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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作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是人类文明融通的重要场所和见证者。正是在不同海洋间的穿越，世界历史的全球化书写才得以实现。1911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定义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相连的水域，覆盖着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远洋航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波利尼西亚人在那时开始穿越太平洋的迁徙。然而，从公元前贴近海岸线的航行、中世纪地图中宽度还不及河流的海洋，以及人们对海洋的恐惧认知，都说明海洋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是未知的世界。直到环球航行，人们对海洋一无所知的时代结束了。尽管如此，迄今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远比陆地少得多。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海洋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下，中国史学界对海洋史研究的热情不断高涨，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纵观中国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国内仍以中国及其沿海地区为主，其他海域的成果逊色不少。基于此以及海洋本身的相连性，笔者将简要介绍国内的中国海洋史研究，并梳理中国的世界海洋史研究状况，囊括沿海地区、跨海、海洋自身和海岛等海洋空间的相关海洋史问题，从而认识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在借鉴国外海洋史研究的同时揭示中国的海洋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 中国学者的中国海洋史研究 中国海洋史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海洋交通史，但到20世纪80年代，海洋史的研究才正式重回国内史学研究的舞台。至今，海洋史相关研究刊物增多，研究主题越来越丰富，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早在1961年国内中华书局就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发表了大量包括郑和研究在内的海交史方面的文章。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并于199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台湾“中研院”1983年开始推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计划，并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至2008年已10辑），后以“海洋史研究丛刊”形式出现。1997年，中国海洋大学成立海洋文化研究所，出刊《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已出版6卷。2007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边界研究院，重点研究“中国边界与海洋政策”“海洋争端”等问题。广东省社科院2009年7月成立海洋史研究中心，并出版刊物《海洋史研究》，至2021年4月已出版16辑，致力于海洋与世界视野下的海洋史研究。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从2011年主办《国家航海》，截至发稿前已出版25辑。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于2012年5月成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大洋洲地区的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经济发展、对外关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9月，重点研究其历史文化、政情政制、对外关系和经贸旅游等方面。从其研究成果来看，大多集中于南太平洋的岛国及其国际关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创办《海洋文明研究》，现已出版5辑，等等。 尤其要提到中国海洋史研究重镇厦门大学。他们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海洋经济社会史和海洋文明史，多为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专题史研究。杨国桢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呼吁学界关注海洋问题，并先后主编出版《海洋与中国》《海洋中国与世界》《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等丛书。苏智良认为《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从中国自有的海洋文明史的思维出发，首次提出了以海洋为本位划分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历史分期问题，这对于海洋史学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除此之外，杨国桢认为各个研究海洋的人文学科使用的概念内涵存在差异，为了学科间的综合有必要磨合，并对海洋区域、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等概念的磨合提出初步看法。他指出在21世纪的海洋世纪中，需要重新思考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准确定位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海洋空间视域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与现实，明确该概念所指向的空间包纳与性质特点，认为海洋空间的理论架构注重对海洋史概念的时空定位。 中国学者的中国海洋史研究成果丰硕，而且已有多位学者对其总体发展及具体主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因篇幅原因，具体的个案研究不予赘述。 从总体发展来看，张丽、任灵兰梳理了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包括海洋文化、海洋管理、政策及对外关系、海洋灾害史与环境保护、领海权问题等方面，注重中国沿海问题和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等中国史的文章。