 年代起就开始了畜种改良的工作，到80年代已经建立起“甘肃高山细毛羊”育种基地。肃南牧业对现代市场的开放以及实现牧业商品化，最终是借助其“处在河西走廊工农业重点建设附近”的地理优势，将其产出的畜牧产品转变为加工工业的原料来完成的。肃南在牧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费孝通称其为“牧业现代化的前进基地”和“现代化牧业的试验场所”。33 与肃南牧业相比，甘南远离工农业重镇，其牧业现代化起步较晚，显现出更为传统和封闭的特征。费孝通认为，甘南牧业商品化，首先要从优化畜群结构入手，通过淘汰老畜、弱畜，多饲养年轻力壮的母畜以提升幼畜出生率；同时改变传统财富观念，以出栏率替代存栏量，提高单位面积草地的经济价值。其次，以农牧结合解决冬季牛羊掉膘、价格下降的问题。费孝通认为，甘南藏族牧民可以夏季在草场上放牧，冬季时把牲畜赶到临夏，卖给临夏回族农民，临夏回族农民用苞谷等饲料圈养牲畜，养肥之后投向市场。通过区域、民族和农牧不同经济形式间“放牧+舍饲”的接力和结合，不仅能够解决冬季牛羊掉膘、冻死问题，也能够有效推进甘南牧业的商品化。34 肃南和甘南的牧业现代化，都是通过提升单位面积草地的经济价值和拉近与市场距离来完成的。但在如何与市场接轨方面，肃南和甘南由于地理区位的不同特点，开辟了牧业商品化的两条路径：肃南牧业的商品化，是通过与工业的结合完成的；甘南的牧业商品化，则是通过农牧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依据两地牧业现代化的不同经验，费孝通还曾提出了“两南兴牧”的设想。35 费孝通对牧业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探索，旨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增加牧区百姓收入。对于现代牧业的发展，他有着更大的设想。费孝通希望通过现代牧业的发展，将肉食纳入百姓日常生活从而改善中国人传统的饮食结构，如此可以大大减轻粮食生产的压力，腾出更多的土地转向经济作物的种植，进而推动东部农业更好地实现现代化。36在费孝通看来，这是超越区域的、更大范围内发展牧业，实现农牧有效结合的意义所在。 (二)人力资源37、上下结合与乡土工业发展 西北地区的大工业起步较早，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协助建设的项目，多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国营企业；二是20世纪60年代出于备战需要的“三线建设”中修建、以军工生产为主的国营企业。38费孝通敏锐地指出了这两类大工业经济形式的共同特点：一是都是由国家力量投入的、自上而下建设的国营工厂，二是都形成了一个个“工业孤岛”,没有和当地社会形成实质性的勾连。38内蒙古包头、甘肃兰州、陕西西安和宝鸡等都是有名的大工业中心。西北大工业的两个特点，使这些国营工厂形成了对当地社会和对现代市场的两重封闭性。因此，要想通过大工业发展来推动西北地区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这两重封闭性，使大工业自身在实现与现代市场进行良好对接的同时，也能够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很好结合起来。在费孝通看来，大力发展乡土工业，是打破两重封闭性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要推进乡土工业的发展，则要在人力的流动与开发以及国家-社会的上下结合上下功夫。 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托能源和资源优势，西北地区大工业企业得到大力发展，非常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整体的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西北地区这些大工业企业大多已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弊端和问题。费孝通总结这些弊端和问题为“人文生态失调”问题。“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39 这里的“社区”,并非指当地自然生长的社区，而是指大工业企业。也就是说大工业企业既是一个生产性的经济机构，又是一个社会性的聚集社区。包头是比较典型的“人文生态失调”社区。传统上的包头是西北有名的皮毛集散地和商品转运中心，人口不过七万余人；除少量的规模很小的手工业作坊外，完全没有工业的基础和传统。40因此，依靠本地原有的经济结构来推动工业化与现代化，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包头钢铁厂的发展是国家力量主导的工业化的结果。1953年，作为“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包头钢铁厂依托当地矿产资源优势得以建立，并迅速成为我国大型钢铁企业。但限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技术、资金、劳力完全依靠外部支援。包钢的发展有力推进了包头作为现代城市的发展。费孝通认为，“三力支边”在历史上也会在将来成为推动边区开发的重要手段。41但这种发展模式也成为造成包头“人文生态失调”问题的主因。这种“人文生态失调”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企业内部的人口压力问题。首先，包钢是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修建的，其直接负责对象是上一级经济部门，不受当地政府部门管辖，形成了一个权力上独立于当地政府的机构；其次，包钢的技术人员和劳力都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而来，当地社会与当地人被隔绝在包钢的发展之外，同时包钢需要承担生产发展和工厂社区延续的双重任务；再次，包钢在生产上形成的计划经济性质的产业经济类型，也使其远离了现代市场。基于上述三点特征，无论是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层面，还是在市场层面，包钢除了是一个生产型企业外，实质上也成了一个封闭的社区。20世纪80年代，这个封闭社区内部大量外来人口及其不断繁衍的新人口，给其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包钢不得不修建住房、学校、医院等一系列带有社会性质的配套设施，同时还要想办法解决新增人口的婚姻、就业问题。42费孝通将包钢比喻成一个大家庭，“这样的企业像个大家庭，不能不一代一代地养活不断增长的子子孙孙。因为这个大家庭并不是个不断生长中的母体，而是生产力受限制的封闭社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恶性循环，包袱越来越重，母体越来越弱”。43 第二是企业内部的人才外流问题。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随之而来的是东西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包括包钢在内的很多西北地区大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开始“孔雀东南飞”,到东部沿海地区寻找更好的机会和更优的待遇。专业人才的大批“东流”,使得西北大工业企业发展陷入困境。44 由此看来，“人文生态失调”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企业的双重封闭性——面对社会的封闭性和面对现代市场的封闭性——造成的。