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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 历来有关唐代西域史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安西四镇的设置、焉耆与碎叶的交替等问题展开论述，对与此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的解释日趋合理[1]。然而，四镇所在的西域地区，境界回远，不论是最先设置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还是后来代焉耆备四镇的碎叶，在安西四镇中均各有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值得一一做个案研究。迄今为止，除了碎叶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外，其他四镇却很少有人做过深入细致的专题探讨。正如有关碎叶的优秀研究成果所展示的那样[2]，安西四镇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唐代西域政治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了解西域地区的文化史，特别是唐朝文化的影响问题。 本文仅就于阗在安西四镇中的地位问题，略陈管见，错误之处，敬希方家指正。 一、从于阗镇到于阗军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伊吾七城来降，唐于此地置西伊州，六年改为伊州，标志着经营西域的开始。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王国，设西、庭二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十八年讨焉耆，二十二年征龟兹，到显庆二年（657）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唐朝终于从西突厥手中，取得了西域各国的宗主权。于是，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并且在西域地区广泛设立羁縻府州。虽然于阗王在贞观二十三年唐平龟兹以后就入朝内附[3]，但实际上至此时方才正式归属唐朝。 唐朝在塔里木盆地周边所设安西四镇，最初大概只是为了以四个较大的地方王国为中心而镇守一方，其等级似应是《唐六典》卷三〇都护府条后所记之镇，而非同书卷五节度使下之军镇。据《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4]即使安西四镇均为上镇，每镇亦只有五百防人[5]，总共也就二千人。而且，“蕃汉相兼，以之制边”[6]，其防御能力不会太强，因此在唐蕃争夺中数次易手。 龙朔二年（662），唐军首次在疏勒南遇到西突厥弓月部引来的吐蕃军[7]。翌年十二月，安西都护高贤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8]。麟德二年（665）闰三月，弓月又与疏勒一起引吐蕃侵于阗，唐朝敕令西州都督崔知辩等将兵救之[9]。可见吐蕃最初进入西域，争夺的重点就是于阗，而于阗本镇防人显然无力抵抗，每次均需唐朝派兵救援。但终于在咸亨元年（670），“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10]。唐朝只好罢四镇，将安西都护府撤回西州。四年，唐朝派萧嗣业率军讨伏弓月、疏勒。上元元年（674），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入朝长安。唐高宗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授伏阇雄为毗沙都督[11]。同时，唐朝把于阗东面的且末城和典合城改名为播仙镇和石城镇，划归沙州管辖[12]，以增强南道的防御能力。但这似乎并未凑效，仪凤中（677―678），吐蕃再次攻占安西四镇。至调露元年（679），唐朝收复，并以碎叶代焉耆[13]，力图抑制吐蕃与西突厥余部的联兵。然而，由于东突厥复兴，侵扰西突厥余部，又招引回鹘九姓叛离。吐蕃乘机进攻安西四镇。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蕃王朝编年史》记载：狗年（686）夏，“〔大〕论〔噶尔〕钦陵赞婆率军远征突厥之境，故此停留在境外。”[14]唐朝于同年十一月三十日下敕，拔于阗、安西、疏勒、碎叶四镇[15]。同上《吐蕃编年史》又记：猪年（687）夏，“论钦陵率军前往突厥固城（Gu-zan）之境。”Gu-zan或许即《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所记于阗西二百里之固城[16]。可知于阗此时再次被吐蕃占领。从钦陵弟勃论赞刃（Mgar blon btsan nyen gung ston）曾驻节于阗并修建寺院来看[17]，当时吐蕃统治西域的中心就在于阗[18]。 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率武威道行军击败吐蕃，收复四镇，安西都护府移于龟兹。鉴于此前四镇防不胜防，救不胜救的局面，唐朝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即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四镇[19]。这一决策虽然受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但它的施行无疑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安西四镇抵御外敌的能力大大增强，此后直到约贞元六年（790）唐朝势力最终退出西域，除个别地区曾经受到一些部族的侵扰外，安西四镇的建置始终没有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汉兵三万人之出镇安西四镇，每镇至少在五千人以上[20]，因此，原来四镇的级别显然要随之变动。《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下记八节度使后云：“凡镇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司马、仓曹·兵曹参军各一人；五千人已上，减司马。”[21]下文又记凡诸军镇大使、副使已上（应作下）皆有傔人，这种军镇与都护府下之镇以镇将、镇副掌之截然不同，其兵数正与长寿元年以后四镇平均兵数合，使人怀疑安西四镇自此时起升格为军镇。按军镇应直属于节度使，《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条：“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718）三月，杨（汤）嘉惠除四镇节度使、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遂为定额。”[22]然而，日本宁乐美术馆所藏10甲号《唐开元二年西州蒲昌府文书》中，已有“四镇节度使”名，而且，《全唐文》卷二二二所收张说《兵部试沈谋秘算举人策问三道》第二称：“安西回途，碛北多寇。自开四镇，于兹十年，及瓜戍人，白首无代；分阃节使，丹旐方归。”[23]据张说长安初（710）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的时间，知文中所说开四镇是指长寿元年复四镇，当时似已有节度之设[24]。这对我们上述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补证。节度使下的军镇，简称镇或军，其长官称镇使、镇守使、军镇大使、军大使等，或简称使。