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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光辉历程 70年难忘记忆·档案故事 1994年，唐长孺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田余庆两位先生合写了一副挽联来悼念，上联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上联的意思是说，研究魏晋隋唐史，陈寅恪之后当首推唐长孺。 唐长孺，1911年生于江苏吴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44年来武汉大学任教直到去世，国家二级教授。唐长孺一生培养了10多名硕士、两名博士，他们基本上都成了精英人才，这跟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他的学生陈国灿说，唐先生要求第一年要埋头读书，通读《资治通鉴》，还要读新旧《唐书》《隋书》等。每周三下午，要去汇报学习情况并当场回答问题，答不上来回家思考，第二周再来汇报。学生张弓记得，有一次因为去看了一场电影，而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去汇报，结果遭到唐先生训斥：“你是来玩乐的吗？再这样就开除你！”吓得张弓一辈子也不敢耽误正事。 在传道授业上，唐长孺一丝不苟，在治学上更是兢兢业业、尽心尽责。 唐长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点校《二十四史》。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分3次进行了《二十四史》的点校，中华书局编审魏连科说唐长孺是出力最多的。一是因为1963—1966年初、1966年5月、1971—1977年，3个时间段参加《二十四史》点校近10年；二是各史点校完后，别人都先后回家了，他还在继续点校直到该书出版。而《二十四史》出版后，唐长孺一不署名，二无稿酬，却毫无怨言。 唐长孺做的第二件事是，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整理吐鲁番文书。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只能见到法国、日本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随着对新疆吐鲁番等古墓群的发掘，学术界希望将吐鲁番文书早日整理出版。唐长孺接到此项任务后，从1975年开始工作，前后经历了19个年头，拼得文书近1800件，编印《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 1980年后，初稿完成，唐长孺带领陈国灿、朱雷、程喜霖负责最后定稿。当时，唐长孺的视力已极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边，让陈、朱、程中的一人读文稿，他聚精会神地听，觉得释文有问题，就自己核对和口述应该如何修改。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说，唐长孺点校时在学术上毫无保留，因为当时点校是不署名的，所以有的人发现了问题就不写进校勘记长编，目的是为以后自己写文章做准备。他却不这样，而是将发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弄清楚并校勘出来。 张忱石还回忆说，唐长孺1970年借调至中华书局期间，每月上交党费高达120元，几近工资的一半。而他的夫人王毓瑾从1958年起，就从学校图书馆退职，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唐先生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不仅如此，他一生两次拒绝加工资。20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后，学校两次要给他晋升一级教授，他都以各种理由谢绝了。 唐长孺过世25年了，但纪念他的活动一直不断。50年的教育治学生涯，唐长孺桃李满天下，他参与点校的《二十四史》和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两项工程亦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作者系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