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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9世纪中叶于阗自吐蕃王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到11世纪初灭于黑韩王朝止，我们可以称之为“晚期于阗佛教王国”。公元791年吐蕃占领塔里木盆地以后，汉文正史中的有关于阗的记载十分稀少。938年于阗与中原王朝重新正式往来以后，汉文文献中又有了许多于阗遣使朝贡的记载。本世纪初敦煌文书的出土，特别是其中于阗语文书的释读，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晚期于阗佛教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通过数十年来各国学者的努力，于阗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有许多于阗史上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晚期于阗佛教王国的种族构成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就在吐蕃势力退出塔里木盆地而于阗重新立国的同时，漠北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击溃，部众西迁。于是，在西迁回鹘是否到达于阗，当时于阗的种族构成，特别是于阗国王李圣天的族属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李圣天时期的于阗王族是唐代尉迟氏王族的延续，也就是说，汉唐以来于阗的基本民族构成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1]。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回鹘西迁到了于阗，国王李圣天就是回鹘人[2]。近年来，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 然而，人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忽略了一批最根本的史料——于阗人自己所使用的于阗语所写文书中的有关记载，而是更多地依靠汉文文献立论，自然有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本文主要利用有关的于阗文史料，对回鹘说的种种论据提出质疑，并作出相应的解释，然后就这一时期于阗的族属给以初步的说明，目的仅仅是想把于阗文材料引入讨论，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归纳起来，持回鹘说的主要论据共有四点：（一）于阗王李圣天姓李，自称唐之宗室，与某些回鹘王族的情形正好相同；（二）李圣天的“圣天”和他的称号“狮子”常见于回鹘可汗的称号中，其女儿被称作“天公主”，与回鹘用法亦同；（三）于阗有摩尼教，与回鹘宗教信仰一样；（四）而且，《宋史·回鹘传》称回鹘西奔，族种散乱，新复州有黑汗王，《世界境域志》也称于阗王为“突厥与吐蕃之君主”。这些论据看上去似可自圆其说，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敦煌保存的同一时代于阗文史料中的有关记载，这些看法就很值得商榷了。以下逐条加以考察。 （一）新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敦煌莫高窟题记告诉我们，五代宋初统治于阗的君主名李圣天。《宋史·外国传》于阗条还进一步说：“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3]。作为一个于阗君主而自称姓李，显然是慑于昔日唐朝的声威而冒姓唐朝皇室的李姓。其实，冒姓为李的岂止李圣天一人，吐谷浑、奚族、沙陀的首领都曾改姓李[4]，当然不能据他们的李姓而认为吐谷浑、奚族、沙陀也是常冒李姓的回鹘。事实上，早在195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蒲立本教授就考订出李圣天的本名是尉迟僧乌波（Viśa’ Saṃbhava，912—966年在位），而且从他的继承者尉迟输罗（Viśa’ Śūra，967—977年在位）和尉迟达磨（Viśa’ Dharma，978—982？年在位）的尉迟姓来看[5]，当时于阗的王姓仍是汉唐以来执政的尉迟氏家族。这一点并非偶然，从和田麻扎塔格出土的藏文文书和于阗文文书看，吐蕃在于阗的统治采取了类似唐朝的羁縻制度，一方面派重兵驻守神山（麻札塔格）等军事据点，同时并没有断绝于阗的王系，而只是要求于阗王称臣纳贡、维持地方治安而已[6]。麻札塔格出土的一件于阗文写本（编号MT.b.ii.0065）是对于阗王尉迟诘（Viśa’ Kirti）的颂词，其中称：“自最优秀的藏人守卫于阗国，其统治已进入第六个年头。”[7]同一遗址出土的另一件于阗语文书（MT.c.0018）也提到这位国王：“于阗王尉迟诘四年十二月十八日。”[8]这两件文书明确表明吐蕃统治于阗期间，尉迟氏的王系并没有断绝。由此可以推知，晚期于阗佛教王国的尉迟王家只不过是代代相传的结果，李圣天的李姓并非其本来的姓氏，他只是汉唐以来尉迟王族中的一员而已，所谓“于阗李氏政权”的说法似有未妥。于阗国王在汉人面前以李为姓和自称唐之宗属，应当看作是某种外交手段或力图借助唐朝声威在西北立国的一种作法。 （二）持回鹘论的学者把李圣天一名中的“圣天”二字和敦煌壁画题记中的“甘州圣天可汗”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李圣天也是回鹘可汗的反映，并推测李圣天的“圣天”就是“圣天可汗”的简称。