因此，除了在产品上实现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以面向更为广阔的现代市场外，打破大工业企业面对社会的封闭性，使大工业企业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是解决大工业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而要解决双重封闭性问题，则要从“人文生态失调”的两个表现入手：一方面要释放大工业企业过剩的人口和人力，另一方面则要留住专业技术人才，让他们有事可做，有待遇可享。在费孝通看来，发展乡土工业，是有效开发人力，解决大工业经济困境，驱动区域工业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费孝通提出了启动西北地区乡土工业发展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从上出发，将大工业企业的剩余劳力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人力资源优势扩散到乡土企业中。与费孝通在东南发现的依靠社会力量办企业的路径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大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积累了成熟的技术、人才优势和工业基础，因此依托大工业经济的优势来启动乡土工业的发展成为西北工业化的有效路径。20世纪80年代，西北地区的一些大工业企业已经开始了通过技术、人才、资金、设备等向乡土企业扩散的尝试，以此与当地社会形成有机连接。如定西的敬东厂通过兰州国企部分功能的分解和扩散，开启了乡土工业发展的进程；甘南合作的毛革厂则通过“超距辐射”的方式从地处东南沿海的南京请了专业技术人员，来帮助企业发展。45如此一来，不仅解决了西北地区大工业的过剩人口和人力带来的发展困境，也充分利用大工业企业乃至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和智力优势，有效启动了乡土工业的发展。 第二种模式是从下出发，充分挖掘当地能人并加强地方人才培养，推动当地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费孝通认为，西北地区的发展，既要考虑到如何把那些带有智力优势的人才吸引到当地的发展中，也要动员当地群众参与到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来。因此，在乡土工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吸收大工业企业和东部沿海工业的优势劳力和人才，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当地的人才开发。在西北很多地方，费孝通都发现了基于家户或家户联合的手工业生产能人。如定西的电焊工、开磨坊姑娘的父亲46、甘南的手艺人、临夏的皮毛工艺人等。但这类乡土工业规模较小，多以户和联户办的家庭企业的形式开展，没有形成与现代市场对接的规模化生产。因此，通过与现代市场对接，将这些基于家庭生产的小规模的多少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的手工业艺人转变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人力资源，成为启动乡土工业发展的另一模式。在对甘南的调查中，费孝通还提到了通过教育上的内引外联，来培养当地实用性人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西北乡土工业发展中，费孝通提出了不同于东南社会的启动和发展模式。对大工业企业人力的有效利用和对当地社会人力的开发，以及上下结合(大工业企业和乡土工业，国家和社会)是发展西北地区乡土工业的特点。 如何通过大工业企业人力的有效调配和当地人力的开发与培养来推动乡土工业化，这其中既涉及大工业企业和乡土社会的问题，也涉及城市与乡村的问题。费孝通坦言，通过以大工业企业为中心向乡土工业扩散的形式，既可以实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推进当地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把大型骨干企业的能量扩散出去，成为发展边区工业的发动机。在一个区域内扩散工业的同时建设城市，发展小城镇，使之形成一个由大小企业构成的群落，一个有生长活力的社区”。47 通过发展乡土工业推进地方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是费孝通长期以来的关注所在。在东南社会，地方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依托于乡村剩余劳动力向乡土工业的流动，其乡土工业的启动是依靠自下而上的、以社会力量兴办乡镇企业的方式完成的。西北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经验，西北地方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同时依托乡村剩余劳动力和当地大工业企业中的过剩劳力、科技人才，其乡土工业的启动，需要依靠以大工业企业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和地方能人经济上下结合的方式来完成，这是由西北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工业化特点决定的。 (三)民族优势、工商结合与西部市场开拓 在西北地区，面对市场封闭的农牧经济没有充分发挥土地的价值，面对市场和当地社会双重封闭的大工业经济也未真正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北的实地考察中，费孝通却发现了地方社会内部所蕴含的、有利于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传统商业经济优势。西北区域市场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西北地区地处农牧交界地带，农牧经济之间天然的互补性使得不同区域的群众有着对物品交换的需求；另一方面，西北地区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各民族不同的民族优势特点是传统区域商品经济兴起以及未来西北地区开发的重要力量。 对于西北地区市场的开拓，费孝通认为不仅要带动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更要依靠少数民族发展，让他们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之中。费孝通指出，生活在西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各有专长，历史造就了他们带有民族特点的优势，这些都是推动地区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当费孝通在青海湖“披上军大衣，还要打颤”时，身着单薄袈裟、袒露着肩膀的藏族僧人在高寒的气候环境下，依旧活动自如。费孝通认为，藏族人对高寒气候极其适应的身体素质，“是千百年世世代代锻炼出来的真本领”,这个本领也注定了他们会成为青藏高原现代化的主力军。48在循化，费孝通遇到了作为青藏高原上“有名的强壮劳动者”和“多民族的综合”的撒拉族，历史上他们是西来的中亚细亚男人和藏族妇女通婚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混血的优势使他们极能适应高寒环境，在高原木材开发和青藏铁路的建设中，他们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费孝通认为，在青藏高原的开发中，撒拉族依旧是少不了的强壮劳动者。