冯立军分析了21世纪以来国外亚洲海洋史研究的新进展，包括以“亚洲的地中海研究”为代表的总体史研究模式，以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为特征的专题史研究，以及国外学者在这一研究中的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意识，其亚洲海洋史更多立足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史研究。李尹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情况，从体现“海洋本位”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理了海洋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情况。 就具体研究主题而言，1999年，吴春明认为在寻找“多维视野”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学体系中，通过梳理海洋考古的发展进程，指出海洋考古的沉船考古、海港考古和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对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学有重要意义。2004年，于运全从海洋灾害史料的整理、灾害学本位和历史学本位的海洋灾害史研究方面评述了20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他认为海洋灾害史的整理还不够系统和完善，需加强跨学科的相关研究。可见，海洋史交叉学科研究的案例较早就有。之后，肜新春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运事业的发展和变迁。姜旭朝等对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评述，包括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明朝海洋贸易政策专题研究，海洋贸易机构海运、海港的研究等；并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的研究。王日根等经由国际学术研讨会，梳理了海洋政策与海洋空间管理、沿海区域发展、海上人群等主题，并对海洋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问题、目的意义和发展走向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王小东阐述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从创立到深化，逐步实现构建中国海洋文明的话语权使命。 当然，学者在回顾中国海洋史研究现状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苏常有等认为近代中国海洋史研究视野的狭隘主要表现为缺乏海洋本位思想、世界海洋史的空间大视野及对古代涉海史研究成果的利用；理论方法运用的不足表现在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海洋史学的理论框架和跨学科方法运用不够两个方面；研究内容方面在研究选题、研究对象的区位和研究的时段上不均衡；史料挖掘不充分表现在基础文献资料建设的落后和国外史料研究成果的利用不足。 总之，中国学者的中国海洋史研究已形成一定气候。但正如杨国桢在访谈中提到的，国内编写中国海洋通史的条件尚未成熟，专题研究是当前研究之任务。因此，国内的中国海洋史研究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 中国学者的世界海洋史研究 国内较早从海洋的整体性和世界视野研究海洋史，但为数不多，主要表现在太平洋史研究方面。周谷城是国内太平洋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在1984年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成立会上，他指出：“太平洋历史的发展，也如其他各地的历史一样……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大有可为。再者今日世界学术发展很快。太平洋范围内任何东西如自然的、社会的或人文的，都有人研究，也等待着我们研究。” 20世纪90年代何芳川已有太平洋史的专著出版，《崛起的太平洋》是我国太平洋学研究的一本开拓性著作。该书从宏观和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了环太平洋地区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太平洋地区史前史和古代太平洋文明圈，到早期太平洋探险事业、帝国主义殖民活动，再到太平洋战争和冷战格局中的太平洋等，从经济上论证并预测“太平洋世纪”。何芳川1996年的著作《澳门与葡萄牙大商机——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以澳门和葡萄牙为切入点，论述了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葡萄牙人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对外殖民扩张活动。期间建立对华贸易网络，并加紧与日本贸易，构建了马六甲—澳门—长崎主航线，以及澳门—马尼拉贸易支线和南洋支线。1998年出版《太平洋贸易网500年》，该书论述了始于新航路开辟的太平洋贸易网，从西方的介入到之后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参加，推动了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其史学论文集中收录了数篇海洋史文章，包括15世纪中西航海活动比较，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古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航海的关系等。从何芳川的著述来看，其研究内容涉及航海、贸易、国际关系以及文明交流等诸多方面，而且他立足于太平洋的整体视角，具有宏观视野。因此，笔者试图从世界海洋史的大视野出发，梳理中国学者的研究，包括海洋政治史、海洋经济史、海洋社会文化史、海洋环境史、海洋史理论、海洋史译介等方面。 1.海洋政治史 海洋政治史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史学意义上的政治层面，而且随着海洋的不断开发，也囊括了一些新的政治方面的内涵。表现在海洋外交、海外扩张、海洋军事史、海洋治理和海洋战略等方面。 第一，海洋外交和海外扩张。从古至今，沿海地区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其政治活动的开展和实现几乎都与海洋密切相关。21世纪以来，有学者讨论了古代沿海地区的跨海外交特有的政治形态。2008年，郭丹彤阐述了阿玛纳时代国家之间密集的联盟和联姻，认为这是东地中海世界外交活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保障了东地中海世界外交活动顺利进行；并于2011年出版专著阐述了古代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物质交往、外交和战争情况。