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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主要有“新中华民族与自觉中国”“中华民族大联合与中华民众大联合”“革命中华民族和革命中国”三大内容。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同推进启蒙运动新发展，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共同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由此，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百年逻辑起点得以显现。重释和考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可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逻辑起点，从而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根本力量；共同的救国意识、革命意识和民族复兴意识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容；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核心。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逻辑起点 项目基金：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2020MDZL16)，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专项项目(18A04S18)，中央民族大学2020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级教改项目(JG2005)。 作者简介：孟凡东，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从事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近现代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国各民族革命与建设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柏静，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华民族复兴研究；康基柱，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事中华民族复兴研究。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①中华民族从“共同书写”的“传统性历史文化共同体”走向“共同救国”的“近代民主主义命运共同体”再走向“共同强国”的“现代社会主义共同体”，实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了“自在存在”“自觉存在”和“自为存在”的阶段特质②。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中国国情，自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华民族观、民族复兴观与和谐民族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始终为追求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共同奋斗。重释和考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有利于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建设历程，全面解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与自为的百年逻辑起点。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提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乃至发展、壮大是一个自在的渐进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转变正是从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开始的。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共同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国国家意识的不断觉醒，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的不断自觉。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论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起点，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开始确立，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五四运动前后，“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这一传播扩展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以后”③。在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扩展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开始自觉萌发。 （一）新中华民族与自觉中国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源头，其基本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族自觉在于青春中华”，二是“创造新中华，复兴之中国”。这一思想在形成了崭新的中华民族观和民族复兴观的同时也实现了二者的结合。李大钊认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④。中华民众都是中华民族，中国要建立“理想中国”和“理想中华”，实现“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统一中国和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民族之新思想和新文化，建设崭新的中国和崭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在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形成过程中，“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就是要把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与民族自觉意识结合起来，建构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形成“自觉中国”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念“既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代政治条件，说明了‘再造’和‘复兴’古老中华民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他还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化合的新的‘中华民族’，提醒民国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该本着这种整体的新‘中华民族’观念，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并由此强调了中华民族在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李氏的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旗帜已经鲜明地树立起来了”⑤。 李大钊在民族紧要关头站在时代的前列，期望国人意识到此时中华民族已是“白首中华”的事实，提出建立“青春中华”和“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救国救民主张。他指出，要实现“青春中华”就要变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站立和崛起，就要唤醒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争取再造中国、自觉中国和复兴中国以实现中华境内各民族的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内核在于“新”，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他站在民族复兴和民族团结的角度，提出了“青春中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思想火花之一。他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于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基础。 （二）中华民族大联合与中华民众大联合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倡导“人类解放”，主张“群众联合”。同年7月到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连续发表了三篇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阐释中华民族观，强调“中华民族的大联合”。毛泽东指出：“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同时，中国也需要“民众的小联合”“以小联合为基础”“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⑥。中华民族就是“民众大联合”和“民众小联合”的统一。 1919年8月4日，在第三篇《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强调了“中华民众的大联合”，并指出：“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中国已经不同以往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⑦。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原就有“伟大的能力”的民族，愈加深重的民族压迫会蓄起愈加大的民族反抗，并预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⑧。中华民众的大联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黄金世界”和“理想社会”，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这三篇文章发表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提出的中华民族大联合与中华民众大联合思想不仅是对当时北京爱国学生行动的回应，更是对巴黎和会失败后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该如何建设，民族解放与复兴如何实现的思考，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大联合与中华民众大联合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百年萌芽。 （三）革命中华民族和革命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是主张用“联邦制”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希望通过彻底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基础上的联邦制的“真正民主共和国”，建立新型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而革命中华民族和革命中国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百年逻辑起点的核心内容。 首先，中国共产党推动国民革命实现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解放。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明确提出，打倒军阀，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⑨；建立统一的联合战线，建立“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⑩。中共三大还进一步提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11)，通过国民革命实现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其次，中国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民族革命有着深刻的认识。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中国共产党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12)。 再次，中国共产党早期主张民族自决思想。列宁、斯大林等人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将理论本土化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国内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合苏联国情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1917年，列宁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宣布：“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13)。列宁“民族自决”思想的内核是民族平等，以及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民族团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师”，提出未来要共同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构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14)，“提携各幼稚民族越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达于共产主义的建设”(15)。中共二大宣言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6)。