敦煌写本《沙州图经》卷三张芝墨池条记，开元二年（714）九月前后，张怀福任“游击将军、守右玉钤卫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镇之讹）守使、敦煌郡开国公”[25]。又《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记其在开天之际的官职迁转为：于阗使→焉耆镇守使→安西副都护使→安西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使[26]。又杨炎撰《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记杨和天宝中“自武卫将军、四镇经略副使，加云麾将军，兼于阗军大使。……又迁金吾大将军，四镇节度副使。”[27]直到贞元初年，从印度取经回国的悟空，还在于阗遇见镇守使郑据[28]。可见，自长寿元年于阗等四镇升为军镇以后[29]，实力剧增。史籍中有关于阗镇的资料多于其他各镇，除了偶然的因素外，恐怕和于阗在四镇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 二、于阗军镇的镇防体制 唐朝大规模用兵西域的高宗、武后到玄宗时期，正是唐朝军制从行军到镇军的转化阶段，边防体制逐渐由府兵番上镇戍转变为节度使控制下的军镇驻防。长寿元年以后，随着四镇兵力的增强，军以下的守捉、城、镇、戍、堡等各级防御设施得到了更新和加强。试检《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中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佚文[30]，就可以对安西各地军事设施的情形有所认识。以下仅将见于史籍和出土文书的于阗各级镇防机构勾稽如下（城的概念较宽泛，故此未列）。 兰城守捉：据《皇华四达记》，在播仙镇西五百里于阗东界。又见于《新唐书》卷五〇《兵志》[31]。 坎城守捉：据《皇华四达记》，在兰城守捉西，又西至于阗王城三百里。 坎城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东三百里。坎城又见于Hedin 24号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其于阗文的对应词是Phema“媲摩”[32]。 兰城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东六百里。 胡弩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南六百里。 固城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西二百里。 吉良镇：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西三百九十里。 皮山镇：据《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在于阗西南[33]。 杰谢镇：见今和田东北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文书《杰谢镇知镇官将军杨晋卿帖》[34]，知此镇位于丹丹乌里克[35]。 彭怀堡：据《皇华四达记》，在兰城守捉和坎城守捉之间。 移杜堡：据《皇华四达记》，在兰城守捉和坎城守捉之间，兰城一侧。 神山堡：见同上引Hedin 24号文书。按此名又见于《皇华四达记》，在拨换沿于阗玉河南下至于阗的路上，现已考订在麻札塔格古遗址[36]。 睢阳〔堡〕 咸泊〔堡〕 疏树〔堡〕：按《皇华四达记》云：“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准前神山例，以上三地可能亦置堡。 除了上述军事系统的建置外，唐朝还把报警、通讯性的烽铺、馆驿、关津之制推广到安西地区。以下所列亦仅限于于阗军镇范围。 铺：目前尚未发现于阗铺的具体铺名称，但从上举Hedin 24号文书提到“三铺人”来看，于阗之设有铺是无疑的。 草泽馆 欣衡馆 谋常馆 神山〔馆〕：1991年1月东京、大阪等地举行的“吐鲁番古写本展”上，首次公布了一件现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可拟题为《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其中除提到草泽馆、欣衡馆、谋常馆名外，还总名之为“神山已北四馆”[37]，据此可知神山也是馆名，而且从文书属于于阗官府并且出土于和田地区来看，以上四馆都应是属于于阗的馆。谋常馆又见于麻札塔格出土的M.T.0628号文书：“谋常监馆二人粮（下残）”[38]。又，和田地区还出土有《永泰三年（767）正月五日于阗百姓纳馆家草条记》[39]、《贞元六年（790）十月四日馆子王仵□抄于阗善政等坊百姓纳租税条记》（M.T.0634号）[40]。说明馆在于阗的普遍存在。唐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西域地区路途艰险，所以馆多驿少[41]。 苇关：据《皇华四达记》，在于阗西五十里。 由此可见，唐朝镇防体制中的军镇、守捉、镇、堡以及烽铺、馆驿、关津等各级建置及其制度，都推行到了于阗等安西四镇，“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42]，这一镇防体系的形成，大大增强了四镇的御敌能力。于阗北与安西都护或四镇节度使所在的龟兹镇相接，经由和田河而连结两地的交通线上，戍堡、驿馆比栉而立，以保障这条军事要道的畅通。针对吐蕃越南山多次与弓月、疏勒等部进攻于阗的情况，唐朝在于阗镇城的东南西三方，设置了两守捉、七个镇，严密防范吐蕃的入侵。于阗的这一北通龟兹，南拒吐蕃的镇防体制，使它成为开元天宝时期唐军向外进击的重要基地，一改此前备受攻击的局面。 三、于阗在安西四镇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寿元年以后，镇防体制健全的于阗军镇，不仅在唐朝经营西域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安西都护、副都护、四镇节度副使等在于阗地区的活动来看，它在安西四镇中具有着独特的地位。 《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记：“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护，世居安西。……〔翰〕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为长安尉不礼，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初事节度使王倕，……后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43]《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略同，唯作“翰母，于阗王女也。”[44]据《唐方镇年表》，王倕任河西节度使在开元二十九年到天宝二年（741－743）[45]，哥舒翰时年四十三，其出生当在698－700年前后，这也就是哥舒道元娶于阗王女为妻的时间，或许也是他任职安西的时间。道元又见《宋高僧传》卷二《实叉难陀传》：“〔实叉难陀〕以景云元年（710）十月十二日，右胁累足而终，春秋五十九岁。……十二月二十三日，门人悲志。敕使哥舒道元送其余骸及斯灵舌还归于阗，起塔供养。”[46]哥舒道元既娶于阗王女，又送于阗高僧骨灰归国，其与于阗的密切关系颇使人怀疑他任安西副都护的驻地就在于阗。其所谓“世居安西”的安西，应当是包括于阗在内的广义的安西。 《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门三记：“天宝元年正月戊申，安西都护田仁畹于于阗东王（玉）河，获瑞玉龟一，画以献。”