之后，孙宝国认为东地中海世界的形成可追溯到阿玛纳时代，其时，埃及、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赫梯五大国之间互相制衡，使阿玛纳时代成为东地中海世界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并考察了这一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因天灾人祸和内部纷争导致的跨越国界的移民活动。成思佳以越南学者潘辉注的《海国志略》为基础，分析了潘辉注奉阮朝明命皇帝之命前往江流波（今雅加达）执行“外洋公务”的历史背景、航行路线和沿途见闻。到当代，沿海地区的海洋外交范围随着海洋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增加而逐渐扩大。陈祥、王竞超等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了日本等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外交及其政策的演变。 另外，海洋亦是海外扩张的重要通道。2007年，王华以苏格兰文学家罗伯特·史蒂文森在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经历，讲述了美、英、德欧美列强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太平洋岛国的一场殖民争夺。之后他关注近代美国的太平洋扩张，认为19世纪70—90年代的美国太平洋扩张是美国海外扩张的第一阶段。深入扩张使得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陷于困惑，原“门罗宣言”中“半球”的概念被延伸，“门罗主义”被用于解释太平洋扩张的合理性。2017年，顾卫民论及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在葡萄牙海洋帝国早期海外扩张事业中的奠基作用。在他统治时期，葡萄牙将非洲西海岸的海上探险活动推进到好望角以东的海面，并开辟印度航线；在罗马教宗的主持下，葡、西划分了各自的海上势力范围。 第二，海洋军事史。这方面研究较多，但大都局限于民族国家和传统军事层面，包括海军史、海战史、海权等。早在1986年，崔宝光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了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范丽萍认为在1951—1954年，美国通过与盟友签订条约建立的西太平洋集团防务体系有其独特性，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志民梳理了中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海军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经验和特点，问题与不足，未来的研究思路与方向。刘博庆认为自《航海条例》出台后，英国始终把对于海洋的控制作为国家战略的制高点。但英国为了挽救当时航运业的颓势，强征18世纪末本国在美国商船任职的海员，激化了英美双方矛盾，成为1812年战争的一个诱因。 海权问题研究体现在21世纪中国学者对国外海权的发展、博弈及其理论方面的关注。胡杰认为英美海上霸权转移始于一战后两国的海权之争，在二战中逐步完成了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过程。二战后美国成为海洋霸主，英国则借助美国力量维护了海洋大国的地位，从而深化了英美特殊关系。胡德坤等认为近代法国海权在科尔贝掌管法国海洋事务期间达到顶峰。科尔贝针对法国在海洋贸易、殖民地和海军等领域的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推动了法国海权在17世纪末的强势崛起，但是也存在不利影响。邓碧波、刘新华等分别阐释了马汉海权论的形成和影响，与其他海权思想的比较等。 第三，海洋治理和海洋战略。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频繁的开发和利用海洋，因海洋而产生的矛盾和问题随之增加。因此，新时代的世界海洋政治史研究出现新议题，有关海洋治理的研究应运而生。海洋战略和政策也随着海洋开发价值及其地缘政治地位的突显而发生变化，海洋法规的重要作用则不可忽视。近年来，海洋治理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尤其在南太平洋，这展现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议题。涉及多方的海洋治理进程、面临的问题、具体措施、理论和现实意义等。陈菲分析了欧盟安全的海洋维度，重点考察了欧盟海洋安全治理的发展过程，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梁甲瑞和曲升基于全球海洋治理理论，论述了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指出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有着重要启示。杨振姣等考察了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以及对策建议。因此，海洋治理不仅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史的交叉，而且也有助于推动海洋环境史的发展。 另外，海洋战略的转变也体现了围绕海洋的国际关系史的变迁。胡德坤等指出美国在一战时期的海洋战略包括扩展海军实力，建立完善的大西洋护航体系，提升海运能力，发展海外贸易。一战结束时，美国已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季晓丹等阐述了美国从建国初期到冷战结束后200多年来的海洋安全政策的发展演变及特点。姜芸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了二战前后太平洋岛国影响澳大利亚战略的三个阶段，澳大利亚从不重视到援助太平洋岛国的变化，体现了岛国的战略价值及其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利益。曲升探讨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独立、自治岛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政治和环境关切的动力下，南太平洋海洋机制的形成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介绍了南太平洋委员会区域组织的发展轨迹，指出组织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对该组织、太平洋岛国和相关大国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美国从建国初到麦迪逊时期，对地中海巴巴里海盗政策的转变，经历了妥协和有限战争行动，直到彻底解决了巴巴里海盗威胁。 当然，对各国海洋法律和国际海洋法的历史考察有助于解决相关海洋问题。郑安光从《鸟粪岛法》分析19世纪中期美国的政商关系，认为该法律扩展了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势力，但美国占据海洋领土的行为与传统国际法准则相悖，由此引发了诸多领土争端。