中共三大又把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运用到我国的民族关系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西藏、蒙古、***、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族民族自决”(17)。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照搬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思想。李大钊主张的民族自决思想和联治主义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而且，“这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他们互助的目的”，是“适于复杂、扩大、殊异、驳杂生活关系的新组织”。“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18)中国境内的“五大族”共同建设中国的新组织，共同建设一个“平等”的新组织和新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的发刊理由》一文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中华民族的共同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幸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总之，这些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思想，也是陈独秀关于“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主权”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集中表达(20)，而要想实现中华民族“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和根本性改造，就要有“爱国心与自觉心”：“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21)，换言之，就是要以实施新思想、创造新文化、开辟新生活、建设新国家、改造新社会、建构新民族为责任，以建设一个平等团结的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建设一个将来的新中国为使命，努力“实现中华各民族政治上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终归宿”(22)。不难看出，1931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体现着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混合使用的情况，常使用中国民族、中华各民族、大中华民族、全中华民族等名词。与此同时，中共六大《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23)，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使用“少数民族”的表述。 二、“共同救国意识”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近代以来，“共同斗争、共同解放”的“共同救国意识”促使中国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4)马克思给受压迫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理论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共同救国意识”以整个中华民族解放为出发点，以共同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大联合”和“中华民族大团结”为生命线，以解决民族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根本任务。“共同救国意识”和“共同革命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自觉的本质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促进了中华各族儿女的共同觉醒与实践自觉，激发了中华各族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爱国主义是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形成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价值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源泉。”(25)回首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华各族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华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斗争，共同奋斗，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光辉篇章。 （一）共同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充分彰显爱国情怀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觉醒，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造就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赵世炎(土家族)、马骏(回族)、刘清扬(回族)、郭隆真(回族)、邓恩铭(水族)、向警予(土家族)、王俊(满族)、吴帧(回族)、荣耀先(蒙古族)、韩乐然(朝鲜族)、李裕智(蒙古族)、吉雅泰(蒙古族)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进而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京津地区，满族、回族、白族、土家族、蒙古族和汉族学生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东北地区，满族、回族、朝鲜族和汉族学生一起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在湘、鄂、粤、桂、云、贵、川、西藏、台湾和***等地区，都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学生、群众斗争的身影，各民族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彰显了爱国情怀。 （二）共同推进启蒙运动新发展，有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26)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华各族精英的统一战线，共同建设新文化、构建“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摇篮。“新文化因为有了共产主义的内容，它形成一支力量雄厚的生力军，冲破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障壁。”(27)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才开辟了中华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道路。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强调“中国自主”“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重视“阶级斗争学说”和“统一战线”；李大钊强调“青春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众革命”，强调“新中华民族革命”和“平民革命”，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反映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陈独秀则更多地强调世界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性。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传播过程中“内化与外在”的统一开启了中华民族新革命时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历史基础。 这一运动中的少数民族杰出代表主要有赵世炎、邓恩铭、马骏、韩乐然等。赵世炎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组织“少年学会”，同时主编了《少年》半月刊；马骏与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人组织了“觉悟社”；邓恩铭同王尽美组织进步社团“励新学会”和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励新》半月刊，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革命书刊，宣传革命思想；荣耀先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办平民学校，实行新式教育；韩乐然(朝鲜族)在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活动。 1920年8月16日，由“觉悟社”发起，邀集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五团体会议”，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邓中夏、陈愚生等23人出席，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开会宗旨，讨论学生运动在遭当局镇压的情况下，如何联合开展斗争。周恩来提出了各地革命团体进行“改造联合”的建议，李大钊强调各团“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28)。李大钊号召各团体必须有明确的共同主义，采取联合行动，“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29)。8月18日，各团体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举行联络筹备会，定名为“改造联合”，制定了规章制度和组织大纲。该组织的宗旨为：“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30)8月19日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会议。各团体先后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31)。“改造联合”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32)。之后，觉悟社和其他团体一起，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到民间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实际工作。马骏响应“改造联合宣言”的号召，回到家乡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省)，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11月，马骏与付云成、关梅轩等人，以京沪汉学生代表团的名义，一起动员当时的宁安吉林四中学生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反对官宦勾结日本侵略者掠夺森林资源试图修建宁海铁路的图谋。由于宁安各族人民的斗争，铁路没有动工(33)。有学者认为，“五团体会议”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立(34)。 （三）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组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1919年5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上海、天津、长沙、济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先进青年与汉族先进青年一起踊跃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并在爱国运动中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邓恩铭(水族，是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后任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任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职)、马骏(回族，1920年入党，是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王俊(满族，1921年入党)、刘清扬(女、回族，1921年入党，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著名先驱者)、赵世炎(土家族，1921年入党，是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张伯简(白族，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向警予(土家族，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代表、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部长)、荣耀先(蒙古族，1923年入党)、韩乐然(朝鲜族，1923年入党)、龙大道(侗族，1923年入党，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郭隆真(女、回族，1923年在法国入党)、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三人均为蒙古族，1924年入党)、乌兰夫(蒙古族，1925年入党)、韦拔群(壮族，1926年入党)等，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与各族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共同投入反帝爱国斗争，共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开展了早期工农运动，各族儿女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为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提升发展的核心力量。各族先进知识分子共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之奋斗，不怕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得以发展。 （四）共同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积极投身中国革命 王俊(满族)是北京长辛店铁路劳动补习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后，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工人党员，并与吴帧(回族)一起参与领导长辛店“八月罢工”，有3000多名工人参加了此次罢工，铁路当局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打响了北方铁路工人斗争的第一枪，引起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因此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921年1月，王俊与邓恩铭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目前中国及远东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敌人，被压迫民族的任务就是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22年11月，他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向大会作了题为《一年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1923年6月，王俊出席了中共三大，并与瞿秋白等人一起向大会做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1923年，他组织工人参加“二七大罢工”，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出狱后，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25年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领导了威震全国的山东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取得了胜利，“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35)。 这一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觉醒，具体体现为“共同斗争、共同解放”的“共同救国意识”和“共同革命意识”不断彰显。中国各民族先进知识分子以民族解放为出发点，共同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视为生命线，以解决民族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根本任务，以完成中国民族革命，实现政治平等、民族平等为目标。 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自觉与张扬的启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化共同体的诞生，中华各族儿女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新中华民族与自觉中国”“中华民族大联合与中华民众大联合”和“革命中华民族与革命中国”的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自觉萌芽，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自觉和张扬。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根本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实体是中国近代以来伴随民族觉醒而形成的。”(36)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观念的论争反映了历次西方侵略战争特别是甲午战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属性归于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党”(37)。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致力于自觉自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为的大转变，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构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建设实现了从“自觉发展”向“自为发展”的转变。 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各族人民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开辟和坚持中国革命新道路、开展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夺取两个前途命运大决战胜利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不断提升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阶段形成，从而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无比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国近代百年是不断抗争的百年，中华民族面对危机不屈不挠，奋起反抗，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完成了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共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初步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各民族人民继续团结，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努力，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举世瞩目的历史跨越，进而迈向“强起来”的复兴之路。 （二）共同救国意识和共同革命意识是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容 “中国”“中国民族”“中国人民”“中华”“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成为近代中国多民族国家转型的标志性话语，成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符号。 由于西方入侵，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成为首要矛盾。在新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就是要解决民族压迫和剥削，完成民族革命，追求政治平等。因此，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成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任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共同追求，以“共同斗争、共同解放”为核心的“共同救国意识”和“共同革命意识”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本质内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它是在中华大地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救国”和“共同革命”的爱国主义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高扬这一爱国主义意识，是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全民族力量为“救国革命”而奋斗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初成功，遵循承认多元、包容差异、互守尊严原则(38)，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中华民族凝聚力来自“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机理和实践归向”(39)，来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最高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高度文化自信的呈现(40)，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本质内容。 （三）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核心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民族团结进步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命线，也是建设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线，更是中国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命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进一步成熟，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完全确定下来。中国人民自觉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全成熟，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相统一。因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各族共同团结、共同抗日塑造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思想的历史结果。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汇聚中华民族凝聚力，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整体性、一致性发展趋势，需要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强化一体。”(41) 综上所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思考“中华”“中国”和“中华民族”开始，就秉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出发，结合国内外先进思想，开始一步一步践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明确这一理想，自觉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走出了中国新民族解放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观与民族复兴观的统一、中华民族观与和谐民族观的统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争取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与自觉。一是中国共产党应时代之潮流，发思想之先声，在实践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最初状态。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自觉自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用百年历程印证初心使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近代中国空前强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觉，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动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共同救国”和“共同革命”的爱国主义意识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破浪前行提供了最深沉的精神动力。三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进一步成熟，大联合大团结大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核心。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始终是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这一生命线的本质内容。 一部中国史是“五方并举”的、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民族历史，是“华夷并举”“华夷一体”和“中华一体”的历史。“五方并举”和“华夷并举”的民族实体就是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作为一个拥有广阔疆土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共同创造着自在的共同体，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在地域上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用几千年的时间共同奋斗、共同开拓、共同书写、共同创造和共同培育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转型是从“自在”的“传统性历史文化共同体”走向“自觉”的“近代民主主义命运共同体”再走向“自为”的“现代社会主义共同体”。 ①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②李贽.“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9)：23-30. ③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33. ④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9. ⑤同③：126. ⑥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292-378. ⑧同⑥：393-394. 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5. ⑩同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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