[47]可见安西都护时而亦来此地。此点还可以从藏文《于阗国授记》（Li-yul Lung-bstan-pa）一书中得到印证，现将有关部分译出[48]： 尔后，尉迟僧伽罗摩（Vijiya Sangrama）王之子尉迟毗讫罗摩（Vijiya Vikram）返归于阗国，为其善友尊者大阿罗汉提云般若（Devendra）建毗沙罗摩（Byi-zha-gre-rma）寺。至今，阿婆罗质多天王与摩尼跋陀罗神守护之。 尔后，唐朝大臣谢大使（SerThe-shi）与尉迟达摩（Vijiya Dharma）王一起，为他们的善友瞿摩帝（'Gum-tir）的上座阇那斯纳（Jinasena），于东城建弥勒寺（Byams-pa Maitri）。至今，毗沙门天王守护此寺。 尔后，王之大臣盖大使（Ka The-shi）与尉迟散跋婆（Vijiya Sambhava）王一起，为他们的善友乌丹陀罗若希（Udrendra Rod-ci）与达磨难陀（Dharmananda）二人，共建开元寺（Khe-gan-rtsi）。至今，毗沙门天王守护此寺。 据文中提云般若的年代并结合对音和史实，我们将Ser The-shi和Ka The-shi分别译作“谢大使”和“盖大使”，并比定为开元十六年（728）十一月乙酉以前任“右羽林军大将军兼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等副大使”的谢知信[49]和开元二十六年任安西都护的盖嘉运[50]。安西都护在于阗监护葬仪和建立寺院，一方面反映了于阗佛教的兴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安西四镇最高首脑人物在这里的频繁活动。 《贞元释教录》卷一四《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条记：“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唐言法月……至于阗国，住金轮寺。时因病疹，渐染缠绵，药石无征，奄从迁化，春秋九十一，法夏七十二，以天宝二年岁次癸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此寺矣。时本道节度副使大夫夫蒙零（灵）监护葬仪。”[51]这是四镇节度副使驻节于阗的明证。上举《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记杨和天宝中“自武卫将军、四镇经略副使，加云麾将军，兼于阗军大使。又迁金吾大将军，四镇节度副使”，驻地一直在于阗。此外，《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三年（761）正月条记：“丙戌，以于阗王胜之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52]四镇节度副使由于阗王兼任，其驻地在于阗更无疑议。这一点还可以从当地出土文书得到证明。上文提到的Hedin 24号双语文书《乾元三年（?）闰四月四日典史环仆牒》末署：“节度副使都督王（下残，推测应是毗沙都督于阗王尉迟曜署名）。”又麻札塔格出土的M.T.c.iii《建中七年（786）十一月十九日牒》后署：“使节度副使开府太常卿苏。”[53]这些文书正是四镇节度副使在于阗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档案。 四镇节度副使驻节于阗的事实表明，于阗在整个唐朝西域镇防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安西都护、四镇节度使所在的龟兹。 于阗在安西四镇中所处的这种地位，还可以从史籍中所见大多数四镇名表中看出，现将我们收集到的有代表性的材料罗列于下： A.上文提及的《延载元年泛德达轻车都尉告身》：“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敕，金牙军拔于阗、安西、疏勒、碎叶等四镇。” B.《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引苏氏记曰：“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54]他书略同。 C.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此即安西四镇名数：一安西、二于阗、三疏勒、四焉耆。”[55] D.《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门：“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56] E.《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安西都护所统四镇：龟兹都督府、……毗沙都督府、……疏勒都督府、……焉耆都督府。”[57]《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同[58]。 F.《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龟兹条：“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59]《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龟兹条同[60]。按此条史料年代有误。 G.《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焉耆条：“开元七年，……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61] H.《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条：“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62] 以上A、D、G三条因为有所侧重，所以不具有代表性，其他除《通鉴》外，均以龟兹为首，于阗为次，慧超的记载甚至编有序号，当是闻自安西驻守军将。《会要》及两唐书《地理志》应本自原始档案，其所反映的应是实际情况。从四镇名表的排列上，也可以看出于阗在安西四镇中的地位。 于阗的这一地位的确定，有助于其作用的发挥。《旧唐书》卷一四四《尉迟胜传》记：“尉迟胜，本于阗王珪之长子，少嗣位。天宝中来朝，献名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还国，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同击萨毗、播仙，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皆同正。”[63]按高仙芝以天宝六载（747）征小勃律功授安西四镇节度使[64]。《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门四记：“天宝七载三月，于阗、焉耆、龟兹、牂牁并遣使贺正，且献方物。”[65]这或许就是指尉迟胜天宝中来朝一事，考虑到高仙芝天宝九载破朅师、石国及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等战事[66]，二人合击萨毗、播仙当在天宝八载。四镇节度使与于阗王合击入侵鄯善、且末地区的吐蕃军，充分证明了于阗不仅增强了本身的防御能力，而且有力量主动出击。库车苏巴什唐代遗址出土的汉文残文书中，有“一十人于阗兵”的记录[67]，证明于阗兵还曾支援过安西都护府的大本营龟兹。另外，拜城克孜尔石窟出土有如下残文书：“碛〔西〕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于〕阗镇军库讫，被问依（中残）更问（下残）。”