马德懿以黑海撞舰事件和美国未来在北极航道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存在可能性为切入点，以国际法为分析手段考察俄罗斯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经验与战略得失，洞察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多重蕴意，及其在国际法范畴上的消极和积极意义。还有学者分别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海洋法的关系及演进。 总之，上述研究表明，海洋政治史相关问题的关注并未减弱，成果丰富，但局限于传统政治领域。同时随着太平洋战略地位的提升，海洋政治史呈现出向太平洋区域转移的趋势。 2.海洋经济史 海洋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为寻找贸易路线的航海史，以及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跨海贸易史等。 航海探险史是国外海洋史的传统研究主题，但国内研究并不突出。1998年，黄鸿钊在纪念达·伽马首航印度500周年之际，再现了葡萄牙人航行至东方的多次探险，并指出达·伽马首航印度成功的意义和影响。之后，张箭论述了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过程及其重要意义，探讨了前殖民时代太平洋诸岛的农业发展情况，表明西方人到来之前这里是小农自然经济。赵婧认为葡萄牙在海外探险和扩张过程中，延伸了旧大陆的贸易航线，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商业活动，其武装贸易和垄断贸易模式影响了早期近代世界贸易体系的运行。 跨海贸易研究在近些年逐步展开，而且均衡涉猎主要海域贸易网的港口、商品、贸易群体、贸易方式和贸易路线等诸多方面。罗翠芳指出随着白银集散地从安特卫普转入地中海世界，欧洲西北部商人商船于16世纪末南下地中海世界，荷兰取代威尼斯、热那亚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宰，这一南下过程对后来西北欧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何美兰认为11世纪地中海北非远途贸易在伊斯兰世界商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来自旧大陆的商人结成贸易伙伴或以家庭为单位经由代理商进行商业活动，对贸易机构和组织方面做出了贡献。陈思伟根据穆泽里斯纸草探究了2世纪埃及与次大陆海上贸易的运作过程，他认为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发现、地中海世界造船技术的传播、红海港口与尼罗河之间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使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东方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帝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学者们对于地中海贯通印度洋的贸易关注，体现了海洋的相连性特征。 沈福伟以1309年生于江西的海外贸易家汪大渊及其《岛夷志略》为中心，考察了汪大渊两次出航到过的四个印度洋重要的中转港古里佛、甘埋里、麻呵斯离、麻那里，对印度洋贸易网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李大伟探讨了11－13世纪期间印度洋的经济地理区域、贸易季风、港口类别、贸易方式和路线以及重要的贸易联系等因素，认为印度洋已经初步呈现出系统的、跨地区的贸易范式和贸易体系雏形。钱江逐一考察了马尔代夫群岛海贝的名称、产地、捕捞、加工、运输、互市、贸易航线、马尔代夫帆船和水手、土著王室的垄断、印度穆斯林商人与葡萄牙人等，认为历史上马尔代夫群岛的海贝贸易曾相当繁盛，孟加拉湾和波斯湾是印度洋东西航线的海贝集散中心，海贝贸易有利于更好地观察古代印度洋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孟亮认为美国自独立到19世纪中叶，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制定对外扩张战略，未用武力就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和商业特权，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起商业网络，有利于美国在印度洋的早期经略，为日后建立印度洋海权乃至全球性海权奠定了基础。可见，中国学者对地中海和印度洋贸易网络的关注多集中于近代以前，这可能是受到了西方学者对海洋文明变迁论的影响。按此规律，近代及其以后的贸易研究主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 艾仁贵集中阐述了港口犹太人对近代早期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蔗糖贸易、烟草贸易和钻石贸易等的参与，认为以塞法尔迪人为主的港口犹太人通过广阔经济联系形成的贸易网络参与到新兴的大西洋经济体系之中，推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近代早期的港口犹太人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形成了连接新旧大陆的全球性贸易网络；他们在获得主体社会认可和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蕴含着现代商业社会的诸多特征，促进了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田婧论述了马德拉酒在跨洋互动中由盛转衰的过程，从18世纪初的籍籍无名到18世纪末成为英国的奢侈品和美国主要进口酒类，但之后因北美洲葡萄病虫害扩散而一度停产，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复兴，由此说明大西洋世界是一个生态互动网络。 从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对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给予了更多关注。除陈奉林从东方外交的角度论述了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和东南亚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之外，其他学者大都聚焦于近现代的太平洋贸易。王苍柏考察了太平洋贸易网的历史和现状，西方殖民主义在奴役和剥夺太平洋地区的同时，为太平洋贸易网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后太平洋贸易网的巨变，也为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许斌论述了太平洋海上贸易的近代化发展进程，到19世纪中后期，太平洋海上贸易完成了近代化变革，建立了世界一体的国际贸易网络，以英国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资产阶级国家掌握了太平洋贸易的命运。