圣天一词的确是从漠北到甘州、西州回鹘可汗常用的头衔之一，回鹘文的原形是Tängri，汉文音译为“登里”[9]。李圣天一名中的圣天是否就来源于回鹘文的tängri，我们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于阗语文献中自有和圣天一词相对应的于阗文，即Miḍāṃjaśti，一作miṣḍām gyastä。misḍāṃ为形容词形，意为“神圣的”jasti意为“天、神”、佛教文献中常用来对译梵文的deva“天”[10]。此词在于阗语文献中正是最常见的于阗国王的称号，例如（为便于对照原文，以下特将转写列出）： （1）1978年和田策勒老达玛沟的铁提克日木遗址出土的于阗木函文书有：Salī 4 māśta 2 haḍā 5 ṣa’kṣuṇä miṣḍā gyasta hva(nä) rrāṃdä viśa’ sīmhyi“圣天于阗王尉迟僧诃四年二月五日”[11]。 （2）斯坦因和田所获木函文书记：Salī 1 māśtä 10 haḍā 22mye kṣ-uṇä miṣḍā gyastä hvaṃni misti trāmdäna rrāṃdi viśya sīhye“圣天于阗大王王尉迟僧诃元年十月二十二日”[12]。 （3）同上文书还记有：Salī 2 10 (?) māśti 11mye kṣuṇä miḍāṃ gyasti hvaṃni misti rrāṃdä visa Dharmä“圣天于阗大王尉迟达磨二十（？）年十一月”[13]。 （4）另一件于阗文木函（编号Or.9268第二件文书）也有：Salī ? Māśt(ä) 8 haḍā 27 ṣi’kṣuṇä miṣḍāṃ gyastä hvaṃnä mistä rruṃdänu rruṃdä viśa’dharma“圣天于阗大王王中之王尉迟达磨在位某年八月二十七日”[14]。 以上三件于阗文本函从书写形式和所用材料来看，年代应在唐代前期或更早，其中所记于阗王均有“圣天”称号，其使用年代或许还早于回鹘人。其它纸本文书也不例外： （5）Hardinge 073 II 1号文书：有Salī 10 4 ṣi’kṣuṇi mi(ḍāṃ) gyastä hvani mistä rruṃdänu rr(e) viśya vikrraṃ“圣天于阗大王王中之王尉迟超十四年”[15]。 （6）Hardinge 073 II 2号文书与（5）完全相同[16]。 在属于唐代的于阗语文书中，甚至就用Miḍāṃ gyasti“圣天”一词来代指于阗国王，如： （7）Hedin 3号文书背为：miḍāṃ jasti vara tta haṣḍi yanāmaṃ“谨上圣天（国王）状”[17]。 （8）Hedin 20号文书有：(ka)ja 22mye haḍai vā miṣḍāṃ gyastäna parau ā“二月二十二日圣天诏至”[18]。 （9）Hedin 21号文书为：miṣḍi gyastä tta parī“圣天诏”[19]。 （10）Or.11252，2号文书也是：miṣḍāṃ gyastäna parau“圣天诏”[20]。 （11）Or.11344，8号役簿记：hvaṃḍi 24 miḍāṃ jasti hīya kāṃjasta-kerā u ganama-kerā“二十四人，种圣天芝麻田麦田人”[21]。 上面提到的吐蕃统治时期在位的于阗王尉迟诘也有misdi gyastä“圣天”的称号[22]。而且，这一头衔也为晚期于阗佛教王国诸王们继承下来。 （12)年代为925年的《钢和泰杂卷》第三件文书记Salī 10 4 māśtä siṃjsīṃja Haḍā 20 ṣi’k ṣuṇä miṣḍāṃ gyastä hvaṃnä rruṃdä sarau viśa’ saṃbhava“圣天于阗王狮子尉迟僧乌波十四年四月二十日”[23]。 （13）P.2781号写本保存了于阗王尉迟僧伽罗摩（Viśa’ Samgrāma，可能是83年以后在位的君主）颂词，其中也用miḍāṃ jästä“圣天”来指称这位统治者[24]。 由此可见，“圣天”始终是于阗国王的称号，甚至还被用作一种尊称来代指国王。上述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12）条，它表明李圣天（即尉迟僧乌波）的于阗语称号中本来就有圣天，这应当说是李圣天的“圣天”一名之所本，而不是直接出自回鹘文的tängri或回鹘圣天可汗。 上引第（12）条《钢和泰杂卷》中称李圣天为“狮子”，持回鹘说的学者认为来源于突厥回鹘文的arslan（汉文音译作“阿萨兰”等），由此说于阗的狮子王和其它回鹘王国的狮子王一样，同是回鹘族。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李圣天称号中的狮子一名，见《钢和泰杂卷》于阗文部分的第7和32行，作sarau rruṃdä或rruṃdä sarau，与之相应的是同一写本藏文部分的第9和18行，作rgyal-po seng-’ge或seng-’ge rgval-po[25]。按于阗文的sarau（狮子）是个纯伊朗语的词汇[26]，常常用来翻译梵文的siṃha（狮子、狻猊）[27]；而藏文seng-’ge就是直接音译自梵文的siṃha[28]。显然，李圣天的“狮子”称号是继承了这个操伊朗语的国家的固有传统，而不是来源于回鹘文的arslan。这一点还可以从藏文大藏经中保存下来的《于阗国授记》的有关记载中得到说明，其中记载早期于阗王之一尉迟僧伽罗摩（Vijaya Sangrāma）的事迹时说：“尔后，尉迟诘王之子尉迟僧伽罗摩降世。王甚骁武，为抵御外敌，杀却许多生灵。尔后，一善斗之狮来，军人击之，反为所害。国王单臂擒而斩之，故此赢得‘狮子’（seng-ge）称号。”