[68]碛西即安西，安西行军取用于阗镇军库的物资，进一步证明于阗军镇在安西四镇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我们从唐朝势力进入西域的历程，各级军镇体制的建立，四镇节度使、副使在于阗的活动等方面，详细探讨了于阗从备受吐蕃与西突厥余部侵袭，到主动出击，增援他镇的变化，以此说明于阗在安西四镇中仅次于龟兹的重要地位。这也有助于人们对整个唐代西域史的理解。 [1] 参看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东洋文化》第68号，1988年，69－107页；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95―104页。 [2] 参看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70―82页。 [3]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于阗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303页。 [4]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320页。 [5] 参看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97页。 [6] 《全唐文》卷四〇《赐郭虔瓘等玺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439页下栏。按唐发府兵镇戍安西四镇，见《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第13行“二人安西镇”，《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73―174页。 [7] 《册府元龟》卷四四九将帅部专杀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5324页下栏。 [8]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龙朔三年十二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339页。 [9] 参看拙稿《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45―351页。 [10]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咸亨元年四月条，6363页。 [11] 同上，6375页；《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99―100页。 [12]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1151页；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见《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京都，1957年，587―588页。 [13]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门，11372页上栏。 [14] J. Bacot, F. W. Thomas, & Ch.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 1940, pp. 16, 36；G. Uray,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 by J. Harmatta, Budapest 1979, p. 281；拙译乌瑞《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43页。按这里的突厥之境，据乌瑞上文考订系指天山以北十姓故地以及塔里木盆地乃至吐火罗斯坦。 [15] 《武周延载元年（694）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224页。 [16] 按藏文gu-zan，佐藤长与J. Harmatta分别比定为龟兹和犍陀罗/乌苌地区的贵霜后裔各国，见Uray上引文281页。然而，对比有关于阗的藏文佛教文献中的ku-sheng/ko-sheng（即固城）一词，gu-zan很能就是固城，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1986年，109－110页；拙译乌瑞《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43页。 [17] 此系森安孝夫据藏文《于阗国授记》所作的考证结果，见所著《吐蕃の中央アジア进出》，《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第4号，1984年，20―21页。 [18] 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126页。 [19]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6078页；《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龟兹条，5304页。 [20] 《旧唐书》卷一四四《尉迟胜传》（3924页）、《新唐书》卷一一〇《尉迟胜传》（4127页）均记于阗王尉迟胜闻安禄山反，“率兵五千赴难”。因为此后于阗仍有唐军驻守，因此可知天宝末于阗镇兵当在五千以上。 [21] 《唐六典》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58―159页。 [22] 《唐会要》卷七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90页。《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同。 [23] 《全唐文》卷二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240页下栏。 [24] 菊池英夫《从西域出土文书看唐玄宗时代府兵制的运用》（上），《东洋学报》第52卷第3号，1969年，83―91页。 [25]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370页。按“录”字之误，系据菊池英夫上引文37―38页注10。 [26] 《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3205页。 [27] 《文苑英华》卷九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4829页下栏；《全唐文》卷四二二，4308页上栏。 [28]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一，980页。 [29] 安西地区的其他军镇史料有：《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保大军，屯碎叶城。”（1048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延载元年（694）二月条记有碎叶镇守使韩思忠（6493页）。《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门记有疏勒副使张思礼，当指疏勒军副使（4244页下栏）。《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条记有疏勒镇守使夫蒙灵（6838页）。上举《旧唐书·高仙芝传》记有焉耆镇守使（3205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小勃律“开元初，以其地为绥远军。