王华分析了夏威夷檀香木贸易的兴衰过程及其影响，认为檀香木贸易是跨太平洋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夏威夷经济向现代转型的推动力。霍然阐述了20世纪初夏威夷糖业种植园招募菲律宾劳工的始末及意义，认为菲律宾劳工跨太平洋迁移到夏威夷而且二次迁移到美国，在文化层面养成了从菲到美的跨洋迁移习惯。 除此之外，另有较少的海洋船舶技术的研究。徐桑奕阐述了近代英国船舶体系的发展，认为18世纪英国的海洋霸权地位和工业革命的进行等促进了英国船舶技术的进步和船舶动力的转型。总之，中国的世界海洋经济史的研究重点在跨海贸易方面。 3.海洋社会文化史 随着新海洋史的发展和新文化史的影响，国外海洋史研究中社会文化方面的著述已较丰富，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分散，包括跨洋文化交流，海上人员往来等方面。跨洋文化交流体现在全球各大洋。安成浩考察了中日韩三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动向。指出从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重新认识东海海洋文化的必要性。 高春常将北美黑奴宗教置入大西洋视野中进行考察，认为白人基督教教义的接穗被顺利地嫁接到西非传统宗教的“神圣物—沟通物—世俗物”基本结构中，从而能在北美大陆的土壤上长成了一棵文化混合性的树苗。毛佳鹏论述了中世纪早期莎草纸和羊皮纸在地中海地区的更替过程，认为两种书写材料的交流对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 徐松岩阐释了古代地中海地区海盗行为发展的阶段和特点，认为古代海盗行为是阶级社会初期地中海地区特殊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是该地区奴隶制社会阶级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奴隶制文明的发生、发展或衰落时期，它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近期，还有学者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华人社会给予了充分关注。其中，费晟论述了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移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指出了华人移民在推动南太平洋岛国发展中的影响力及存在的矛盾。郭又新从华人移民史、社会经济状况、华社、华文教育、政治参与等方面探讨了南太平洋岛国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4.海洋环境史 21世纪以降，海洋环境史研究突显，国内也出现一些前沿的研究成果。包括广义环境下沿海地区的自然灾害史、疾病史、海洋捕捞史、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环境史理论等问题。 刘榕榕指出公元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频繁发生地震，使该地区受灾严重，影响到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稳定。6世纪前半期政府的救助措施对稳定灾区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6世纪中期之后因财政紧缺，政府救助活动由物质转向精神层面，这成为导致东地中海部分地区与城市衰落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武鹏和刘榕榕强调了此次地震造成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创伤的双重影响。武鹏认为地震之后城市重建工作的失败，暴露了东地中海城市内部的缺陷，拜占庭人在7世纪之后几乎彻底放弃了对这些城市的重建，将经济中心转向乡村。另外，地中海区域同时期的疫病也有研究。陈志强阐述了地中海世界在公元6世纪中期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的材料运用，症状及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严重破坏影响，指出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后沿海上航路等流传，使整个地中海沿岸成为疫区。 张宏宇以美国捕鲸业为切入点深入海洋环境史研究。从美国黑人从事捕鲸业的社会环境、内在需求出发，他指出美国黑人从事捕鲸业对废奴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美国捕鲸业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为框架，从世界经济体系下鲸油与城市照明和工业润滑的关系，鲸骨与时尚消费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美国捕鲸史的兴衰过程；立足海洋环境立体性、公共性和全球性的特点，梳理了国内外海洋环境史的研究现状和不足，以及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认为海洋环境史研究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体现了全球史观。 毛达梳理了美国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三个历史阶段中，海洋垃圾污染的不同形式、原因和影响，以及美国政府和民间对海洋垃圾处理的演进过程，期间海洋垃圾种类由简到繁，数量增加，危害扩展至全球，所以仍需应对海洋垃圾污染问题。王辉等阐述了人类社会不同时代经济形态演变对海洋海岛生态环境的影响，梳理了美国海峡群岛的生态环境破坏、修复和环境保护，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下的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吴倩华重新解读了布罗代尔地中海名著中所蕴含的环境问题意识，认为布罗代尔书中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环境的作用。包茂红梳理了中国和日本海洋亚洲研究，介绍了日本环境史视角下的海洋亚洲研究的发展；他在滨下武志“海洋亚洲”概念的基础上，试图增加环境史的纬度，勾勒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三个阶段的基本情况，认为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海洋环境的合作和和谐是必要的。 5.海洋史理论 海洋史理论的构建包括海洋史的相关定义、海洋思想观念史和海洋史理论以及海洋史评析等方面。李国强分析了海洋史和海疆史的研究范畴、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以及二者的异同，认为海洋史是关于海洋自然和海洋人文一切要素的历史，海洋自然科学史与海洋人文科学史构成了海洋史学术体系的两大分支。而海疆史是关于海洋疆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潘茹红从海疆、航海和海神等海洋历史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和现状出发，指出海洋历史文献的整理需要新思路。