[29]大概就是因为狮子也是于阗王常用的称号，所以一些国王甚至就用梵文的siṃha（音“僧诃”，意“狮子”）作为自己的名字[30]。弄清了这个背景，就很难用狮子这一称号为据来说李圣天是回鹘人了。 持回鹘说的学者还举出于阗王所用“金汗”这一称号作为论据。此词见于P.2958第四件文书和P.2790号文书，前者是用于阗文写的《甘州回鹘可汗致于阗王书》，其中用于阗文拼写的回鹘文altun khan“金汗”一词来称于阗王[31]；后者是《于阗使臣上朝廷书》，其中用于阗文的Ysarrnai“金”和回鹘文借词ha:nä“汗”组合成“金汗”一词来指称于阗的统治者[32]，显然这是译自回鹘文的altun khan。这种称号或许是来源于回鹘对于阗王的称呼，然而，仅仅根据这种借词来论证人种问题是难以说服人的。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供养人题记把李圣天女和回鹘可汗女都称作“天公主”，这成为回鹘说的证据之一。据《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回鹘条，甘州回鹘称可汗妻为天公主[33]。敦煌供养人题记也称甘州圣天可汗的女儿为天公主。但是，李圣天女之称天公主未必就与回鹘同，因为于阗文中也有同样的用法，如P.2787号《于阗王尉迟僧伽罗摩颂词》第行就有jaśtā riñāṃ raispūrāṃ rraiysdyūrāṃ“诸天皇后、天王子天公主之……”[34]因此，天公主一称也很难用作李圣天是回鹘人的论证根据。 以上我们主要根据于阗文材料来说明圣天、狮子、金汗和天公主等称号并不能作为论证晚期于阗王国的王族已变成回鹘人的根据。退一步讲，即使某些称号源于回鹘，那也很难说于阗人就是回鹘人，因为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那里借用官号的作法，是历史上各民族政权间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如突厥、回鹘人早就将汉族的都督、将军、公主等词借入回鹘文（totop/tutuq，sangun/sängün，qunčuy）[35]，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回鹘人是汉人。 （三）《宋史·外国传》于阗条记北宋建隆二年（961）有于阗摩尼师来贡[36]，持回鹘说的学者把这条记载和回鹘尊奉摩尼教联系起来，认为摩尼教的出现是回鹘西迁后于阗王国发生的变化之一。这里忽略了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8—942）亲至其地的高居诲的记载：“俗喜鬼神而好佛，〔李〕圣天居处，尝（常）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37]而且，在敦煌发现的晚期于阗语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摩尼教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是佛教的内容[38]。无庸置疑，于阗在灭于黑韩王朝以前一直是以佛教为国教，和漠北一度奉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汗国完全不同。从回鹘方面讲，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回鹘、粟特文文献表明，他们西迁到西州和甘州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改宗佛教，这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回鹘人带着摩尼教到达于阗的假设。于阗是处在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王国之一，境内有从中亚地区来的摩尼教徒是可以理解的。 （四）最后，还需要对回鹘说所依据的《宋史》和《世界境域志》中的两条材料作出解释。《宋史·回鹘传》称：“初，回鹘西奔，族种散乱，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王，新复州有黑汗王。”[39]一些学者据《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菻条所记“于阗王所居新福州”[40]，认为于阗新复州或新福州之黑汗王即西迁回鹘的可汗之一。从史源学来看，《宋史》成于元初，上述文字应是编《宋史》的史官所作的一种概说。然而，这段历史本来就十分模糊，很可能是元初的史官把并入黑韩王朝以后的于阗也当作了西迁回鹘的一支，但这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年代界说，也有可能所描述的就是公元11世纪以后的西北民族布局。要之，有关回鹘西迁的最早史料和绝大部分史料都没有说回鹘人迁到了于阗地区[41]，所以，《宋史》这条晚出的孤证是不足凭信的。 在982年成书的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Ḥudūd al-‘Ālam）一书中，说于阗王自称为“突厥与吐蕃之君主”[42]。突厥和吐蕃都曾经是于阗的统治者，当然有突厥人或吐蕃人留在其境内。于阗王号称是“突厥与吐蕃之君主”，固然可能是因为境内有这两族的部众,但更可能是于阗王的妄自尊大,这和于阗王又有“金汗”和“大于阗汉天子”[43]的称号一样，并不能证明于阗王是回鹘人或其它族属。 