49撒拉族餐单的丰富性，也体现了该民族农牧结合、擅长贸易的特点。餐单中八宝茶融合了各地特产。餐单中既有带有农业特色的面食和米饭，又有极具牧业特色的手抓羊肉和酸奶。此外，撒拉羊远销北京东来顺饭店，更是使费孝通看到了西北牧业面向东部市场的可能性。50在积石山之行中遇到保安族，费孝通认为他们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他们能工巧匠的锻造技术”。家家户户手工锻造的“保安刀”,“锋利耐用，精致美观”,是牧民切割羊肉的主要日常用具。“保安刀”在蒙藏牧区的畅销，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伴随旅游的发展，作为民族工艺品的“保安刀”也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区域市场的范围。51在青海西宁，费孝通看到了土族经商的优势，他们组成了800余人的“倒蛋部队”, 在互助与西宁之间倒卖鸡蛋，这让费孝通看到了少数民族群众在沟通城乡经济、农牧区经济中的可能性。52回族也是一个极为擅长经商的民族，他们的市场几乎涵盖了整个青藏高原，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费孝通称赞他们有着“当前现代化所需要的‘商品头脑’”。53西北回族大多是蒙古军队中将征服地方的工匠、商人组成的“探马赤军”的后裔，54本就有经商传统和手艺优势。此外，回族不食大肉的习俗，也使其不能较好适应农业经济，而长于经商。55费孝通认为，这些不同民族所展现出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特点，既是在不同民族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中造就的，也是在不同民族之间不断交往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在西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应该积极地去承认民族优势，并“把这些优势联系到他们现代化的前途上去”。56 在西北，费孝通还看到了两类传统市场的遗存形式：第一类是单一民族内部的商品交易形式，以甘南-拉萨的藏族酥油贸易为代表。远途朝圣中的人口流动带动了茶叶、酥油等商品的流通。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甘南考察时，甘南已有来往于甘南、拉萨之间的商品运输卡车302辆，运往拉萨的既有传统的酥油，也有现代的啤酒、塑料底布鞋和其他日用品；从拉萨运回的则是印度进口的手表、呢料等。在拉卜楞，费孝通甚至还看到了印度制造的西装。57第二类是跨民族的商品交易，其中以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为代表。这两类传统市场，既是传统市场的表现，也有着打通国际市场的可能。费孝通考察了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后，发现这两地原本就是大农区和大牧区之间农牧产品流通贸易的中心，提出了建立“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的构想。费孝通指出，要进一步激活区域市场，使其成为西北地区农、牧业两大经济区之间交流沟通、互通有无的中心。在费孝通看来，激活传统区域市场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互通有无，还要将之打造成“一个联合体”,58即通过当地各群众的参与，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在西北打造出一个生产适应西部市场需要的日用产品的轻工业基地，推动青藏高原的开发和西部国际市场的开拓。事实也证明，甘南运往尼泊尔的塑料布底鞋很受欢迎；而临夏回族也可以通过清真食品的生产来实现向中亚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市场的开拓。费孝通认为“以商带工，以工促商”是打破传统区域市场半封闭性，实现更大的开放性的重要路径。 费孝通在西北实地考察中发现并讨论了三种主要经济形式，即自给牧业、大工业和区域商品经济，分析了这三种主要经济形式向商品牧业、乡土工业和现代商品经济转型的可能。费孝通认为，这三种经济形式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构成西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牧业商品化、乡土工业和区域贸易是有机联系的整体，需要三者同时发力。牧区生产优质的食用牲畜，乡土工业生产牧区日用消费品，区域贸易带动日用消费品和牧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流通。 四、结 语 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与经济学家的见解有所不同，费孝通认为经济只是社会中“逻辑化、概念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对社会的关怀才是根本性的，经济的考量要奠定在社会之上。59因此，经济的现代化只是推动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社会的现代化才是最终目标。西北地区多民族的特点，使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现代化进程层次更加丰富。费孝通认为，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时也要注意到少数民族本身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一方面是动员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参与他们本地区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60需要强调的是，西北地区的现代化，并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多个民族共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成为“现代民族”的问题。因此，让各个民族参与进来，应该成为西北地区现代化的典型特点。费孝通认为，各民族优势在区域范围内的有机联系及充分发挥是西北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西北地区的实地研究中，费孝通采取了和东南社会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基本单位。首先，强调国家参与现代化进程。与在东南社会单纯地强调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不同，费孝通认为在推进西北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社会“双重主体”的作用，这不仅仅是由西北地区本身的社会和历史特点决定的，也是由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费孝通后来也提出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其中“扩散效应和东西联营”是重要抓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仅要扮演协调者的角色，为西北地区发展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更要参与其中，与当地社会一同扮演发展主体的角色。