天宝六载，置归仁军。”（6251―6252页）又《悟空入竺记》记贞元初疏勒、于阗、钵浣（拨换）、握瑟得（据史德）、焉耆均有镇守使（《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一，980页）。可见安西军镇，至此时已不仅四镇而已。 [30]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1149－1151页。 [31]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1328页。 [32]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IV, Cambridge, 1979, pp. 37, 136-137. [33]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1048页。 [34] Ed. Chavannes, “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Uiliq, Niya and Endere”, Ancient Khotan, by A. Stein, Oxford, 1907, p.524. [35] 参看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61―62页。 [36] 侯灿《麻札塔格古戍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文物》1987年第3期，63―75页；殷晴《丝绸之路和古代于阗》，《西域史论丛》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77页。 [37] 原编号MIK III-7587，见《吐鲁番古写本展图录》，朝日新闻社，1991年，图版7及解说（池田温执笔）。 [38]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l. XXXV. [39] 此系笔者1985年在瑞典人种学博物馆“Hedin Collection”中找到的，应出土于和田东北老达玛沟一带遗址，参看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号，1988年，69―79页。 [40]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p. 87. [41] 安西地区的其他馆，《皇华四达记》记有吕光、新城、济浊、谒者、葭芦、羯饭馆。岑参有《银山碛西馆》、《宿铁关西馆》等诗。大谷库车文书1508号有“大井馆”名，见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一，京都：法藏馆，1984年，73页。而驿名尚未见到，目前所知唯一一条有关驿的材料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二年（708）突骑施娑葛攻四镇，“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而杀之”（6628页）。 [42]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5236页。 [43] 《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3211―3213页。 [44] 《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4569、4571页。 [45]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21页。 [46] 《宋高僧传》卷二《实叉难陀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32页。 [47] 《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门三，263页上栏。 [48] R. E. Emmerick，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London 1967，pp. 58-61. 关于提云般若的比定，见J. E. Hill, “Notes on the Dating of Khotanese History"，Indo-Iranian Journal，XXXI.3, 1988, pp. 181-182. [49]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门二，11452页上栏。 [50]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5192页。以上对证，详见拙稿《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13页。 [51]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五，878―79页。 [52]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正月条，7090页。 [53] Ed. 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p. 217, pl.X XXVI. [54] 《唐会要》卷七三，1571页。 [55] 录文见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京都，1957年，627页。 [56]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门二，11372页上栏。 [57]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1648页。 [58]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1134―1137页。 [59]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5304页。 [60]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6232页。 [61] 同上，6230页。 [62]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条，6847页。 [63] 《旧唐书》卷一四四《尉迟胜传》，3924页。 [64]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3924页。 [65]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门四，11412下栏―11413上栏。 [66]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九载条，6898、6900页；《天宝十载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官告》，《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2页。 [67]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90页，图版六六。 [68] 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2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