以上仅就回鹘说所提出的主要论据略作考辨，以期说明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西迁回鹘并没有到达于阗，晚期于阗佛教王国的种族构成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其实，如果从于阗语文献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于阗人自称为hvatäna/hvaṃna“涣那（于阗）人”，而称回鹘人为hve:hvu:ra“回纥人”（此词借自汉文，而非直接来自回鹘文）[44]，说明他们对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确的。敦煌发现的许多《于阗使臣上朝廷书》详细报告了甘州、西州等地回鹘人的动向，表明于阗人对回鹘人是十分了解的。如果把于阗人看作回鹘人，这些现象就很难作出满意的解释了。 我们在上面论证了晚期于阗佛教王国的王族和一般民众的主体并不是西迁的回鹘族，但这并不否定于阗境内部分回鹘人的存在。回鹘西迁，在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东北部的焉耆、龟兹地区建立了高昌王国，在一些学者意中，还有西逾葱岭的一支会同葛逻禄、样磨等部于10世纪下半叶创建了黑韩王朝。因此，10世纪中叶以后，于阗已处在东西回鹘势力的包围之中，回鹘人逐渐渗透进于阗王国的范围之内是必然的，在西部，据《世界境域志》第11章记载，从疏勒到于阗的路上就有许多九姓古思人（即回鹘人）[45]；在东部，于阗人与甘州回鹘的关系是较为友好的，敦煌文书中保存的于阗人学习突厥词所用的词汇表[46]，说明回鹘已开始在语言上影响于阗操伊朗语的居民。然而，于阗的最终突厥化应当晚至11世纪以后。11世纪70年代马合木·喀什噶里编写的《突厥语词典》记载：“通晓两种语言及与城镇往来的人，如粟特人、坎阇人、阿尔乌地区〔Arγu，指势海西到塔什干乃至康国地区〕人，讲话时就带了一定的柔性。于阗、吐蕃和较晚住在突厥人境内的部分党项人也就属于这一类型，……吐蕃自有语言，于阗也自有语言文字，他们的突厥语讲得较差。”[47]另一处又说：“于阗的居民与坎阇族语言首音ha都变成alif，因为使用非突厥语的文字来写突厥语，所以他们的语言不能算是突厥语。……于阗、坎阇语言中有ha这个字，所以他们原先的语言不是突厥语，而是从住在突厥人的地域以后〔才讲突厥语的〕。”[48]可见，直到喀什噶里的时代，于阗还没有完全被回鹘人同化[49]。 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藏文《牛角山授记》、《于阗国授记》四部佛教文献都记载了于阗国的开国传说，内容大同小异，都说于阗王国是由从印度和中国去的两支殖民团体共同建立的。这种传说显然是产生于中原王朝长期经营西域和佛教已经成为国王和民众的共同信仰以后，因此，梵汉两族在传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0]。但《于阗国授记》也保存了比较真实可靠的记载：“于阗乃梵汉之人相会之处，其俗土语非梵非汉，其字母与天竺一一相符，而民俗多同于汉国，然宗教习俗与用语则几同于天竺。”[51]其俗之土语应即于阗语，属于“非梵非汉”的伊朗语族，文字则用印度的婆逻谜字母。这种语言与古代印度西北及中亚塞人所用语言相同，因此，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于阗的土著居民应是塞种人[52]。据考证，hvatana“于阗”一词的原形*hu-vat-ana意为“非常有力的”，很可能就取意于Saka“塞种”的原形*sak-的本意“有力的”[53]。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于阗的王系和语言从建国以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说晚期于阗佛教王国时期的于阗王族和基本群众应是塞种，但作为一个丝路上的绿洲王国，又先后服属于匈奴、汉、嚈哒、突厥、吐蕃等族政权，这里很早就应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否认9、10世纪的于阗境内有部分回鹘人的存在，只是说这里的大部分民众应是塞人。所谓回鹘西迁以后的于阗就是回鹘王国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缩略语： AM.ns. = Asia Major, new series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KT, I-VII = H. 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Khotanese Texts, Cambridge 1969-1985 SDTV=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London 1968 
[1] 殷晴《关于大宝于阗国的若干问题》，《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247页；钱伯泉《新复州回鹘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113—114页。 [2] 王国维《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四；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1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152，第160—162页；汤开建、王叔凯《关于于阗政权与喀刺汗王朝关系的探讨》，《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3期，第112—113页。 [3]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于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06页。 [4] 上引殷晴文242页。参看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第128—156页。 [5] E.G.Pulleyblank，“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AM.ns，IV-1， 1954，pp.90-94. [6] 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I，London 1951，pp.184-190. [7] S.Konow，“A Saka Name of Mazār-tāgh”，A Volume of Eastern and Ind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F.W.Thomas on his 72nd Birthday，Bombay 1939，pp.146-147;KT，II,p.72；SDTV,pp. 90-91. [8] KT，II，72；SDTV，79. [9] J.R.Hamilton，Les Ouīghoursà 1‘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Paris 1955，pp.139-143；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21—22页；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讲座敦煌》第6卷《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22、31页。 [10] H.W.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ridge 1979，p.333，S.V.gyasta-． [11] R.E.Emmerick，“A New Khotanese Document from China”，Studia Iranica，XIII-2，1984，p.191.关于文书出土地点，见殷晴《一件新发现的于阗语文书》，《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12期，10—11页。 [12] 现藏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此据P.O.Skjaerv的讲演稿“The Khotanese Documents”，承作者见赠，谨此致谢。 [13] 同上。 [14] KT，II，p.13；SDTV，pp.6-7． [15] KT，V，p.273． [16] ibid． [17] KT，IV，pp.23，71． [18] KT，IV，pp.33，121． [19] KT，IV，pp.34，125． [20] KT，II，p.15；SDTV，p.34． [21] KT，II，p.35; SDTV，p.36． [22] KT，II，p.72; SDTV，p.90． [23] KT，II，p.74; H.W.Bailey, “The Staë1-Holstein Miscellany”，AM.ns.， II-1，1951，pp.3，44． [24] KT，I，p.102；H.W.Bailey，“Viśa‘ Sangrāma”，AM.ns.，XI-2，1965，p.103． [25] AM.ns.，II-1，1951，p.8． [26] H.W.Bailey，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 New York 1982，pp.34-35． [27]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p.421，S.V.sarau． [28] R.E.Emmerick，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London 1967，p.157． [29] 同上书，48—49页。 [30] 同上书，100—101页；上引于阗文史料（1）（2）条。 [31] KT，II，p.118；H.W.Bailey，“Altun Khan”，BSOAS，XXX-1，1967，pp.96， 102． [32] KT，II，p.113；H.W.Bailey，“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AM.ns.，XI-1(1964)，4，9. [33]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916页。 [34] KT，II，p.103；AM.ns.，XI-2，1965，p.104；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p.365，s.v.rräspūra-． [35]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同作者《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323页；Hamilton上引书，65，91—92，155页。 [36]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于阗条，14106页。 [37]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918页。参看钱伯泉上引文114页。 [38] R．E．Emmerick，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Tokyo 1979，pp.15-53；H.W.Bailey，“Khotanese Saka Literatur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 3(2)，ed.by E.Yarshater，Cambridge 1983，pp.1232-1240；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78—88页；熊本裕《于阗语文献概说》，《讲座敦煌》第6卷《敦煌胡语文献》101—140页。 [39]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14117页。 [40] 《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9777页。 [41] 参看森安孝夫《回鹘西迁考》，《东洋学报》第5卷第1、2号，1977年，105—130页；陈俊谋汉译文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8—14页。 [42] V. Minorsky，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London 1937，p.85；王治来、周锡娟汉译本，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部刊行，1983年，60页。 [43] 见P. 2826《于阗王致沙州节度使书》所钤印文“大于阗汉天子制印”，参看《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273页。 [44] KT，VII，p.42． [45] Minorsky上引书，93页；汉译本64页；参看王治来《十世纪波斯文古地理书——〈世纪境域志〉》，《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92—93页；蒋其祥、周锡娟《九至十三世纪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同上期杂志，98页。 [46] H.W.Bailey，“A Turkish-Khotanese Vocabulary”，BSOAS，XI-2，1944，pp.290-296；E. Hovdhaugen，“Turkish Words in Khotanese Texts：A Linguistic Analysis”，Norsk Tids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XXIV，1971，pp.163-206；H.W.Bailey，“Taklamakan Miscellany”，BSOAS，XXXVI-2，1973，p.224，p1.I；G.Clauson，“The Turkish-Khotanese Vocabulary Re-edited”，Islâm Tetkikleri Enstitü Dergisi (Review of the Institute of Islam Studies)，V-1-4，Istanbul 1973，pp.37-45. [47]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38—39页（此据作者校改本）。 [48] 羽田明《喀什噶里与〈突厥·阿拉伯词汇〉》，《中央亚细亚史研究》，京都：临川书店，1982年，377页。 [49] 参看李吟屏《从〈突厥语大词典〉看古代和田的语言和民族》，《新疆日报》1983年1月15日第3版。 [50] 山崎元一《于阗建国传说成立的背景》，《国学院杂志》第73卷第3号，1972年，6—16页。 [51] Emmerick，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pp.20-21. [52] H.W.Bailey，“North-Iranian Traditions”，Acta Iranica，1，Leiden 1974，pp.292-296；idem.，“Sakas of Khotan and Ossetia”，Philologia Orientalis，IV，1976，pp.34-39；idem.，“Sakastāna”，Farhang-e Irān Zamīn，XXI，1976，pp.8-12；idem.，“The Orbit of Afghan Studies”，Afghan Studies，1，1978，pp.1-8；idem.，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pp.7-10；idem.，KT，VII，pp.63-75；R.E.Emmerick，“The Iranian Settlements to the East of the Pamir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 (1)，ed.by E.Yarshater，Cambridge 1983，pp.263-275. [53] R.E.Emmerick，“Names from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tic Journal，XII-2，1968，pp.88-89. (责任编辑：admin) |