陈晓律等探讨了海洋意识与英国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追逐海洋贸易推动了适合商贸原则的国家机器的构建；对外扩张使其追逐海洋霸权和海上扩张；现代金融机制的建立成为确保商贸利润和战争胜利的最有力保障；而海洋意识也对帝国留在殖民地的遗产产生了影响。徐桑奕论述了19世纪前英国海疆意识的发展线索，14至15世纪英国开始有意识地保证海疆安全，17至18世纪英国海疆极大拓展并进行海洋殖民，完善世界航线网络，他认为19世纪之前的海疆认知与拓展为英国后来的世界性帝国打下了基础。朱晓琦分析了自“海国”思想形成以来，在日本海权思想的发展中，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对东南亚认知的变迁及影响，认为东南亚在明治时期被视为日本“潜在的海外殖民地”，二战时期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战后因“南海”战略价值重获重视，至今被视为日本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和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文长春简单厘清了不同时代的海洋文明圈，探讨了以美国为首的海洋文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文明的范式特质，而美国战略东移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冲突，使太平洋文明圈正在形成。 在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开发的约束机制方面，与之相关的海洋伦理概念出现。目前学界对海洋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和成熟的研究内容。吕建华、吴失指出：首次提出“海洋伦理”一词的学者是邱文彦，他在《海洋新伦理——跨世纪的环境正义》一文中提到了这个词，但没有给予明确定义，而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阐述海洋伦理。还有学者分别探讨了海洋伦理的内涵、研究对象及其体系建构，注重深生态学与海洋伦理观的关系等。范毅将土地伦理延伸至海洋伦理，从海洋环境伦理的内涵与现实挑战出发，试图谋求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海洋环境伦理模式，构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社会学为构架、拓展全球史等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可见，海洋伦理与具体历史研究的结合有待拓展。 国内学者比较重视对国外海洋史研究状况的梳理。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美国海洋史研究。张继先梳理了美国海洋学的发展阶段，指出美国的海洋学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曾落后于欧洲。从6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对我国海洋科学有一定参考价值。之后，许多学者对海洋史的关注范围扩大。裔昭印对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的地中海史研究做了评述，介绍了罗斯托夫采夫、皮雷纳、戈伊坦和布罗代尔等学者的名著，以及近年来运用历史生态学、文化人类学和全球史方法研究地中海的成果，指出地中海史研究应注重全球眼光和多重视角。王华以学术观念的更新为切入点，强调太平洋概念的更新，介绍了太平洋史研究从二战结束以来的发展状况。许光秋论述了国外海洋史研究的发展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新的海洋史”兴起，海洋史的研究内容、方法、领域等都发生了转变，并对中国海洋史带来一定的启示。夏继果认为受全球史思潮的影响，新海洋史从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思考历史，并从研究空间、研究主题和研究特色角度阐述新海洋史把近代以来的海洋史视为西方融入既有的海洋网络、与当地人互动的历史进程。另外，最新的评述为学者们在《光明日报》上从定义、史学渊源、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等分别阐释了大西洋史、“太平洋世界”研究路径以及海洋史视域下的大洋洲研究。 此外，还有中国学者对国外海洋史学者及其著作的评述。李长莉通过与滨下武志的交谈，介绍了近代以来日本海洋亚洲论的三支流派：西洋派、日本派和亚洲派，指出滨下武志的研究逐渐重视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多方面联系和互动关系的网络化研究视角，并将海洋作为国家之间的网络纽带，考察东亚的地域网络。魏涛访谈了雷迪克教授，谈及雷迪克关注的大西洋世界的奴隶贸易和奴隶船，以及普通劳工阶层，他对大西洋视角下的海洋史研究，从选题、材料等方面为其他海洋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李汉松对英国学者阿布拉菲亚进行了访谈，谈到了阿布拉菲亚海洋史研究的经历、研究成果、研究视角、资料和方法论以及对当前与海洋史有关的某些热点问题的看法。熊莹对菲利普·德·苏萨的专著《希腊罗马世界的海盗行为》作了评述，此书着重分析了希腊罗马世界中“海盗”的观念形态、话语意义和政治影响，对于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海盗打击者”也给予了同等程度的关注，体现了苏萨精细独到的史识与史感。徐家玲介绍了阿布拉菲亚2011年出版的专著，该书以人类物质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为核心线索，将整个地中海的历史时空从远古时期至今划分为五个时期，认为地中海是指海洋本身及其海岸线、海上岛屿，以及港口城市，不包括环地中海的内陆地区。常娜比较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著作与阿布拉菲亚的地中海人类史，认为前者是陆地和自然导向，而后者以“人”为地中海主角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总之，海洋史的理论研究并不充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建构。大部分研究仍是介绍和借鉴国外海洋史的理论和前沿研究，但中国学者的海洋环境史等具体研究值得肯定。 6.海洋史研究的译介 中国对国外海洋史研究成果的译介较充分，较新出版的译著和刊载的文章均有涉猎，包括海洋区域史、航海探险史、海洋文明和文化史、海洋史理论等。 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到《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的译介，反映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正如《堕落之海》作者所言，需要区分“地中海史”和“地中海世界内发生过的历史”两个概念和空间性关系。