61在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当地社会缺一不可。 其次，基本单位从“模式”到“区域”的转变。与东南社会研究中所采用的“模式”的基本单位不同，在西北社会的研究中，费孝通开始以“区域”为基本单位来看待当地社会及其现代化进程。费孝通提出的“模式”,本质上依旧是一种社区研究，只不过是一个扩展的社区，这个社区内部包含了城镇和乡村两重空间，比如温州模式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模式”下的社会，都是一个“江村”。而“区域”作为基本单位，显然已经超越了具体社区的范畴。其中，一个是关于“走廊”概念以及超越单一民族或社区视角的延续，如针对西北地区提出的陇西走廊、河西走廊乃至西北民族走廊等等；一个是关于经济协作区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开发的设想，最典型的是海东-临夏经济协作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两南兴藏等设想的提出等，62甚而先见性地提出了重开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63“区域”作为基本单位，构成了对费孝通之前研究的重要补充。仅就西北地区的经验来讲，这个“区域”既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聚居地，又是一个多民族在频繁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多元一体”的社会空间。如果我们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所使用的材料进行细致爬梳就会发现，西北地区各民族在经济层面上交流交往的历史和事实，如农、牧两大经济区的互动以及汉、蒙古、藏、回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等，构成了“多元一体”理论提出的重要经验基础。6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北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在推动区域市场形成与扩展中具有重要优势，但由于西北各民族在历史的累积中所形成的内部社会结构极其复杂，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而且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不同民族之间边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了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如何使单一民族从内部和外部同时获得开放性，以此有效地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依旧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的问题依然存在，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方面入手，推进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65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一带一路”愿景的实施，包括西北在内的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正在不断快速发展，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西北实地考察中所指出的两种主要经济形式的封闭性并未完全消除，更为广阔的现代市场还有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30多年前费孝通对西北地区特点的把握，以及对三种主要经济形式及其现代转型的探索，依旧不乏真知灼见，在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中，能够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既涉及区域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涉及边疆民族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如何兼顾经济与社会、区域与全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协调发展，推动西北地区走上更加开放的现代化之路，费先生已经为我们破了题、开了路；如何在对当地社会进行更加细致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是后辈学者需要做的紧要工作和努力方向。 注释 1.张晓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2.张亚辉:《土地制度与边政忧思:谷苞先生的卓尼经济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3.费孝通:《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28页。 4.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188页。 5.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12页。 6.黄淑娉:《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7.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8.杨清媚:《知识分子心史——从ethnos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张亚辉:《费孝通的两种共同体理论——对比研究的反思与重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9.马戎:《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10.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514页。 11.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188页。 12.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0页。 1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6页。 14.张亚辉、庄柳:《从乡土工业到园艺改革——论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厦门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5.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514页。 