《堕落之海》的主题为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在3000余年内的人类生活史，作者思考在菲利浦二世的时代以前，地中海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和哪些方面具备了统一性和独特性；借助微观生态学的视角，从地中海世界的社会经济史角度重构了地中海历史发展新范式，从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重构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罗代尔将地理状况视为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太平洋史》详细描述了从古至今的太平洋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包括太平洋的地理环境、人类起源、资源开发和探险活动、殖民活动及帝国角逐，直到当代太平洋地区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 国外一直都重视航海探险史，比如哥伦布大航海及其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频繁广泛的跨洋贸易、物种大交换。布赖恩·莱弗里描述了1450年前至今的航海史，从帆船到汽船再到潜艇和游轮的改造，人类从内海航行到太平洋的探险移民发展为当今的海洋全球化，通过远洋航海探险、海洋贸易以及20世纪以来的海洋战争等方式，实现了向海洋的不断扩张和征服。《探路者：世界探险史》则以探路者为线索，从5000年以前的路途开始，不仅记录了欧美内陆、大洋洲地区的探险，而且描述了各大海域探险时经历的文化、政治和技术进步过程。学界还集中译介了多位法国学者的海洋史译著，包括从古至今航海史上的船只及主要探险家，透过航海小说中著名的船只探索或重现航海学；主要航海路线；航海地图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关系；这些书中附有多幅插图，包括各种船只、航线图、手绘草图和现代地图等，再现了航海史的发展。日本学者宫崎正胜也从航海图出发，描绘海上交通网和世界地图的产生，以此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构建。还有学者描述了古代中世纪至今世界各地的海盗及其活动，包括各个时代的海盗船等。 关于海洋文明史的研究除了索萨的极简海洋文明史。林肯·佩恩从海洋视角出发重新讲述世界历史，叙述了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人们如何通过海洋、河流与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以及商品、物产与文化的交换和传播，展示了文明兴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布莱恩·费根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渔业起源，人们如何捕鱼和从海洋觅食的历史记录。指出鱼类和贝类在人类文明崛起中的重要作用。约翰·迈克从世界各地不同海区的特点着手，叙述不同海洋文化概念的形成，包括海洋本身、航海的艺术、轮船社会、海滩以及陆地之海等，探析人类如何因大海而相互影响、如何跨海航行和以海为家过生活。羽田正讲述了1250年至1800年间东亚沿海地区的人们，包括中、日和朝等国政府、海商、船员在东亚海域开拓海疆的背景和过程，随着欧洲势力的先后介入，该地区的交流渐趋频繁，文化多样性得以发展，形成独特的东亚海洋文化圈。 有关海洋史理论的文章译介较多。阿布拉菲亚认为应该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地中海的历史。海德布林克指出海洋史是未来全球史研究的核心学科，提出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约，海洋史研究的新方向在于跨学科研究，并加强团队合作。约翰·沃尔认为中国、印度洋和伊斯兰教是世界历史上相互交流的重要实体。要理解三者的交互关系，需要超越传统范式并重新界定“文明”“宗教”和“大洋”的概念，印度洋世界是“中国－印度洋－伊斯兰教”这个庞大区域共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莱因哈特认为现有论述大西洋交流史的著作多局限于北大西洋，实际上，大西洋交流充满差异和冲突，从北到南可以被区别为英国的、西班牙的和葡萄牙的大西洋，包括物产和人员交流，种植园经济和奴隶贸易，大西洋周边地区受到了巨大影响，至今拉美接受的是法国文化。姜凤龙认为海洋是可以有机地认识世界史的有效空间背景，海域认知不断扩大，经历了地中海时代、印度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太平洋时代，世界史认知体系也是在对海域认知的过程中建立的，从各个被分割的海域认知扩大到将全世界的海洋视为整体的阶段。贝卡·科尔霍宁阐释了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时代，最早使用“太平洋时代”一词的是日本的稻垣满次郎（稲垣満次郎），他继承了业师西莱关于海洋的相关表述，但他创设了太平洋时代这个新词，声言21世纪将属于太平洋时代。科尔霍宁还分别探讨了不同时期的太平洋时代。虽然20多年前的文章某些观点已过时，但对太平洋时代的分析有重要指导意义。彼得·加恩西教授利用骨骼分析法考察古代地中海地区的食谱与健康研究。这为沿海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跨学科方法。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对中国及亚洲海洋史也给予了关注。范岱克考察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广州贸易以及1842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走私网络。弗朗索瓦·吉普鲁讲述了亚洲如何回归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从地中海贸易联盟的成功范例转向东方亚洲，通过对东西方经济的对比，科学地预见了亚洲海上经济贸易的发展历程和方向。松浦章阐述了19世纪初期美国商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同时，传统海洋军事史的译著也未被忽视，比如上述提到的莱弗里从英国海军的奋斗历程，讲述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反思海洋文明如何改变现代世界秩序。亨德里克斯采用崭新的一手资料对罗斯福海权思想及其海军战略实施过程的研究等。 三 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正如杨国桢教授在访谈中所说：“中国海洋史学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已有的中国海洋叙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矛盾、错乱。”虽然这是基于中国海洋史角度而言，但从上述世界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海洋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普遍的。同时，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必要整合是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 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从兴起至今仍集中于传统海洋史研究领域，新海洋史偶有涉猎且处于兴起阶段。海洋政治史和经济史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成果颇丰，比如海洋军事史多是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属于传统史学研究范畴。何芳川曾尝试突破陆上民族国家的界限，研究亚太区域史，但鲜有后继者给予足够重视。海洋经济史的具体研究多为沿海地区和跨海视角下的贸易史，有关海洋自身资源的经济史研究极少。20世纪90年代前后，新海洋史逐渐兴起。但囿于资料问题，海洋社会文化史研究很欠缺，国内学者缺乏重视。在环境史研究热潮的影响下，海洋环境史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有价值的具体研究成果，但海洋疾病史和船舶社会等问题的研究不足，而且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海洋史研究更是寥寥。另外，中国对国外海洋史研究的译介和理论思考较为充分且与时俱进，但仅限于介绍和评述，没有更全面和系统的探讨。 其次，从研究区域来看，海洋区域史研究不平衡。总体而言，所谓海洋史的研究范围，包括海洋周边、海岛以及海洋自身的广阔领域。但以往研究表明，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政治史、经济史和跨海视野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物种交流。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和国家海洋战略影响，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太平洋地区海岛的关注越来越多，学术部门和研究成果都随之增加，但较多聚焦于现实问题，历史学思考仍有很大空间。至于海洋自身，包括海洋物种、海洋资源、海底科考等方面，关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史学研究极少。另一方面，具体到海洋区域研究，国内以地中海和太平洋的研究成果较多，北冰洋的研究甚少，而且呈现出向太平洋区域研究的转向。虽然大西洋常被视为近代文明的起源，但实际上对大西洋本身的历史研究稀少，多是将大西洋视为人类活动过程中的一个媒介而论的，如“跨大西洋”视角。除此之外，国内还未有海洋整体史的研究。 最后，从研究方法和视角来看，国内海洋史研究的跨学科研究不充分。主要原因在于海洋灾害史研究、海洋考古研究、海洋物种研究、海洋环境史研究等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紧密的跨学科领域。想要透彻探析这些领域的历史意义，需要熟知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背景。因此，这绝非大部分历史学者可以单独完成的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海洋史研究考察的是沿海地区的海洋史，而非海洋周边地区的历史。跨洋视角也是强调跨越海洋的两岸互动，而非海洋自身的作用。因此，国内学者虽然试图摆脱陆地本位，但很显然其海洋视角的研究并不彻底。 综上所述，中国的海洋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学习国外海洋史研究的经验，并发挥中国海洋史研究的优势，从而拓宽中国海洋史的研究内容和领域，改变区域研究的不均衡状况。欧美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海洋史研究论著颇丰，且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洋史研究理路。中国学者在批判性地译介国外海洋史研究的同时，认识到了海洋的整体性特征和海洋史研究的全球史转向；并且越来越重视诸如航海图、航海文学、海洋动植物的考古资料等文献的运用。与官方档案、航海日志等相比，这些文献为海洋文化史、海洋环境史、海洋科考等提供了研究基础，从而使海洋史研究的史料和内容呈现多样化。基于此，将中国海洋史置于全球视野中，有助于实现中国海洋史研究的特殊性和共融性。 第二，海洋史研究的跨学科多视角趋势蔚然可观。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传统研究领域成果丰富，新海洋史已然兴起但成果较少。因此，以后在更多关注新海洋史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同时，也要重视跨学科研究领域，如海洋环境史、海洋动物史、海洋科考史、海洋疾病史等，需要结合相应的生态学、生物学、科学考古、疾病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另外，中国学者主张海洋史研究应从海洋视角出发，笔者认为将陆地和海洋相结合的二重视角是海洋史研究的必然。而且海洋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海洋史应该考量人与自然的互动视角，避免从人类中心出发导致海洋历史研究的片面性，比如海洋生物的环境史研究就是很好地例证。总之，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视野将为海洋史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深度和广度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三，总体而言，从海洋史的叙事模式来看，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兼顾涉海史的深入研究和海洋整体史的宏观研究。一方面，许多学者注意到从古代地中海文明到近代大西洋文明再到太平洋文明或太平洋世纪的文明空间转向，但往往忽视了单一文明的历时性和延续性问题，及其与其他文明的共时性和共存性问题。正如何教授指出近代太平洋贸易网，并不是在茫茫海涛上凭空生成的。在它之前，古代东亚地区的众多民族，曾经花费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在太平洋的西缘，构筑了一个古代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也就是说，在关注近现代太平洋史的同时，需要追溯其古代的发展渊源。而且与备受瞩目的地中海古典文明相比，大致同时期的太平洋也孕育着文明。另一方面，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存在偏重沿海地区历史和海洋区域史的问题。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海洋区域史和专题史的深度研究还不够；其二，囿于海洋史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解析问题，中国的海洋整体史或海洋通史研究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面对以往海洋史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状态，海洋文明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整体性是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