16.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编:《费孝通与甘肃》,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7.费孝通:《开发大西北》,《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16页。 18.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30页。 19.费孝通:《甘南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95-196页。 20.费孝通:《甘南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96页。 21.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24页。 22.费孝通:《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162页。 23.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25页。 24.费孝通:《开发大西北》,《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16页。 25.费孝通:《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158页。 26.费孝通:《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费孝通文集》第9卷,第518页。 27.费孝通:《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59页。 28.费孝通:《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60页。 29.费孝通:《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62-163页。 30.费孝通:《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63页。 31.费孝通:《甘南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85-186页。 32.费孝通:《甘南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86页。 33.费孝通:《甘肃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564-566页。 34.费孝通:《甘南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86-187页。 35.费孝通:《甘肃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562页。 36.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25页。 37.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24页。 38.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500页。 39.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62页。 40.费孝通:《包头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25-126页。 41.费孝通:《包头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28页。 42.费孝通:《包头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29-130页。 43.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63页。 44.费孝通:《包头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30-131页。 45.费孝通:《甘南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93页。 46.费孝通:《定西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71-172页。 47.费孝通:《包头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25页。 48.费孝通:《游青海湖》,《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07页。 49.费孝通:《撒拉餐单》,《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08-109页。 50.费孝通:《撒拉餐单》,《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09-112页。 51.费孝通:《保安三庄》,《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21页。 52.费孝通:《海东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262页。 53.费孝通:《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529-530页。 54.费孝通:《临夏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116页 55.费孝通:《发挥民族优势脱贫致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72页。 56.费孝通:《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530页。 57.费孝通:《甘南篇》,《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181页。 58.费孝通:《海东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266页。 59.费孝通:《答问发展与发展研究》,《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466页。 60.费孝通:《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327页。 61.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33-336页。 62.秦永章:《费孝通关于开发“西北民族走廊”的探索与构想》,《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23日。 63.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31页。 6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6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5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